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康熙作为清代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帝王，除了在政治上有杰出作为之外，他本人亦学识渊博，对传统文章学有着相当的造诣。康熙二十四年，他御选古文总集《古文渊鉴》，并率领徐乾学等臣僚对所选文章逐篇置评。其后大学士张玉书编辑康熙文集《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时，将《古文渊鉴》中的圣祖御评汇集一处，称《古文评论》，置于《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三集杂著类中。康熙《古文评论》[1]凡十八卷，1391条，始自《左传》，终于南宋谢枋得《交信录》。康熙的评论视角虽不一致，间有史论、政论等，但以文论为主，因而这十八卷《古文评论》实为非常重

清人阮元说：“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1]诚哉斯言！整理经学研究代表作《十三经注疏》，是经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经学研究之必须。1999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的《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即“简体横排”本（下简称&ld

《周易》是殷周春秋时代的哲学经典，它的世界观是奴隶制巫术礼教“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它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阴阳八卦图式。“六十四”卦即是“究天人之际”的六十四类天人之道变化的一般规律，借所反映的事物本质与现象，以作为探究天人之际的吉凶祸福、帮助人们把握天道与人道的变化规律，赖以巩固与加强奴隶制“礼治”的统治。所以《周易》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第一是属于奴隶制时代具有巫术性质特点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第二是其

一、前言明清之际的扬州饱受战祸，百业凋敝，清政权稳定之后，便开始复兴扬州的商业与文化。然而，此时扬州的士人并没有因为城池得以重建而淡忘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相反在这种观念的刺激下，他们与苏州、江宁等地的士人一起，以文化为纽带，构建了江南庞大的遗民群体。清初的扬州，在经济上的地位又远非苏州、江宁等地所能比拟，因此如何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已成为清政府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清圣祖康熙在施政过程中，也积极表现出对儒家文化充满倾慕的姿态，以期逐渐化解满汉两族敌对的僵局。曹寅作为康

研究专书学史，相关专著自当论列，较难处理的是散见于其他著作中的材料涉及面到底控制到多大。为把握不同著作间的内容相关度，笔者尝试利用中国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提出“经注关系”与“诸子关系”的理论模型。尽管是以中国传统目录学的话语呈现的，但正如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适用于东亚，也适用于任何无文字社会，本文原则上也适用于非汉字文明。一、引子：从“五经四书”的经子架构谈起（一）儒家的经典体系主要有&ldq

两周秦汉文化史上，周公绝对称得上是一位箭垛式的人物，摄政、东征的辉煌政治业绩之外，系于其名下的文化成果颇多。马融、陆绩等以为《周易》之爻辞乃周公所作。《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继又谓其作《大诰》，作《嘉禾》，作《多士》，作《毋逸》，作《周官》，作《立政》等。《孔丛子》卷上云：“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诰》，称述文王之德。”张揖《上广雅表》曰：“昔在周公，六年制礼以道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意义。&r

一、陈芸道家文化形象的内涵1、“姑射山仙子”般神韵气质道家的审美重自然天成，反对后天的修饰。陈芸的出场，很好体现了道家尚“真朴”的审美倾向：“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这是沈复十三岁那年跟母亲回娘家，见到了从小青梅竹马的陈芸，她身上所流露出来的“真朴”之美，即刻便深深吸引了这位少年沈复，致使他在生命中的几十年后，还能清晰无误地回想起幼时的惊鸿一瞥：“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am

唐张守节撰《史记正义》三十卷，解释古地名时，基本依据《括地志》一书。此书五百五十卷，是唐太宗时魏王李泰命萧德言、顾胤、蒋亚卿、谢偃、苏勖等共撰，以贞观十三年（639）大簿为依据，对全国地理山川作的详尽记录，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今已散佚，贺次君辑《括地志辑校》[1]，即多据张守节《史记正义》辑得。但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正义中有关《括地志》的字句，也存在一些讹误。今略举数则，加以订补，并就教于方家。1.《史记》卷二《夏本纪》：“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正义》：《括地志》云：&

苏轼的《石钟山记》语言优美形象，叙事简洁条贯，议论要而不烦，是传诵不衰的文学名篇。从思想价值来看，作者不信成说而坚持实际勘察，这种求实求真的独立思考精神也为后辈学人树立了榜样。但如就石钟山的得名之因这个具体的考察结论而言，并没有超出他批评的郦道元和李渤的“声说”。其说之弊及其产生原因，下面就实际考察并结合有关史料加以考论：一、苏轼与石钟山石钟山，位于鄱阳湖口东面湖口镇的两侧，北面峙于大江之边的名叫下钟山，南面滨临鄱阳湖的名叫上钟山。两山距湖口镇均一华里左右。《石钟山志》上合称为&l

