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熊十力认为，科学何以可能是哲学上的一个大问题，而要证成此一大问题端赖于三个条件：其一，知识主体的形成；其二，现象界的客观存在；其三，现象界有规律可循。依着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基于对于佛学的认识，面对儒学发展的前瞻，熊十力对这三个条件分别进行了哲学上的证成。此一证成，在普遍意义上意味着所有民族都可开出科学，在特殊意义上意味着中国文化亦可开出科学。一、问题的提出面对西学东渐，科学何以可能逐渐凸显为一个重要问题。熊十力说：“科学知识如何可能，毕竟是一大问题。”[1]对于这样一个&ldquo

屈子行吟图战国时期楚国人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诗人，也是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伟大诗人。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屈原为世界文化名人，2009年，以纪念屈原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端午节及其传说进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标志着屈原及屈原的作品所体现的精神价值，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又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rd

汉代叙事诗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在抒情成为中国诗歌主流的中国古典时代，叙事诗的开掘与兴盛，意义弥足珍贵。汉代文化的变革，使叙事诗的发展出现转捩，呈现出独有的艺术品格。第一，汉代叙事诗呈现出叙事化倾向。中国是诗歌的王国，在这个国度里，诗言志、诗缘情，抒情诗构成了中国诗歌永恒的基调。《诗经》中的诗篇，大多选取一些简单的生活片段，缺少对人物细致入微的整体把握与描述，人物描写还初显稚嫩与不成熟，也缺乏比较完整的情节，缺乏对事件的完整叙述，只是人物情感的自然宣泄。到了汉代，诗歌开始由“诗言志

所谓民间械斗，一般不带有政治色彩，它是解决群体之间人际关系的一种暴力冲突且不与官府为敌，不依赖官府解决。由于台湾特殊的移民化社会进程，在清代中晚期，岛内出现了“分类械斗”这一社会现象，即不同祖籍居民间的械斗，“分类械斗”给台湾社会带来了诸多不安定的因素，而且在械斗频繁发生的地区，民众起义的发生率也比较高。基于台湾社会的特殊性，清朝中央政府为维护其统治秩序，曾经多次进行镇压。一、台湾民间械斗的历史根源性清代台湾社会时常动荡不安，械斗被时人称为台湾的三大患之一。

纵观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始终把以德治官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治民先治吏成为共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阐述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明主治吏不治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都说明官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政风纯正、官吏清廉是历代帝王和黎民百姓所祈盼的，因为它关系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要求官吏“清”、“慎”、“勤”，使对&l

传说朱元璋登基称帝后，祭祀历代帝王。祭礼完毕，他特意走到汉高祖刘邦牌位前，说：“大哥，小弟与你相似，该再敬你一碗。”说罢，斟满一碗酒，双手举过头顶，一饮而尽。这个传说仅用寥寥数语，就把一个草莽英雄惺惺相惜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关于此事的真伪，笔者无从考查，但确信在历代帝王之中，朱元璋与刘邦“相似”。因为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从秦始皇到清逊帝，大约有两百多位皇帝，其中刘邦与朱元璋都是布衣出身，又都参加了农民起义军，成为统领一支农民军的将领；他们在推翻或瓦解了

华夏民族拓殖东亚揭开了五帝三王时代的历史序幕。“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些外来殖民者的政治组织力远在蒙昧的土著居民之上，故能反客为主君临四夷，施行种族隔离之贵族专政长达两千年之久。彼时之贵族身著裳裙，长袖翩翩，依类象形之文字也和其服饰一样婀娜多姿。他们言辞简约，谈吐委婉，而书体之笔画亦朴拙婉转有如其人。上流社会往往比德于玉，动静行止之间环佩玉声璆然。玉性温润，可比谦和之气度；玉质细腻，可方缜密之思维——君子之于众庶，亦犹美玉

中国佛教近现代四大高僧之一、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1861—1940)是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其著作集成《印光法师文钞》中有九封书信直接谈及家教问题，这在出家人中极为少见，而且其情理交融，鞭辟入里，颇具借鉴价值。一、家教的意义：净化世道，影响治乱。印光大师对于家庭教育的意义，好似暗合了儒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把家教放在治国和平天下的格局中。他说“天下治乱，在于家庭中操之有道与否，此根本上之切实议论也。”对于相反的情况，

