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小史》李伯元著,六十回。光绪癸卯(1903)五月《绣像小说》创刊号至乙己(1905)第五十六号连载。
在众多的晚清小说中,《文明小史》一向受到推崇,它从全民族的角度描绘了面对来自西方的文明的冲击,所呈现出来的既主动引进,又强烈反弹的复杂图景。
《文明小史》在楔子中,针对“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与“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两种对时势截然相反的观点,借“太阳要出,大雨要下”为喻,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据在下看起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代,也就不远了。”从晚清新小说发展史看,李伯元是头一个把“文明”作为鲜明主题的作家。《文明小史》的伟大价值,不仅在于及时而形象地传达出在改革形势下,“人心鼓舞、上下奋兴”,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历史势态,而且在于以写实主义的笔法,深刻地揭示出引进西方文明的曲折繁复、引进与反弹相互交错,从而显示了作者高于时人的深邃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预见性。
小说既以文明为“小史”之名,勾勒闭塞不通的中国如何“卷到文明中来”的历史过程,自然是作者给自己提出的第一个使命。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在小说中,到东洋寻觅文明自由的聂慕政(三十五回)、自费至西洋考察工艺的饶鸿生(五十一回),都堪称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但小说并没有从他们开始落笔;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地处东海之滨、长江之口、申江之畔的上海,是引进西方文明、开始近代化进程的地方,小说中劳航芥说:“中国地方,只有上海经过外国人一番陶育,还有点文明气象,过此以往,一入内地,便是野蛮所居,这种好世界是没了。”(四十七回)但小说也没有从上海的变化入手。《文明小史》的故事,是从湖南永顺府开始的,顺着湖南—湖北—江南—上海,亦即从闭塞到渐次开放、野蛮到渐次文明的地域的次序来开展情节的,自在山民在第一回的评语中说:“书曰文明,却从极顽固地方下手,以见变野蛮为文明,甚非易事。”从引进文明的次第看,这种安排是倒置的,作者在结构上作这样的处理,恰是为了重现中国“卷到文明中来”的历史轮廓,因为闭塞、野蛮地方的今天,就是开放、文明地方的昨天。
小说写湖南永顺府僻处边陲,民俗浑噩,“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处山凹之中,倚树为村,临流结舍,耕田凿井,不识不知”,这个“除睡觉吃饭之外,其余一无事事”,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地方,忽然闯进来几个外国人,千百年来固有的安谧宁静,一下子被冲破了,一成不变的旧有秩序,也被彻底搅乱了。来到永顺府的外国人,原来是意大利的矿师,“只因朝廷近年以来,府库空虚,度支日绌,京里京外,很有几个识时务的大员,晓得国家所以贫弱的缘故,由于有利而不能兴。……更有两件天地自然之利,不可以考求的,一件是农功,一件是矿利,倘把这二事办成,百姓即不患贫穷,国家亦自然强盛。所以那些实心为国的督抚,懂得这个道理,一个个都派了委员到东洋考察农务,又从外洋聘到几位有名矿师,分赴各府州县察看矿苗,以便招人开采。”这本是“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的纯属技术引进的好事,不想因了一些区区小事,竟惹出了在现代人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种种纷扰。
