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国石珠演义》题 “梅溪遇安氏著”,三十回。耕书屋刊本,首澹园主人序,署“庚申孟夏”,庚申疑为乾隆五年 (1740)。
《三国演义》的续书,除了题名为“续三国志”的《东西晋演义》之外(两晋为三国历史之自然延续,称《东西晋演义》为“续三国志”,固无不可,然终觉牵强),真正称得上是《三国演义》续书的有两部作品,一部是题“西蜀酉阳野史编次”的 《续编三国志后传》,凡十卷一百四十回,书成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另一部就是我们这里要着重介绍的梅溪遇安氏的 《后三国石珠演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 “后三国”为题的 “续书” 的产生,完全植根于广大读者对于《三国演义》的共识,尤其是植根于《三国演义》结局造成的极端失望和不平的心绪,他们把这种结局看作是邪恶战胜正义、权诈战胜忠良的悲剧。毛宗岗说: “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国,则始皇不可以比汤武,以篡窃之晋而并三国,则武帝岂足以比高、光?” 又说: “三国以汉为主,于汉之亡可以终篇矣。然篡汉者魏也,汉亡而汉之仇国未亡,未足快读者之心也。……至于报复之反,未有己时。禅、皓稽首于前,而怀、愍亦受执于后; 师、昭上逼其主,而安、恭亦见逼于臣。西晋以中原而并建业,东晋又以建业而弃中原; 晋主以司马而吞刘氏,宋主又以刘氏而夺司马: 则自有两晋之史在,不能更赘于三国之本矣。”《三国》由于题材的限制,不容许写到刘裕之灭晋,并将它处理为替刘氏报复之举,而《东西晋演义》则似乎完成了这一使命,这也是它所以称“续三国志”的缘由。但是,刘裕虽自称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之后,但他并未以复兴汉业为己任,仅以其刘姓而褒扬之,似亦失续书“后以续前”或“后以证前”之本旨。所以,“后三国”的作者要另辟蹊径。有趣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刘渊。
刘渊是新兴(郡名,在今山西太原市北)匈奴人冒顿后人。“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刘渊不但姓刘,还自觉以刘备、刘禅的继统者自居。公元304年,他在即汉王位时说:“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这些,都使刘渊成为 “后三国”作者所中意的人物。尤为重要的是,刘渊对于汉室兴衰历史的追溯,与《三国演义》的基调是完全一致的,《晋书》卷101载他的话说:
……自和安已后,皇嗣渐颓,天步维艰,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肄其猖勃; 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
刘渊把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看成是“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亦即向司马氏报仇雪耻的大好时机,他所喊出的 “吾所欲除者,乃司马氏耳” 的口号,最能引起千百万《三国演义》读者的强烈共鸣。刘渊就此被推为重兴汉室的英雄,作为天命以及正义的化身,去处罚那逆天的邪恶的司马氏政权的。
