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一、道教教义1、什么是道教？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宗仰黄老，以道家、神仙家的修炼理论及方法为中心，用老子“道德”思想告谕、教化众生，追求宇宙和谐、天下太平，教导人们通过修道积德达到安乐幸福、长生久视、得道成仙的我国特有的本土宗教。□2、道教是何时产生的？据道经记载：道教起于渺渺浩劫之先，天地未分之时。宇宙混沌，日月未光，太上老君生于其间，化名为盘古；经过五太（太一、太初、太素、太始、太极），轻清上浮、重浊下凝而开天辟地；又由玄元始三炁，化生三天。老君

周公旦是周文王之子，初封在周，爵位是“公”，故有“周公”之称号，为周朝的开国功臣，也是儒家推崇的圣人之一。他的后人继承他的封邑和爵号，沿用周公之名，故后又有很多位周公。现在网上介绍周公的内容很多，但是都笼统简略，既不注明文献出处，也不做深入分析、考察其说的可信度，只相互抄传，辗转稗贩，以讹传讹者时时有之。故作此文，略作考辨，冀能澄清一些谬说。一、周族的起源先说说周这个国号的来源。周人的高祖是后稷，后稷是有邰氏之女姜原（后来也加“女”部

在中国历史上，开创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新局面的是秦朝。秦朝国祚虽短，但在政治制度上建树颇多。廷议就是秦始皇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建树，然而学术界似乎一直对它关注不夠。笔者从史籍上找到有关秦始皇廷议的三条记载：第一条，见于西汉刘向编纂的《说苑》卷十四《至公》：“秦始皇帝既呑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禅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

早在五十年代，壮族学者黄现璠教授就指出：“僮”（壮族旧称）是南宋时的民族称谓。后来，他在1988年出版的《壮族通史》中说明“壮（僮）旧史书作‘僮’或‘撞’”时，曾引用“（南宋）淳祐间，宜州丁壮有：土丁、民丁、保丁、义丁、效丁、撞丁，共九千余人，而撞丁可用”一说。该史料源自南宋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李曾伯淳祐年间所上《帅广条陈五事奏》（李曾伯奏章皆见《可斋杂稿》

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唐传奇《莺莺传》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崔莺莺收到张生从京城捎来的手札和物品，回信道：“捧览来词，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这里提到的口脂，又名唇脂、唇膏，是一件颇有意思的物什，它大致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口红相似，但细细考究又有其独特的时代魅力。一点唇以红，在中国有悠久历史。宋玉《神女赋》描写神女：“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视。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这里的“丹&r

乡村是中国古代大多数民众的生活空间，研究古代乡村社会如何运转，是理解传统社会基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民众行为方式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对于唐代的乡村研究，学界注意力相对集中于乡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对于乡村社会内部“权力网络”的关注仍显不足。本文力图在前贤研究基础上，从结构变迁、运作模式、节点建置等角度对唐代乡村社会的权力网络进行一些探索。乡里乡村：乡村权力网络结构变迁在唐代官府的文书格式中，“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唐六典》卷1）

马骥，字龙媒，商人之子，生得丰姿俊美，正值少年风流倜傥之时。他喜欢歌舞，因而学着戏园弟子的样子，用锦帕缠头，可谓美如妙龄少女，因而又有“俊人”之号。他十四岁便考入府学，当即成为知名人士。其父因年老体衰，弃商闲居，他对马骥说道：“几卷书，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我儿仍应当继承父业去经商。”马骥自此慢慢地学起经商来。在一次跟随别人渡海做生意时，被飓风吹去；随风漂流几个昼夜，到达一个都市。这里人都奇丑无比，当见到马骥到来，以为是妖怪，众人惊呼而逃。马骥起初

《大雅·卷阿》是一首颂美诗，借君子之游而献诗以颂，透露出一派雍容祥和的盛世气象。诗首章曰：“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可知《卷阿》必是臣下向天子献诗而作，它是周代献诗制度的产物。然而，对于这样一首颂美诗，《诗序》却以“戒”释之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这不禁令人疑惑：《卷阿》一诗究竟是美还是戒？此诗有没有“戒”义？《卷阿》首曰“矢音”，末曰&ldquo

