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触蛮三国争地记》 虫天逸史撰。十二回,光绪三十四年 (1908)铅印本前有“蚊蜨巢父焦冥”题签,“牛角挂书客”题记,“蜗庐寄居生”序。后有 “保虫长生民”跋。书中一切人名,国名乃至地名均以昆虫名命之,虽有典有据,但冷奥难解。故每回末有“雕虫小技生” 的笺释。
书叙虫天世界中有蜗牛国、触国和蛮国。蜗牛国王委政于三大臣: 左丞相叩头虫、右丞相应声虫、外部大臣可怜虫,国是日非。蛮国恃其地大人众,蚕食蜗国东省之地,并侵入触国虾夷境内,触王大怒,将发兵讨之,要求蜗牛国严守中立。,蜗牛王对东省损失之地置若罔闻,对触王的告书却不敢掉以轻心。连忙召三大臣议事,叩头虫无以对答,可怜虫畏触如虎,主张中立作壁上观,且美其名日坐收渔人之利,应声虫随声附和,蜗牛王于是电告全国,宣布中立。触、蛮二国交战于蜗牛东省之地。蛮国水陆二师皆大败,遣使求和。触王提出五项苛刻条款,蛮王不服,二国相持不下。蜗牛王于是派可怜虫前往协调,籍以观察二国举动。
蛮王借机设下计策,表面上尽许触国条款,暗地里与触国联手,以蜗牛国不能严守中立为借口,要东省金矿; 触国亦要东省铁路。二国共同要求蜗牛王致书时,要自称“皇弟”。可怜虫出使二国,非但没达到原来目的,而且引火烧身、遭到弹劾。蜗牛王大怒之下,立逐外部大臣可怜虫,废左右丞相叩头虫,应声虫,国民闻之大快。蜗国有游士康伊,上万言书,力陈变法自强之计,为旧党所伤,其党徒六人被杀。康伊逃往海外,旧党用事,素以顽固著称的丹鸿、匡为左右二大臣。适有南岳道人云师,自称习遁甲开山之求。又有红衣女子,声称能避枪炮,专以仇教为能事,从者甚众。二大臣深信其术,使攻触蛮二国使馆,杀其使臣,二国大怒,联军攻蜗,蜗国大败,立城下盟,赔款谢罪。蛮国久思蜗牛国路权,见蜗国邮传部大臣蜉羽是鼠目寸目光的浮华之士,遂加以运动,蜉羽不知中计,力主借款办铁路。志士蛰虫与之针锋相对,倡议自办铁路,乌龙,螳螂以身殉路,国人感之,集资自办铁路。触国久思蜗牛国矿权,也采取迂回政策,见蜗牛国办理金矿的金蚕贪得无厌,遂以数十万金镑买其矿,国人怒而斥之,蜗牛国迫于众怒难犯的压力,始赎回金矿自办。蜗牛王见危机四起,非变法无以自强,于是从刑法、学务、警察、军政四端入手。然任用非人,终无实际。法界酷吏横行,欺世盗名。警界要员各怀心腹事,同室操戈。学界厌世派班龙,痛国仇末报,自杀以激众志。其同学女士蟪蛄,倡办新学无资自沉西湖。又有决裂派齐螬、马蟥,枪杀大员皆伏诛。政界更是腐败不堪,官场日侈,丑闻不断。御史胡蜂直言敢谏,但势单力孤,只落得回归乡饮的下场。蜗牛王见世变日亟,国势孱弱,思贤若渴。梦中帝赐他良弼傅负版,于是三往聘为上相,其友伊威为左相,二相受蜗牛王之命出洋考察政治,归而纪其政。命黄蜂主外务大臣事务,唐郎监造东省铁路,金鳞主东省矿务,大学博士脉望鞠通为学务大臣,女学生络丝娘创立纺纱织布厂,马头娘创设缫丝厂,工艺大学博士吐铁创设炼钢厂,国中军器无须外求。海军陆军换易新将,尽除陈旧苛法,百废俱举。蜗牛王锐意维新。蜗牛国变法自强,令触蛮二国日夜不安。一方面二国研制出空中雷电,空中飞弹,空中飞艇等新式武器,一方面派怀有瓜分蜗牛国之求的权与父为公使出使蜗牛国。蜗牛王针锋相对,用电学家吴蚕的催眠术,使权与父尽吐其谋。不久,触蛮二国合兵来犯,蜗牛王又用电学家朱知发明的空中天网,尽御触蛮二国的新武器。自是触蛮不敢再犯,蜗牛国国富兵强,制礼作乐,苍生沐浴圣化。
揭露晚清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腐朽,将讽刺的矛头直接对准那些蝇营狗苟的上层官吏,是本书思想上的主要成就。作者的笔伸到当时末世衰相的许多方面,抨击到黑暗统治的各种社会现象,使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读者不难了解,虫天逸史实写日俄战争到光绪末年,日俄对中国边境蚕食鲸吞的一段历史。日俄在争夺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上发生严重冲突,未能达成分赃协议,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坐视战火在领土上燃烧,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作者站在正义爱国的立场上,揭露清政府的软弱无能, 毫不留情地讽刺了清朝官吏的茸怯懦。 在第一回是, 蜗牛王召三大臣议事,可怜虫明明是不敢与触国争战,却偏偏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两国构兵,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吾姑作壁上观,中立以乘其弊击之”。