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元伎艺“说话”的内涵与形态，现有的含混的解释和确切的判定都有可商可量之处。比如在“说话”家数的问题上，鲁迅以来的涉论者不论是排斥、还是接纳合生、商谜等伎艺，其习惯思维普遍是把“说话”比类爲后世的说书，解释爲讲说故事，如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曾以此思维作过一个总结，得到了普遍赞同，被认爲“是可信的，是最爲确切的”。[1]如此，则讲说故事就成爲“说话”伎艺基本的宗旨和形态。然而，这一思路又面临一些困惑，简单者如把侯白的“说一个好话”释爲讲说一个好故事，但又普遍排斥“说诨话”爲“说话”家数，也不把作爲伎艺的平话、诗话、词话、调话之“话”解爲故事。[2]而且，对于把伎艺性“说话”解释爲讲说故事的观点，学界也有质疑之声。比如刘兴汉先生虽然支持鲁迅、孙楷第的“说话”四家之说(小说、讲史、说经、合生)，但又觉得“把宋代的说话就看成是单纯的讲故事，如今日之说书是不对的”，[3]至于如何的不对并不明确；又如冯保善先生主张宋人说话家数多家并存，认爲说话之“话”并非指故事，而应该是“脚本”：“说话，意即讲说话本，据脚本说唱敷演，更直白点讲，便是说书。”[4]但当时艺人讲说并非必据脚本，而把说话比类爲说书，则又回到了胡士莹等人的观点。但他与胡士莹一样，指出要解决宋元说话家数问题，首需澄清的问题是明确“说话”的定义及内涵。笔者认爲欲釐清宋元说话伎艺的宗旨和形态，亦应如此。
通过梳理唐宋时期的相关史料，可以看到“说话”伎艺是源于俳优艺能的语言表演伎艺，讲说故事和嘲调戏谑是俳优的两项艺能，也是俳优进行语言表演的两种方式，宋元“说话”伎艺即在这两种方式的基础上变化出了不同形态，分属于敍事类说话伎艺和嘲调类说话伎艺。说话伎艺的敍事一脉已被勾勒得十分清晰，而嘲调一脉却十分模糊，甚至因无意的忽视或有意的排斥而被置于说话伎艺范畴之外。其实鲁迅先生已隐晦涉及到说话伎艺嘲调一脉的踪迹(下文详述)，惜其本人并未对此作明确的判断和深入的辨析，他的隐晦表述也未引起后人的充分注意和重视。笔者稍承其志，在考察说话伎艺的宗旨和形态的基础上，把握二脉的演变状况而重点辨析嘲调一脉的源流。
一 说话伎艺嘲调一脉的存在
南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等笔记的有关描述是讨论宋元说话伎艺宗旨和形态的重要文献。吴自牧《梦粱录》卷二○有“小说讲经史”条，开首即言：“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这是宋人对说话伎艺的最直接说明。而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社会”条称“小说”伎艺人的团体是“雄辩社”，同书卷六“诸色伎艺人”条于“小说”目下列有艺人任辩、王辩，又于“说经诨经”目下列有艺人“周太辩”。[5]“说话”艺人、团体的名称以“辩”字标举，并不是表示讲唱故事与辩论相同，乃意在强调说话伎艺对言辞敏捷、辩才无碍的崇尚与追求。又《金史》记“小说人”贾耐儿曰：“贾耐儿者，本歧路小说人，俚语诙嘲以取衣食，製运粮车千两。”[6]语中“小说”一词，明显指的是“俚语诙嘲”性质的伎艺。而各家皆认同的可作爲宋人说话四家之一或归属“说经”一家的“说参请”，乃是释家禅堂说法问难仪式伎艺化后的娱乐性语言表演，近人张政浪言其“纯属小说舌辩一流”：“参禅之道，有类游戏，机锋四出，应变无穷，有舌辩犀利之词，有愚騃可笑之事，与宋代杂剧中之打诨颇相似。说话人故借用爲题目，加以渲染，以作糊口之道。”[7]胡士莹则据《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所载指出：“大概瓦舍说话人爲了迎合听众的趣味，特借‘参请’的形式来进行戏弄，故作爲说话人话本的‘问答录’多嘲谑之辞。”[8]由此而知，作爲瓦舍伎艺的“说参请”乃是借释家参请之体制而进行的伎艺性语言表演。上述相关的记载和描述反映了当时说话伎艺所具有的另一宗旨和形态：讲求嘲谑戏乐，崇尚辩才捷词，这与以讲说故事爲宗旨的“小说”、“讲史”完全不同。据此，如果不先验地确定作爲瓦舍伎艺的“说话”只是以故事讲说爲宗旨，则说话伎艺应首先认定是一种以娱乐爲宗旨的语言表演伎艺，具有娱乐性、表演性、伎艺性。
