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繁荣时代。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认为，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所以小说不是“小道”、“稗言”，而是“为文学之最上乘”。他深刻地批判了旧小说“诲盗诲淫”的实质，主张必须革新小说，所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揭示“小说界革命”的经世意义。
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专刊小说的杂志。自“小说界革命”的旗号打出后，应者如云，同类刊物如《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时报》《小说月报》《小说世界》《小说图画报》《新世界小说社报》《小说大观》等，在清末民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此同时，小说创作与翻译也达到高潮，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最新统计，其时中国小说共有19156种，其中创作小说13810种，翻译小说5346种。[2]当时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揭露腐败政治的内幕和批判黑暗的现实社会，如鲁迅所谓“光绪庚子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3]可见，晚清时期谴责小说的兴盛正是现实社会政治恶化的产物。
晚清谴责小说的主要代表作有四：一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二是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三是刘鹗的《老残游记》，四是曾朴的《孽海花》。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秀才出身，少不得志。“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而耻于趋附，故当世无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李伯元曾在上海创办《指南报》《游戏报》《繁华报》等娱乐小报。后受聘商务印书馆，主编《绣像小说》杂志。李伯元撰著《庚子国变弹词》及《海天鸿雪记》《中国现在记》《文明小史》《活地狱》《官场现形记》等小说多种，其中尤以《官场现形记》与《文明小史》最著名。《官场现形记》共60回，1903年起由《繁华报》连载，同时由繁华报馆分册陆续印行。作者“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在此书中用辛辣诙谐的笔法，深刻地揭露了从王公大臣到州县官吏、佐杂的整个清朝官场中种种腐败丑恶的现象。“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伙，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官场现形记》正如时人所谓，乃“官场之照妖镜、燃渚犀”，无情地照出了清朝官场的一幅群丑图，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
吴趼人(1866—1910)，原名沃尧，字茧人，别号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人。曾在上海为《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报刊写小品文，后创作长篇小说，并与周桂笙等人创办《月月小说》杂志。一生撰著小说30多种，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电术奇谈》《瞎骗奇闻》《痛史》《恨海》《劫余灰》《上海游骖录》《最近社会龌龊史》《发财秘诀》《新石头记》等，尤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知名于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于1903年开始在《新小说》上连载，1907—1909年印成单行本8册，共108回。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20年的经历见闻为线索，揭露了晚清官场、商场与上海洋场从贪官污吏、奸商恶霸、文痞讼棍到流氓地痞等各色人等卑鄙无耻、恶劣庸俗、龌龊污秽的怪相。作者借“九死一生”之口声称这20年所见只有“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三种东西，“通本所述，不离此类人物之言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谓晚清社会政治阴暗面的真实写照。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曾因治理黄河有功，声誉大起，渐至以知府用。后上书当道，主张借外资修筑卢汉、津镇铁路和开采山西煤矿，为世所不容，目为“汉奸”。庚子事变中，以低价购太仓粟米，设平粜局，赈济饥民，后被人诬陷以“私散仓粟”罪名，流放新疆，客死乌鲁木齐。刘鹗是最早收集甲骨的学者，曾将所藏刊印《铁云藏龟》，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刘鹗所著《老残游记》20回，署名“洪都百炼生”，1903年起先后在上海《绣像小说》和天津《日日新闻》上连载，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全书以江湖游医老残在山东一带游历的见闻为线索，严厉抨击了晚清官僚的昏庸、残暴，其特点在于揭露了那些道貌岸然的“清官”之可恨尤甚于赃官。所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其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该书揭发了晚清官僚毓贤、徐桐、李秉衡一班人甚于赃官的罪恶，可谓“晚清社会之写实作”。[9]刘鹗所著小说虽仅有《老残游记》一种，但足以在晚清小说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曾朴(1872—1935)，字孟朴，江苏常熟人。举人出身，任内阁中书，结识京官李文田、文廷式、翁同龢、张荫桓及维新党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参与维新运动。后为两江总督端方幕僚，民国时期任江苏省议员及财政厅长等职。曾朴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积极支持者，1904年与友人徐念慈等人在上海创办小说林书店，“专以发行小说为目的”，希望“打破当时一般学者轻视小说的心理”。1907年，他又创办《小说林》月刊，刊载著、译新小说。曾朴还翻译了雨果的《九三年》等法国小说。《孽海花》20回本于1905年由小说林社出版，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东亚病夫”即曾朴，“爱自由者”是金松岑。金松岑(1874—1947)，又名金一、金天翮，号天放楼主人，江苏吴江人。他曾参加爱国学社，与章太炎、邹容、蔡元培等人倡言革命。他在《国粹学报》《新小说》等刊物发表宣传革命的文章，著有《女界钟》，提倡妇女解放，并翻译介绍孙中山等人革命事迹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和俄国虚无党史《自由血》。1903年，金松岑开始创作《孽海花》，并于次年将第一、二回在《江苏》杂志发表。随后，金松岑把写好的6回稿子寄给曾朴，由曾朴改写成20回交小说林社于1905年刊出。后来，曾朴又不断地续写此书，先在《小说林》上发表5回。1927年，曾朴在上海开设真美善书店，并创刊《真美善》杂志，并于次年在真美善书店出版《孽海花》30回本。曾朴后又在《真美善》杂志发表5回，使《孽海花》共得35回。读书其实尚未续完，与曾朴原计划60回相差近半。《孽海花》以清末状元、出使德国大臣洪钧与名妓赛金花的故事为基本线索，描写了晚清从同治初年到戊戌时期30年间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历史，涉及朝野从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到革命派等各派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并能追随从改良到革命的时代潮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如曾朴自称：“这书实在是个幸运儿，一出版后，意外的得了社会上大多数的欢迎，再版至十五次，行销不下五万部。”阿英认为：“《孽海花》所以然能得到这样热烈欢迎，原因主要在思想性。此书所表现的思想，其进步是超越了当时一切被目为第一流的作家而上的，即李伯元、吴趼人亦不得不屈居其下。盖李伯元与吴趼人之思想，虽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倾向，但始终不能跳出‘老新党’范畴，拥护清廷，反对革命。而《孽海花》则表示了一种很强的革命倾向。”
晚清谴责小说不只以上四种，其实还有大量同类作品，但就流品而言，则大都等而下之了，如鲁迅所言，“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撰作此类小说者尚多，顾什九学步前数书，而甚不逮，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旋生旋灭，亦多不完。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嫚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另外，晚清小说数量虽多，但艺术水准并不高，根本无法与中国小说最高峰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四大名著相提并论，甚至也不能与前清著名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相比。如鲁迅论《官场现形记》时，说它虚实结构与《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酝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吴敬梓)后尘。”鲁迅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说：“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尽管如此，晚清谴责小说对现实社会富有批判精神，因而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