对于这么个卖国无能的主意,非但可怜虫自鸣得意为“此上策也”,竟然还有应声虫之类附和,更有叩头虫曰:“臣愚幸得备位宰相,然兹事体大,非臣之愚所敢妄参末议,惟陛下断自圣衷”。作者以犀利的笔将清王朝无能官吏的三种类型展现在读者面前; 自作聪明,粉饰太平的; 唯唯喏喏,滥竽充数的; 占据高位,不谋其政的,真无异于一幅群丑图。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除此之外,作者还揭露了军界、政界、法界、学界的种种官场丑闻。虽然总体的看,作者只是根据一些事实现象和一些局部问题表示爱憎,提出看法,但他指揭痼疾的目的是疗救痼疾。他对那个腐朽社会的无情揭露,就使人们对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从而达到批判的总效果。立宪运动是1901年起清政府陆续推行“新政” 的一些手段。作者对这次立宪运动寄予了莫大希望,但它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作者站在他那个时代固定的高度上,再也找不到希望所在,于是从第十四回便离开了历史,一厢情愿地做起了富强梦。他把希望寄托在圣明皇帝及一两个有异能的人身上,他的最终理想在一个想象的王国中实现了,这便是国富民强之后“制礼作乐”以及“苍生沐浴圣化”。这一带有复古色彩的理想肥皂泡,无异于客观上告诉读者,那个衰败的时代再也无药可医了。
作者思想的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其阶级性和时代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对同样失败了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他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对于戊戌变法,这场由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文人们发起的维新运动,作者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爱憎,但在字里行间却对它的夭折透出惋惜之情。而对人民群众反抗外来压迫的义和团运动,作者却描写为道士与红衣女子“朋比为奸”,甚至将联军入侵的原因单纯归结为义和团攻击教堂,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偏见。
对于那个软弱无能的光绪皇帝,作者除了给他一个“蜗牛王”的头街外,便不肯或不愿再谴责了,而且认为中国积贫积弱,遭受外侮的原因是蜗牛王“委政于三大臣,”又在维新运动,立宪运动的描写中,将蜗牛王的“圣明”明里暗里渲染一番。其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暴露无遗。充其量,作者只是想修正一下封建制度的某些环节,以客观上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而对封建制度的根本秩序则采取保守的态度,他希望采取复古的方法来解决现存的矛盾。如果再前进一步,那就不是作者所能同意的了。本书作者生活在晚清,列强入侵以及这个封建社会末世本身的变化,使当时处于一种“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中。这样的环境不仅决定着作者的思想观,人生观,而且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所采取的创作形式。作为一个爱国,有正义感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虫天逸史感于国之衰败,民不聊生,他不能不写又不能直写,所以作者将自己所经历的事实归于虫天世界。运用形象化思维构造一个以虫为主的艺术世界,并将真人真事乃至自己的态度立场在其中表现出来。虽然是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却敢于面对现实,并大胆地触及社会矛盾及黑暗面,这一艺术特色是引人注目的。作者将小说中每一位人物都冠以昆虫名,有的通俗生动,如叩头虫、应声虫等。令人忍俊不止;有的则寓意深刻,如傅负版之类,令人陷入沉思。这种别开生面的创作方法,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之深。这部小说结构上的弱点非常明显。全篇基本通过事件联系起来,主干不明显,影响了对现实更大程度的集中概括。人物大多是蜻蜓点水,来去匆匆,人物形象不够丰满。过份拘泥于史实,缺乏典型化等较高级的表现手法,有点儿罗列事实的味道,很大程度上冲淡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