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1881—1927)
一、从故园到“异地”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
1881年9月25日，鲁迅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城一个逐渐没落的封建家庭。祖父周介孚，中过进士，当时正在北京做官。父亲周伯宜是个秀才。母亲鲁瑞以自修达到能够看书的能力。
鲁迅诞生时，上距鸦片战争40年，帝国主义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腐败的清朝政府忍辱退让，中国沦于国破民穷的境地，古老的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个时代背景对鲁迅日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鲁迅念过私塾，受过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但他阅读的兴趣十分广泛，看过许多野史、杂记，关心故乡先贤的遗迹和著作，特别是那些富有民主思想和爱国精神的书籍;对于民间艺术，尤其是传说、绘画，更是深切地爱好。
幼年时代，鲁迅常跟母亲住到乡下外婆和舅父的家里，因而熟悉农村社会。他不仅了解到农民勤劳、质朴和善良的品质，而且知道他们遭受压迫，生活十分痛苦。他跟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这种实际联系，对他日后形成“下等人”胜于“上等人”的观点，形成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以及他的小说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十三岁时，祖父因科场作弊案被捕下狱，家庭备受压迫敲诈。父亲也在这时患重病，医治几年，终于在1896年死去。经过这些剧变，家庭陷于破产。鲁迅是周家的长子，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他的肩上。他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饱受人间的冷眼。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涂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这使他有可能从被损害者的角度，来思考人生问题，还帮助他认识所谓上流社会的真面目，增强他观察社会生活的能力。他出身于封建家庭，后来能够反戈一击，态度又那么坚决、彻底，跟他的这些遭遇，以及他和被压迫农民的接近，是很有关系的。
1894年中日战争后，封建官僚所提倡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1895年，广东的举人康有为曾联合各省举人向皇帝上书，要求变法维新。由于适应时代的要求，变法维新很快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性质，当然不能拯救危难的中国，但在民主革命运动没有兴起以前，它还能起相当的进步作用。1898年，清朝的光绪皇帝接受了变法维新的建议，但很快就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握有实力的顽固派的镇压。这就是近代史上的所谓“戊戌变法”。这次运动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改良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人民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失败中接受教训，探索和寻找新的革命道路。
就在这时，鲁迅抛弃了当时绍兴没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常走的老路——学做生意或当官僚的属员，决心“走异路，逃异地”。由于本家叔祖周椒生的关系，鲁迅于1898年5月，带着母亲为他筹来的八元路费，到南京投考江南水师学堂。次年2月，因对学校不满，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总办(校长)是个维新派人物，矿路学堂看新书的风气很盛。当时的变法维新，作为一次政治改革运动，是被镇压下去了;但作为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却还在社会上发生广泛的影响。鲁迅这时经常读《时务报》、《译学汇编》等宣传维新思想的书报，还读了一些西方的近代科学、社会学和文学方面的译著。其中他最爱读的是《天演论》，这是由维新派著名人物严复译述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书，在十九世纪欧洲的思想界很有影响。经严复译述以后，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迅速传播开来。进化论中的生物进化、生存竞争的观点，使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觉得，在这个竞争剧烈、优胜劣败的世界上，我们的民族再按照传统的老一套方式，是不可能生存下去了。因此要求“自强保种”，以挽救危难的中国。鲁迅也是循着这样的思路来认识进化论的。但是，怎样“自强保种”?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鲁迅从生物进化的基本思想中，吸取了具有辩证因素的发展观点。他认为必须坚决抛弃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努力学习一些先进的、新鲜的事物，从斗争中才能找到中国人民生存的道路。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进化论成为他观察社会现象，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
在南京四年间，中国经历了触目惊心的剧变：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义和团运动惨遭镇压，八国联军猖狂入侵，辛丑和约以更加骇人听闻的条款来掠夺我国的利益和主权。这不能不促起鲁迅深长地思索。他决心到国外去，继续寻求新鲜的知识和救国的真理。1902年初，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旋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派赴日本留学。
二、留学东瀛
同年4月，鲁迅到东京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学习。
戊戌政变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开始活跃起来。东京因为离中国较近，又没有清朝政府的直接压力，许多革命者都来这里活动。当时的日本有几千个中国留学生，大多数住在东京。他们分为反清与保皇两派，许多人都急于寻求新知识，并且接受革命派的影响，反清的空气相当浓厚。
鲁迅一到东京，思想便很活跃，他积极参加留学生的反清活动。为了探求救国的真理和道路，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书籍，并开始研究所谓国民性问题，想从这里寻找民族积弱的原因和解救的途径。面对革命运动逐渐兴起的形势，想到风雨飘摇、灾难深重的祖国，鲁迅毅然剪掉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还在断发照片上，写了《自题小像》一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磬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軒轅。
这是一首光辉的爱国主义诗篇。在这首诗里，鲁迅表达了对于祖国命运的深沉关切和忧虑，流露了他对于祖国人民在封建统治下愚昧、不觉悟的状况的愤慨情绪，抒发出他的某种寂寞的心情。同时他还立誓要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这首诗是青年鲁迅的思想感情的浓缩品，也是他毕生遵守的最可贵的誓言。
这时，在东京的各省留学生出版了一些宣传革命思想的书刊。鲁迅在浙江籍学生的刊物《浙江潮》上接连发表文章。其中《斯巴达之魂》译述斯巴达勇士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是对于国内正在兴起的拒俄运动的强烈反响。《鈤》是最早介绍法国居里夫人发现镭的经过的论文。《中国地质略论》是为支援祖国护矿斗争而作的，它不仅介绍中国矿产分布的情况，而且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矿产的罪行和野心。此外，他还翻译了两本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并与友人共同编著一本《中国矿产志》。在这些最早的著述里，我们看到了青年鲁迅身居海外，心怀祖国，密切关注国内的政治斗争;他鼓吹尚武精神，介绍科学知识，表现出充沛的反抗热情和爱国思想，其目的都是为了破除迷信落后，启发群众觉悟，以服务于反帝爱国的伟大事业。
弘文学院结业后，鲁迅于1904年9月到仙台，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鲁迅的学习医学，据他后来说，是由于对被庸医所误的病人及其家属的同情，而且从外国历史的某些记载中，又知道日本的振兴大半是从学习西方医学开始的。他认为维新和科学是分不开的，想用医学来促进中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以达到救国的目的。
在仙台，鲁迅得到了学校较好的照顾。骨科教授藤野严九郎，曾经热情认真地帮助他学习，使他深受感动。鲁迅在学习上很勤奋，他的成绩曾引起某些心胸狭小的日本学生的嫉妒，以为这是老师透露题目的结果。鲁迅受到了这次污辱，深切地感到生为弱国人民便被看作“低能儿”的痛苦。强烈的民族感情和革命义愤，使他热心于阅读那些呼喊复仇和反抗的作品。他从波兰、匈牙利和巴尔干一些国家的作品中，看到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生活与斗争;从俄国的作品中，看到了沙皇罪恶统治下人民的苦难和挣扎。他突出地感到进步的文学作品在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反抗精神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仙台的第二年，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鲁迅在学校放映的幻灯片上，看到一个据说是替俄国军队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抓住砍头，而围观的据说也是一群中国人，他们竟无动于中。从此鲁迅便痛切地感到：医学并不是一件很紧要的事，如果思想不觉悟，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杀头示众的材料，或当麻木的观众。当时他认为头等重要的事，还是改变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于是他便决定放弃医学，从事文艺了。
不论从事医学或文学，鲁迅所考虑的主要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1906年他决定弃医就文，从自然科学转向文艺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战场，反映了急速发展的时代潮流对一位青年爱国者的强烈召唤。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也彻底暴露出它的腐朽反动的实质，中国人民的革命怒火已在熊熊燃烧。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如果说，鲁迅的学医是同维新思潮相联系，那么，他的就文却是反映了民主革命在思想战线上的要求。列宁在1914年说：“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在二十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9页)鲁迅正是适应时代潮流发展的需要，毅然作出自己的决断，拿起解剖灵魂的武器。这对于他一生的战斗道路，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06年春天，鲁迅从仙台来到东京。当时的东京，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组成革命团体同盟会，并创刊机关刊物《民报》，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保皇的改良派，进行尖锐的斗争。这个政治环境对于鲁迅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同年夏天，鲁迅从日本回国，奉母亲之命与朱安女士结婚。对于这件包办婚姻，鲁迅是很不满意的。他后来曾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他在家里只住了几天，便又返回日本。他的二弟作人，这时也被派往日本留学。他们便一起同行。
