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亦称 《五经通论》,是论述儒家五经中各种专题的著作。皮锡瑞撰。皮锡瑞(1850—1908),清代经学家(见 “经学历史”) 皮氏晚年讲学湘垣,撰本书作为初学治经者的课本。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 由湖南思贤书局刊刻,后收入《师伏堂丛书》。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过排印本,选入《国学基本丛书》及《万有文库》。1954年,中华书局用 《国学基本丛书》本纸型校正印行,至今已重印多次,流传颇广。
本书共5卷,每卷论述一部经典。各卷又分若干专题,每专题为一篇,全书总共209篇。皮氏首先在“自序” 中强调: “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孔子为万世师表之尊,正以其有万世不易之经;经之大义微言,亦甚易明。”这是清代今文经学家的一种极端主张。接着,皮氏对 《易经》、《尚书》、《诗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 及《春秋》等儒家经典的撰著流传、内容要义、历代考订注疏的得失以及读者治学研究的门径等等,作了简明的阐述。
《易经》通论30篇,认为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重卦,而卦辞与爻辞则当为孔子所作。孔子阐明其义理,推合于人事,於是《易》道乃著,学士大夫尊信其书。汉末 《易》说猥杂,多言阴阳术数。至魏晋,王弼《易注》以清言说经,颇有摧陷廓清之功。宋人图书之学,亦出于汉人,但不足为据。清代焦循《易学 三书》,深于王弼,故论王弼得失极允。焦循以假借说《易》,本于 《韩诗外传》,发前人所未发。
《书经》通论33篇,认为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这种分别是由文字不同,亦由译语各异。今古文之分以《尚书》为最先,亦以《尚书》为最纠纷难辨,故分别今古文为治《尚书》一大关键。强调汉初传《尚书》者,始自伏生;治《尚书》者不可背伏生大传最初之义。至于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自宋代以来,已灼知其伪矣,然而,犹相承不废,是由于其言多近理。今日治《尚书》,当先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和陈乔枞 《今文尚书经说考》。
《诗经》通论38篇,认为孔子定诗之义,汉人已明言之。诗之四始之义,即以 《关雎》为《风》始、《鹿鸣》为 《小雅》始、《文王》为 《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至孔子始定,并非周初所有。齐、鲁、韩三家诗亡,毛传孤行,多信毛传而疑三家。而毛传则不可信,毛诗亦有不可信者。诗序今文可信,古文不可尽信。强调孔子删《诗》,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难尽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之外。
《三礼》通论52篇,认为汉初无《三礼》之名,只曰《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仪礼》 乃孔子所定,不可诋毁。《周官》改称《周礼》,始自刘歆。《周官》出于六国时人,非必出于周公,亦非刘歆伪作。《礼记》始撰于叔孙通,后由二戴(戴德、戴圣)删定。至东汉末郑玄并注上述三种书,后世盛行郑注,於是有《三礼》之名。强调《六经》之义以礼为尤重,古礼所存,大有关系,较之各经,尤为切要。古礼最重《丧服》,六朝人尤精此学,为后世所莫逮。
《春秋》通论56篇,认为《春秋》大义在于诛讨乱贼,以戒后世; 其微言在于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钞录一过。孔子作《春秋》,虽然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但能使乱臣贼子不能无惧。强调《左氏传》自是一家之书,是史而不是经,是载记之传而不是以传解经。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作者意在兼收,读者宜加别白。
由上可见,皮氏论述《五经》,是站在今文经学立场上的,自有其局限性。但是,本书涉及历代学者的各种见解,评论是非得失,对于今天研究儒学和传统文化仍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加上本书简明扼要,浅近易懂,不失为初学儒家经典的入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