当然,刘渊与“汉室”的联系,也是纯属人为的,一旦进入小说创作过程,就必须首先在虚构方面下功夫才行。虚构,一般可分为“以假乱真式的虚构”和“幻想式的虚构”,表现在两部 “后三国” 的创作上,就是 “人事之虚”与 “神怪之虚”的区别。《三国志后传》走的是从人事上牵攀以进行虚构的路子,它把刘渊说成是梁王刘理的儿子刘璩,后改名为渊,刘曜则是北地王刘堪的儿子,北地王哭庙自刎,死前将刘曜托付给刘渊。刘渊兴兵讨晋,建都立国,称“炎汉”,得到了诸葛宣于 (诸葛亮之孙)、关防、关谨 (关公之孙)、张宾 (张飞之孙) 的辅佐。而石勒被说成是赵云之孙,原名赵勒,后为石黄收为义子,改名石勒。全书洋洋一百四十回,写得十分热闹,但作者自己也承认:“书固可快一时,但事迹欠实,不无虚诳渺茫之议”,只能算作“乌有先生之乌有者”。《三国志后传》之所以不免“百无一真” 之讥,原因就在于它是用生编硬造历史人物的血统关系来牵合所要表达的 “泄万世苍生之大愤” 的主观情绪的缘故。
《后三国石珠演义》却不同,它是以虚幻悠谬的神仙灵怪介入真实的历史事变,来处理“泄愤”的主观愿望与历史的客观事实的矛盾的。中国人之写史,虽向以 “信史”相标榜,但总不免要掺入神怪的成分,如 《史记·高祖本纪》之载“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声,遂产高祖”之类。降及历史演义,《三国演义》向称“七实三虚”,其中如管辂知机、左慈戏曹、玉泉显圣、诸葛禳星之类,都属于幻想式的虚构。到了《封神演义》,神怪成分扩大,不仅哪吒的三头六臂,杨戬的七十二变,土行孙的入地,高明高觉的千里眼顺风耳,无不怪诞超凡,而且神怪的势力,分别纠合成了阐截二教营垒森然的大系统。但《三国》也好,《封神》也好,都是在史的、亦即在人事的大框架中,引入了神怪的成分,神怪始终居于从属的地位,是作为史的、人事的必要的补充形态而存在的。《后三国石珠演义》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小说的书名中,包含了两个主词,一曰“后三国”,一曰“石珠”,石珠是小说的主角,也是“后三国”的局面所以酿成的主要动因。小说写潞安州发鸠山的东南,有一翠微壁,“那石壁高并青云,因得日月精华之气,故彩色射人,不尝闻里面有仙乐之音,每每放出霞光万丈,黑夜如同白昼。忽然一日,风雨大作,霹雳震动山谷,云中闪闪,落下冰雹,犹如滚珠,甚是惊人。少间,风息雨止,只见豁喇一声,竟似天崩地裂之状,霎时间,那石壁裂开,内中走出一个美貌女子来。”与孙悟空之为石头变化不同,石珠原来是上界一位仙女,偶有思凡之念,玉帝察知,将她降于尘世,又恐其迷却前因,故不受于民胎,而乃幻出于石壁。石珠到了世上,第一个念头就是:“吾今既生人世,也要做些事业”,这一朦胧的建功立业的志愿,经真人吴礼赠以天书,并教其“辅佐神霄,共成大事”,又得侯有方、稽有光等异人相助,指出“目今晋室将衰,中原扰攘,正吾等立功之秋”,遂形成了确定的目标,于是建立旗帜,招纳四方豪杰,攻下晋阳,自为赵王,直至打破洛阳,建立殊勋。但从全书的结构看,石珠只是小说所着力描摩的英雄刘弘祖的陪衬,所以当真人吴礼前来责备石珠不该贪恋红尘时,石珠顿时大悟,将宝位传于弘祖,复归于那虚无缥渺的上界。
刘弘祖 (即刘渊,字元海) 是于史有征的人物,小说却将他写成是天生神儿:
一年前,(龙门山)山顶之上不知何故,忽然滚出一个肉球,约有小斗大,在树底下滚来滚去,圆转不定。有几个人看见了,以为奇事,要去拿他,那知此球见了人来,便寂然不动,竟陷入泥底。看的人一发惊怪,百般的打他,竟不能动损他分毫,只得大家罢了。谁知此球陷入泥底,每到了黄昏清早,便有神光透出,或时有几百十只老鸦,飞鸣盖覆。
