国学知识

康熙四年（1665），曾参加《南部防乱公揭》的复社友人嘉兴人巢鸣盛（字端明），明亡后筑室其母墓侧，裹足不离。这时听说他在语溪，竟破戒前来相访。黄宗羲因出其近年所著批评夏彝仲《幸存录》中有关晚明党争观点的《汰存录》一书，请他作序。但是巢鸣盛的序，黄宗羲并不满意，于是自作《题辞》于《汰存录》之前。这篇著作，完全流露了他在反思明亡教训在党争问题上的门户之见。关于巢鸣盛来访和两篇《存录》事，黄宗羲说：乙巳（康熙四年），闻余馆语溪，破戒相访。夏彝仲有《幸存录》，言“三案”之事，得之山东张延登

在中国古代，文学天赋的神秘与天才传奇汇聚成文才尊奉的习尚，富有文才者由此被命名为“才子”，而创作力衰退、文思迟钝、佳作难觅者也同样要追根溯源于才，自六朝开始，批评界就将这种创作情势的变化概括为“才尽”，“江郎才尽”便是其时最著名的典故。围绕这个传说，历代引发了江淹之才是否尽，人之才是否能尽，是什么因素影响妨碍了才的尽数发挥，维持才情活力的途径是什么等诸多话题。很多作家成名之后，创作难以为继的现象也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作家的才华类似容蓄在

《文心雕龙·章句篇》称“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刘勰认为，文字是言语之体貌，文章之宅宇，是人们说话写文章表达思想的依托。“练于骨者，析辞必精”（《风骨篇》），“缀字属篇，必须练择”，“趣舍之间，不可不察”（《练字篇》）。《练字篇》更是刘勰所撰“汉字批评”的专论，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相关问题。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练字之功，在文家为首要。”用字之

有两个概念是贯串《庄子》内七篇的：一是“遊”，二是“道”。前者可以说是《庄子》一书的代表性概念，后者则是《庄子》一书最根本的概念。辨明它们在内七篇不同语境中的含义，无疑对恰切、深入地理解“内篇”各篇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这两个贯串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可以视为内七篇以至全本《庄子》整体性的一个标志。一“遊”字从第一篇的题目《逍遥遊》起，直贯串到《应帝王》篇“体尽无穷，而遊无朕”句。这是用&

孟子的思想很明确，我们人性之中至少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味、色、声、嗅”等生理欲望，一方面是“仁、义、礼、智”的道德禀赋，孟子主张不应将前者而应将后者也就是“仁、义、礼、智”看作我们真正的性。关于荀子的心，学术界一般认为是认识心或智识心，其与孟子心的最大不同在于，孟子是以仁识心，其心是道德本心，此心具有良知、良能，可做道德判断，引发道德行为。因此，它是善之根源，善之“生起因”，其心也可称为道德本心，本有本源、

南宋时期，朱熹在闽浙赣交界的武夷山地区开展文化学术的传承与创新活动，形成了著名的朱子学派，其影响遍及东南诸省。此时，朱熹的《四书集注》被钦定为科举的教科书和考试的标准答案，其学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上升为官方哲学，成为近古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影响中国社会600多年。朱子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成果的总结，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作为文化遗产，朱子学是超越时代、超越区域的。朱子学与东亚文明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为近邻，或山水相依，或隔海相望。这种地理环境和频繁的学术交

陶渊明在世的时候，文名并不显赫。当时，他有一位忘年交的“小朋友”颜延之，是比陶渊明小十九岁的著名作家。陶渊明去世后，颜延之作了一篇《陶征士诔并序》，对陶渊明的文学评价只有八个字：“文取指达，赋诗归来。”陶渊明的诗文平淡质朴，而颜延之则追求藻丽典雅，代表了当时文坛的主流倾向。陶渊明由不入主流的作家最终变为第一流的作家，经历了一个各种机缘相继成就的过程。陶渊明在世时就是著名的“寻阳三隐”之一。连新上任的郡太守檀道济都不能忽视他，拿着粮食和

东晋、刘宋之际，在浔阳（一作“寻阳”）郡地方有三位“不应征命”的著名隐士：陶渊明（字元亮，后改名潜，365-427）、刘遗民（原名刘程之，字仲思，354-410）、周续之（字道祖，377-423），合称“浔阳三隐”。此事在沈约《宋书·隐逸传》、萧统《陶渊明传》、许嵩《建康实录》以及《莲社高贤传》等文献中都曾经提到。“三隐”中后来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而在当时，另外两位的知名度似不在他之下，可