在永顺府全体居民中,知府柳继贤大约是唯一稍稍通达外务的人物,可是当他听报来了三个外国人,且客店又打碎了外国人的洋磁碗时,他的头一个强烈的反应是:“弄坏外国人的东西,是要赔款的!”为了应付这突发的“交涉大事”,他停止了武考,且立即登门拜会,以收“柔远的效验”。就柳知府来说,与其说是“媚外”,不如说是为了脱卸干系,这有他向首县说的话为证:“等到出了界,卸了我们的干系,那怕他半路被强盗宰了呢!”于此可见,提倡西学、讲究外交这样一些引进西方文明的识时务的政策,实际上不曾为处于旧的官僚体制中运行的多数官吏所认识和接受。他们看到的,只是“外国人正在旺头上,不能不让三分”,因而只注重于表面的敷衍和周旋,以保全自己的职位。以柳知府之精明练达,意大利的矿师在他眼中间不是单个而是具体的外国人,而是易惹麻烦、难以应付的洋人整体中的一员,而察看矿苗、招人开采这样一桩“为国兴利”的新政,在他头脑中竟然没有获得任何积极的响应,就是毫不足怪的了。
对于广大文化素质极低、扦格不通的乡民来说,洋人的探矿,则被理解为一场完完全全的骗局。出于对洋人侵侮的仇恨,郁积在他们心底的排外情绪是极其盲目而顽强的。开矿同千百年来有关“风水”的迷信,一时成为绝不相容的事情:祖坟在山上的,害怕“创坟见棺,翻尸掏骨”;住在山下大门紧对着山的,又恐于“风水”有所关碍。因暂停武考而心生怨望的一班武童,又散布谣言,说官府要把一府的山水通统卖给外国人,愤激的民众喊出:“先到西门外打死了外国人,除了后患,看他还开得成开不成矿?”“先去拆掉本府衙门,打死瘟官,看他还能把我们的地方卖给外国人不能?”一时聚起四五千人,以致激起一场民变,打洋人,冲官府,闹得难以收拾,一场以兴利为要旨的探矿活动,终于在多种因素的冲突中归于夭折。
真正促使永顺府的士人接触西方文明的,却是新任知府傅祝登的滥肆株连,“聚众会盟,谋为不轨”的罪名,逼得秀才刘伯骥避难教堂,与传教士建立了个人的友谊。小说第八回,写了一座高岗上相互对峙的古庙和教堂,这两座建筑物,毋宁是中西文化相互对立的象征。庙中的老和尚,尽管受过刘伯骥父母的布施,但对于这位连行李也没有的人,自不免怀有疑心,他所贪图的,只是洋钱;当刘伯骥因寒气所感,生起病来时,老和尚方懊悔不迭,词色之间摆出一副讨厌他的意思来。而教堂中的洋教士,不但能说中国话,读中国书,与刘伯骥十分投契,一旦知悉刘伯骥朋友被拿、自身落难的真情,便以“上帝以好生为心,我受了上帝的嘱咐,怎么可以见死不救”的基督教式的人道主义感情,挺身而出。关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往那种一概斥之为文化侵略的观点,是不免失之偏颇,当然,我们也不必无条件地赞同“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的说法。从小说的具体情节看,洋教士所凭恃的,自然还是不平等条约所授予的插手中国教徒诉讼案件的特权,但由于此时矛头所向,是盘剥百姓的贪官,且解救清白无辜的好人于虎口之中,又不惮跋涉之苦,送他们至万国通商文明之地,以为增长学识和他日建立功业的基础,这种对于中国文明事业的推进之力,终是值得肯定的。
外国矿师是湖北总督聘请来的,随着刘伯骥在洋教士保护下出走,小说把场景推移到了南北各省通道的汉口。这里的景象,同永顺府是大大不同了:“总督大人很讲求新法,颇思为民兴利,从他到任七八年,纺纱局也有了,枪炮厂也有了,讲洋务的讲洋务,讲农功的讲农功,文有文学堂,武有武学堂,水师有水师学堂,陆军有陆军学堂,以至编书的,做报的,”大大小小事情,应有尽有。在引进西方文明以振兴中国方面,总督大人是一个有心人,可惜从湖北的大势看,似乎只是他一个人在忙忙碌碌,手下的人并不能真正领悟其中的深意,他们所遵奉的,只是“把外国人一个个都抬到天上”的礼让主义,至于下层百姓,也只是看洋人看熟了,不以为奇罢了。
唯有当作者将笔锋转到江南的时候,才开始触及西方文明的引进在底层民众心中激起的重重波澜。吴江县贾家“世代一直是关着大门过日子的”,贾子猷兄弟三个,“除非亲友庆吊往来,甚么街上,镇上,从未到过”。第一个敲开贾家紧闭大门的,竟是学台改革考试章程的告示,使贾氏兄弟心里有了“时务掌故天算舆地”之类的新概念;而岁考的失败,使他们明白:形势已经起了大的变化,“小题圣手”的吊渡钩挽之法,已经不合时宜了,推而广之,“现在的事,大而一国,小而一家,只要有好法子,都可以改的”。启蒙老师姚文通又开导他们:开发民智,全在看报,兄弟三个于是一天到夜,足足有两三个时辰用在上海出的时报、旬报、月报上,“自从看报之后,晓得了外面事故,又浏览些上海新出的书籍,见识从此开通,思想格外发达。”江南的情形毕竟与湖南不同,在开放的格局中,占风气之先,所以西方文明能较快地获得平民百姓心悦诚服的接纳。