鲁迅在东京师事章太炎，与陶成章等革命派往还密切，并成为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成员。他学习外国语，计划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907年，他准备创办文艺刊物《新生》，但终于失败。鲁迅为此而感到寂寞，但并不灰心。他积极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同时为留学生所办的《河南》杂志撰稿，陆续发表几篇论文。
《人的历史》以解释海克尔的人类种族发生学为主，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的历史。《科学史教篇》论述了西方科学思潮的演变，说明了科学在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两篇文章在阐明科学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和反对保守落后思想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鲁迅从对进化学说的进一步研究中，吸取了唯物主义的核心和辩证法的因素，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发展观和不断变革的思想。他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始终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生事物，英勇地向旧势力、旧文化进攻。
《文化偏至论》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其偏颇，系统地表达了鲁迅当时的社会政治观点和文化思想。他坚决反对妄自尊大的顽固派和“竞言武事”的洋务派，抨击“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改良派。同时还提出自己的主张：反对以“众数”“临天下”，也抨击对“物质”“崇奉逾度”的偏向，而强调“任个人”，“张个性”，倡导启发群众觉悟的个性主义思想。
鲁迅在辛亥革命以前，就认真研究国民性问题，看到了解除封建主义对个性的束缚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思想启蒙的任务，这是他看得深远的地方。特别是他把眼光始终注视着广大被压迫群众，注视着那些被一般民主革命派“所鄙夷不屑道者”，如他后来所写的阿Q、闰土那样的群众，就更显出他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光辉。这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思想史上，都有着十分重大的进步意义。
要进行思想启蒙，就要运用文艺武器。为此，鲁迅作《摩罗诗力说》。他批评中国当时的文艺多“萧条之感”，所以必须“别求新声于异邦”，选择“力足以振人”，“不为顺世和悦之音”的“摩罗诗派”。他热情地介绍英国的拜仑、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兹凯维支，匈牙利的裴多菲等诗人，赞扬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战斗精神和“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顽强意志。鲁迅当时着重提倡“摩罗”诗，就是提倡反侵略、反压迫的文艺，提倡一种充满斗争激情的浪漫主义文艺。这是中国真正站在被压迫人民的立场上，介绍近代欧洲进步文艺思想、文艺作品的第一篇论文。
这些文章充分表现了作者早年战斗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从进化论观点出发，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因此不应该顽固保守，阻碍历史的发展。在斗争的途径上，他反对枝枝节节地学习外国，而强调应该从启发群众的觉悟入手，强调文学艺术在启发群众觉悟中的作用。鲁迅在开始文学活动时，就要求把文学事业和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事业结合起来，用文学作为斗争的武器。
这一时期他的宇宙观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自然界的看法上，同时也表现出他的社会思想比较密切地联系中国的实际。但是他在分析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时，也还存在明显的唯心主义观点。他重视精神，重视个性，固然反映了当时革命的要求，显示了一个启蒙主义者的本色，但他把这两者强调到跟物质、跟众数对立的地步，却分明是接受了西方唯心主义思潮，如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影响。这就使他必然要抬高少数先驱者的历史作用，未能认识群众是历史发展中的原动力，未能在群众中发现自己的战斗同盟者。鲁迅世界观上的这些问题，显示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局限。这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往往是很难避免的。
为了唤醒群众，激励斗志，鲁迅便翻译东欧等被压迫民族和俄国的文学作品，准备出版一套《域外小说集》。他热心于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救，把眼光从对“刚健抗拒”的摩罗诗派的追求，转向了对黑暗现实的注视，从浪漫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这个转向在鲁迅一生的文学生涯中是很有意义的。1909年，他把译成的作品先后印出两册。其中鲁迅翻译了俄国安特莱夫和迦尔洵的三篇作品，另外几篇是他的二弟周作人翻译的。他不仅慎重地选取作品，而且译文十分忠实。但是，由于历史条件还不成熟，又是用文言翻译的，销路不畅。鲁迅的美好希望破灭了，他不得不中止出版的计划。
在日本七年，鲁迅广泛涉猎外国的自然科学、社会学说、文学艺术和哲学，开始形成早期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开始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并确定了用文学作为战斗武器，来服务于祖国和人民的独立解放的事业。这是他一生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时期。
三、辛亥革命前后
1909年夏天，鲁迅从日本回到了祖国。他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员。1910年秋天，转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即教务长)兼教员。业余仍继续研究文学，并从事古书的辑录工作。
1911年10月，武昌的反清起义获得了各地的热烈响应，从而推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这就是著名的辛亥革命。鲁迅怀着热烈的心情来迎接它，并为它组织宣传活动。同时还根据生活感受，用文言写下短篇小说《怀旧》，描写农村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中的动态，显露作者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和杰出的讽刺才能。
革命党人王金发率领军队光复绍兴后，鲁迅被任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他的朋友范爱农做监学。不久，王金发就被绅士们所包围，大做其王都督。他的军政府还是由几个旧乡绅新组成。这使鲁迅感到很失望。
恰好这时他接到了老友许寿裳来信，邀他到南京去工作。他就辞去了校长的职务，于1912年初，前往南京，在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五月，他随教育部迁往北京，先后任科长、佥事等职务。
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形势是非常黑暗、混乱的。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他们的目的只是推翻清政府，而没有提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也没有去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斗争，相反地却跟封建势力相妥协。北方的军阀袁世凯，就利用这个形势，篡夺了革命的成果，并且强迫把临时政府从南京搬到北京，以便于他的控制。辛亥革命就这样失败了。继袁世凯统治中国的是其他北洋军阀。政治的腐败，人民的痛苦，真是日甚一日。这就是鲁迅到北京后几年间耳闻目睹的现状。
鲁迅到教育部任职，本来希望能为革新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可是当时的教育部却没有什么事可做，鲁迅感到很无聊。于是就做起辑录和校勘古书的工作，还看佛经、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鲁迅解释他的这些活动，是为了驱除寂寞，麻醉自己的灵魂。这深刻地表明他内心的孤独和苦闷。鲁迅热情地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在经历了从维新思潮到辛亥革命等波折以后，他对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彻底失望了。但是，这时新的领导者——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广大的被压迫人民也还没有发动起来，社会十分黑暗，革命的力量在哪里?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呢?鲁迅当时还不可能找到，于是陷入了孤独和苦闷之中。鲁迅的这种心境，实质上是旧的民主革命的革命性已经消亡，而新的民主革命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反映。总之在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以前，鲁迅不得不在苦闷和求索中度过他的宝贵岁月。
四、伟大的“呐喊”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旧礼教，反对文言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给《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化思想革命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力量。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革命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从此，中国出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的统一战线，出现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军。
长期以来，鲁迅在艰苦地探索革命的出路，期望着发动一次革命的文艺运动和启蒙运动。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他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当时他虽然还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理解社会主义革命，但这场革命及其在中国的反响，无疑给他以很大的鼓舞，他开始觉得拆毁这封建的“铁屋子”，唤起那熟睡的人们，并非毫无希望。于是他答应了友人——钱玄同的邀请，开始拿起笔来参加战斗，并于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编辑部。作为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他自觉地“听将令”，终于使自己成了“五四”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
