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将中国称为“一个如神圣礼仪般存在的人类社群”。年复年，日复日，礼仪生活交织着种种敬意与温情，在我们这个和谐大邦世代传承。《管子·牧民》：“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其中，“四维”指的是礼、义、廉、耻。“四维”是国家运行的重要支柱，礼绝则国倾，义绝则国危，廉绝则国覆，耻绝则国灭。国家顺应礼制法度才能使

王子成，字庆之，自号极乐居士。著有《礼念弥陀道场忏法》。赵秉文赞“未曾有也”。“极乐居士，是汝导师。当知此忏，诸资粮具”李纯甫认为“乃学佛之捷径”。明成化四年(1468)秋，宪宗皇帝为其父之丧，尝印《弥陀忏法》安于殡侧。近人顾净缘这样评价：“网落群籍，蔚为巨制，文义整瞻，靡所不包，千百年来，西方之教，至此又一集其大成焉。”[1]此书也流传至高丽、日本。《礼念弥陀道场忏法》总共分为十三门：第一，归依西方三宝，第二

《史通》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此论多为历代学者共识。故汉唐以来，上自庙堂，下至闾里，人莫不习。解之为史鉴，援之以赞治，释之为训诫，授之为教化，引之以立论，《书》之大经大史地位，莫可比肩。当下，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书》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的张力。作为经典中的经典，《尚书》的当代价值正日益彰显。一《尚书》为“政书”之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朝鲜时期对阳明学的认知开始很早，按照朴祥编写《辨王阳明守仁传习录》的时间推断，应该是在中宗十六年（1521年）。此时王阳明才50岁，距离其代表作《传习录》首次在中国刊行（1518年）才过去三年而已。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朝鲜学界有不少响应阳明学，或至少是对阳明学抱有好感的学者，而且这些学者大都是这一时期在学界和政界享有知名度并有影响力的学者，如南彦经、李睟光、崔鸣吉等人。但在以朱子性理学为宗的朝鲜学界，道统显得尤为重要。自1392年朝鲜王朝建国后，当时的朝鲜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创业期，前期学者郑道传、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标志之一，就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功能达到极致。上层社会，墨客文人和三教九流各有其日常生活。但不管何种人群，其日常生活均能亦均在唐诗中有所表现，题材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外交，小至起居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举其大者，应有四个方面。纪事遣兴，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功能。这本是文人生活的常态。唐人用诗歌来表达思想，纪录生活并自我抒情。如果一个诗人的传世作品较多，后人便可以从其作品入手，复原其生活轨迹之大概。原因就在于唐人写诗，类同后人的日记，是日常生活

122年前，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号召，为进中国于世界先进行列，撰写《建国方略》，勾勒含“心理建设”“实业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系统建设工程——一个宏伟的现代化建设蓝图，其中既有世界视野，又从中国国情出发，既借鉴西方经验，又蕴含着中国元素。本文仅就“心理建设”，透视它与传统心学的渊源关系，并从中得到启迪。一《心理建设》为《建国方略》之首篇，文中阐述心理建设

我国以孔孟儒家学说为主流的文化形成传统，与社会教育、道德行为、个人前途紧密结合，在独尊儒术的两千余年间，潜移默化，规范了世代国人的思想道德。传统文化的功能及其影响力，绝对不可小觑。近代以来，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儒士出身、笃信程朱理学、热心经世的带兵官，之所以能铲除洋不洋土不土的洪杨“拜上帝”会（拜上帝教），其宣之于众的口号，不是保卫大清王朝，而是保卫孔孟“圣教”。而今，孔子学院在国外开遍通都大邑，成为进行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向世界展示“软实力&rd

翻译引进西学著作，在西学中求得救国之策、强国之法，改变国家命运，这是晚清知识群体译介西学的初衷。而作为这一时期西学译介的另一主力，来华传教士也有着自己的打算。纵观晚清中西人士在西学译介中的互动和心态变化，虽然在微观层面上因个体、环境差异而各不相同，但在宏观层面上，以社会群体视之，则呈现出一般性特点和规律。这两个社会群体在“救国策略”译介中的心态变化，反映了晚清救国方略探索错综复杂、曲折变迁的多元面相。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译介西学的第一步往往是针砭时弊，采用以破为立、边破边立的

