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溟集》是明代文学家李攀龙的诗文集。以其自号沧溟,故名。凡30卷,有自刊本,明隆庆间王世贞刻本,明万历间平阳府刊本,还有清道光间的重刊本。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自幼孤贫,励志求学,酷爱诗歌,好古书,邻人视之为狂生。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员外郎、郎中。嘉靖三十二年(1553)出知顺德,颇有政绩,擢为陕西提学副使。旋归里,于华山、鲍山之间自建“白雪楼”,读书作诗于此。为人孤傲,对于不合者,辄戒门人不纳。
李攀龙在京期间,先后与谢榛等人共倡诗社,后又有王世贞等人相继加入,“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明史·李攀龙传》)史称“后七子”,继明代李梦阳等“前七子”之后倡导文学复古运动。
其中,“攀龙才思劲鸷,名最高,独心重世贞,天下亦并称王、李,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何、李、王、李。”为复古派领袖,但又与同为复古派的谢榛意见有分歧,故李攀龙作书与谢榛绝交,王世贞则偏袒攀龙,力相排挤,终于将谢榛削其名于“后七子”之列,一时文人竞相奔走于李攀龙门下,声势日隆,左右文坛40年,与“前七子”相呼应,致使复古运动占据明代文坛近百年,同时也造成了盲目模拟古人的不良文风的大泛滥。
此集30卷中,有诗14卷,文16卷,附录(包括志、传、表、诔之文)1卷,作者在其创作中明显贯彻和反映了自己鲜明的文学主张。
李攀龙的文学主张带有强烈的复古主义倾向,锋芒直接指向当时统治文坛的“台阁体”诗派,这类诗歌号称词气安闲,雍容典雅,其实不过是陈陈相因,极度平庸乏味。李攀龙继“前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之后,重又倡导起文学复古运动,用以反对以“台阁体”为代表的、明初以来的靡弱文风。他提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在散文创作上,他认为,先秦古文已有成法:“其成言班如也,法则森如也。”因此他强调要“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创作时也只需“摭其华而裁其衷,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在诗歌创作上,李攀龙则极力推崇汉魏古诗和盛唐近体。认为,“论古则判唐、《选》为鸿沟,言今则别中、盛如河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以至对于盛唐古诗,也予以鄙视,而对唐以后的诗歌,则更是大加贬斥。因此,在他编选历代诗歌而成的《古今诗删》中,唐诗之后直接明诗,宋元诗歌则一首未选,足以示其论诗的宗旨。
由于李攀龙的文学主张过于偏激,所以对于他自己的诗文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古乐府割剥字句,诚不免剽窃之讥,诸体诗亦亮节较多,微情差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他本人对所作乐府诗自视甚高,实则片面模拟古人,“止规字句,而遗其神明。”(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王世贞也认为,他的乐府诗“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艺苑卮言》)他的散文则“有意诘屈其词,涂饰其字,诚不免如诸家所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世贞评之:“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艺苑卮言》)聱牙戟口,不能卒读。
李攀龙的诗文,由于其“资地本高”,有些直抒内心真情之作,也还有一些成就,对现实生活也作了一定的反映,有的感时伤世,忧念旱灾:“难将忧旱意,涕泣向蒿莱。”(《广阳山道中》)有的则抒发仕途艰难,向往隐居的闲情逸志,如《冬日登楼》、《九日登楼》、《和余德甫江上杂咏》等篇,虽然从取材上来看,显得有些狭隘,但也确有一定的真情实感。
他的诗中主要还是以七律和七绝较优,七律声调清亮、词采俊爽,如:“金牛忽见湖中影,铁骑初回海上潮。”(《与子与游保俶塔同赋》)尚能传神;再如“自昔风尘驱傲吏,还能伏枕向清秋。”(《寄元美》)写其好友王世贞,形象颇为生动。
他的七绝,写得也很自然,还能注意顿挫变化,时有清新之语。如《和聂仪部明妃曲》:“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意味隽永,情韵悠长,沈德潜评论这首诗道:“不著议论,而一切著议论者皆在其下。”
对于李攀龙的文学复古主张,历来毁誉参半,从变革明初以来绮靡文风的角度来看,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是在继承和发扬“前七子”复古主义的基础上,对弥漫一时的“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台阁体”文风进行了大胆的突破,有倡导之功,为明代文坛吹进一股新的空气,“文章自前后七子而大变,后七子以攀龙为冠,王世贞应和之,续前七子之焰者,攀龙实首倡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对于其刻意拟古,则先后受到了公安派、晚明进步诗人的批评,连王世贞后来亦有所悔悟。袁中道就尖锐指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反对一味地模仿抄袭古人。
总体来说,李攀龙的诗文成就不大,然亦有可取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指摘李攀龙拟古文风的同时,也评价说,李攀龙“才力富健,凌轹一时,实有不可磨灭者,汰其肤廓,撷其英华,固亦豪杰之士。”应该说还是颇为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