1918年5月，当白话文与文言文尖锐对垒时，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新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描写一个因被迫害而发狂的病人的心理活动，使社会生活的清醒描写和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巧妙结合起来。小说的十三段日记，就其内容的实质看，多数是杂感式的议论，它们没有构成连贯性的故事情节，而是以此来倾吐狂人的生活感受，也即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反映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揭露中国社会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这是一篇给封建社会和封建礼教以彻底的批判的作品，是文学革命的第一声春雷，也标志着鲁迅战斗史上新的阶段的开端。
《狂人日记》是小说和杂文的混合体，从它开始，鲁迅不仅陆续创作小说，还发表大量杂文，即形象性的论文和杂感。小说所提出的“吃人”的主题思想，即礼教吃人，封建文化吃人，封建社会吃人，也成了鲁迅这一时期的小说和杂文的中心主题。所以这篇开山之作，实是鲁迅当时全部作品的总纲。
这个时期他写了十几篇小说，后来结成《呐喊》的集子。《呐喊》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逐渐破产的古老农村和市镇，塑造了没落知识分子、城市贫民、被压迫农民等形象。
《孔乙己》以鲁镇的咸亨酒店为背景，在周围人们的一片讥笑声中，描写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没落知识分子——孔乙己，批判地揭示了人物可笑和可悲的性格，表达了作者对造成这种性格的文化教育制度的吃人本质的有力鞭挞。
《药》描写革命者夏瑜的牺牲和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了医治儿子疾病所表现的无知，并且通过“药”——人血馒头而联结起来。作品借茶客的议论，从侧面勾画夏瑜的英勇和他对于群众的觉悟和解放的热切关怀。但周围的群众却没有人同情他，反而骂他发疯，或者受了迷信的愚弄而蘸吃他的鲜血。作品深刻地揭示革命者与群众的隔膜，揭示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悲剧。最后夏瑜坟上的花环暗示着革命后继有人，给作品增添了乐观的色彩。
在《呐喊》中占着重要地位的作品，是有关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的描绘。《故乡》通过“我”回故乡的见闻和追忆，描写旧中国农村急速破产的萧索、凄凉的生活图景。闰土曾经是一个手执钢叉、生机焕发的小英雄，但是在兵、匪、官、绅的重重压榨下，曾几何时，他便变成了一个精神麻木的人。作品还写出杨二嫂的可悲变化及其小市民的习气来烘托闰土的性格。鲁迅怀着悲愤的心情，对造成这一悲惨图景的社会势力提出了沉重的控诉，同时又期望被迫害者能够醒悟过来，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它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未庄为背景，塑造了深受精神毒害的贫苦农民阿Q的形象。阿Q受尽了惨重的压迫和剥削，可是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他夸耀过去，幻想未来，自我安慰，自轻自贱，始终不能正视严酷的现实。此外，他还沾染了游手之徒的狡猾。小说还集中反映阿Q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和命运。他原以为革命就是“造反”，对它深恶痛绝，但封建统治者在革命到来时的惊惶，却使他快意并要求革命。可是这场革命却忽视农民的利益，反而跟封建阶级相勾结。未庄一切依旧，只有阿Q被抓去枪毙。这个结局在客观上是对辛亥革命及其领导者的批判。
作者在塑造形象的过程中，始终是从阿Q的流浪雇农的悲惨命运出发，并熔入了他长期以来对中国这个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历史命运的深刻认识，用漫画化的笔调和最清醒的剖析，概括了“精神胜利法”这一腐蚀我们民族的严重痼疾，发掘了农民阿Q作为奴隶而不能正视其奴隶地位的悲剧性的矛盾，使鲜明的个性特征的描绘和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概括，取得了完美的结合，从而塑造了文学史上这个不朽的典型，并通过它提出了启发农民的民主觉悟这一关系民主革命成败的严重任务和课题。
《阿Q正传》开始发表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同一年冬天。它以极其鲜明的艺术形象，描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客观上得出了资产阶级不能胜利完成民主革命的结论，指出了要正确对待和解决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要启发他们的民主革命的觉悟，这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教育意义，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提供了可贵的殷鉴。
由于典型塑造的高度成功和主题思想的深广意义，《阿Q正传》成为文学史上的丰碑，也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
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农民的启蒙教育问题还有待于解决，这在《风波》里也有真实的反映。此外，反映农民生活的还有《社戏》，它描写已经逝去的美丽的童年，赞美农民的质朴、诚恳的心灵。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农民和其它被压迫群众是封建社会的主要支柱。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位作家把他们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来描写。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是由鲁迅来打破的。他不同于以前的资产阶级作家和同时代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之处，还在于他是从被压迫人民的角度，深刻反映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鲁迅以唤起被压迫人民的觉醒为己任，在新的民主革命中给自己找到了“被压迫人民的代言人”的战斗岗位。他不是一般地反映农民的痛苦，反映他们的思想情绪，象十九世纪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那样，而是反映他们渴望有一个正确的领导。鲁迅的“听将令”的客观意义，实质上反映了被压迫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阶级要求，即愿意服从那个能够领导他们走向彻底胜利的阶级的战斗命令。鲁迅小说的战斗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形式，有力地配合了新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和革命运动，在反封建文学的斗争中，为革命的新文学开辟了道路，并使他成为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
鲁迅还是我国现代杂文的伟大开拓者。“五四”时期，他结合社会斗争的需要，创造了一种人们称之为匕首或投枪的文体，写了许多杂感和论文。它们多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广泛地涉及他在小说里所接触到和没有接触到的问题，成为另一种参予社会思想斗争的武器。
在《我之节烈观》里，鲁迅猛烈地攻击残酷压迫妇女的封建节烈思想，同时还号召人们“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进化论的观点，批判了封建父权思想。他提出了新的伦理观点，认为维系父子关系的应该是对下一代负责的态度，应该有为下一代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两篇论文，在五四运动反封建礼教的斗争中，发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后来鲁迅还在《娜拉走后怎样》、《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和其他杂文里，坚决地反对腐朽的礼教，吃人的“文明”，主张妇女解放、社会解放，提出扫荡封建制度，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时代的战斗任务。
复古派以“保存国粹”的名义，维护文言，提倡国学，宣扬各种所谓固有文明，反对一切改革和进步。鲁迅在许多《随感录》和《说胡须》、《看镜有感》等论文里，反复地驳斥复古派，指出他们的所谓“国粹”，不外是中国人身上的无名肿毒，是脸上的一个瘤，一颗疮，应该毫不容情地割去。否则，“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他痛斥那些反对改革主张守旧，反对白话主张文言的人，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总之，在这些文章中，鲁迅总是把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同复古派所宣扬的旧文化、旧道德摆在生死对立的地位，表现出一种彻底反对旧文化、旧道德的战斗精神。
宣传神鬼和迷信，是封建阶级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破除迷信，提倡科学，是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个战斗内容。鲁迅在一些《随感录》和《论照相之类》等论文里，曾不断揭露专讲鬼话愚弄人民的各种迷信思想，反驳“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的谬论，指出只有科学能够医治这“祖传老病”。
鲁迅“五四”时期的杂感，收在《热风》集里。
鲁迅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大胆地正视现实中的各种矛盾，他的小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镜子，他的杂文带有广泛的社会批评的特点，不论小说或杂文，都反映了极其深广的真实的历史内容。他对于旧中国的一切，对于几千年的传统势力、传统思想，比同时代许多人懂得多，而且看得深，看得远。他是对旧势力、旧思想揭露最深刻，斗争最坚决的一位伟大作家。他在中国革命史、思想史上的这一伟大贡献，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就充分显示出来的。他把旧社会的一切暴露出来，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以推动社会的改革。当时他主要是用生命的发展来论证社会改革的必要，坚决地站在新事物方面来反对一切旧事物，并相信通过思想启蒙的道路可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改革社会的目的，这在当时是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的。自然，这种观点终究有其弱点，它妨碍鲁迅对于阶级矛盾和斗争的正确认识，限制他认识新的阶级力量及其历史作用，使他不可能指出社会发展的明确方向。
除了写作，鲁迅还在1920年秋天，开始兼任北京大学讲师，编写《中国小说史略》讲稿。从此，他和青年建立起经常的联系和亲密的情谊，支持他们的文艺活动，帮助他们学习和战斗。鲁迅，从这时起就成了进步青年爱戴的导师。
五、“彷徨”中的探索和战斗
五四运动的统一战线，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开始分化。这时的革命中心逐渐移到南方，北京的文化界显出了寂寞荒凉的景象。鲁迅又一次感到“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他在彷徨中继续进行探索和战斗。