明后期帝王（崇祯除外）怠政，朝纲颓败，乱像丛生，让明迅速走向衰退以至灭亡。不过，历史的吊诡在于，皇权的式微却刺激了民间或底层的活力。明末后期商业的繁荣是这一活力的表现，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科技著作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划时代的四部科技著作是《农政全书》（徐光启，成书于万历）、《本草纲目》（李时珍，成书于万历）、《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成书于崇祯）和本文要说的宋应星（1587-1661）的《天工开物》（下简称《天》）。《天》初刻于崇祯十年即公元1637年，但此书命运多舛。在清一代，清初尚在印行，后因书中&l

对庄子的注意始于《史记》。据司马迁说，国王让人带了很多钱去请庄子做宰相，他居然说我宁愿在脏兮兮的小沟里自寻快活。这么个牛人，据说激动了一代又一代文学巨匠，其作被鲁迅盛赞“汪洋捭阖，仪态万方”，让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其影响下发展。就为这，有机会上大学时我特地选修了先秦的课程，直奔他而去。庄子的时代，各类野心家、阴谋家“……争于气力”（韩非：《五蠹》）。“无耻者富，多信者显”。

魏晋以来，乐府诗创作进入有主名时代，人们越来越把乐府诗当作诗之一体进行批评，于是出现了实际意义上的“乐府诗学”。《文心雕龙》专列《乐府》篇，是为“乐府诗学”开山之作（吴相洲《乐府学概论》）。王小盾先生《〈文心雕龙·乐府〉三论》，论述“乐府”三种内涵：一、“声依永，律和声”，是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二、是介于诗、赋之间的一种韵文文体；三、承载礼仪典制功能。而在《乐府》篇外，《文心雕龙》又有《杂文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生于浙江余姚，卒于江西南安，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绍兴市柯城区兰亭乡仙霞山）。生前获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后遭人诬陷，被削夺伯爵并取消朝廷恩典。卒后三十八年，即明隆庆元年（1567），被追赠为新建侯，谥“文成”。王阳明青壮年时，曾读书于绍兴市郊会稽山阳明洞天，自称阳明子、阳明山人，故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一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对后世散文以至整个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部分文学家倡导某种文学主张，特别是散文创作的主张，都会以《史记》为旗帜。而另外一些文学家倡导相反的文学主张，也会把《史记》当成靶子，通过对它的阐释和批评，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于是作为前代文学经典的《史记》，就成为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风向标。考察《史记》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成为观察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明朝前期的整个社会文化风尚，总体上以程朱理学为正宗，在散文创作方面则是以与理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唐宋古文为依归。当然，

我国传统文化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石，“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因而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宗旨的家风家训文化历来受到人们重视，在我国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华民族极具特色的宝贵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家风家训文化，对于我们今天实施文化传承工程，推进优秀家风培育和家庭、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家训，也称家诫、家范、宗规、族训、家语等等，主要是指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

一本书的研究成为一门学问，“红学”是最著名的例子；《文心雕龙》研究发展成“龙学”，也是一个不多见的例子。《文心雕龙》问世于公元六世纪初，至今已经1500余年。1500年的《文心雕龙》传播和研究史，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前“龙学”时期（20世纪以前），二是20世纪以来的“龙学”史。漫长的前“龙学”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主要是文本的校勘、典故的解说以及原文的征引，对词语文意的训释尚且很

以法建制 以德正心 中国古代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智慧国家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方式具有多元综合性。中国古代在治国理政方式上，实行礼乐政刑综合治理。在这种综合治理中，道德与法律是两大主要手段。中国古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共同治理，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政治法律文明积累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理论探索在理论上，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治国理政方针曾进行过广泛深入的探索。先秦儒家重视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国家治理离不开道德，应以道德规范调整

《史记》与科举考试的密切关联，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唐宋两代曾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二是作为文章典范深刻影响了明清八股文的写作；三是作为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丰富和完善了科举文化。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最为有名的是进士科和明经科，还有其他一些较为次要的科目，比如史科。史科有一史和三史之分，始设于长庆三年（823）。一史指的就是《史记》，考试内容包括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十、策通二道以上为及第。三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与魏晋南北朝时称《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r

——魏之三祖“宰割辞调”的诗歌史意义编者按《文心雕龙》论文体，在《明诗》篇后特又设《乐府》篇，以示“诗与歌别”。在古代，诗评家们往往把乐府当作另一种诗歌，单独品评，于是有了乐府诗学。本期选取的三篇论文都以乐府诗学为研究对象，探讨古人如何论述乐府。郭丽副教授阐发了曹魏三祖创作乐府“宰割辞调”，使歌辞“音靡节平”，从而开启了绮靡诗风。编者十几年前论述永明体与音乐关系时没有说清在永明体以前，是

