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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穿越小说横行天下。不管是网络上，还是在出版商眼里，穿越小说已经成了一块香饽饽。 2007年《中国青年报》上刊登过一篇文章，文章开头作者丁运时就说：今夏最时尚的读物是什么？不是风生水起的讲坛类通俗历史读物，也不是刚刚掀起波澜的以盗墓为题材的鬼神类小说。当下最时尚的是一种称之为“穿越小说”的读物。有人甚至声称：“网络阅读，不知道‘穿越’的人已经过时了。”“穿越小说”眼下已成为各大原创文学网站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那色彩缤纷的人物谱中，陈宫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角色。从卷一《曹孟德谋杀董卓》则开始，到卷四《白门曹操斩吕布》则为止，他出场的次数并不算多，就像一颗流星，在深沉的苍穹中倏然划过，又遽尔陨落。然而，他留给读者的印象却相当鲜明而深刻。罗贯中是怎样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在他身上寄托着怎样的创作意图和美学意义？让我们来探寻一番吧。一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所描写的那个英雄辈出，谋臣如云，猛将如雨的艺术舞台上，陈宫凭什么在亿万读者心目中占有一席地位？读罢《演义》有关他的全部描写，人们印象最深的主要有这样三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然而，一些重要而又是基本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课题”。一明清两代，尽管《三国演义》流传甚广，影响极大，但人们对它的成书年代并未作过认真的研究。一些学者在他们的笔记杂著中提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时，往往根据传闻，或称其为“南宋时人”（如明代嘉靖年间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清代雷琳等的《渔矶漫钞》则转贩其说），

都司卫所为明代地方军事机构，在不设府、州、县的地区也兼理民事，具有行政职能，为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组成部分。终明一代，先后设立5个行都司，即山西行都司（洪武八年置）、福建行都司（洪武八年置）、四川行都司（洪武二十七年置）、湖广行都司（成化十二年置）和陕西行都司。陕西行都司于洪武七年（1374）设于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原名西安行都卫，翌年改为陕西行都司（全名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洪武九年（1376）罢撤。洪武十二年（1379）在庄浪（今甘肃省永登县）恢复其建制。洪武二十六年（1

“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与元九书》）的《〈琵琶行〉并序》，是白居易 “因琵琶以托兴”（明人周敬、周珽辑《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的大痛长恨的流吐倾泄。诗人 “感商妇之飘流，叹谪居之沦落”（清人史承豫《唐贤小三昧集》），所以“其意微以显，其音哀以思，其辞丽以则”。（《唐宋诗醇》赏评认定《〈琵琶行〉并序》）诗以曲达之情辞，精妙之兴感，宛转周详地传递寄寓着诗人“别有幽愁喑恨生&rdqu

一《鲒埼亭文集》[1]中有《梅花岭记》一文。梅花岭记为史忠烈，即史可法的衣冠冢。江都之役，兵败城陷史可法被执，“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劝之降”，史可法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出忠烈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其部下史威德欲得其尸，然终不可，乃以其衣冠葬于梅花岭。后人全谢山作《梅花岭记》，以表彰忠烈。《梅花岭记》中有：“或曰：‘城之破也，有

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期间，陇右大地成为重要战场。西北大地主要“存在着三种势力，即回民军、清军和汉族流民队伍”[1]。另有将同治年间甘肃地区的势力划分为“头号回，二号勇，三号即难民也”[2]。回民军、清军、汉族民众这三种势力为维护各自利益，纷纷择险要之处修筑堡寨，希望藉此来捍卫自身利益，从而形成回堡、民堡①和军堡三类堡寨。对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中甘肃地区三类堡寨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该次回民大起义的性质、各种势力的斗争情况、起义影响等问题的认

古代神话为文学所书写，理论上讲应开始于文学形态的成熟和文学意识的自觉之后，这样中国对古代神话的文学书写至少应在魏晋“文学自觉”之后。事实上，即使是在严格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大学中文学科中，《诗经》、《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史记》等著作也经常被看作文学文本的，这些文本中即有对古代神话的集中书写。那么神话的文学书写就应从周秦时期算起。美国学者西奥多·加斯特《神话与故事》指出，神话在人类历史上依次呈现为四个阶段：原始阶段、戏剧阶段、礼拜仪式阶段和文学阶段，

南宋抗金英雄岳飞填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满江红》词，这就是：满江红·述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一、赏析岳飞（11031142年），是南宋爱国名将，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宣和四年（1122年）应募从军守边，其后在抗金战斗中屡立战功，官至枢密副使。该《满江红》是一首传诵千古的爱国名