1924至1925年，鲁迅创作短篇小说十一篇，编成第二个小说集《彷徨》，继续反映从辛亥革命前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的社会现实。
《祝福》描写一个善良、安分的劳动妇女祥林嫂，新寡之后便逃到鲁镇来，在鲁四老爷家里帮佣，希望以自己辛勤的劳动，换取最起码的生活。但不久便被婆婆绑走，逼嫁到山墺里去。当她第二次在鲁四家里出现，那是第二个丈夫病死，儿子被狼叼走之后。因她再嫁再寡，镇上的人便嘲笑她，鲁四把她看成不祥之物，暗暗告诫妻子不许她沾手祭品。柳妈又以阴间地狱的锯刑来恐吓她，要她到土地庙捐一条门槛，当作赎罪的替身。她默默地忍受和挣扎，捐了门槛，但仍然无效，主人还是不许她摆设祭品。她从此失魂落魄，不久便沦为乞丐，并且怀着对阴间的恐怖和疑惑，死在年终“祝福”的街头上。祥林嫂是中国人民最悲惨的典型，她有着极其深刻的精神创伤。小说通过她的一生，揭露封建主义、尤其是封建夫权的极端野蛮性和残酷性，表明社会环境已经迫使被压迫人民走到绝境。
《离婚》描写农村妇女爱姑，她大胆泼辣，丈夫要离弃她，她闹了整整三年。但是她却对出面调停的豪绅七大人寄托幻想。小说着重描写爱姑会见七大人的场面，从七大人的矫揉作态、故弄玄虚在爱姑内心所引起的反应，写出爱姑精神上的深刻弱点，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失败的结局。这又一次揭示了封建思想统治的严重性，说明被压迫人民必须在启蒙教育下克服本身的弱点，才能走向更坚决更持久的斗争。
《彷徨》集适应当时文化界阶级分化的形势，着重对接受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探索，描写他们的痛苦和挣扎，也反映他们个人奋斗的破产。《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本来是有理想也有作为的，可是几经波折，他便变成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物，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不能自拔，失去了一切决断的能力和战斗的意志。《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这个曾挂着新党头衔的人物，黑暗社会给他的打击是很大的，他受到流言和失业的威胁，几乎要挨饿、要求乞了。最后他妥协了，当了一个师长(军阀)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并以一种愤懑的心情和玩世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社会，终于带着深刻的精神创伤寂寞地死去。这两篇小说反映了革新势力和传统势力之间的矛盾，弥漫着革命退潮时期沉重的历史气氛。作者以无比激愤的心情，描写人物的遭遇和痛苦，同时批判他们性格的弱点。这对于教育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处境，抛弃旧的生活道路，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五四”以后，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是许多接受民主思想的知识青年的切身要求，也是当时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伤逝》是鲁迅唯一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知识青年怎样争取从旧礼教、旧势力的压迫下真正解放出来，从而达到持久的幸福。主人公涓生和子君，一开始是真心相爱的。他们要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勇敢地冲出了旧家庭。可是当他们建立了新家庭之后，子君便认为目的已达，可以扯着涓生的衣角走路，让小家庭的生活麻痹自己的意志。一旦失业的打击到来时，子君便无以自处，涓生则急于“救出自己”，把对方当成累赘而要甩开她，于是爱情终于破裂，最后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她父亲的严威和旁人的冷眼的环境中去，不久便死去了。涓生陷入了悔恨和悲哀中，他在彷徨和探索。但新的生路在哪里呢?他还是迷惘的。这个爱情悲剧表明：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是不能离开社会解放而单独解决的。小说以“手记”的方式，把批判寄托于事实的描述和感情的抒发里，他既以人物的遭遇谴责社会的压力，又对知识分子的弱点进行深刻的剖析。
当欧洲的现实主义作家易卜生写出《娜拉》，以娜拉反抗家庭束缚而出走，作为奋斗目标来歌颂时，曾经轰动过欧洲的资产阶级社会。它在“五四”时期的中国，也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胡适曾借此宣扬个人主义，认为娜拉“飘然而去也只是为了救出自己”，并且推而广之，提倡各各救出自己，那么“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但鲁迅却认为：娜拉式的出走，不但无济于社会，连“救出自己”也不可能。易卜生认为是终极的目标，鲁迅却认为是问题的开始，真正的社会斗争的开始，胡适认为是救世的良方，鲁迅却认为它对于大革命前夕的青年和社会，不仅毫无疗效，还会陷人于迷途和绝境。
这三篇小说表明：鲁迅所写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当时的文坛是独树一帜的，既不同于落魄的封建文人的牢骚感慨，也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和描写农民一样，鲁迅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在新旧势力的尖锐斗争中，从被压迫人民的角度，从寻求解除人民苦难的力量的观点出发，来观察和描写知识分子的：鲁迅反映他们是革命运动中首先觉悟的分子，但他们的个人抗争是软弱无力、一事无成的，他们的个人解放不能离开社会解放而单独解决。在知识分子剧烈分化的年代，这些作品具有深刻的战斗的现实意义。
比起《呐喊》来，《彷徨》较多地流露了作者当时忧郁、彷徨的情绪，但它对于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却是同样深刻的，技巧也比以前成熟。
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使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反映被压迫农民的阶级利益和要求的作家，他首先要求彻底地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首先提出启发农民等被压迫群众的革命性、提高他们的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鲁迅在创作上达到的另一高峰，是用生活的真理深刻地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及其抗争的软弱性。这些杰出的成就，是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所未能达到的。这表现了鲁迅小说与时代、与革命的深刻联系，它比以前的现实主义都更清醒、更深刻、更富有战斗性，而且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因为它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是鲁迅在“听将令”及其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鲁迅是择取中国文化遗产优秀成份和采用外国良规加以融合发展、创造现代小说的主要代表。白描和传神的手法，是鲁迅描写人物、创造典型的主要方法，这充分反映他对民族文艺优良传统的深厚涵养。语言的凝练，是我国古典文学的显著特征，也是鲁迅小说的最大优点，从这里可以看到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在艺术结构上，鲁迅既善于运用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单线发展的叙述方法，也成功地汲取外国小说的手法，不用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把日常生活的断片、场景和插曲串联起来，从而展开故事和描绘人物。在艺术上，由于反复酝酿，精心构思，鲁迅的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茅盾《读〈呐喊〉》 )。总之鲁迅小说具有十分突出的个人风格：文字凝练而开掘深刻，行文舒展而情思沉郁，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它表现出充沛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仅是属于中国，而且是属于世界最优秀的作品之列。
1925年“五卅”惨案前后，随着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高涨，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更加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反对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当时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组织或支持了语丝社、莽原社和未名社，出版《语丝》、《莽原》、《未名》等刊物，编辑了几种丛书。他与青年相往还，关心新的文艺力量的成长。这一时期他的最大功绩，是对甲寅派和现代评论派展开了一场韧性的战斗。
甲寅派因《甲寅》杂志而得名，主脑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僚章士钊。现代评论派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派别，主要人物有胡适、陈源(西瀅)、徐志摩等。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推行封建教育、压制民主活动的斗争中，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的身分，支持杨荫榆，压制青年学生。陈源以《现代评论》为阵地，制造舆论，散布流言，污蔑青年学生，充当统治阶级的喉舌和帮凶。
鲁迅当时兼任女师大的讲师。他站在进步学生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际斗争，同时还写了许多文章，尖锐地揭露敌人。他在《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等文里，批判《甲寅》杂志的反动内容，指出它的用处，“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同时揭露章士钊仗势欺人，倒填日月，他的主张读经，只是一种愚民政策的手段。在《忽然想到七》等文里，揭露杨荫榆“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就伙同狐群狗党“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揭露这伙人色厉内荏的本质：“对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针对陈源等的流言诬蔑，伪装公正，鲁迅在三则《并非闲话》和《一点比喻》等文章中，不仅辨明是非曲直，揭发谎言的由来，而且一再地戳穿“正人君子”的假面：“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着公允的笑脸”。这些杂感不仅有精辟的见解，而且写出了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活画出帝国主义奴才的真面目。