当贾氏兄弟随同姚文通踏上上海的土地,《文明小史》方结束了序幕,进入了场面开阔的正剧。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发展繁荣,与近代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联。因了优越的地理位置,上海成了中国近代经济的中心,随着租界的开辟,司法行政制度、工务设施、教育政策乃至舶来的生活方式的设立和推行,上海更成了中国近代文明的中心。小说借着对西方文明充满向往之情的乡下青年的眼光,展现了上海文明的奇妙世界:在上海,可以看到当天出的新闻纸,可以看新编的文武新戏,有可以买到新书的书坊,有可以学到新鲜知识的大小学堂,还可以会到许多维新朋友,参加以往闻所未闻的演说会……但是,在种种文明景象的背后,贾氏兄弟也很快觉察到了它的种种光怪陆离的伴生物——丑陋、鄙劣与罪恶,它们似乎都与文明纠缠到了一块,难以拆开。“热闹场且赋归来”,贾氏兄弟在经历一番体验之后,怀着不无迷惘的心情,离开了上海。不管怎么说,小说确实以形象的力量证明了:“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密闭棺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对西方文明的引进和接纳,是一种不可抵御的历史潮流,文明正在变成一种席卷中国大地的新的时尚,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一种新的人生道路。
小说既以“小史”为名,它不仅写出了西方文明在中国由沿海到内地逐渐推开的过程,还写出了西方文明从浅层到深层接受的纵向深入的过程。
贾氏兄弟根据报上的信息,托人上省买回一盏洋灯,“那光头比油灯要亮数倍,兄弟三个点了看书,觉得与白昼无异”。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师。贾子猷拍手拍脚地说:“我一向看见书上总说外国人如何文明,总想不出所以然的道理,如今看来,就这洋灯而论,晶光烁亮,已是外国人文明的证据。然而我还看见报上说,上海地方还有甚么自来火、电气灯,他的光头要抵得几十支洋烛,又不知比这洋灯还要如何光亮?”由此一点直观的判断,贾氏兄弟推论出凡是“外洋新到的器具”都是“文明”的,甚至不惜重价买来一大堆不知用处的外洋货,还自称自赞是“极开通、极文明”的了。这种对于外国商品的盲目崇拜,反映了初次接触西方文明的人们的一般心态。
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层次自然要高得多了。湖北总督聘请外国矿师赴各地察看矿苗,以及开设纺纱局、枪炮厂,都属于这个范畴。南京开了个工艺局,不想“制造出来的货物,总还是土样,不能改良,因此制台想派一个人到外国去调查有什么新法子,回来教给这些工匠等,他们好弃短用长,顺便定几副机器,以代人力”。年轻的富家子饶鸿生被派往东洋考察,他却主动表示:“东洋的工艺,全是效法英美,职道这趟,打算先去东洋,到了东洋,渡太平洋到美国,到了美国,再到英国一转,然后回国。一来可以扩扩眼界,长长见识,二来也可以把这工艺一项,探本穷源。”(五十一回)由请进来,到派出去,终是一个大的进步。
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是以先进的科学为基础的。引进外国机器和技术,势必导致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普及。饶鸿生游日本,发现那里下午四点就天黑了,半夜二点天就大亮,大觉诧异,问人方知是“日轮旋转”所致。南京制台府中诸人闲谈,说起“庚子那年日食,天津制台还给没有撤退的联军一个照会,说是赤日行天,光照万古,今查得有一物,形如蛤蚧,欲将赤日吞下,使世界变为黑暗,是以本督不忍坐视,饬令各营鸣炮放枪救护,诚恐贵总统不知底细,因此致讶,合函照会,伏乞查照。”(五十九回)此一千古奇文,已为在座读过天文教科书的人所笑,而再以此科学道理晓谕其余各人,亦俱各点头。可见科学在与迷信的较量中,已经开始占据上风。