后来有刘员外过此,那球渐渐顶了起来,被刘员外取回,途中经梓树林古庙避雨,将肉球放在神橱内,忽一声霹雳过去,神橱内传出呱呱哭声,原来肉球已化生为一俊秀孩子。此一故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关目: 一、肉球化生。小说中刘员外曾以西汉时夜郎在水边拾取肉球,生出一男,受了汉家爵禄,直做到巴蜀郡王为例,说明 “天地间奇怪之事甚多”,不足为异。按《后汉书》卷116《西南夷传》载: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乃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刘员外所云,或即本此传说。总之,“天生神儿”,或从竹中产出,或从桑中产出 (后回云 “伊尹生于空桑”),或从肉球产出,而所谓肉球化生,又系卵生的一种变形。《三遂平妖传》 中的蛋子和尚,亦为从卵化生而成。二、“老鸦盖覆”。《诗·大雅·生氏》写姜嫄生下后稷之后,“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 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据萧兵先生的研究,基于对太阳的“光明崇拜”而产生的太阳英雄神话,其太阳族的英雄往往是卵生的,而且往往要经历被弃的磨炼与考验,那么,此书中的刘弘祖,则确确实实够得上一名太阳族的神话英雄的标准了。小说中如许怪诞的描写,在史籍中也不无根据,据《晋书·刘元海载记》,元海母呼延氏 “祈子于龙门,俄而有一大鱼,顶有二角,轩髻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觋皆异之,曰: ‘此嘉祥也。’ 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 ‘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 ……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小说将吞卵 ( “日精”) 生子型故事衍化为肉球 ( “卵”) 生化型故事,要之亦不出太阳族神话英雄之模式,唯将“左手文有其名” 易为 “掌内有 ‘神霄子’ 三字”,又通过第二十二回刘弘祖游熊耳山神霄祠,方明白自己是淮南王转世,“当年汉文帝时节,有个淮南王,平日专好游猎,养的有一鸦一鹊,极有灵变,能知淮南王的意思,要长就长,要短就短。后来淮南有罪自杀,那鹊儿也就撞死,只有那鸦儿飞到此处。乡村人家,每每有什么患害,那鸦儿就口吐人言,前来报知,乡人感他的意,究其详细,遂鸠工建庙,塑立淮南王神像,并塑鸦鹊在傍。”这就从另一角度解释了鸦护肉球的出典。及刘弘祖长成,就有一位心中 “那一刻不曾寻见” 的道人送来一只石鹊(显然是淮南王之鹊儿所变幻),而石鹊飞起,又引得晋阳豪客段琨掘出地下石匣中刻有 “龙泉神剑,属平阳刘弘祖”字样的神剑,还为之招得石季龙、慕容廆、呼延晏等一班豪杰一齐投奔刘弘祖。小说写石珠、刘弘祖之出世,不是为了参与现实斗争的某一方,去助有道、伐无道,而是从神怪的世界出发,将历史上曾有的以匈奴族刘渊、羯族石勒等反晋斗争,说成是天降神儿,作为现实政治的对立面,主动地介入人的世界,代表着天命和正义,去诛除暴虐和邪恶,表现了主动改造历史,主动改造天下的气魄。
《后三国石珠演义》也没有放弃从人事上进行虚构的权利。它从漫长的中国历史序列中,“专从《通鉴》 中三国时受魏禅称帝之际演成一帙”,作者时时都在提醒读者: 他所写的是一部历史小说,如第十一回叙石珠闻司马伦作乱,废了惠帝,遂听众臣之议,即赵王位,“改元光初,……养石勒为从子,时石勒方十一岁”,又点出 “其时正是惠帝太安元年夏四月也”。第二十回叙司马越毒死惠帝,立太弟炽即位,号孝怀帝,又交代:“时惠帝光熙元年七月也,即怀帝永嘉之元年也”,行间夹批曰:“推本正史。”这些地方,都仿佛能给读者一个“忠于史实” 的印象。其实,只要细按一下,就可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太安元年为公元302年,而“光初” 则是后赵刘曜的年号,为公元318—329年。又石勒死于咸和七年(332),时年六十,则太安元年(302) 时,石勒已三十岁矣。