私心里曾想，何妨从《聊斋志异》中选出若干篇反贪小说来，编成一册，用作反贪教材，让那些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们对照自己，好好学习，这对廉政建设或许不无裨益。在中国古代作家中，蒲松龄大概算得上是反腐倡廉最力、旗帜也最为鲜明的一位了。他在《聊斋志异》中写了不少反贪小说，也写了不少表彰清官的小说。在当今的中国，反腐倡廉的声音，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是很高昂的。蒲松龄的反贪小说写成于将近三百年前，可是至今还能与广大人民群众反贪的心声合拍，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小说当然是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产物，有其特定的时代内容；

西峡县位于河南省南阳市的西部，县境东接河南省的内乡县，南连淅川县，西界陕西省的商南县，北邻河南省的卢氏县和嵩县。从先秦时期华夏文化圈整合与发展的角度来说，西峡一带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交汇处，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境内楚文化遗存众多，有关屈原和相关楚国历史的口传资料也很丰富。这些，都与楚文化研究和屈原研究密切相关。楚人本是中原部族，殷周之际南迁到丹阳，即今西峡、淅川、内乡一带。《史记·楚世家》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

●三分成德方案是在唐廷河北用兵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背景下提出的，反映了唐德宗对河北战场形势判断过于乐观的心态。●三分成德方案的政治蕴涵体现了唐德宗战后安排的政治意图和解决河朔藩镇问题的处理原则：第一，彻底肢解成德镇；第二，竭力防制幽州镇；第三，尽量牵制新藩镇。●三分成德方案无疑反映了唐廷尤其是唐德宗强烈的抑藩削藩的政治愿望，也显而易见地流露出尽快解决河北藩镇问题急于求成的心理。●三分成德方案导致的朱滔和王武俊的反叛，葬送了来之不易即将到手的战争胜利和平叛良机，引发了河朔形势的逆转和整个建中战局的连锁反应。三分

回顾历史，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国家，2500年前孔子提出并躬身施行的“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先进理念。然而对“类”的理解，却被长期限制在不同阶层、不同出身、不同才质等方面，而对占人口一半的女子，则一直未能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接受教育并由此获得发展的权利。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大缺憾。但考察历史不难发现，虽然中国自古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但女子的才华一直是文人雅士津津乐道的美谈，淑媛才女更是其赞美的偶像，倾慕之好

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本文所说的“另一个汉高祖”也姓刘，常被称为“后汉高祖”，名叫刘知远。不过，此“后汉”不是《后汉书》所称的东汉，而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汉。后汉是史家的称呼，当初刘知远改的国号就叫“汉”，其庙号为“高祖”，所以他是不折不扣的另一位“汉高祖”。据史书记载，刘的先祖是沙陀人，世居山西太原。曾协助石敬瑭建立后晋，任河东节度使。公元9

朱熹是宋明理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与闽南地区有不少关联，作为朱熹“过化”之地，闽南文化受到朱熹思想的重要影响，同样，在闽南地区的经历和闽南文化的熏陶对朱熹思想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幼时就曾随父到过泉州。考中进士后，首先出仕的地方是泉州同安县，从23岁至27岁（1153—1157年），担任主簿5年。他54岁重游泉州，61岁出知漳州1年。朱熹一生在闽南前后呆了七八年，这里是他任地方官时间最长的地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根据学界已有的认识和研究成果，简单谈谈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的关系。我国学术界使用“古典学”这个词，是晚近的事，大家对它的理解恐怕并不一致。我所理解的“古典学”，系指对于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我们过去虽然没有用“古典学”这个名称，但是实质上，古典学早就存在了。发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就属于古典学的范畴。经学与政治相结合，在古典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结束了这个局面。&ldqu