紧闭的大门既已打开,随之而来的,就不只是现成的洋货和纯粹的技术,西方的生活方式乃至意识形态,也必然如潮水般涌来。在和洋人打交道的时候,“出洋相”,乃是体察西方生活方式的最好学校。永顺府首县去拜会洋矿师,错伸了左手,那矿师便不肯同他拉手,他这才明白,外国的“礼信”是应该拉右手的;饶鸿生在轮船大餐间喝了咖啡,把羹匙仍旧放在杯内,许多外国人都对他笑,仆欧方告诉他,羹匙是应该放在杯子外边的碟子里的。诸如此类的规矩,不过是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但西方的生活方式,确有其文明的地方,比如仆欧叮嘱饶鸿生,船上通例不准吸鸦片烟,在大餐间吃饭,千万不要搔头、剔指甲之类。姚文通在万年春吃大菜,见到一样“拿刀子割开来、红利利的”,不认得,一问方知是牛排,便说:“兄弟自高高祖一直传到如今,已经好几代不吃牛肉了。”同席的人忙解释说这是菜牛,“吃了不作孽的”,况且这牛排“我们读书人吃了顶补心的”,还有人笑他:“亏你还是个讲新学的,连个牛排都不吃,岂不惹维新朋友笑话你么?”吃牛排居然同“维新”联在一起,可见生活方式的文明与否,已经不是一个小问题了。
最带根本性质的巨变是,禁锢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纲常伦理,已经被冲开一个缺口,“平等”、“自由”的话头,不只时时挂在维新人物的口上,而且还确实在指导着他们的行动。进过外国学堂的王济川,听先生讲如何叫做自由,如何叫做平等“犹如几年住在空山里面,不见人的踪迹,忽然来了一位旧友密切谈心,那一种欢喜的心,直从肝底里发出来。”王济川见家童见他,“竟同百姓怕官府的样子一样”,正言说道:
论理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不过你生在小户人家,比我穷些,所以才做我的家童。我不过比你多两个钱。你同为一样的人,又不是父母生下来应该做奴才的;既做了奴才,那却说不得干些伺候主人家的勾当,永远知识不得开,要想超升从那里超升得起?我新近读了《汉书·卫青传》,卫青说:人奴之生,得免笞辱足矣:中国古来的大将军,也有奴隶出身;当他做奴隶的时候,所有的想头,不过求免笞辱,简直没有做大事业的志向,岂不可叹?我如今看你一般是个七尺之躯,未必就做一世的奴才。如来说:诸佛众生,一切平等,我要与你讲平等的道理,怕你不懂,只不要见了我拘定主人奴才的分儿就是了。(二十五回)
以主人的身份,向奴才发布平等的宣言,在晚清小说史上,王济川是第一位典型。余小琴铰了辫子从日本游学回来,其父劝他等养长了再去拜客,余小琴遂直斥其父“顽固”,并说:“论起名分来,我和你是父子,论起权限来,我和你是平等。你知道英国的风俗么?人家儿子,只要过了二十一岁,父母就得听他自己作主了。我现在已经二十四岁了,你还能够把强硬手段压制我吗?”(五十六回)在余小琴“家庭革命主义”的攻势下,其父只好败下阵来。钮逢之与母亲争论婚姻问题,说:“外国人的法子,总要自由结婚,因为这夫妻是天天要在一块儿的,总要性情合式、才德一般,方才可以婚娶”,表示一定要娶学堂里的女生,因为“他既然读书,晓得了道理,自己可以自立,那个敢欺负他?再者,世故熟悉,做得成事业,讲得来平权,再没有悍妒等类的性情”。钮逢之还从世界大势来开导母亲:“如今外国人在那里要中国的地方,想出各种的法子来欺负中国,怕的是百姓不服,一时不敢动手,不好不从种族上自强起来。他们说的好,我们中国虽然有四万万人,倒有二万万人不中用,就是指那裹脚的女人说的。”在这般劝说下,其母也终于让了步。(三十九——四十回)凡此种种有关主奴、父子、夫妻的崭新的伦理观念,显然是外国文明熏陶的产物,是对传统纲常礼教的挑战和背叛。
最高层次的文明,就晚清的时代而言,是进行全面、根本的政治改革,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实现民主和法治,《文明小史》对此也有相当深刻的反映。志气极高的热血青年聂慕政、彭仲翔等,仰慕东洋“文明得极”,“人人都有自由的权利”,便往日本游学。在轮船上,大家议论官府不许集会演说,乃是“专制国的不二法门”,“只要弄得百姓四分五裂,各不相顾,便好发出苛刻的号令来,没一个敢反对他;殊不知人心散了,国家有点儿兵事也没人替他出力”,专制其实是害民害国的东西。但小说并没有让这班青年走得太远,他们也承认;“野蛮的自由”是不足取的,“法律自治是要的”。(三十五回)