惠帝之食饼中毒,死于光熙元年 (306) 十一月,次年 (307) 方为永嘉元年。可见 “推本正史” 云云,不过是一种障眼法。从全书的时间表来看,许多大事是完全靠不住的。比如,书中那位极重要的人物琅琊王司马觐,早在太熙元年(290) 已死,时年三十五岁,根本不曾活到小说所写的八王之乱以后。小说之所以要把司马觐的故事推后,除了要在残忍、险毒的八王之外,塑造一位比较正直忠贞的王室成员以为对比,并借他的悲剧结局以映衬晋室政权之腐朽不可救药之外,还由于要把 “夏后妃绣床半臂” 的缠绵曲折的故事编织进情节之中,并暗示以后东晋之偏安,实已 “以牛易马”,司马氏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在历史上,刘渊的真正谋主是刘宣,故持荷尊宠,军国内外,靡不专之,但小说中只给他一个 “镇军大将军” 的职位,变成一个次等角色。刘元海营垒中的许多大将,如慕容廆、石季龙、齐万年、李雄、姚仲弋、李暠、沮渠蒙逊、赫连勃勃等,都是史上有名的人物。其中慕容廆,永嘉初(307)自称鲜卑大单于,其子慕容廆,333年为前燕文明帝; 石季龙,实为石勒从子石虎,为后赵武帝,《晋书》出唐人手,因石虎名犯唐之太祖李虎之讳,故称字曰季龙,小说写石珠养石勒为从子,年方七岁,石季龙却有二十岁,实为不伦; 齐万年,元康六年(296) 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帅齐万年为帝,后被孟观所擒; 李雄,永兴元年(304)即成都王位,号成(汉),刘渊亦于同年即汉王位;姚仲弋,史号作姚弋仲,乃后秦昭武帝姚苌(384—394在位)之父;李暠,公元400—417年为西凉武昭王;沮渠蒙逊,401—433年为北凉武宣王;赫连勃勃,407—425年为夏武烈帝——以上诸人,多是十六国中前后相继的领袖人物,李暠、沮渠蒙逊、赫连勃勃之登上历史舞台,更远在刘渊一个世纪之后,由此可见小说移花接木之手段。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真正和刘渊有关系的是王弥,但又作了根本的改造。据史载,光熙元年(306)王弥帅家僮从惤令刘伯根反,伯根死,王弥亡入长广山为群盗,次年,自称征东大将军,寇青徐二州。永嘉二年 (308) 五月,王弥“入自辕, 败官军于伊北, 京师大震,宫城门昼闭。 壬戌, 弥至洛阳, 屯于津阳门。诏以王衍都督征讨诸军事,北宫纯募勇士百余人突陈,弥兵大败。乙丑,弥烧建春门而东,衍遣左卫将军王秉追之,战于七里涧,又败之。弥走渡河,与王桑自轵关如平阳,汉王渊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会曰: ‘孤亲行将军之馆,拂席洗爵,敬待将军。’ 及至,拜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也和小说所写完全不同。小说既以历史演义为招牌,势不能不多用历史人物以入书,但刘元海也好,石季龙也好,慕容廆也好,齐万年也好,对于后人来说,都是相当古的古人了,一班读小说的人,只图取悦于一时,又有谁去一一考证呢?总之,《后三国石珠演义》 由于同时大胆使用了从人事上虚构的权利,所以仍能给人以历史小说的大致印象。
作为《三国》的续书,《后三国石珠演义》的作者,力求使自己笔下的人物逼似《三国》中同类形象而又有所发展与丰富,就中“弘祖仁慈慷慨;慕容、石、段、义赛关张; 稽德、有方,不殊诸葛”,最有《三国》之韵味。
刘弘祖是以昭烈(刘备)的继承者自居的。他既要达到光复汉业的目的,又要不失“仁慈慷慨”之秉赋,由此构成了刘弘祖形象中最本质的特征。当石珠起事之初,面临着一个是先攻取晋阳、创立基业,还是先讨贾后、挟天子以定四方的战略决策,刘弘祖道:
大丈夫作事,当磊磊落落,如星月之皎。司马氏欺人孤儿寡母,窃取天下,今其骨肉相残,乃理之当然,何足深怪。我等行事,正当效汉高光武,自立基业,何必如曹孟德所为,挟天子以自重哉!