Ⅰ、引言战国荀子以十驾劝学，三国董生以三余读书，余少慕之，因仿钱大昕“十驾斋”，号书室为“三余斋”，名所作古籍读书笔记为“三余录”。既积岁月，笔记亦多。五年前，开始着手整理旧日笔记，越一载，仿徐仁甫《广释词》，以补订释词诸书者着成《古书虚词旁释》，已于2007年出版；又越三十月，仿王念孙《读书杂志》、卢文弨《群书拾补》，复以补订群书者着成《群书校补》，已于2009年年初交出版社。近二年来，着《群书校补（续编）》，已逾80万字。这里奉献

儒家说我们做人要做志士仁人，治理国家要实行仁政，待人接物要仁慈温厚。这些主张很令人向往，也许有人要问，仁到底是什么？或说二人为仁，或说忠恕距仁不远，而我根据自己所接触的资料及自己的一些认识，深感“爱敬”是“仁”的核心。一、对亲人的“爱敬”是“仁”的根基“仁”字按《说文解字》的意思是：亲也。从二人。即两人的关系应该像亲人一样。那么我们先看亲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亲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夫妇、

《国语》成书以来，东汉郑众、贾逵，魏晋王肃、唐固、虞翻、韦昭、孔晁等为之作注。唐宋以来，各家之注多亡佚，惟韦昭《国语解》存于世。北宋时，宋庠（字公序）曾整理《国语》及韦解，并作《国语补音》三卷，成为主要传世之本（公序本）；又有仁宗明道年间所刊之本（明道本），清黄丕烈重刊之，并作校勘札记一卷。自清中期以后，明道本与公序本同为《国语》通行之本。清代学者校注《国语》者主要有：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三君注辑存》、《国语发正》、《国语考异》）、董增龄《国语正义》、刘台拱《国语补校》、汪中《国语校文》、陈瑑《国

《七略》是汉代刘歆在父亲刘向死后，继承父业，校理群书，在刘向的《别录》和自己校书成果的基础上撰写成的我国第一部分类综合目录，类别详致，结构严谨，系统完整，对后世目录的编纂和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七略》中究竟有无“互著”、“别裁”这两种著录方法却历来存有争议，至今莫衷一是。笔者不揣简陋，力图澄清《七略》书中这一问题，推进人们对此的认识。一、“互著”、“别裁”正名首先，我们明确一下“互著&

“一心开二门”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观念，牟宗三认为这一观念不仅在佛教内部具有普适性，而且在佛教以外也具有普适性，故可以作为一个“公共模型”来使用。因此，牟宗三借用这一模型建构了一个儒家式的“一心开二门”体系：“良知”为本体，它既可开出本体界，成就了“无执的存有论”；亦可开出现象界，成就了“执的存有论”。显而易见，这一理论对于传统儒学来讲是一种理论新创，故对于儒学在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是一部重要的目录文献。据相关研究表明，公武以藏书家井度赠书为主要依据，并且在自己藏书的基础上，除其重复，写成此书而名传千古，但井度其人却湮没史海，不为人知。笔者试根据史料，大致勾勒他的生平行实。井度字宪孟，号南阳公。按：《直斋书录解题》卷八《晁氏读书志》云：“昭德晁公武子止撰。其序言得南阳公书五十箧，合其家旧藏得二万四千五百卷。……南阳公未知何人，或云井度宪孟也。”[1]淮宁人，井亮采之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基于“厚德载物”理念而产生的包容精神，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壮大，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也是传统文化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绵延至今的重要原因。这种包容精神，不仅体现在中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吸收，而且还反映在中华传统文化对外域文明的吸纳与融会。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时期。以传教士为媒介的西方异质文明的传入，为中国士大夫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口，促使他们去了解西学，认识西

中国哲学从来就具有政治内涵。入世，是所有哲人共同的情怀，即使老子也不例外。君王及其为政之道决定着国家的政治实践、政治面貌和政治走向，所以，哲人们的政治批判与政治理想都围绕着君王和治道而展开。老子的政治批判与政治理想充斥《老子》全书，然而，尤以《老子》之十七章、三十八章最为全面、集中。一关于君王的类型，各家各派各有说法，例如儒家将君王分为王、霸，孟子曾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孟子·公孙丑上》）。这里，划分的标准是仁。老子