在另一方面,小说也指出:“官府以法治人,自家也要守定法律,人家自然不议论他,这才是维新的要诀,文明国度也不过如此”。(三十六回)小说最后一回写道:“话说北京政府,近日百度维新,差不多的事都举办了。有些心地明白的督抚,一个个都上条陈,目下有桩至要至紧之事,是什么呢?就是立宪。‘立宪’这两个字,要在十年前把他说出来,人家还当他是外国人的名字呢。于今却好了,士大夫也肯浏览新书,新书里面讲政治的,开宗明义,必说是某国是专制政体,某国是立宪政体。自从这‘立宪’二字发见了,就有人从西书上译出一部《宪法新论》,讲的源源本本,有条有理,有些士大夫看了,尚还明白‘立宪’二字的解说。这时两湖总督蒋铎上了个呼请立宪的折子,上头看了很为动容,就发下来叫军机处各大臣议奏。”由“百度维新”到立宪,亦即将改革的全部要旨归结为变专制政体为民主政体,确乎是一个本质的飞跃。
有关法律的新认识,还被用到维护国家主权的方向。小说中的颜轶回,向被看作梁启超的化身,且被视为否定的形象,理由是书中以揶揄的笔墨写出了他的热衷功名,以及“猫四足者也,狗四足者也,故猫即狗也”的文风,其实书中的颜轶回,颇有政治远见,他看到列强各国在经济上着力对中国实行‘无形瓜分”的危险,并且指出:“现在中国,和外国的交涉日多一日,办理异常棘手,何以?他们是横着良心跟他们闹的,这里头并没有什么公理,也没有什么公法,叫做得寸即寸,得尺即尺。你不信,到了中国,把条约找出来看,从道光二十二年起,到现在为止,一年一年去比较,起先是他们来俯就我,后来是我们去俯就他,只怕再过两年,连我们去俯就他,他都不要了。”(四十六回)颜轶回凭借国际公法替国家办交涉、争权利的主张,在小说中并非绝无仅有。第三十八回写外国兵擅自驻扎诸城县北门,又放纵兵丁醉酒闹事,翻译钮逢之对县令说:“倘然依着公法驳起他来,不但不该扰害我们的地方,就是驻兵也应该商量在先,没有全不管我们主权,随他到处乱驻的道理,这不是成了他们的领土了么?只要东翁口气不松,我可以合他争得来的。”
要之,有关西方文明的引进从浅到深的各个层面,《文明小史》可以说都写到了,作者是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西方文明的引进和接纳,不是径情直遂、一帆风顺的。来自各个方面的意志力量,都对引进文明的过程,施加了影响,因而导致引进与反弹的交错,呈现为抵制、扭曲与质变等不同形态。《文明小史》的作者在这一方面,尤其显示出了驾驭繁杂事态的大手笔的才能。
中国的贫弱,乃是西方列强入侵掠夺所致,而欲要转贫弱为富强,又唯有向西方取法学习。在中国人面前,“洋人”扮演了“强盗”与“先生”的双重角色,这种局面是令人难堪的。在一般情况下,民族的情绪会压倒理性,连开始讨好于洋人的柳知府,一旦见事情闹大。存下了一个丢官的念头,忽然强硬起来,道:“我现在别的都不气,所气的是我们中国稍些不如从前强盛,无论是猫是狗,一个个都爬上来要欺负我们,真正岂有此理!”就非怪广大民众要义愤填膺了。但是,正当的民族情绪,因了历史的缘故,又往往同愚昧落后的文化素质交织在一起,因而使得排除成见、虚心学习外国先进东西的尝试,总是遭到顽强的抵制。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之下改革的种种努力,不但要受到外来社会理论与实践方略的诱发,而且还不得不借肋于外国势力的保护和庇荫。自在山民在评论刘伯骥的事迹时说:“刘伯骥为官所逼,逃往乡间,忽然想借外国人势力,搭救几个同志,是迫于无可如何,才想到这个急主意。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谁之过欤!”就道出了个中的复杂性。第二十六回写官府捉拿在上海外国花园演说的青年,却被外国人要了去,王济川听了大喜,而方立夫却沉痛地说:“老同学,且慢高兴!你说官府捉不得人,是我们中国人的造化吗?他们那些演说的人,依赖了外国人,就敢那般举动,似此性质,将来能不做外国人的奴隶吗?做中国人的奴隶固然可耻,做外国人的奴隶可耻更甚。不但可耻,要是大家如此,竟没得这个国度了,定不可伤!”济川听了这番惊动的话,由不得泪下交颐。基于唤起民族的觉醒,以保卫国家主权、争取社会进步的深谋远虑,使《文明小史》关于西方文明的引进与反弹的描写,具有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