“从道不从君”这句千古以来曾激励过无数文人士子抱持独立个性与品格的口号，出自《荀子·臣道》。作为口号，这句话挑战君主政治，倡导体制外独立人格。其精神，是对充溢着民本主义思想元素的古老政治教条的承传和发挥。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口号和精神既非荀子的发明，也不是荀子的本意。生活在战国末的荀子一方面接过了孟子暴君放伐论的旗帜，明确宣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但另一方面又严格界定了君与民的主从身份及地位。他比喻

孔子、孟子是先秦儒学的奠基者，孔孟之道为后世所艳称，但孔孟之间也存在诸多思想差异。孔子单讲仁，孟子仁义礼智并举。在孔子那里，仁与人性未曾连接，而孟子却言性善，以仁规定人性的本质。孔子虽然讲天人合一，人的德性来自天，但天人如何交通的具体理路，孔子并没有明确地阐述。《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认为天通过命的形式赋予人美好的德性，人可以通过“尽性”上达天道。在孟子时代，天命与人性已成为不可分割的理论整体。从

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甲子日，汉景帝驾崩于当时的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一带）未央宫。当日，时年仅16岁的太子刘彻即位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上皇帝后，尊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母亲王皇后为皇太后，妻子馆陶长公主刘嫖之女陈氏阿娇为皇后。二月癸酉日，归葬孝景皇帝于阳陵，始建元年为“建元”，至此，西汉的皇权政治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的神奇之处，就是政治文化生态往往折射反映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性格与气质。汉武帝的上台，意味着西汉政治将一改“文景之治”的内敛低调

被奉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事简而意深”，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与智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张居正对《周易》爱不释手，“座中置一帙常玩之”，并宣称“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周易》的人生智慧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自强不息”的人生之道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与取法是八卦创设、《周易》成书的基础。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天道运行图：&

《隋书·经籍志》始有著录的小说《燕丹子》，以行刺秦王为题材，意在表现一群仁人志士当燕国国势迫急之际而展现出来的为信义而轻生死的精神力量。这一主题，是以公羊学的复仇观念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春秋公羊传》成书于汉景帝之时，但早期公羊学自孔子作《春秋》之时便已存在，并经过孔子口授传至后代。在战国，得圣人之初心的子夏对《春秋》的诠释已受推崇，孟子和荀子传承而广大。《春秋》亦史亦经，依事而明义，公羊学对其义旨，竭尽探求，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哲学。清人皮锡瑞评曰“《春秋》为后世立法

翻阅有关春秋时代的典籍，各类文本中被反复征引的典籍中，频率最高的是《诗经》。对春秋时代社会经验的记录，最重要的典籍是《左传》和《国语》。从史料看，春秋之时除周王朝外，鲁国和晋国是当时的文化大国。我们不妨以有关晋国的记载为例，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诗经》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左传》所载晋国的公卿大夫中在各种场合下引用过《诗经》的有士蔫、韩简、赵成子、郤至、乐丁、士季、郤成子、士会、羊舍职、穆子、魏绛、叔向、赵文子、士文伯、伯瑕、成鱄等十六位之多。可见，在这个阶层中，熟悉和运用《诗经》已经变成了最基本的政治

宋明学术空疏，清人崇尚实学。一般以为，顾炎武首开清代实学之端，他振臂一呼，“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对后来学人影响甚大。阮元则以为毛奇龄“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揅经室集·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因而推毛奇龄为清代实学的开山。实际上，阮元的实学思想，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质实、实事之学（即“学&rdqu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文化不仅绵延流长，而且博大深厚，从而以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论其底蕴，礼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涵，甚至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或表征。钱穆先生认为，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中也强调：“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故吾国以礼为核心

自然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在其文本中一共有五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希言自然”（《老子》二十三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河上公对“我自然”的注解是：“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

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开创了以文化教养引领社会风尚的文明之路。这种文明之路的内核是以仁爱为基础的和平之路。孔子认为，社会秩序的好坏取决于人们的文化教养程度。文化教养的表现就是内心之德与外在之行的统一，具有这种文化教养的人即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从这个意义来说，儒学是君子之学。儒学的社会价值就是先培育尽可能多的君子，再通过君子的言行与修为引领社会风尚。“仁者爱人”，“仁者，人也”，一个有仁爱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人，才懂规矩，有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