那么，这一关于说话伎艺宗旨和形态的勾勒是否与“说话”的内涵相应合呢？作爲伎艺名称的“说话”一词，孙楷第先生直接把它解释爲讲说故事，并认爲宋人的“说话”即是后来之“说书 ”，“曰‘说话’，曰‘说书’，古今名称不同，其事一也”。但他也敏锐地指出了“话”曾有的一个含义：
话有排调假谲意。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话，胡快反。《广雅》：话，调也。谓调戏也。《声类》：话，讹言也。”……凡事之属于传说不尽可信，或寓言譬况以资戏谑者，谓之话。取此流传故事敷衍说唱之，谓之说话。[9]
孙楷第认识到“话”本身即有嘲调意，乃“寓言譬况以资戏谑者”，如此，则这嘲调行爲本身即可称爲“话”。孙先生认识到“话”有“调”意，却又要把这种“话”落实于故事之上纔称爲“说话”，并例举《啓颜录》所记侯白“说一个好话”与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自注所记“说一枝花话”之“话”皆作故事解，实乃以说书逆推说话的思维。这一思维既造成了对说话伎艺形态认识上的困惑，也捨弃了对说话伎艺嘲调一脉的探寻。但孙先生的这段话却提示我们说话伎艺之嘲调一脉的存在。
《一切经音义》乃唐贞元、元和间释慧琳所撰，广泛收集了汉译佛经中的词语（其中普通语词占九成以上），析字、辨音、释义,所引古代文献及字书、韵书达七百种。其中对“话”的使用多取“调”意，如卷一六注解《发觉淨心经》上卷“谈话”言：“《博雅》：话，朝谑也。《说文》：善言也。”卷七○注解《俱舍论》第十二卷“俗话”言：“《广雅》：话，调也。谓调戏也。《声类》：话，讹言也。”卷七一注解《只音阿毘达磨顺正理论》第五十四卷“耽话”言：“《声类》云：话，讹言也。《广雅》：话，调也。调谓戏也。”卷五六注解《正法念处经》第三十二卷“调话”曰：“会善言也。经文作譁音花，諠譁，非字义。”[10]此处释“话”爲“会善言也”，乃承许慎《说文解字》所谓“合会善言”。[11]由此可知，“话”本身即有嘲谑、戏弄之意，对应的是以言语相嘲戏的行爲。这种性质的行爲在唐前已经娱乐化、伎艺化，成爲一种讲求思维敏捷、语言机辩、诙谐滑稽的语言表演伎艺，成爲俳优必备的一项艺能。《史记·滑稽列传》记优旃之调笑陛楯者，淳于髡之滑稽多辩，皆是在宴乐中以机智幽默的语言表演来提供娱乐。而这些基于娱乐目的的语言表演往往即兴而发，作机辩幽默的嘲戏调弄，比如“善爲笑言”的秦倡侏儒优旃就以陛楯者与自己的身材高矮嘲戏。[12]与此相类，三国时魏将吴质于宴会上招优“说肥瘦”，亦爲嘲戏座中人。《三国志》卷二一裴松之注引《吴质别传》曰：吴质与众将宴会，“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13]很明显，吴质招优“说肥瘦”，意在嘲调曹真、朱铄的体态肥瘦。唐玄宗时期的著名伶人黄幡绰也善于据他人形貌特徵即兴嘲谑调笑，郑棨《开天传信记》记他在玄宗面前嘲弄刘文树面孔似猢狲：“可怜好个刘文树，髭须共颏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猢狲，猢狲面孔强似文树。”[14]崔令钦《教坊记》记他讥讽两院歌人，“有肥大年长者即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宾阿妹’，随类名之，僄弄百端”。