其时贾后鼓孽宫闱,得罪天下,起兵伐之,谁曰不然?但刘弘祖并不赞成为达报仇雪耻之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做法,他鄙夷曹氏司马氏之欺人孤儿寡妇、窃取天下的行径,表现出一种磊落豪爽的气概,这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是完全一致的。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提出 “正统”、“闰运”、“僭国”的观点,并说,即便是正统的唐宋,“得天下之正不如汉”,因为李渊之“称唐公,加九锡,以蹈魏晋之陋辙”,赵匡胤之“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都不如“高帝以除暴秦主楚之杀义帝者而兴,光武以诛王莽而克服旧物,昭烈以讨曹操而存汉祀于西川”之正。“正统”、“闰运”、“僭国”之别,不能一概视为迂阔之论,它至少同 “成则为王败者贼”的不分是非的实用主义划清了界限。
刘弘祖得天下之正,还表现在正确处理同石珠的关系上。石珠出世,真人吴礼授天书时就明嘱其“佐神霄共成大业”,其后,石珠又两次要让刘弘祖为主。第一次是兴兵之初,石珠要尊刘弦祖为主,听他约束,刘弘祖道:“强宾不压主,我等原为慕义而来,要立殊勋,岂可并无寸效,竟自为主?况石姑兵强人众,物望归心,我等聊备驱策可也。”第二次是攻下晋阳之后,众将力劝石珠为王,建立国号,石珠却道刘弘祖“英名盖世,正当其位”,刘弘祖道: “上下之分已定,谁敢异心?元帅莫要只管推让,冷了众人的心!”石珠又提起吴礼的话。刘弘祖却道:“荒谬之言,何足深信?”仍然拥戴石珠即了王位。后刘元海游神霄祠,已知自己系淮南王转世,处世却愈加恭谨小心。侯有方颇知天命,谓刘元海“日后有南面之分”,弘祖道: “军师乃是异人,岂有谬言。但为臣子者,不可因是而萌异心。纵天命有在,亦当鞠躬尽瘁,俟其自至而已。”有方赞道: “愈见元帅忠义之心,非常人所可及也。”夹批云: “与孟德身分不同。”直至功成之后,石珠经吴礼点醒,将宝位传于弘祖,弘祖方才登极。这种全名节、识大体的忠义之心,确非曹氏、司马氏所能望其项背。
三国之时,刘备揽人才,求贤若渴,以得 “人和”著称。刘弘祖也十分重视人才。往征洛阳途中,经邺都地区,访知守将是乌桓,说: “吾闻乌桓乃当今第一个豪杰,为人极有信义,我久闻声相思。且其言语举动,向推服于四海,信为我辈之同志。今吾与之交兵,必非所幸。我当轻身下礼,说彼来归,洛阳不足定矣。”便脱去戎装,三骑前往城下。乌桓见其相貌非凡,从者都是将相之器,开门相见,互道仰慕之情,终于说服乌桓归顺。乌桓本民族名,《资治通鉴》晋纪八载:“乌桓张伏利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刘)渊屡招不能致,(石)勒伪获罪于渊,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结为兄弟。”小说据此虚构出乌桓及其爱女乌梦月的故事,可谓独具匠心。“英雄自古爱英雄”,刘弘祖汲郡一战,生擒陆机,因其才名盖世,劝其归降,陆机心如铁石,不肯屈膝,刘弘祖犹惜其才,不忍加诛,竟令去其绑缚,放他回家,李雄谏道: “陆机枭雄,今释不杀,后必为患。