从留存下来的乐府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可以发现，陶渊明首次将乐府运用于私人交谊，拓展了乐府诗的表现功能。陶渊明不仅在田园诗、营造意境、平淡风格等方面孤明先发，其在乐府诗创作的开创之功也应该受到重视。《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用相和旧题。《宋书·乐志》卷三即载有东阿王曹植所作楚调怨诗《明月》（明月照高楼）一篇，由七解组成。智匠《古今乐录》转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伎录》：“楚调曲有《白头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东武琵琶吟行》《怨诗行》，其器有笙、笛弄、节、琴、筝

曹雪芹通过贾府的衣食住行把钟鸣鼎食人家的富贵之相刻画得淋漓尽致。一屋一室，或雕梁画栋，或曲径通幽，或金碧辉煌，或简约古朴，相映成辉，相映成画。一餐一饮精烹细作，食不厌精。一衣一带雀衣彩绣，美轮美奂。但仍然没有宴席上的浅斟深酌更能体现出贾府“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没有比推杯换盏之时的琴歌酒赋更能体现出翰墨书香之族的风流雅致。/壹/《红楼梦》中饮酒的场合多达五十多处，酒宴就有二三十处，精心刻画的多是女性饮酒的场面。就像她们中几乎每个人都曾梨花带雨，她们中几乎每个人也都曾浅斟深酌。上

司马相如为后人所铭记并津津乐道的，是其“不似从人间来”（扬雄《与桓谭书》）的大赋作品，还有他与卓文君极富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而相如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功”，即他在汉武帝一朝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却被这“文学”的光芒遮掩，有意无意中被人们淡化，甚至是忽视了。司马相如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史记》《汉书》之记载（两书文字大致相同。本文引文依《史记》，所据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3年9月版），除了收录其代

从中国几千年诗歌发展历史看，新体总是在旧体中产生，旧体与新体也总能和谐共存而生生不息，鲜有新体诞生而旧体便消亡，这是中国古代各种诗体演进变化的基本规律。与此相关的另一情形是，当一种新诗体即将诞生，它在接受多种旧体滋养孕育的同时，必然会选择一种最适合自己生长发育的体式作为胎化的母体，由二言、三言体诗歌发展至四言、五言、七言，由古体而近体，由近体而词曲，莫不如此。在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以后的各种诗体，如五言、七言、古体、近体、词、曲等，皆流传至今而不曾中断消亡。而在四言诗之前的二言、三言体诗，虽然逐步演化

自1807年英国人马礼逊来到中国，此后来华的西方人络绎不绝，来华者往往背负外交、经商抑或宗教使命，其中不乏久居中国长袍马褂客死异乡者。人们喜欢探究来华汉学家身上的中国情结。考察这些来华西方人的生活与著述，我们深感，他们身上有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情结，而是长期耳濡目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而形成的“国学”情结。第一，人名多附庸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汉学家Samuel Wells Williams，中文名字为卫三畏。“三畏”，不仅与他的英文名Samuel音相近，而且能从《论语

“副车”一词，《辞源》第一个义项释作：皇帝的侍从车辆。《汉语大词典》：皇帝的从车。书证均引《史记·留侯世家》“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及司马贞《索隐》“《汉官仪》：天子属车三十六乘。属车即副车，而奉车郎御而从后”。而钱玄、钱兴奇编《三礼辞典》对“副车”的解释是：备用之车，亦称贰车。天子、诸侯、卿大夫皆有贰车。皇帝的侍从车辆（或皇帝的从车）叫属车，不叫副车。《史记&a

中国绘画在诞生之时以及在后世的流传中，往往会产生诸多附着于绘画文本（有部分留存于文本之外）的题跋、印鉴、花押以及附记等，此即为绘画之副文本。中国绘画副文本如以形式来划分，有题跋诗、题跋文、题记、签名、印鉴、花押等等。如以留存方位来划分，又有题于画内或画外之分：题于画内又可细分为题于引首、画面、前后隔水、拖尾等处，题于画外者多存于古代典籍之中。如以题写者来划分，又有自题和他题之分。以全局视域解读中国古典绘画，会有意外的收获。借助绘画副文本特别是画家自题副文本，诗画对读，可深入理解画作之妙处。元代王冕擅长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