[15]很明显，俳优所要表演的嘲调行爲，已不是生活中的自发行爲、原生形态，而是一种伎艺性的语言表演，其形态是针对某人的形貌特徵而进行言语上的嘲戏，甚至有辱弄讥讽性质。它在隋时已成爲“戏场”中的表演众伎之一，[16]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在宴会上即兴表演。这种以某人形貌特徵爲对象的嘲调是当时俳优艺人所擅长的艺能，因其能见机智和言辩，故爲上流社会所习尚，在上流社会的宴集聚会活动中非常流行。而且这种来源于俳优伎艺的嘲调还被文人们学习模仿，可以用来嘲人姓名、相貌、性格等，戏谑斗口，逞才显智，既可表现思敏词捷，也可增加交流气氛。刘勰《文心雕龙》在《谐隐》篇总结此类现象，特举“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17]薛综“发嘲调”之事见《三国志》卷五三《薛综传》记载：
西使张奉于权前列尚书阚泽姓名以嘲泽，泽不能答。综下行酒，因劝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独，无犬爲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列君吴邪？”综应声曰：“无口爲天，有口爲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其枢机敏捷，皆此类也。[18]
由此而知刘勰所言“嘲调”的形态，乃先有一方对另一方有嘲弄辩难之言辞，另一方要敏捷反击，应答如流，以见出辩捷之才能。由于其中有戏弄、问难成分，故也称“嘲戏”、“嘲难”，即嘲谑以调笑戏弄，具有表演性、娱乐性，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源自俳优的艺能。由于它在上流社会的宴集娱乐中十分风尚，所以《三国志》等史著有所记述，刘勰《文心雕龙》亦有所论议。而成书于唐的《一切经音义》把“话”释爲嘲调，可以说是对这类语言表演伎艺的总结。
这种嘲调性质的语言表演伎艺在隋唐时广爲流行，上文所述唐玄宗时名优黄幡绰对两院歌人、刘文树形貌特徵的嘲调即是。艺人们的伎艺表演因是即兴的机锋而难有留存，而文人操此者则幸好遗留有一些记述。
隋侯白，州举秀才，至京，机辩捷，时莫之比。尝与僕射越国公杨素并马言话。路傍有槐树，憔悴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过人，能令此树活否？”曰：“能。”素云：“何计得活？”曰：“取槐树子于树枝上悬著，即当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闻《论语》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
国初贾元逊、王威德俱有辩捷，旧不相识，先各知名，无因相见。元逊髭鬚甚多，威德鼻极长大。尝有一人置酒唤客，兼唤此二人，此二人在座，各问知姓名，然始相识。座上诸客及主人，即请此二人言戏。威德即先云：“千具羖●皮，惟裁一量靺。”诸人问云：“馀皮既多，拟作何用？”威德答曰：“拟作元逊颊。”元逊即应声云：“千丈黄杨木，空爲一个梳。”诸人又问云：“馀木拟作何用？”元逊答云：“拟作威德枇子。”四座莫不大笑。[19]
侯白与杨素的“言话”，并不是普通的交谈，而是讲究机智、诙谐、辩才以及一定表演性的语言交锋，所以《啓颜录》记侯白此类“言话”有“谈戏弄”之语，[20]又称贾元逊和王威德在宴会上的嘲调之举爲“言戏”。贾、王二人在一次酒宴上相遇，座中人闻其辩捷之名，便请二人“言戏”，二人遂各以对方的形貌特徵嘲弄调笑。王威德以黑羊皮拟比元逊颊，嘲其多髭鬚(羖●，一种黑羊)；贾元逊则说要以千丈黄杨木作枇子(枇与鼻同音)，借以嘲威德鼻子长大。这种针对某人形貌特徵的嘲调，正如三国时吴质于宴席上招优的“说肥瘦”、唐玄宗时名优黄幡绰对两院歌人形貌的嘲弄。
