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虚,字从之,号慵夫,入元后自称滹南遗老。生于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卒于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真定藁城(今河北藁城)人。登金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历官左司谏,转延州刺史,入为翰林直学士。金亡后,微服归里。越十年,与刘祁东游,卒于泰山。
本书四十五卷中包括《五经辨惑》二卷,《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二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杂辨》一卷,《谬误杂辨》一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杂文及诗五卷。诸多辨惑论述中,驳疑辨难,均不落前人窠臼,尤其对汉、宋儒者解经之附会迂谬,对乙部以及古文中句法修辞之疏误纰漏等,皆有所正讹品评,是有益学术进步之论辨;《文辨》及《诗话》,虽尚未自成完整体系,却已是论文论诗之专门著述,自始至终,论述有说服力,观点明确,在在不乏独特之见地。
本书所有之文学理论,已成金代有代表性的论著,在当时文坛中占有重要一席。当时文坛中形式主义是主要弊病,不少学人追奇逐险、竞靡夸多。王若虚与此类文风进行了坚决论争,并取得了卓著之成效,其胆略与器识都是不凡的,其理论是统领一代文风的。因此有人认为是“专为辨驳朱子而作”,而非议之,《四库提要》云:“统观全书,偏驳之处诚有,然金、元之间学有根据者,实无人出若虚右。”尚属中肯之论。
《文辨》则宗苏轼而于韩愈稍有指摘,《诗话》则尊杜甫而对黄庭坚有所訾议。王若虚主张写“真”去“伪”,反映客观现实,以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 (《诗话》上),“文章唯求真是而已”(《文辨》一)立于此论点,所以批评罗可咏雪诗句“斜侵潘岳鬓,横上马良眉”是“假雪”。对主张无一字无来处和以经史雅言,晋宋清淡作为诗文素材的黄庭坚,予以抨击,指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诗作,实为“剽窃之黠者”(《诗话》下)。此类批评,不无偏颇。《四库提要》说:“盖若虚诗文不尚劖削锻炼之格,故其论如是也。”也是较为公允的看法。王若虚对苏轼的“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叙》)以及“有为而作”(《凫绎先生文集叙》)等文艺观点极为推崇;对主张“情发于中,文形于外”的白居易诗歌,则认为“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诗话》上),“妙理宜入人肺肝”(《论诗》)。王若虚笃信其舅父兼师长周昂关于内容与形式间关系的立论,即“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见《诗话》上),说“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文辨》四),这种强调内在第一位的立论是十分可贵的。他特别强调“辞达理顺” (《诗话》下)、“浑然天成”(《诗话》中),所以对那些“不求是而求奇”(《诗话》中)、“不求当而求新”(《诗话》下)等当时之不良文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中肯而明确地指出:“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文辨》四)。而时尚倾向是不可轻忽的,王若虚尽管反对形式主义如此坚决,但他自己的作品中还没有尽然摆脱形式主义之桎梏。他的立论中也还不乏偏颇之处,如他认为“司马迁之法最疏,开卷令人不乐”(《文辨》)一);还认为“迁虽气质近古,以绳准律之,殆百孔千疮。”(同上)足证其理论虽高,而与实践脱节得相当严重。