《山海经》是中国第一部集中记录神话片段和原始思维的奇书。它以山海之所经，历述怪兽异人的地域分布和由此产生的神话和无数幻想进而成为万世神异的思维经典。其中充满了千奇百怪的“蛇”形象，但主要可以分为自然界中的蛇、异体合构带有蛇元素的异兽以及与蛇有关的神3 类。笔者认为前2 类蛇身上所体现的某些特性，正是为第3 类展示其文化内涵做准备的。《山海经》中描写纯粹的自然界中的蛇的地方众多，而蛇生存的地域环境比较复杂，有的地方草木丛生，有的地方又无草木，有的地方水量充沛，有的地方则又严重缺水。据

笔者整理汤用彤先生留下的藏书时，发现上面常写满了他和师友们的亲笔批注和题记。虽不比长篇宏论，然吉光片羽，随笔而就，适可凝结先贤思想之精微韫晦。今略捡一则，以见一斑。陈寅恪赠汤用彤文题识——大师的爱国情怀陈寅恪先生1935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发表《武曌与佛教》一文，探讨了佛教对武则天的重要影响及其对佛教图谶的利用。当年陈寅恪赠送汤用彤的该文抽印本由汤一介先生珍存至今，封页左上有陈寅恪的一段个性鲜明的毛笔行草题记，现版陈寅恪各类文集均未收录，亦未见提及。兹录于下：

《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在洞悉宇宙和人生本质规律的同时，还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为人处世策略。这些策略内容涉及、生存发展等方面，大多以成语的形式流传于后世。 人际交往 《周易》作为一部指导人生实践的生活指南，人际交往自然是它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周易》中涉及人际交往策略的成语主要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金兰之友”、“惩忿窒欲”、“厚德载物”、“信及豚鱼”、“卑以自牧&

仁宗皇祐三年（1051）初秋，王安石由鄞县知县调任舒州通判。宋代舒州的州治所在地，为今日的潜山县县城，是大别山间一座山城，但交通蔽塞但环境清幽、风光旖旎。方圆333平方公里以雄峰、奇石、名崖、异洞、涧瀑、云海而令人心醉神迷。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春秋时期，这里系皖国封地，安徽省简称皖，盖源于此。我国最早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就发生在潜山境内。城北即是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天柱山。天柱山下即是禅宗三祖僧璨的修持地“三祖寺”。寺西即是有名的文化名胜地“谷口&rdq

熊十力认为，科学何以可能是哲学上的一个大问题，而要证成此一大问题端赖于三个条件：其一，知识主体的形成；其二，现象界的客观存在；其三，现象界有规律可循。依着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基于对于佛学的认识，面对儒学发展的前瞻，熊十力对这三个条件分别进行了哲学上的证成。此一证成，在普遍意义上意味着所有民族都可开出科学，在特殊意义上意味着中国文化亦可开出科学。一、问题的提出面对西学东渐，科学何以可能逐渐凸显为一个重要问题。熊十力说：“科学知识如何可能，毕竟是一大问题。”[1]对于这样一个&ldquo

屈子行吟图战国时期楚国人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诗人，也是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伟大诗人。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屈原为世界文化名人，2009年，以纪念屈原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端午节及其传说进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标志着屈原及屈原的作品所体现的精神价值，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又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rd

汉代叙事诗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在抒情成为中国诗歌主流的中国古典时代，叙事诗的开掘与兴盛，意义弥足珍贵。汉代文化的变革，使叙事诗的发展出现转捩，呈现出独有的艺术品格。第一，汉代叙事诗呈现出叙事化倾向。中国是诗歌的王国，在这个国度里，诗言志、诗缘情，抒情诗构成了中国诗歌永恒的基调。《诗经》中的诗篇，大多选取一些简单的生活片段，缺少对人物细致入微的整体把握与描述，人物描写还初显稚嫩与不成熟，也缺乏比较完整的情节，缺乏对事件的完整叙述，只是人物情感的自然宣泄。到了汉代，诗歌开始由“诗言志

所谓民间械斗，一般不带有政治色彩，它是解决群体之间人际关系的一种暴力冲突且不与官府为敌，不依赖官府解决。由于台湾特殊的移民化社会进程，在清代中晚期，岛内出现了“分类械斗”这一社会现象，即不同祖籍居民间的械斗，“分类械斗”给台湾社会带来了诸多不安定的因素，而且在械斗频繁发生的地区，民众起义的发生率也比较高。基于台湾社会的特殊性，清朝中央政府为维护其统治秩序，曾经多次进行镇压。一、台湾民间械斗的历史根源性清代台湾社会时常动荡不安，械斗被时人称为台湾的三大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