不如杀之,以全其节。”刘弘祖不得已而杀之。忽然阴云四合,红日无光,落下一天黑雨,陆机尸骸不知去向。刘弘祖大为惊骇,传令军中设祭,亲率诸将望空拜奠。此事给刘弘祖很大刺激,当场就放了另外两名被擒晋将,从此以后绝不轻杀战俘。如后来水淹王弥,擒住陶侃,刘弘祖命给还鞍马,放他回去,慕容廆谏道:“陶侃勇士,放他回去,必不利于吾军,元帅不如杀之。”弘祖道:“既是勇士,安忍轻杀?且吾勇将甚多,放他回去,吾将以智取之,正是笼中之鸟,要擒就擒,有何不利之有?”陶侃得放,心下也感弘祖之德。据史载,陆机是被成都王司马颖所害,陶侃等也无被刘元海擒获的史实,小说作这样的虚构完全是为了突出刘弘祖的“仗义行兵”,“平生不杀归降将,赏罚分明莫与俦”的仁慈之心。
刘弘祖胜于刘备之点,在于智勇足备,多谋善断。呼延晏急于事功,以为“倘失此不为,功出他人之手,我辈丈夫壮志,竟空生于天地之间,岂不令人羞死!”段方山则以为“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成败利钝,亦何足虑。”刘弘祖却坚决反对躁动寡谋,说:“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己不知彼,百战百败。若徒丧其身于不必丧之地,亦安用此虚名为哉?”正因为如此,刘弘祖终于实现了复兴汉业的宏图。
《后三国石珠演义》之写侯有方、稽有光,也尽力使之兼诸葛亮之长而又且胜之。诸葛亮隆中决策,定天下三分的局面,侯有方、稽有光则提出 “目今晋室将衰,中原扰攘,正吾等立功之秋”,先取晋阳以为根本的决策,保证了兴汉大业的胜利。《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而侯有方、稽有光则干脆就是具有腾云驾雾、收精降怪超凡本领的异人。诸葛亮能“借风”,侯有方能“供雾”,小说夹批道: “绝是孔明之用兵,但孔明尚少作法耳。”“借风”,不过是对气象的预测,“借雾”却是“能夺天工回造化”的法力神威。不仅如此,侯有方还能冲锋陷阵,在攻打河内时,将神驼一拍,平空飞上城头,砍死主将,杀入城中,夹批道: “有方可为文武兼行者”、“军师、先锋两得也。”这些,都使诸葛亮相形见拙。当然,侯有方形象本质上还是一名运筹帷幄的军师,小说写他与王弥的斗智斗法,堪称全书最有精神的部分。小说中的王弥,“自少业儒,因见天下离乱,遂弃文就武,得遇异人传授兵法,精通武艺。每自比诸葛孔明,尝欲与国家驱除群难,以未得遭际,只得隐洛水村以自适。”从身世经历看,王弥比侯有方、稽有光更像诸葛亮,所以当他充任了晋军主帅,与侯有方斗智斗法起来,就愈加扣人心弦。双方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是取粮。先是王弥唤过陶侃、卞壶道:“西南方有粮,自我本家之物,你二人领军三千去取了,以偿方才失去铠仗之辱。”无端之言,令二人不禁暗暗哂笑。谁知行了三里之路,正遇赵将从河内运粮而来,且赵将名王子春,二人方信王弥 “本家之物” 的神算。第二个回合是水淹。王弥因取粮得手,便有轻敌之意,冒险四路杀奔刘弘祖营中而来,乃见营中空无一人,两只白羊反缚在鼓上,敲的鼓冬冬声响,还道是弘祖的疑兵之计,不想侯有方作法,决河水以淹三军,王弥捏避水诀,方逃得性命。晋营的粮草、车杖、器械,尽数被侯有方夺去。王弥也有成功的时候,他移营硖石关,据险而守,又自陕州至渑池,五里立一大营,共立十营,首尾相连,左右相领。这本是刘备被陆逊火烧连营的败亡之辙,但王弥作法,借一天大雪,将寨栅之外尽行冻住,混成一座冰城,侯有方也只得候来年开春,东风解冻,再行交战。 开春以后, 王弥依然持坚守之策, 不论是骂阵, 还是赠妇人环髻衣服以辱之,王弥都按兵不动,最终还是中了侯有方假作粮尽,军士溃乱之计,轻身追逐,被侯有方设伏大败之。