《小史》作者又以十分沉重的心绪,写出对于西方文明扭曲的接受,所造成的道德水准的下降和社会风气的劣化。“上海不是好地方,少年子弟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浑账女人极多,化了钱不算,还要上当。”贾老太太的担心,撇开陈腐的本意,还是相当真实的。广东阿二专门轧姘头,吊膀子,居然被认为“颇合外国婚姻自由的道理”,斗蟋蟀的无赖魏榜贤改了洋装,到处招摇撞骗,阅历不深的姚文通,却将他当作“天人”。西方的物质文明,固可满足更高档次的物欲享受,西方的道德观念,尤可曲解为纵情声色犬马的理论依据。第十八回“一灯呼吸竞说维新”,写外国装的郭之问一边大抽鸦片,一边振振有辞地说:“论理呢,我们这新学家就抽不得这种烟,因为这烟原是害人的。起先兄弟也想戒掉,后来想到为人在世,总得有点自由之乐,我的吃烟,就是我的自由权,虽父母亦不能干预的。”第二十二回“阻翻台正言劝友”,写黎定辉经上海这繁华世界,一班同学摆酒叫局,混闹起来,黎定辉正言相劝,一个道:“英雄儿女,本是化分不开的情肠,文明国何尝没有这样的事,不然,那《茶花女》小说为什么做呢?”“自由”、“权利”、“爱情”、“文明”一类神圣的字眼,居然成了吃鸦片、嫖妓女的最野蛮行动的护法。一班奴隶根性不变的人物,徒然拾了文明的皮毛,灵魂就更其丑恶。劳航芥因为自己是久住香港之人,“香港乃是英国属地,诸事文明,断非中国腐败可比”,因此视中国的同胞为土芥,而见了白种人,“你看他那副胁肩谄笑的样子,真是描也描他不出”。他被安徽巡抚聘为顾问官,嫌住的地方湫隘不堪,吃的东西不能下箸,又诬赖店主人偷他的表,拳打脚踢,肆意勒索,披了文明的外衣,骨子比强盗还要野蛮。更多的情况是,文明的事业,不过为求利之徒,添一新的财源。文萃书坊当八股盛行的时候,一部《文料触机》一年总要卖到五万本,后闻八股一定要废,翻译之学一定要昌明,就廉价请了从东洋回来的人,胡乱编译《男女交合大改良》、《传种新问题》之类以牟利(十七回);培贤学堂住膳费高达四十八块,官利之外,每年总可余二、三千块钱,还自称是“格外克己”,又埋怨学堂办得太多,“弄得自己没有饭吃。”(十八回)“不管他文明不文明,只问他赚钱不赚钱”,寥寥数语,足以概括文明被大大扭曲的实质。
以引进西方文明为目标的改革新政,虽然遭到坚持封建传统的顽固分子的反对,如黄詹事之反对废八股、改法律之类(三十四回),但改革既已成为自上而下的施政方针,从事新政又可获肥差美缺、保举升迁,于是更多的官僚表现为钻营奔走,视之为终南捷径。第二十四回“太史维新喜膺总教”,写了一个“因时制宜,揣摩迎合”的机会主义者王宋卿,当戊戌变法之时,“他觑便上了个改服色的条陈,被礼部压下,未见施行。他郁郁不乐,正想别的法子,偏偏各样复旧的上谕下来,只索罢手。”过了两年,义和团事起,王宋卿逢人便说这是乱党,该早些发兵剿灭,偶从一位同年口中得知,现在“上头”的意思,正想招接他们抵当外国,“宋卿得了这个消息,吓了一大跳,心上着实怀着鬼胎,到家里盘算了半夜,心上想着,现在要得意,除非如此如此。主意打定,半夜里起身,磨好了墨,立刻做了一个招抚义和团的折子,把义和团说得有声有色。”条陈上去,果然立刻召见,不想形势突变,王宋卿只好匆匆携眷出都以避风头。王宋卿两次揣摩风气、“仰体上意”而不售,闲居乡里,甚不甘心,闻改革新政开始施行,便求至亲万藩台为之说项,“找个维新上的事业办办”,凭着以往上条陈所博虚名,终于谋得山东学堂总教习的职位。这位“维新领袖”,拟几个时务题目,虽十分吃力,而泄漏考题以收受重贿,却办得极为了当。小说写抚台翻阅课吏试卷的情形道:
抚台收齐卷子,大略一翻,通共七十一本,倒有三十多本白卷;其余的或几十字一篇,或百余字一篇,大约没得到二百字的,也不知他说些什么。又打开一本,却整整的六百字,就只书法不佳,一字偏东,一字偏西,像那七巧图的块儿,大小邪正不一;勉强看他文意,着实有意思,翻转卷面,写的是“尽先补用直隶州金颖”,心里暗忖:捐班里面,要算他是巨擘了,为何那几个字写得这般难看呢?随即差人请了王总教来,把卷子交给他,请他评定。这番王总教看卷子,不比那出题目的为难了,提起笔来,先把金子香卷子连圈到底。说也奇怪,那歪邪不正的字儿被他一圈,就个个精光饱湛起来。