当女师大学潮正在发展时，上海又发生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面对着帝国主义的残杀和群众的反帝斗争，陈源竟说什么：“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这是要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鲁迅在《并非闲话(二)》等文里，投以十倍的蔑视：“这样的中国人，呸!呸! ! !”而且针对帝国主义的暴行，指出我们“早该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偿血了”。在“五卅”惨案中，鲁迅把反对奴才、走狗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女师大学潮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声援下，学生终于获得了胜利。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终于1926年3月18日，在段祺瑞军阀政府门前制造了枪杀爱国群众的惨案。事后，陈源竟说被枪杀者是“受人利用”，“自蹈死地”，而所谓“暴徒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鲁迅怀着满腔悲愤，在《无花的蔷薇之二》、《纪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文里，一面痛悼死难的青年学生刘和珍等，一面对杀人者及陈源等发出了怒不可遏的抗议。他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他号召青年要成为真的猛士，跟敌人进行持久的不妥协的斗争，而且要讲究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要寻找“别种方法的战斗”。
当鲁迅正在沉重地打击敌人，章士钊也被逼下台时，资产阶级自由派文人林语堂等就站出来鼓吹“费厄泼赖”精神，散布对于失败者不应再行攻击的思想。鲁迅又针锋相对地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了打落水狗的著名原则。他从总结辛亥革命的惨痛教训出发，指出狗性是不会改变的，一旦爬上岸来，仍然要咬人：“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是大错特错的。所以鲁迅提倡坚决打击敌人，提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篇文章反映了鲁迅思想的进展，它有力地粉碎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进攻，捍卫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性。
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以及《坟》的后半部。这些杂文适应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已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表明鲁迅的韧性战斗已达到了成熟的地步。他希望青年寻找“别种方法的战斗”，提倡“党同伐异”，要求“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这有力地表明鲁迅思想的巨大发展，表明他已经从启蒙思想家逐渐转化成社会革命论者，表明他是以伟大的革命家的雄姿，来进行英勇的战斗。
鲁迅当时的战斗，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反动统治者不能完全依靠大炮、机关枪，同时也需要他们的文化代表，而旧的封建文人当时已经渐渐没落，所以需要这些新的资产阶级文人来代替。鲁迅正是在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尖锐时，站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一边，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进攻，客观上执行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战线的斗争任务。可是，由于他当时还没有同南方的革命运动和工农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这就使他有时产生“孤军奋战”的感觉，流露某种彷徨的情绪。这实际上反映了他的世界观的矛盾，反映了他原有的思想武器已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非彻底加以改变不可。
鲁迅不掩饰自己的思想矛盾，“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充分地反映在他的文章和书信里。
1924至1926年间所写的散文诗集《野草》，包括二十三篇作品，有些作品写得比较隐晦，但贯串这个集子的主要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同时也反映了鲁迅本身的思想矛盾。《这样的战士》是一篇战斗性非常强烈的作品，也是关于作者的战斗精神及其特点的写照。其中的战士对敌人怀着刻骨的仇恨，不为他们的一式点头和各种变形所迷惑，始终坚持战斗，因此他举起了投枪，就能正中敌人的心窝。《过客》中的过客，一方面不顾疲劳跋踄，不顾成败得失，始终坚持不断地前进;一方面他又感到孤独，感到疲惫和劳顿。这个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在探索中勇往直前的精神及其思想矛盾。这两篇虽然流露了某种孤寂的情绪，但主要还是表现了战士的坚韧和顽强，是鲁迅前期战斗历史的概括。鲁迅前期的思想矛盾在《雪》、《好的故事》、《秋夜》、《腊叶》等篇里，是以一种明朗的色彩或积极的主调表现出来的。在《颓败线的颤动》、《希望》、《死火》、《影的告别》、《墓碣文》等篇里，意思比较曲折隐晦，流露了作者的愤激情绪，反映了他强烈的思想矛盾和斗争;但斗争的结果，作者却是以否定的态度来对待思想中的消极方面。此外，有的是对于现实斗争的强烈反响，如《淡淡的血痕》等篇，有的则是对病态的社会心理和现象的辛辣嘲笑，如《立论》等篇。总之《野草》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作者的思想感情主要是通过诗的形象表现出来的，它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散文诗集。
鲁迅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鲜明地反映出他勇于自我批评和改造的革命精神。这为他后来的彻底抛弃旧思想，接受共产主义的新思想，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六、从厦门到广州
“三一八”惨案之后，北京的政治环境更加险恶。为了避开反动军阀的迫害，并出于对南方革命斗争的向往，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于1926年8月，离开他居住了十五个年头的北京，经上海前往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鲁迅在厦门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他原来打算在这里工作两年，除教书外，还想把过去辑录的《古小说钩沈》等书整理出版。可是这里的政治情况很使鲁迅失望，学校当局对他的工作又缺乏起码的照顾和协助。虽然如此，鲁迅还是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是结合教学编写了《汉文学史纲要》，写了五篇回忆散文，和以前所写的五篇，结成《朝花夕拾》的集子，还写了一些书信、杂文等。
《朝花夕拾》以优美的笔调，沉郁的感情，记叙了作者从童年到辛亥革命时期的片断经历，从侧面勾画了古老中国的社会风貌。《狗·猫·鼠》、《二十四孝图》两篇，以议论为中心，中间穿插和描述童年时代的生活，带有强烈的讽刺性质。《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等篇，分别描述童少年时代的一段经历，各自表现出富有思想意义的生活内容。《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范爱农》三篇，在描述往事中，集中笔力于发掘普通人民善良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阿长有满肚子麻烦的礼节，但却渴求幸福和衷爱儿童，能够做别人不肯做的事情。藤野先生是个学风踏实而不拘小节的日本学者，他对中国学生表现了热诚和厚谊。范爱农性格梗直，他有自己的理想，但是终生不得意。这些人物虽然落笔不多，但无不情态逼真，富有个性。《朝花夕拾》是新文学散文创作的硕果，反映了作者早年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情趣。它在热烈的抒情中闪射着讽刺的火花，在平静的叙述里夹杂着很有深意的妙语，铺得开收得拢，既严肃又幽默，不论就传记意义或文学意义来说，都是十分珍贵的。
在厦门编过去的杂文集时，鲁迅作《写在<坟>后面》，对以往的斗争经历和思想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解剖，第一次作出了“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的著名论断。这表明鲁迅在参加多年的现实斗争之后，正在酝酿一次思想飞跃，他终于告别唯心史观，而踏上了唯物史观的门槛。
当鲁迅在厦门时，北伐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鲁迅对厦大当局很不满，对革命策源地广州产生向往之情。经中国共产党的推荐，广州的中山大学邀请他去工作，他便辞去厦大的职务，于1927年1月前往广州。
鲁迅担任中大的教授和教务主任。他的学生、战友和恋人许广平，随同他离开北京经上海时，已先到广州工作，这时便转任他的助教。鲁迅的工作很繁忙，进步学生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右派势力也妄图拉拢他。中国共产党的粤区负责人陈延年，曾跟他会面和交谈，并通过年轻党员毕磊等加强与他的联系，帮助他认识当时复杂的形势。
这时的广州，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国民党右派蓄谋反共，屡肇事端，而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却抱着右倾软弱的态度。面对着杀机四伏的形势，鲁迅提出了他对广州局势的看法，认为“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他在黄埔军校的演说中，论述革命与文学的关系，鞭挞反动派迫害人民的罪行，歌颂革命暴力在变革旧社会中的伟大作用。他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认为：对于革命事业来说，暴力比文学更重要。——他“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4月10日，在革命军胜利进军的欢庆声中，他写出《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引用列宁的名言作为立论的根据，要人们吸取教训，力戒“小有胜利，就陶醉在凯歌中”，以防敌人“乘隙而起”。他主张“不断进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文章表明：鲁迅多年来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成效，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和观察现实的阶级斗争，他已经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开始达到从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
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集团便在上海开始了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了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逮捕和屠杀，中山大学就有许多学生被捕。鲁迅召开各主任紧急会议，为营救被捕学生尽了很大的努力。结果无效，许多有为的青年被屠杀了，包括毕磊等跟鲁迅熟悉的共产党员。鲁迅感到万分悲愤，他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环境越来越险恶了，但鲁迅并没有放松对于反革命派和“正人君子”的揭露。在《辞“大义”》、《“公理”之所在》等文里，一层一层地剥掉“正人君子”的画皮，让他们露出丑恶的原形。在《可恶罪》、《小杂感》里，愤怒控诉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指出他们屠杀革命者的种种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针对反动派任意指人为共产党，而妄加杀害的暴行，鲁迅讽刺说：“恐怕有一天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在学术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通过对于古人的议论，夹杂着对嗜血者的旁敲侧击，显示出鲁迅特有的“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战斗风格。