双方都有诸葛之风范,诸葛之智慧,且有诸葛不具之异术,使得这场反复的较量,极为引人入胜。
刘弘祖手下猛将如云,就中突出的是慕容廆、石季龙、段琨之结义,但还不如三国中融君臣、兄弟为一体的桃园结义之高。人物粗豪性格,一般也尚为鲜明生动,如呼延晏在吴礼要度石珠,大家闷闷不悦之际,不管好歹,大声嚷道:“陛下甚没主意,我等辛辛苦苦,方才定得江山,正欲君臣同享富贵,怎听了这个鸟道人发这等没结果的论头?索性将天下还了晋朝,大家齐散伙罢。”夹批道:“老呼甚是来得快,是当年李大哥再来。”确是李逵一路的性格。
《后三国石珠演义》在人物描写上真正胜过《三国》的地方是妇女形象的异样生色,所谓“玉銮、松庵、梦月、兰玉及贺玉容等,皆杏脸桃腮、柳腰柔弱之辈,乃不以红粉自居,竟与英雄并重千古,噫,亦奇矣。”而最为传神的是乌梦月。关于乌梦月的出生,小说也有一段神话,说其母元氏梦见一白发老人,拿着一轮明月,元氏双手接来,劈作两半,竟自啖下肚去,觉来就生梦月。梦月长成,不惟精通文墨,亦且武艺精熟。齐王司马冏贪梦月美貌,设计诓入府中,欲加威逼,梦月责备道:“殿下若能以礼义自处,改邪归正,放妾还家,犹可长享富贵。若只如此作事,妾不过拼得一命,死于此地,只怕殿下的富贵也未必能长保矣。”可谓大义凛然。写梦月后得琅琊王司马觐保护,随其出征,连擒石季龙、慕容廆、姚付弋三大勇将,刘弘祖只得自己出马,“梦月看见弘祖少年英勇,气宇轩昂,更且美如冠玉,手提金鞭,坐下龙骓,却像天神临凡,心下暗暗称羡。弘祖看见梦月美丽无比,况又武艺绝伦,也自夸奖不已。”二人斗上五十余合,未分胜负,赖侯有方借来黑雾,方将梦月擒住,由乌桓作主,配与弘祖。弘祖自此既得美妻,又得良将,对其兴汉事业,大获助益。第十八回 “梦月斗武服诸将”,颇有《三国演义》“曹操大宴铜雀台”之气象,乌梦月在比武中,连打四将,名播身扬。第二十七回写王弥兵败逃往硖石关,犹如曹操之败走华容道,而此书中充关云长角色者,竟是“蝉鬓金钗双压”、“娇资丽质赛名花” 的乌梦月:
……慌忙急乱,行了好些路途,只见前面一对绣旗飘飘扬扬,似进不进,王弥一见,失惊道: “难道此处又有伏兵?”蒲洪一看,说道:“若是敌兵,应该鸣鼓发炮,如何幽幽寂寂,屯在此间。莫不是关中将士知我等战败,引兵来接?”众人正犹豫间,忽见绣旗开处,无数军马杀奔前来,当先一员女将,身骑五花聪,手执方天戟,三人一见,惊得魂不附体……
话又说回来,《后三国石珠演义》无论是思想底蕴还是艺术品位,都未臻《三国演义》的境界,因而只能说它具有某些《三国》的余韵。如果说也是发展和突破,那主要是大胆地将神怪的因子引入史的和人事的框架中,虚虚实实,虚实混成,变怪百出,令人可喜可愕,形成独具的情趣,从而收到“追踪前传,以解颐世间一时之能畅,并豁人世之感怀君子”的艺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