儒家借助鬼神之道设立教化的学说。它强调宗教祭祀的社会教育功能，最能体现儒家人文主义宗教观的特色。“神道设教”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观卦彖辞，原文是：“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神道”指阴阳变化不测之道，非专指鬼神之道，但用之既久，后世多以神道指鬼神之事，与人道相对应，于是神道设教便成为儒家宗教观的简练表述方式，而它又确符合孔子和儒家主流派的思想。《论语·学而》载曾子的话：&ldqu

韩偓（842–923）字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人。龙纪元年进士，累迁左谏议大夫、翰林学士，进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等。后构罪朱全忠贬濮州司马，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闻朱全忠杀崔胤、劫昭宗迁都，遂弃官南下，最终携家避地入闽，后侨居泉州南安，卒于南安龙兴寺，葬于葵山之麓①。韩偓是晚唐五代之际的著名诗人，以《香奁集》和《翰林集》名世。韩偓作为晚唐忠臣，系心昭宗、思念故国，其人格品节历来备受后人称誉②。无疑，儒家理念在其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然韩偓与道教之间也有密切关系。但是长期

自从胡适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称孔子的政治哲学为“正名主义”，视作“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孔子所言“正名”就被泛化为普适性政纲。以后论者无不受此影响，批评孔子“企图用过时的旧名来纠正改变了的现实，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观点成为主流。新时期以来，说孔子政治上“保守、落后以至反动”者不乏其人，对其政治哲学与治国方略误解尤甚。正本清源，廓清误解，已成为增强文化自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

古代诗文中有大量植物词，比如《诗经·豳风·七月》第六章：“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其中“郁、薁、葵、菽、枣、稻、瓜、壶、苴、荼、樗”都是植物词。再如，《论语·阳货》中，孔子说，学习《诗经》，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王逸《离骚序》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

据《汉书·窦婴传》记载，汉武帝刘彻当上皇位继承人，也是经历了一番人们意想不到的大波折：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春天，三年前所立的皇太子刘荣（景帝长子）被废，重新确定一位皇位继承人迫在眉睫。喜欢干预朝政的窦太后一再明白地向景帝表示，将来要把帝位传给她所溺爱骄纵的小儿子、景帝胞弟梁孝王（刘武）。梁孝王当时占有优势，他在不久之前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中因堵截叛军西进、捍卫京师立了大功，加上有太后直接插手，景帝只好附和，向梁孝王示意：“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外戚窦婴和大臣

南宋嘉定十四年辛巳（1221年），二三月间，蕲春的罗州城，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那就是金国的左副元帅、枢密副使仆散安贞率领十万金兵，渡过淮河，攻陷黄土关、入麻城，临团风，围黄州，过上下巴河，侵蕲州，攻破并血洗罗州城。而这场残酷的血战，被一位死里逃生的战将记录下来，也就是流传至今的《辛巳泣蕲录》。此人就是本文的主人公赵与褣。赵的官不大，但在当时却很重要，其官职全称是：从政郎、蕲州司理、权通判、兼淮西制置司、佥厅行司公事。一、赵与褣撰《辛巳泣蕲录》罗州城保卫战，赵与褣一家十六人被卷入其中。由于罗州城相当繁华，因

《韩非子》一般被认为是道家与法家思想的结晶，但其实《韩非子》仅仅受到战国时代南方道家代表《老子》的影响，并没有北方稷下道家的色彩。因此《韩非子》就成了以《老子》为理论基础的道法家代表著作，其与齐国稷下以黄帝为伪托的道法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形成不同风格的道法家理论。《韩非子》为代表的南方道法家与稷下道法家的合流，在汉初才逐步完成，形成汉代影响深远的黄老学派法家政治实践。关于道家学说的发展，目前的文献条件还无法给予充分的说明，其中齐国稷下道家与楚国南方道家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受关注的问题。稷下道家有田骈、慎到、

孔子的治国理政思想散见于《论语》各篇，看似杂乱无章、缺乏内在关联，然稍加条贯分析，其实也有其内在逻辑和体系建构可言。细读《论语》我们发现，“富民教民”和“尊五美屏四恶”的思想应是孔子治国理政思想的总纲，是我们理解其整个思想架构的锁钥。以下我们将围绕这个总纲，试勾勒出孔子治国理政思想的全貌。读《论语》，孔子告诉我们，为政者要实现“富民教民”的治理目标，最主要的是要能够做到“尊五美屏四恶”。据载：子适卫，冉有仆。子