长期以来，鲁迅在努力地探索真正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出路，期望着被压迫人民摆脱精神束缚，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在广州期间，他亲眼看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顽强战斗和英勇牺牲，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而工农革命群众，才是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这给予他以深刻的教育。在反革命政变中，阶级分野的鲜明，阶级斗争的残酷，也从反面教育着鲁迅。在《答有恒先生》这封著名的公开信里，他坦率承认：“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过去他“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他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血的教训彻底轰毁他原来的思路。他认识到不能再把进化论作为观察社会问题的一种武器，因为社会分成彼此对立的阶级，青年也要受阶级斗争规律的制约。这在鲁迅的思想发展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它充分反映在《答有恒先生》一文里。从此他在战斗实践中，便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由于思想发生了飞跃，虽然白色恐怖猖獗一时，鲁迅也无所畏惧，并对革命的前途满怀着信心。他预感到“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题辞》)万恶的旧社会必将被彻底烧毁，新社会的朝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
杂文集《而已集》就记录着鲁迅在广州期间的战斗业绩和思想转变的历程。
1927年9月27日，鲁迅偕同许广平，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后期(1928—1936)
七、开始成为共产主义者
1927年10月3日，鲁迅到达上海。他和许广平同居，在这里从事文艺运动和著译工作。许广平因挣脱封建婚姻的压迫，孑身走入社会，在女师大学习时，认识鲁迅，同情他在婚姻问题上的不幸，并在共同战斗中，逐渐产生爱情。他们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旅程，战胜了种种“笑骂诬蔑”，而终于从师生、战友，发展成夫妻关系。
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已在全国建立起反革命政权，实行白色恐怖的血腥统治，中国革命暂处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组织了工农红军，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开始了艰难地向前发展的新时期。从1930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围剿”;与此同时，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又对革命的新文化进行了“围剿”。回击这种反革命“围剿”的是革命的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在党内，曾经多次出现“左”倾思潮和路线，尤其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到上海后，鲁迅辞却一些学校的聘请，坚持在文艺战线上工作。1927年底，《语丝》由北京移到上海，从第4卷第1期起，由鲁迅担任主编。刊物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很大的改革。不久，又转由鲁迅的一位青年战友柔石编辑。同时，鲁迅和另一作家郁达夫合编文艺刊物《奔流》。从1928年底开始，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新兴的木刻艺术，出版《朝花》周刊、旬刊和《艺苑朝花》等。
1928年，创造社和刚成立的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阐明文学的阶级性，提倡无产阶级文学应该为革命的政治服务，革命作家应该努力获得阶级意识，体验和描写工农群众的生活。这些正确的主张反映“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一次伟大发展：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但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文艺界的情况缺乏充分的了解，又接受国内外“左”倾思潮和路线的影响，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具体问题，小资产阶级的宗派情绪，又妨碍他们对别人的劳绩作出公正的评价。他们不了解鲁迅战斗的功绩和作品的意义，对他进行了一些缺乏根据的批评或攻击。这不能不引起鲁迅的反感和辩驳。在激烈的论争中，为了正确地阐明问题，鲁迅翻译和钻研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他在《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里，批评革命文学提倡者脱离实际的空谈，宗派主义的恶习等等。鲁迅一贯把作者是不是革命人，看成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而已集·革命文学》)正是抓住这个根本，鲁迅跟他们展开了原则性的论争。针对他们忽视文艺的特点，片面解释文艺的宣传作用的观点，鲁迅说：“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三闲集·文艺与革命》)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健全发展。
1929年前后，鲁迅结识共产党员冯雪峰，他和共产党的关系，比过去更为密切。他和冯雪峰共同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他先后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和苏俄的一些著名文章等。他说：“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这些理论“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表现了鲁迅勇于追求并服从真理的精神。他从这一工作中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终于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1929年，他唯一的儿子海婴，在上海诞生。
正当无产阶级文学在倡导和论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大量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鲁迅和进步文艺界却遭到了新月派中的梁实秋和胡适等的攻击。新月派的阶级性质与现代评论派相同，而且有渊源关系。他们于1928年3月，在上海出版《新月》月刊，一开始就表现出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态度。梁实秋先后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文，他的根本立场是维护“资产制度”，“人性论”是他的理论中心，他认为文学是表现“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一发现了共同敌人，便起来捍卫无产阶级的文学事业。鲁迅发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著名论文。他首先揭露梁实秋是借反对“硬译”之名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他还以生动的事例和逻辑力量，阐明阶级论的原理，反驳梁实秋的人性论。鲁迅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文学要描写人，就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有些作家虽自以为超阶级，实际上仍受本阶级的意识的支配，他的作品也就成为本阶级的斗争武器。梁实秋本人的文章，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篇论文表明鲁迅马克思主义的坚实修养，他已经善于运用它来分析复杂的问题。
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好政府主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里，鲁迅还揭露新月派的批评家，是替国民党维持治安的奴才;他们的“好政府主义”，是摆名医架子的唠叨;而梁实秋自称“不知主子是谁”，正好说明他“属于所有的资本家”，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经过这些论争和斗争，革命文艺界便逐渐统一认识，开始感到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在党的倡议和领导下，鲁迅和创造社等五十多位作家，发起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3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他针对当时存在的某些错误倾向，就建设革命文学的两个关键问题(左翼作家队伍和左联工作方针)，即作家世界观的改造问题和怎样对待敌、我、友的问题，提出他的独到而深刻的看法。这些看法是鲁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入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和文艺运动，观察十月革命后苏俄作家的思想动向以后所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它表明鲁迅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文化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实修养和战斗威力。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了左翼文艺运动的指导性文献，它的指导意义在尔后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中日益清楚地显示出来。
除了左联，鲁迅还于1930年2月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这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性团体，参加这个团体，就是公开地宣布他在政治上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这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不久，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便借此加给他“堕落文人”的罪名，并呈请予以通缉。当有人来劝鲁迅发表声明，退出“同盟”时，鲁迅却决定“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退出。从此他基本上过着半地下式的生活，敌人不断地来盯梢、信检，以至于散布黑名单，扬言要加以捕杀等。但鲁迅巍然屹立，无所畏惧，表现了最可宝贵的革命硬骨头精神。