自《隋书·经籍志》以后，中国传统的典籍或知识体系分经、史、子、集四部，然早在《汉书·艺文志》就已有“诸子略”。虽然晚清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1902年）仿照近代西方学制而分七大学科，但还是参考了传统知识分类的体式，将四部之学厘定为独立的学科，保留“子学”而隶属文学科。随后，由于当时学界倡导“子学即哲学”的主张，1913年民国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把子学统归哲学门，以西方的“哲

被勾践献于吴王夫差的，其实不是西施。此话怎讲呢？其实，在吴越争霸结束以后，已有好几则材料把这事讲得清清楚楚了，这些材料分别在《国语》中的《吴语》《越语上》《越语下》当中。《国语》这部书，是战国初期编定的，这个节点正是吴越争霸大幕刚刚落下的时候，时间上挨得非常近。那这段话是由谁说出的呢？叫做诸稽郢，诸稽郢是何许人呢？就是勾践的世子，也就是太子。当时在他老爷子惨败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使者，被派到吴王夫差面前，说了以下一段话：句（同“勾”）践请盟：一介嫡女，执箕箒以晐（g&agra

朱熹主张以经学治世，认为士大夫精通经学义理的目的不仅在于修身，更应在于“变化风俗”“安人、安百姓”的切身政治实践。如他指出：“学者亦有当务。如孟子论今乐古乐，则与民同乐，乃乐之本，学者所当知也。”（《朱子语类》卷60）在他看来，“与民同乐”乃君主王道政治的一种表现，是乐之“大者”，为学者所必须深入了解的根本。故而乐之“明其声音节奏”、礼之“修缉礼书&r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崇尚德治的国家，有着丰富的道德思想资源。但我们当下说起古代道德时，多习惯与儒家学说联系在一起，仿佛仁、义、忠、信等儒家观念即是古代道德的全部内容。这其实是对中国古代道德思想的一种误解——中国古代道德包含着多种道德形态、道德观念。人类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团体，与之相应的，人群内部又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族群、团体乃至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活法”，如自然界生态系统一样形成不

许多学者从哲学、军事学、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多角度解读《墨子》，读出了新意。笔者觉得还可以从经营学的角度来解读，或许从中能够悟出经营之道。一、从墨家的兼爱诉求中悟出协作精神。我理解的“协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团体内部的协作。在团体内部，各个成员、各个部门之间，必须倡导协作精神，倡导“兼”，反对“别”，谁也不能总打自己的小算盘。只有立足于“兼”，才能建设一支团结的队伍，一支有效率的队伍。儒家和墨

清初的文字狱中，“庄氏史狱”或许最富于“情节性”。因了“贪墨”而被罢黜的县官吴之荣，挟庄廷鑨“私撰”《明史》（即《明史辑略》，一作《明书辑略》）为奇货诈取钱财，因未偿所愿，即向官府告发，酿成了惊天大案。其间被敲诈者与相关官员的反应，都是“演义”的绝好材料。但此案在有清一代引起持续的关注，却不止因了案情的诡谲，也因牵连之广、涉案者中有多位知名人士，如查继佐、陆圻、范骧，如本文将要写到的吴炎

中国梦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形象表达，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征途。中国梦不能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实践。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代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以多种形式传达着对理想社会与人生的追求，它们是当代中国梦的深厚土壤。史前时期，流传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传说。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们梦想征服自然力，争取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更大自由。虽然这些故事还有神话残存，但整体上

01 佛陀耶：简称佛陀或佛，义为觉者，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佛陀是三觉具足的大圣人。02 菩提萨埵：简称菩萨。义为觉有情，即大觉的众生。是上求佛果、下化众生的圣人。03 缘觉：听了十二因缘而觉悟人生真理的。04 声闻：听佛说四谛法的音声而悟道的。05 阿罗汉：梵语，华译为无生、破恶、应供三义。06 菩提：义为觉为道，即觉道所证的智慧。07 菩提心：即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叫做菩提心。08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09 一切智智：佛的智慧称为一切智智。因佛能遍知世