关于儒家政治学说的基本内容，学界讨论甚多。学者们普遍注意到，儒家主张承天命存鬼神，讲人性重教育，重仁义讲礼仪，崇圣人尚贤能。学者们还指出，儒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但是，对于儒家政治学说的根本属性或特质，儒家政治学说在诸子学说中的逻辑定位，目前讨论不多。弄清这一问题，不但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第一，儒家政治学说的逻辑定位，乃居于墨法两家学说之间。先秦诸子热衷于政治者凡三家，儒家、墨家、法家，这三家学说代表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政治模式。墨家信鬼神，《墨子》中有《明鬼篇》，竭力证明鬼神存在。墨家践行道德，《墨

儒道的融通互补是魏晋时期思想家面临的时代主题。作为开玄学风气之先的重要代表，王弼通过界定和说明儒道思想谱系中所涉及的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等的相互关系，对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回应。为理清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的相互关系，王弼在注《论语》《周易》《老子》等经典的过程中“发明”了“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在“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下，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的相互关系得到进一步阐发，儒道关系也因此实现了“和解”。可以说，&ldquo

清代女性社会对于《红楼梦》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题咏、绘画、戏曲、续书等四个方面，其中又以“题咏”为主要的表现方式。晚清女性红楼题咏中所展示的种种生活、社会、情感、文学形态的表现，似乎是强化、放大了《红楼梦》的言情、虚幻元素乃至颓废、诲淫元素，或许折射出一种中国式的旧时代世纪末情绪，而其间亦不免酝酿着某种新时代创世纪的潜在意蕴。晚清女性社会形态从传统闺阁文化的主流，分化出都市化或者青楼化的支流。这么一个趋向，其实也是当时《红楼梦》接受文化的发展大势。通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及其过程的研

一“宠辱若惊”一句出现在通行的王弼本《老子》第十三章的章首：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有关“宠辱若惊”一句的理解，学者分歧颇大。元代吴澄《道德经吴澄注》：“宠，犹爱也。名位之尊，人以为荣，反观之则辱也，故知道者不爱，而爱之者于此而惊焉。”其中指出“宠辱若惊&

南朝齐永明六年（488）二月，中书郎沈约终于完成奉敕撰写的《宋书》，上呈朝廷且获得朝野好评，这一年沈约48岁。事隔不久，年仅17岁的陆厥给沈约写信，对《宋书》的一个文学观点提出强烈质疑。沈约对陆厥的来信颇为重视，回信释疑。其实，陆厥不是唯一对沈约提出质疑的人，沈约针对此问题的回复也不是唯一的一次。到底是什么问题会引起当时学者的如此关注？这便是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的汉字声韵批评理论，这种“汉字批评”中常用的也是重要的观念及方法，被后人称为&ldquo

“本腔”一词，在《陶庵梦忆》中提到：“是夜，彭天锡与罗三、与民串本腔戏，妙绝；与楚生、素芝串调腔戏，又复妙绝。”（张岱著，夏咸淳、程维荣校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8页）在“本腔”注中，校注者仅以“昆剧”“昆腔”释之（张岱著，夏咸淳、程维荣校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9页），个

主体性一般指人的自我意识及人的主动、能动、自主、自由和创造等特性，它既是人作为主体的根据，又是其所具有的性质。人的主体性自觉有个漫长的渐进过程，生当明朝中叶的王阳明，适逢社会新旧转型的大时代，他创立的心学体系以建构人的道德主体性为旨归，其主要范畴和命题均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一、“心即理”的价值主体正德初，阳明因冒犯阉党而被谪贵州龙场驿。他在这片荒蛮之地居夷处困，上下求索，“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洞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自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代诗人杜牧的七言绝句《清明》，是中国古代诗歌中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经典名篇。这首诗描述清明时节主人公雨中赶路的愁苦心境和问询牧童的瞬间情形，抒发异乡思亲的沉痛心情。一首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起笔破题，交代时令与天气，以节令与环境来渲染凄冷的气氛。清明时节，细雨淅沥，春寒料峭，这既是自然背景的描述，又是全篇感情基调的铺垫，暗示了诗人凄冷的物理感受和复杂的心理情绪。这与宋代李清照《声声慢》开头“寻寻觅觅，冷冷清

历代儒家“知行”观的简略回顾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儒家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有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知先行重、知行并进、知行合一等多种说法。《古文尚书·说命中》记载了傅说对商王武丁说过“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话，反映了先秦已有“知易行难”之说。孔子认为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三种，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是主张以行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