更为传神的是,课吏的结果,除了那交白卷的停委三年,余下的俱没有出进,王宋卿叹气道:“我们中国的事总是这般,你看上头出来的条教雷厉风行,说得何等厉害,及至办到要紧地方,原来也是稀松的。”自在山民评曰:“数语深切中国弊病。”尤为可叹的是,指摘弊病的人,自身就在参与制造弊病,并且分润弊病所带来的种种利益。
相比之下,因了官僚之颟顸与专横依然如故,从而使许多新政事业徒具文明的形式,则是更为严重的质变。江宁知府康志庐受制台信用,任全省学务总办,拟章程、盖房子、聘教习,俨然办学的权威,可是他家少爷上体操碰破了头,学堂里的监督、提调、教习、学生都要拿了手本轮班进府探病,少爷一死,又要全校教习学生手执花圈前来送殡。康太尊满嘴“武曲星下凡”的妄言,他的唯一的新知识大约只有“一个人脑子是顶要紧的,一切思想都从脑筋中出来”,因而要买补脑汁给伤了头的儿子吃。他最怕一班维新党员天天讲平等、讲自由,担心学生看了上海来的新书,“一个个都讲起平等来,不听我的节制,这差使还能当吗?”于是大倡禁书,搜抄书店、监禁学生,弄得江南学堂,为他一人势力圈所有,“没人敢违心半毫分。”(四十一,四十二回)
总之,《文明小史》通过来自不同方面的抵制、扭曲、质变,描绘了引进与反弹相互纠葛相互冲突的复杂图景,并且预见到了,由于这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所形成的合力,决定了中国的开放改革的程途是充满曲折与反复的。小说第一回写姚士广叮嘱柳继贤道:“要兴一利,必须先革一弊,改革之事,甚不易谈。就以贵省湖南而论,民风保守,已到极点,不能革旧,焉望生新?但我平生最佩服孔夫子有一句话,道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说这句话,并不是先存了秦始皇愚黔首的念头,原因我们中国,都是守着那几千年的风俗,除了几处通商口岸,稍能因时制宜,其余十八行省,那一处不是执迷不化,扞格不通呢?总之,我们有所兴造,有所革除,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老弟,你记好我一句话,以愚兄所见,我们中国大局,将来有得反覆哩!”这一段话,集中概括了李伯元关于改革的基本观点,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须用“水磨工夫”、潜移默化,千万不可操切从事,欲速不达,唯此之故,李伯元向被视为改良主义者,颇受非议。这是极大的误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大局将来有得反覆”的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被他不幸而言中了。
杨世骥曾说《文明小史》是一部“谤书”式的讽刺作品,而后的多数研究者亦加以认可。“谤书”一说,实源于楔子中一首七绝:
谤书自昔轻司马,直笔于今笑董狐。
腐朽神奇随变化,聊将此语祝前途。
诗中说,过去人们因为“谤书”而看轻司马迁的《史记》,号称“直笔”的良史董狐到今天也不免要为人所笑。“腐朽”、“神奇”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二者是可以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聊将我的这番话来预祝未来的程途。从诗中看,李伯元决没有自居“谤书”的意思,相比,他自信比董狐还要忠于历史真实。《文明小史》以“比泰西的照相还要照得清楚些,比油画还要画得透露些”的写实手法,塑造了在文明引进过程中“流芳遗臭,各有千秋”的人物群像,褒贬抑扬,允执厥中,并没有陷入“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绝对化的极端。如第十二回到十四回,写了一个致力于改革事业,据说是以张之洞为原型的好官湖广总督,“做了几十年的官,依然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竟穷得质当太太的嫁妆。武昌知府大惊道:“制台大人一年有上万银子的养廉俸银,还怕不够用?就是不够用,无论那个局子里提几万出来,随便报销一笔,还要他还吗?”武昌知府的疑窦,恰为实心为国的廉吏同借改革因缘为利的不肖之辈划清了界限。小说还不无善意地写出制台大人的怪僻性格:“原来这位制台,是天生一种异相,精神好的时候,竟其可以十天十夜不合眼;等到没事的时候,要是一睡,亦可以三日三夜不醒。一头看着公事,或者一面吃着饭,以及会着客,他都会睡着了的。只要有事,一惊就醒,倘若没有事把他惊醒,一定要大动气的。”《国闻备乘》卷二在述及张之洞时,说他“自负才地,多作度外之事,不屑拘守旧规,年愈迈而气愈骄”。小说既表现了张之洞有识见、有魄力,对于晚清改革事业开拓之功的一面,又表现了他好大喜功、办事疏阔、性情乖张的一面,可谓“爱而知其恶”,是不应视为溢美的。