鲁迅从青年起，就关心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利益。为了改造旧中国，他不断寻找改革的武器和改革的道路。先是用生物进化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后来才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最初着眼于“国民精神”的改造，后来才重视革命的暴力，重视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从启蒙主义者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就是鲁迅的思想发展的道路。鲁迅的战斗道路，反映了中国文化革命的方向。鲁迅是带着丰富的斗争经历和痛苦的经验教训，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一旦接受了，就坚信不疑，很快成为一位坚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简单地复述或演绎别人的说法，而是善于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用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广博的历史知识，去印证它，阐发它。马克思主义真正化成了他的灵魂，他的血肉。
八、捍卫左翼文艺运动
左联成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压迫更为加紧，文武兼施，限制和迫害并重。1930年6月，国民党的一批御用文人、反动军官王平陵、黄震遐等，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声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用“民族主义”的幌子来抹杀阶级界限，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配合国民党的反苏、反共，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鲁迅和他的战友彻底地粉碎敌人的这次进攻。他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的论文中，结合日本侵华的局势和黄震遐等的作品，揭露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宠犬，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指出他们的“民族主义”乃是拉丁民族、条顿民族的主义，也就是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最后鲁迅还指出：当无产阶级革命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他们就将跟着主子一同被扫荡、被埋葬。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封闭书店，公布所谓出版法，来直接限制和取缔进步书刊。他们还采用卑劣的手段，逮捕、屠杀革命作家。1931年1月，在上海的左翼作家共产党员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被捕。2月7日夜，他们和其他十九位革命者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枪杀。这期间，鲁迅不得不弃家出走。他在流离中听到柔石他们牺牲的消息，感到万分悲痛，曾作七律悼诗一首，来寄托自己的哀思。
国民党秘密地屠杀革命作家，严禁报纸透露消息。当时的情况，正象鲁迅在悼诗中所说，“吟罢低眉无写处”——很难找到一个公开表示抗议的地方。但是鲁迅决不会沉默。他写诗、写文章，并和冯雪峰等设法出版了一个秘密刊物《前哨》，第一期就是“纪念战死者专号”。专号上发表鲁迅的《柔石小传》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的文章，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抗议。他号召革命人民要铭刻烈士的战斗业绩，牢记敌人的凶暴，并进行不懈的斗争。他还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委托当时在中国的国际友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译成英文，设法寄到国外发表，向全世界人民控告国民党摧残革命文化、屠杀革命作家的暴行。文章的内容使史沫特莱踌躇起来，她担心发表后会危及鲁迅的安全，便请鲁迅慎重考虑。鲁迅毅然回答：“这有什么关系，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1931年春，在短时间内，鲁迅先后写了《惯于长夜过春时》、《湘灵歌》等六首旧体诗，不仅数量骤增，而且语多悲愤，哀切动人。这是由于禁锢严密，欲诉无门，只好寄怀于朋友酬答之间。柔石等战友的牺牲，在左联的历史上是个分水岭，标志着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加剧;在鲁迅的诗歌创作上也是个分水岭，标志着他从偶而涉笔到大量吟咏，旧体诗成了鲁迅此时此地进行战斗的另一种利器。
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不仅要反抗敌人的政治迫害，还要迎击各种反动落后思潮的进攻。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曾连续发表《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等文，打着批判“民族主义文艺”的旗号，鼓吹文艺自由论，反对无产阶级对文学事业的领导。当他遭到左翼作家在《文艺新闻》上的批驳之后，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即杜衡)便出来声援他。苏汶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第三种人的出路》等文章，反对政治“干涉”文艺，用所谓“写真实”的主张，来否认文学的阶级性。他还反对文艺大众化，说什么左联动不动就指责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所以许多作家都“搁笔”了。
论争进入高潮时，鲁迅发表《论“第三种人”》，首先撕下胡秋原的伪装，指出他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继而集中笔力批驳苏汶的谬论，他深刻阐明文艺与阶级、作家与政治的关系，指出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而“第三种人”之“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而是在于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鲁迅还指出左翼作家并未动不动便指别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文章对“第三种人”和中间势力坚持了辩证的分析，把思想斗争的原则立场和扩大战线的策略思想结合起来，体现了论争的正确方向。
鲁迅还发表《“连环图画”辩护》、《又论“第三种人”》等文，前者说明大众文艺是可以产生伟大画手、伟大作家的，后者主张对于“好象不偏不倚”的“混杂的一群”，必须进行阶级的、具体的分析，再一次坚持论战中的革命原则和策略。
此外，鲁迅对于胡适、杨邨人、张资平等，曾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对于创办《论语》、提倡幽默的林语堂，则采取一斗二拉的方针，当他充分暴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动性时，则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总之，鲁迅笔锋纵横，英勇善战。他总是站在文艺战线的最前列，不仅沉重地控诉国民党的摧残和屠杀，而且有力地反击走狗文人或反动思想的进攻，起了捍卫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作用。
九、站在政治斗争的前列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占东三省的战争。1932年，又在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一二八“事变。蒋介石反动派实行不抵抗政策，叫嚣“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对革命根据地和进步文化进行了猖狂的“围剿”。这一切引起了中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热血沸腾，要求抗战，于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斗争，就同反对国民党卖国和反革命“围剿”的阶级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鲁迅，无畏地站在这场政治斗争的最前列。“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他在《答文艺新闻社问》中，就揭露中国的反动派是帝国主义的奴仆，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敌人，表现他高瞻远瞩，善于从国际阶级斗争中来考察中国的政治问题。“一二八”事变时，鲁迅身陷战区，饱尝侵略者所强加的灾难和痛苦。他积愤深沉，横眉怒对，和茅盾、胡愈之等四十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反对中国政府对日妥协，呼吁“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世界革命的战争”。
为了及时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使文学走进街头巷尾，同劳苦群众相结合，鲁迅于1931年底，主持编辑时事和文艺的普及性刊物《十字街头》。他在这里发表歌谣多首，对国民党卖国殃民、倾轧争夺等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讽刺。还发表七篇杂文，包括《“友邦惊诧”论》、《沉滓的泛起》等作品。
《“友邦惊诧”论》是鲁迅杂文中的珍品。文笔晓畅，论证严密，对帝国主义各国的沆瀣一气和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单刀直入的剖析。呵斥怒骂，义正辞严，充分表明鲁迅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表明他是人民群众反帝反蒋政治斗争的最英勇的战士。
国民党推行不抵抗主义，从东北退到华北，专听国联(由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组织)调停，但却用“战略关系”、“诱敌深入”等无耻言辞来掩盖它败退的丑行。鲁迅在《战略关系》等文里，揭露英、美帝国主义的所谓“调停”，并不是真要日本放弃侵略，而是觉得自己在这块地方已经深入，要日本换一块地方去深入。他还揭露所谓“诱敌深入”，乃是国民党出卖国土的一个代名词，是无论什么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去，都请深入吧”。
鲁迅的许多杂文，特别是《伪自由书》集里的作品，大多数是时事短评，不仅揭露国民党投靠帝国主义的罪行，还鞭挞它的反革命“围剿”，戳穿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欺骗性。在《文章与题目》里，鲁迅引古喻今，揭露国民党在“安内与攘外”的题目下，做尽各种文章，但实际上做的却是“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就彻底揭穿它的最反动的实质。在《天上地下》里，他还揭露国民党的“剿共”政策，是在替日本侵略者打先锋，共同来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土地。此外，如《观斗》、《航空救国三愿》、《现代史》、《中国人的生命圈》等，也都是抨击时政的杰作。这些杂文由于文网森严，说话往往趋于隐晦，但观察深透，言之有物，在迂迴曲折中仍不失其尖锐泼辣。
这一时期的鲁迅，不仅是一个大无畏的爱国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伟大战士。正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大肆污蔑苏联时，鲁迅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等文中，愤怒驳斥这种污蔑，并明确表示：“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他还由衷歌颂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从这里，他“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