S.610敦煌本《啓颜录》收录了侯白的许多“谈戏弄”，[21]其形态、旨趣与当时相关的史书、笔记所述相符。《北史》卷八三《李文博传》言侯白“有捷才，性滑稽，尤辩俊”，“好爲俳谐杂说”，[22]苏鹗《苏氏演义》卷下记他“博闻多知，谐谑辩论，应对不穷。人皆悦之，或买酒馔求其言论，必啓齿发题，解颐而返，所在观之如市”。[23]由此知，侯白的这些谐谑言辩具有一定的表演性，要以言辞上的敏捷巧辩来获得嘲诮戏乐的趣味，《北史》总括其爲“俳谐杂说”。这种娱乐性的语言表演伎艺与刘勰所说的“嘲调”有密切的承续关系，唐人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称之爲“琐言”：“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爲舌端，谈话者将爲口实。乃蔽者爲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牀笫，莫不升之纪录，用爲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24]由刘知几的总结评述和《啓颜录》的具体记录，可见这类语言表演伎艺的性质和形态：它是一种讲求诙谐、思敏、辩才的语言表演伎艺，表现爲言辞上的嘲戏、辩难，具有表演性、娱乐性、伎艺性，所以有“谈戏弄”、“言戏”之称。据此，史书所记侯白擅长的“俳谐杂说”就是《啓颜录》中所记述的具有表演性的嘲调行爲，也就是刘知几《史通》所描述的“琐言”的形态。
需要强调的是，侯白的这些“俳谐杂说”本身即是“话”，而《啓颜录》关于侯白进行“俳谐杂说”的记述则是“话”的故事。我们一般会说《啓颜录》记述了当时的幽默故事，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小说家类即说它是“杂记诙谐调笑事”，[25]是关于侯白等人如何嘲调的故事，可称爲“嘲调故事”。但嘲调与嘲调故事并不是一回事，嘲调本身是“话”的形态，而嘲调故事是关于这些“话”的记述。具体到《啓颜录》一书，其中的短故事是一回事，侯白等人的嘲调行爲则是另一回事，而这些行爲即是娱乐性的语言表演伎艺。这纔是《啓颜录》的记述重点，故而该书列“论难”、“辩捷”、“嘲诮”三目。由此而言，侯白的“俳谐杂说”和《啓颜录》对其“俳谐杂说”的记述并不是同一所指。这种关系在《文心雕龙》中表述得很清楚，其《谐隐》篇说“魏文因俳说而著笑书”，[26]语中的“笑书”是根据“俳说”而作的记述，但“笑书”不等同于“俳说”。就“笑书”而言，是一种著述；就“俳说”而言，则是俳优的一项艺能。当然，这“笑书”能反映出“俳说”的性质和形态。绾结上述，刘勰所说的“嘲调”、刘知几所说的“琐言”、《啓颜录》所说的“谈戏弄”和“言戏”，都是来自俳优艺能的一种伎艺，它往往以某人某物的形貌特徵爲对象进行嘲戏，讲求语言的敏捷、机锋和诙谐，带有表演性和娱乐性，是一种语言表演伎艺。
比照于此，上文所言宋人“说话”伎艺的嘲调一脉的宗旨和形态即承此发展而来。宋人记述说话伎艺爲“舌辩”，爲“杂嘲”——舌辩是艺人讲说的能力，杂嘲则是艺人的讲说方式和表演宗旨，本未提及“讲说故事”之意。而且，宋时属于说话家数的“说参请”亦可确定不涉故事讲说，而是讲求舌辩和诙谐的伎艺。所以，作爲语言表演伎艺，“说话”并非必然地要以讲说故事爲表演宗旨，而就“话”在唐宋时期的语词使用意义，“说话”也不可单纯地释爲“讲说故事”，我们本不必非要把“话”落实于“故事”这个意义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