除上述诸多论著外,他的诗文创作亦颇可观。周昂在评论时人之文时,有下述评语:“正甫之文可敬,从之之文可爱,之纯之文可畏。”虽仅以“可爱”二字评之,不免笼统,却亦可见其文之不一般。其文每不事雕琢,而追求言之成理;其诗多以白居易为宗,崇尚自然,又复能曲尽情致,属金元诗中之上乘。在其诗文创作中,理论与实践是一致的。
本书通行本有《四部丛刊》之影印旧钞本(后附续一卷)及《丛书集成》本(四十五卷外尚有诗集一卷续编诗集一卷)。其中《诗话》有单行本,名《滹南诗话》,有《历代诗话续编》本,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霍松林等校点本。
这是一部兼收论著、诗话、杂文和诗的文集,在辽金的文献中是值得重视的著作,金王若虚撰。
王若虚 (1174-1243),字从之,号慵夫,藁城(今河北省藁城县)人。他生于金朝后半期(世宗大定十四年),卒于金亡后9年(蒙古太宗十五年)。在金朝,他考中过经义进士;朝外作过延州刺史;朝内作过左司谏,翰林直学士,国史编修官,撰《宣宗实录》;还出使过西夏。金亡时他刚过60岁,不再作官,在正定隐居,自称滹南遗老(因所居在滹沱河之南)。70岁时候,由两个儿子陪侍,与友人刘祁同游泰山,称泰山为仙府,静坐死在那里。他学问渊博,有见识,敢评论古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金元之间,学有根柢者,实无人出若虚右;吴澄(元朝著名学者)称其博学卓识,见之所到,不苟同于众,亦可谓不虚美矣。”所著还有《慵夫集》,没有传下来。《金史》 卷126有传。
这部文集共45卷,包括《五经辨惑》2卷,《论语辨惑》5卷,《孟子辨惑》 1卷,《史记辨惑》 11卷,《诸史辨惑》2卷,《新唐书辩》3卷,《君事实辨》2卷,《臣事实辨》3卷,《议论辨惑》1卷,《著述辨惑》1卷,《杂辨》1卷,《谬误杂辨》1卷,《文辨》4卷,《诗话》3卷,《杂文》5卷 (最后附诗40余首,据考是从元好问 《中州集》里抄来的)。传世本有残缺,如第三卷量过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断为原缺,后人割第四卷的前一部分来充数的。
全书的重点是辨惑,就是认为不少传统说法有问题,未可尽信。辨,少数只指出可疑之点,多数兼说明自己的看法。这都是读书时的所得,依传统目录学的四部次序分为几类。经排在最前,说是五经,实际是四经,没有 《易经》,他自己说是理解不深。经部所辨,主要是指出注疏的不妥或谬误。《论语》、《孟子》辨惑,重点是评论宋儒过于求深,以为句句讲天理,关造化,是牵强附会。史部辨惑几种,重点是指摘《史记》和 《新唐书》,尤其对于 《史记》,分谬误为 “采摭之误”、“取舍不当”、“议论不当”、“文势不相承接”、“姓名冗复”、“字语冗复”、“重叠载事”、“疑误”、“用而字多不安”、“用于是乃遂等字冗而不当”。“杂辨”共11类,虽然所说大都不无道理,总像是只取小疵而舍了大醇。“议论”、“著述”辨惑和《杂辨》,评论传统成见的不足取,《谬误杂辨》谈古文献词语的训释,都有参考价值。最后《文辨》、《诗话》虽是泛论诗文,也处处显露自己的偏爱,如文指摘韩愈,诗不喜黄庭坚就是这样。
如内容的标名所示,全书的重点在辨惑。优点也在辨惑。中国自汉朝思想大一统以来,评价任何事物都有了传统的标准。这标准力量很大,轻是不敢疑,重是想不到疑。所以如圣经贤传,三纲五常,以至文的韩柳,诗的李杜,等等,就都成为无条件的好。读书人著论,几乎都是顺着老路走,或歌颂圣道;间或表示不满,也是以不合圣道为理由。唯一的例外是东汉的王充,著《论衡》,敢疑经典,疑孔子。《滹南遗老集》也可算是这种性质的著作,虽然怀疑传统,气度没有《论衡》那样恢宏。作者王若虚的生活环境,政治是异族统治,学术是理学统治,但他有见识,评论任何事物,都是“本诸天理,质诸人情”(王鹗序中语)。就是用这样的眼光,在旁人认为毫无问题的地方,他看出问题,如卷1说宋伯姬为守旧礼教而宁可被火烧死是“不近人情”,卷29说张巡守睢阳,为名节而食人三万口是有罪,卷40说黄庭坚论诗所谓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只是“剽窃之黠者”,都是能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不敢言。这种不为俗见所囿的议论,在古籍中是少见的。
比较流行的版本有四部丛刊本和丛书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