——金圣叹批《西厢记》“惊艳”一折细读金圣叹批《西厢记》[1]共五卷二十折。卷一第一折为“惊艳”，写张生、崔莺莺之相遇，是西厢故事基础，也为“艳遇”文学原型提供了经典模式。《易经》有“利见大人”，即“见大人而利”，代表着因“见”而发生某种改变的原初观念。《山海经》中，“遇见”为人与异物的交感方式之一，如：&ldquo

大凡论及头顶“中兴之君”、“定鼎帝王”两项桂冠的光武帝刘秀晚年政局者[1]，多诟病其“宣布图谶于天下”、马援冤案及废郭后易太子等事[2]，很少有人注意到光武帝退吕进薄改配高庙一事。事实上，光武帝改配高庙一事，不仅有着极深的政治内蕴，而且反映出光武晚年政局之实状。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不妥之处，祈望指教。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古代王朝的国家祭祀对维护统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诚如王柏中所论，国家祭祀在政治上

一、向墨子借智慧：当代中国人的选择如果说中华文化是现代中国人的生命母体，那么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思想与精神则是我们长大成人的文化血液。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长大成人的阶段，是我们的思想最鲜活并茁壮成长的阶段，那个时候出现了让我们自豪的诸子百家，我们的民族心理尤是成熟起来，建构起中华民族的心理地图。至今，我们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心理、情绪、行为仍游走在这个巨大而繁复的地图上。春秋战国形成的儒、墨、道、法等几大思想体系中，最具影响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仍在规范着我们的现实人伦秩序的当首推儒家，其进退自如的人生态度最让知识

前言中国哲学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言说方式，其语言具有强烈的暗示性，不像西方哲学那样用及其精细的表述。这个特点一方面导致了后人在文本意思的理解上的异见纷呈、莫衷一是，种种注解版本层出不穷，给中国哲学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另一方面也使其具有言之不尽的无穷内涵，为后人的继承和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在后人的不断注解下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道德经就是这样的一部哲学巨著。道德经言语相较于其他中国哲学文本更具暗示性，甚至连文本也没有统一的版本。对于纷杂的版本所带来的问题，倘若考据起来，不知要考据到何年何月。考据不是笔者

引言在中国古代，不论是车骑交通、狩猎、攻战，都离不开马。马的强壮与否和拥有数量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国力财力的重要标志。早在《诗经》时代，马就开始出现在了文学的视野中，如《小雅·车攻》的‘萧萧马鸣，悠悠旆旌’，雄俊健朗的良马以他一声长鸣奏响了英雄的乐章。之后，周穆王的“八龙之骏”、西楚霸王的“乌骓”雄风、汉武帝的“天马”吟咏……翩翩良

秦始皇兵马俑中，不见大军主帅的俑像，论者有不同的说法，但都很难令人信服。笔者认为秦俑大军必有主帅，而且主帅必坐镇军中。本文试图从古籍记载及兵马俑坑的残留遗迹中，对秦俑主帅之谜，寻求出一个合理的解答。秦始皇兵马俑大军之中，不见三军主帅，原因何在，至今尚无定论。论者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这是秦始皇的军队，秦陵地宫内的秦始皇就是兵马俑大军的主帅。二、秦始皇尚未指派大军主帅。三、三号坑之西，有一贵族大墓，大墓墓主就是主帅。这三种说法，都很难令人信服。秦俑大军虽是秦始皇的军队，但他身在地宫之内，无论如何，这支军

在《诗》三百篇中，最能体现西周、春秋时期区域文化色彩的自然首推《国风》。无论从其产生和收集的地域，还是它们在音乐和诗歌艺术形式上的表现，都代表着各自生产领域，表现着较为强烈的地域色彩。这一点，古人也早就注意到了。如在内容上，《郑风》和《卫风》多情歌，多言男女之事，《陈风》多靡靡之乐和巫鬼的舞诗，多神秘梦幻，《秦风》则多金戈杀伐之音，粗犷强悍。而《齐风》为《诗经》十五国风中姜姓部族的风歌，《齐风》中女子对爱情幸福的追求上表现大胆而热烈、齐地的尚武精神以及物质生产力极其先进等。《齐风》中各诗篇所表现出来独特的

一 　　中国历史自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后，商朝被确定为有确切文字记载的一代王朝。在商之前的夏朝，现在还未发现有当时的系统文字。然从商朝在甲骨文未发现之前也是传说中的王朝，甲骨文发现之后所记载的商王朝帝王世系均与后世依据传说所记相符，说明由中华先民世代流传下来的传说是有丰富历史内容的，亦即中国系统文字诞生且得以流传至今以前的传说历史是我们了解那个时期历史的一把钥匙，即传说史中包含有许多真实内容和史影，需依据现代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成果去加以分析证实，从而把真实的历史之绪捋之出来。 同时甲骨文作为距今3

