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书》哲学文集。上中下三卷。明清间费密撰。刊行于清初。费密,字此度,号燕峰。生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四川新繁人。明崇祯己卯举人。张献忠推进四川后,流寓江苏泰州,隐居不仕,以著述终身。所著较富,有《弘道书》、《中传正记》、《燕峰集》等。
所谓“弘道”,即所以广圣人之道。分上中下三卷,十五篇。上卷为统典论、辅弼录论、道脉谱论、古经旨论、原教、圣人取人定法论,中卷为礼乐祀典议五篇、先王传道述、圣门传道述、吾道述,下卷为圣门定旨两变序记。又有附表十张,图三幅,分表一张。
在《序》中,费密首先理出了圣人之道产生及传袭的几个过程,以为是“著在六经,七十子传之,汉唐先儒继之”,然后是宋明诸儒承治之。圣人之道的实质可看作是四教及文、行、忠、信,“所处不过饮食男女之间,所习不过兵、农、礼乐之事,非有高远绝伦杳渺难知之微妙也。”以为后儒高谈无极,静坐穷理,以此为道,离圣人之道甚远,无补于世。在《统典论》中继续描述圣人之道,以为“统”,即师本于一人,一人为帝王。此可分为“上之道”与“下之道”。上之道即先王立典政以为治,其统则朝廷,然后历代帝王传袭,公卿将相辅助;下之道为圣门授受而为脉,也历代相传为序,后世的儒家弟子守之。在这里,作者将大统归于帝王,视作“本”,公卿以此为行,师儒以此为言,则是“支”。它在过去都是“笃实可行”的,魏晋以后尚空言,到南宋私立道统,从而使其成为空谈的对象和非帝王的事业。《弼辅录论》详述良臣辅助帝王事业的道理、意义、职责等,分析德与才的关系,以为天下之治,群黎乐业,“特君相之功也”,言道而舍帝王将相,无补于世。《道脉论》讨论道学的延续过程,以为道定于先王,留下了经本,七十子传其绪,汉唐诸儒衍其脉。汉唐说经,还不离本旨,也助政教,而到了宋代,王安石开始倡说道德性命,以至引起理学的兴盛,理学脱离了日用实行和经说,成为一种空谈。《古经旨论》为古经作辩护,以为古经之旨来自于圣人“情见乎辞,惟古经是求而通焉,旨斯不远矣。大道之行圣王不一,皆敦本务实以率天下。”《六经》是先王用以格上下、通神明、肃典章、施教育、和风俗及安民生的实训,是可实行的。道用则举之为“行道”,不用则传之为“明道”,对于治理天下来说,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能行之又能言之可也,能行而不能言亦无不可也。”宋儒以来的学问不是教化所急需的,舍弃实用的而崇尚虚言,这在古人那里是找不到的,因而也不可以称它们是圣人之传。《原教》再谈汉儒与宋儒之别,以为汉儒因为二帝三王书不尽者,咸出口授,古今不同,因而借助训诂使其明了,只有通过训诂的阐释才能使道不至淹没,宋儒放弃汉儒的做法,自出其言,空文相争,论道益幽,使三代风旨文辞沦丧,难以再考察古道之尊。另一方面,道理要实用,就得让千万人明白,然而对宋儒所谓性理新学,知晓的人甚少,这种“欲千万人不能知不能行者以立教,则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矣。”独身之学,无法移风易俗,无法施于百姓,也无补于事。《先王传道述》以为先王之道所以立治,万世不变,使老百姓大化,依靠的是政典。但因时代的变化,真正的治道是善于通变的,因而提倡不泥古、不随俗,或革、或因,都要有利于治平,而近世儒生没有亲历政事,拘泥古人言理,不达世变,与现实的运用完全脱节,以至引起国家的灾难。《吾道述》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以为其核心是中与实,中而不实,或实而不中都不足取。“盖通诸四民之谓中,信诸一己之谓偏;见诸日用常行之谓实,故为性命怳忽之谓浮。”偏浮之说盛行则使先王之道沦丧,唯有在考虑国家大计时“无不出之于实,无不行之以中,而国治天下平矣。”《圣贤事业图》描绘“历代圣贤传大中至正之道”诸人系统。
该书收入《费氏遗书三种》,《遗书三种》又载于《怡兰堂丛书》、及《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