作为中国中世纪以来最负盛名的哲学家，朱熹的学术思想虽然具有较浓的理性主义色彩，不过陈荣捷先生亦曾指出：“朱子实一最虔敬而富有宗教热诚之人”（《朱子之宗教实践》），其有关鬼神与魂魄大量的或哲理化或神秘主义的理论演绎就是例子。当前学界对朱熹的鬼神观已有较充分的讨论，对其魂魄观念却关注不多。尽管《论语》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据《礼记·中庸》记载，孔子也曾对鬼神的形态、功能等做过较详细的解说：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

裴松之《三国志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位列古代四大名“注”之首，也是陈寿《三国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裴注产生以来就有学者对之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或阐释，主要涉及裴注的具体史事内容考证，裴注所引史料、体例、种类考辨，注史体例评价，裴松之及其思想综合研究等，可谓硕果累累，但多属于静态性描述或评价。实际上，裴注是一部承载多方面信息的重要文献，对之的释读可以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动态的考察，如从文史分野的发展及时代特点对之所具有的影响角度探讨，就别有一番“天地&r

“不敢为天下先”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七章，原文是：“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舍后且先，死矣！”其意是，我持有、珍藏三大法宝：第一是仁慈，第二是俭啬，第三是不敢在天下争先。因不敢居前争先所以才能为众人拥戴成为官长。如果一味居前争先而希望获得拥护，不仅不可能，而且注定是死路一条。韩非在《韩非子&mid

“师道”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伦理思想之一，近现代学者们在这方面的论述主要依据儒家文献，而对道家、道教典籍中所蕴含的“师道”文化却少有问津。事实上，道家与道教典籍也包含着丰富的“师道”内容，例如，东汉符箓派道教所尊奉的《太平经》就是这样的经典文献。该书不仅继承了西汉以前道家的“师道”思想，而且适应汉代的社会需要与修道实践，将“师”与“天地君父”相提并论，形成了以&ldq

“风土”一词，屡见于中国古代史书的记载，如：《汉书·张堪传》：“帝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后汉书·卫飒传》：“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飒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视事十年，郡内清理。”《后汉书·西域传》：“九

“无事此静坐，春来草自青，”此诗句中所描绘的那种自然、静谧之境，常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静坐”似乎是诗人们的共同向往——王维诗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李太白诗云：“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苏东坡诗言：“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其实，“静坐”并非只是诗人的专利，从儒释道各家对其的态度中，我们可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道家之静坐：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传统社会中，帝王与儒士间事实上是处在一种颇为复杂的关系状态中。一方面，帝王处于社会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儒士则构成了各级官吏或后备官吏，因而二者不仅属身于同一个系统，而且儒士在这个系统中归根结底必须听命于帝王。另一方面，两者的关系又不尽于此，因为儒士还有另外一种身份，这就是“道”或者说社会发展趋势与道德正义的化身。在这个意义上，儒士集团又是超越于作为现实权力之总代表的帝王的，并且事实上构成了对帝王权力的某种程度的制约关系。这就是所谓“道&rdqu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刻骨铭心的历史创伤和挥之不去的奇耻大辱，是近代以来中国国耻史上的黑暗一页，也是中华民族寻求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契机。●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短暂的繁荣富足，却误导该国走上一条无止境的对外扩张之路，奏响了“大日本军事帝国”从萌芽、壮大到走向败亡的序曲。●甲午战争改变了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加剧了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利益冲突，扰乱了东亚的和平，并且最终威胁到世界的稳定。甲午战争是晚清中国遭遇的一场大灾难，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之危害，至为重大而深远。1840年以来，中国

在中国诗学史上关于诗歌的本质之说曾经有过言志、缘情、性情、兴趣、神韵、性灵、格调和境界说，它们均有助于我们认识诗的本质问题。我们却忽略了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在晚年从诗的审美效应而提出的“诗之美”说。它见于《山谷集》卷二十七的《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诤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黄庭坚认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