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莫过于禅宗，禅宗跟儒学一样，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深入骨髓，禅宗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佛教史、思想史、哲学史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成为每个研究者青睐的部分。只要研究禅宗，有一个人物就必须得研究，这个人就是作有家喻户晓的佛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禅宗六祖慧能禅师（也作“惠能”），即真正意义上将中国佛教“禅宗”发扬光大的人。慧能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慧能所创造的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

用典，就是在文学创作中引用“出于古书典籍中的轶事、趣闻、寓言、传说人物或有出处的诗句、文章”[1]。它是一种积极的修辞手段，在修辞学上应属引用修辞格。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论“引用”一格，把它分为明引法和暗用法，并以为“暗用法最与所谓用典问题有关系”[2]。用典之法，古已有之，从《诗经》、《楚辞》始，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颇为盛行。时人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

第一部分　引言古代公文是什么，又始于哪里？任何一篇有关于公文文体的文章都不能逃脱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古代公文最简而言之的定义，处理或联系公务的文件。汉代早已有之，“公文”名称，始见于《后汉书·刘陶传》：“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惟当时称公文者极少，多称“文书”、“文簿”、“文案”等，如汉荀悦《汉纪·武帝纪一》：“苞苴盈於门庭，聘问交於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在词的创作上，似乎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为现存的六百二十多首辛词，无例外地都是他南归以后的作品。其实，辛词的创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在其南归前既已植下了深厚的艺术创作根柢【1】，而在其南归后也曾经历过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细心寻绎这一过程，我们会发现，辛弃疾南归后的词作，以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为界限，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虽然前期词作的数量只是后期的六分之一强，然而其时间跨度却与后期大约相当。它既是辛词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与后

《广弘明集》是唐释道宣编撰的一部佛教思想史料集。全书选收魏晋至唐初有关佛学的各类文章二百八十多篇，作者一百三十余人。《广弘明集》的版本，据唐宋以来的各种官私书目著录，主要有两种：一是三十卷本，一为四十卷本。宋、元和明吴惟明刊本（吴本即《四部丛刊》所据印之本）等单刻本，宋、金、元入《大藏经》本，如北宋《开宝藏》、南宋《资福藏》、宋元《碛砂藏》、金《赵城金藏》和据《开宝藏》翻刻的《高丽藏》、据宋元明诸藏刊刻的日本《弘教藏》、《大正藏》以及据《弘教藏》排印的《频伽藏》本等，皆为三十卷本。明《洪武南藏》、《永乐北

宋代文学研究的史料，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国内现存的宋代和宋代以后的各种典籍中。然而在域外，主要是韩国和日本等国家所保存的宋集、宋人的其他撰述和这些宋集与撰述的朝鲜本、和刻本以及域外士人所编撰的宋集的注本、选本和诗话、文集、史传、笔记等许多文献中，也保存了大量的宋代文学研究的材料。一、宋人别集与总集在中国历史上，以汉语言文字为主要载体的汉文化曾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产生过重要影响。汉籍之传入周边国家，由来已久。即如汉籍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虽然西周时期箕子率中国5000人入朝鲜，因而也将诗书、礼乐带到朝鲜的说

文学的奇特处，《离骚》禀赋有二：一是作为一部地方文志，其情思也妖冶恣肆、其文辞也华丽奇幻、其物典也生疏冷异；二是《离骚》带有鲜明的个人纪传色彩，成古今中外第一部自传与心灵自陈书。这样一部奇文字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伯庸曰皇考”开篇，在高低起伏的音韵中娓娓尽道自己平生不忿之意，后自白于重华、占卜向灵氛，历经远离尘嚣的幻境而不渝笃行善身之矢志。诗篇分上下，中间以“女媭”一角登场，完成整个视角场景的转换。由此可见“女媭”一角分量的举足轻重。

一、绪言暨及“清华简”之整理与评判宜分家“清华简”整理释读，泽被学众，功莫大焉。但整理与论判则事分两端，前者捐“公有”于学林，后者则“私家”之言，非可一概此学。余也寡闻，但就目前所晓而言，二事已然被捆绑，遂生“挟古简以令舆论”之嫌，后果堪忧。比如“在清华简看到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之说，余便期期以为不然。乃清华简中相关《尚书》之遗册，既非真义之《尚书》，又非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