湖北巡抚万岐,贪财纳贿,假充内行,比起清廉而精明的湖广总督来,是要大大地不如的。但小说又写他“极讲究维新”、“锐然以革弊自任”,视察学堂时,主动提出要在学堂吃饭:
魏总办正待招呼备菜,万帅止住,说合学生一起吃。虽然这般说,魏总办到底叫厨房另外添了几样菜。万帅走到饭厅,见一桌一桌的坐齐,都是三盘两碗。自己合魏总办坐了一桌,虽多了几样,仍没有一样可口的。勉强吃了半碗饭,却噎了几次。(二十二回)
要说这是讽刺,自无不可。但万岐在那个时代,毕竟迈出了放下巡抚架子,与普通学生同堂吃饭的一步。
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平中丞,“心地明白,志趣高远,兼之酷嗜风雅,金石书画,尤所擅长”。小说写平中丞一清如水,却收下部属奉敬的骨董,把一座抚台衙门,变做了旧货店。但此公与《官场现形记》中的华中堂不同,虽然收了人家的书画碑版,却“不以此为轻重,委差委缺,仍旧是一秉至公,大家到后来看看没有什么想头,便也废然而返了。”平中丞的可爱之处,在于他珍视传统文化,说:“现在这种世界,人人维新,大家涉猎新书还来不及,那有工夫向故纸堆中讨生活,我看讲究这门的渐渐要变作绝学快了。”(六十回)不啻是独醒之言。
南京制台之子冲天炮,更是具有深长意味的典型人物。冲天炮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经常给什么会、什么党捐钱,又在别人的译著上刊刻自己的名字,“学界巨子”、“中国少年”的美称,居之不疑。从日本归来,又打算“运动”老头子做唐高祖,以便尊自己去做唐太宗,民族思想之强烈,让人家听了,都吐舌头。但回到南京之后,“见着老人家的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的行径,不禁羡慕,暗想我当初错了主意,为什么放着福不享,倒去作社会的奴隶,为国家的牺牲呢?”于是,“文明的事做够了,自然要想到野蛮的事了;维新的事做够了,自然要想到守旧的事了。”(五十七回)小说借此道出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往往在一反掌之间,标榜所谓文明,往往是最易堕入野蛮的恶道中去的。
即便对于一班应该彻底否定,令人厌恶的角色,小说也表明他们的言论并非一无可采。魏标贤、刘学深之流的招摇撞骗,固然为人所不齿,但他们那一番“治国同治病一样,到了交难的时候,应得如何,便当如何,断不可存一点拘泥。不存拘泥,方好讲到自由;等到一切自由之后,那时不言变法,而变法自在其中”。又何尝不包含若干真理呢?李伯元站在一个历史的制高点上,对于文明引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反弹现象,充满了宽厚的宅心仁恕,他在楔子中说:“你看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得不好的;也有学得成的,也有学不成的。现在无论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办;无论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学。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奋兴,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么: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这一部书,将他们表扬一番,庶不负他们这一片苦心孤诣也。”“腐朽神奇随变化,聊将此语祝前途”,对于文明进化趋势之不可逆转,富有辩证精神的李伯元,是满怀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