左联时期，鲁迅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战斗的。“九一八”后，他接受党中央关于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要进攻苏联的看法，因此在有些文章里，表述了这个看法，并提出“我们反对进攻苏联”。这虽然并不符合实际，但鲁迅鲜明的阶级爱憎，他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并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热情，还是十分可贵的。他十分强调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重要性，强调联合一切同盟者，去进行抗日反蒋的伟大斗争。所以我们决不能把鲁迅尊重党中央的意见，因而产生的个别不正确提法，同王明的“左”倾路线的错误混同起来。
鲁迅不只用笔来战斗，而且参加许多实际的革命活动。继参加“自由大同盟”之后，1933年1月，他又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5月，他和宋庆龄等亲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暴行的抗议书。6月18日同盟的总干事杨銓(又名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敌人拟定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杀人黑名单，但鲁迅照常在家里工作，还外出参加杨銓的送殓活动，出门不带钥匙，以示他的视死如归、绝不退却的意志。9月，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在上海召开，鲁迅协助这次会议，并被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他毫不含糊地站在跟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完全对抗的立场上，来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表明他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最忠实的友人和战士。
这期间，鲁迅和共产党的关系十分密切。在日常工作中，他和年轻的党员一起，计议着出版左联的刊物，组织翻译苏联的文艺理论和作品，还规划着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步骤。1932年，他秘密会见来沪养伤的红军将领陈赓，向他了解反“围剿”的战斗和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准备写一个中篇，但因故未能写成。1931年到1934年1月，鲁迅和瞿秋白在交往中建立了战斗情谊。他三次接待前来避难的瞿秋白，冒着生命的危险掩护这个著名的共产党人。他们共同研究创作问题、翻译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在文艺思想斗争中互相配合。他们还一道研究，由瞿秋白执笔写了十多篇杂文，用鲁迅当时常用的笔名发表。瞿秋白高度评价鲁迅的战斗业绩和杂文，为他编了一本杂文选集，并撰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总结了鲁迅思想发展的历程和他的杂文的战斗意义。当瞿秋白于1935年在福建长汀被反动派杀害时，鲁迅十分悲痛。后来还在病中为瞿整理出版《海上述林》，表现了最可珍贵的革命情谊。
营救被捕入狱的青年和战友，资助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或帮他们接上关系，这是鲁迅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和许多党员的联系和友谊，是建立在对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的一致认识上。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进行工作和战斗，同时也就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在进行工作和战斗。在最艰苦的生活和最险恶的环境中，他始终爱憎鲜明，自觉地充当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一个用笔的“小兵”，为人民鞠躬尽瘁，与敌人顽强战斗。这在他1932年所写的《自嘲》诗里，得到了集中的反映，诗中写道：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首诗是鲁迅精神的结晶，也是他一生战斗处境和战斗风格的写照，因而得到人民广泛的传颂。这时的鲁迅，充分意识到党和人民的支持，彻底摆脱前期“孤军奋战”的情绪。谈笑于刀丛之中，成为他的战斗风格，不论杂文或诗歌都洋溢着一种坚定、从容和乐观的神采。
一○、多方面的战斗和劳绩
1933—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向华北进逼，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国民党的反革命暴行接连不断，鲁迅和左翼文艺运动在遭受着空前的压迫。1933年上半年，鲁迅还能用“何家干”的笔名，在《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抨击时政的杂文。但压迫紧跟着到来，鲁迅又不得不适当改换内容，从谈“风月”中写出“风云”，形式有时也更加隐晦、曲折，而且经常更换笔名。但压迫仍有增无减。1934年国民党下令查禁书籍一百四十九种，鲁迅著作被禁者，有十二种之多。接着又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他们的审查，常常是任意禁止，任意删节。甚至还捣毁文化机关，捕杀编者、作者。正象鲁迅所说：“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鲁迅决不屈服于反动派的压力，他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依然英勇地战斗，而且愈战愈猛。左联成立前两年，即1928—1929年，他只写了《三闲集》的大部分。左联成立后三年，即1930—1932年，他写了《二心集》和收入《南腔北调集》里的一部分文章。而1933-1935年三年间，他就写了《南腔北调集》里的大部分文章，和《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五个集子。这些杂文的内容极其丰富，形式则多采多姿。他坚持真理，临危不惧，对于时局政变、文坛动态、道德风俗、社会琐闻、妇女儿童和文学艺术等等，都发表了战斗性的意见，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鞭挞，显得更为充分、及时，真实地反映了反文化“围剿”斗争后期的社会面貌。
1934年所写《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儒术》等文，博采史实，巧妙揭露国民党推行尊孔复古的教育，及其替侵略者清道的罪行，也表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政策的严重抗议。由复古和复兴文言等老调所引起的大众语的论争发生后，鲁迅作《门外文谈》等文，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一切文化的创造者的高度，来支持语言文字的改革，阐明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门外文谈》是一部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史和发展史，它充分表现鲁迅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修养，他善于用通俗的语言，切身的感受，来阐明深刻的哲理，把马克思主义生活化、形象化。本文的文风，体现了鲁迅杂文的战斗特色，它是科学的逻辑力量和形象的感染力量相统一的产物。
1935年，针对文艺界剧烈分化、是非混淆的现象，鲁迅不仅支持正面力量，热心培养文艺新苗，还鞭挞歪风邪气，写了八节《“题未定”草》和七论“文人相轻”，使大家辨是非之界，明取舍之道。鲁迅鲜明而强烈的爱憎感情，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烛照下，得到了更高、更科学的发展，他完全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在文化思想界树立了“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鲁迅的方向，不愧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34—1935年间，鲁迅还采用古代历史和神话为题材，写了五个短篇小说。《非攻》写墨子反对强大的楚国进攻宋国的故事，《理水》则以大禹治水为题材。这两篇都歌颂了历史上的“中国的脊梁”，出现了前期小说未曾出现的光辉的、摆脱了孤寂情绪的正面形象。这体现了作者思想的重大进展，寄托着他对现实中的“中国的脊梁”的崇敬，用以唤起人民的自信心，鼓舞人民斗争的勇气。《采薇》、《出关》和《起死》，则是批判性的作品。这五篇和1927年以前的三篇《补天》、《奔月》和《铸剑》，合成《故事新编》的集子出版。这是历史题材和当前斗争密切结合的一部杰作。一方面保持了作者在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原则，真实地反映古代人物的精神特点;另一方面又大胆地驰骋浪漫主义的想象，在历史题材里注入强烈的爱憎和理想。这表现在反面形象上，大量地吸收现代生活细节，充分发挥他在杂文里经常采用的漫画化手法，有力地突出作品的现实战斗性;表现在正面形象上，则概括了中国人民优良的战斗传统，使作品闪烁着革命乐观主义的光彩。
这些年鲁迅致力于精神粮食的输送，用了很多精力来介绍苏俄的文学作品。除1930—1933年翻译并出版雅各武莱夫的小说《十月》和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外，1935年以后，他还翻译出版俄国作家果戈里的著名小说《死魂灵》。鲁迅还是中国新兴的木刻运动的伟大倡导者。左联成立后，他多次举行珍藏版画展览，开设“木刻讲习会”，刊印许多画集，与木刻作者通信，热心指导他们进行创作。1934年，他亲自主编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译文》，为此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了捍卫小品文的战斗传统，他还热情支持《太白》半月刊。作为一位伟大的前驱，鲁迅对于下一代的培育，是特别令人感动的。他晚年工作的一个方面，是经常为青年作家看稿，改稿，写序言，甚至连编排、出版等工作，他也不辞劳苦地担负起来。对于青年的来信，鲁迅总是热情地答复。对于来访的青年，他也热情地接待。此外，他还常常在财力方面支援贫困的青年，或帮助他们出版自己的作品。
一一、民族魂
1935年，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之际，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于10月到达陕北。鲁迅受到莫大的鼓舞，托史沫特莱经巴黎致电中共中央，热情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并且说：“中国和人类的未来，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在这前后，他还冒着极大风险，保存了红军将领方志敏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信和一些文稿，并妥善地转送给党中央。当北平学生在中共中央号召抗日救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鼓舞下，爆发“一二九”爱国运动时，鲁迅热情赞扬人民群众对爱国运动的支持，并肯定地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当鲁迅愈战愈猛时，他原有的肺病日渐严重。1935年底，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许多亲友劝他住医院，或移地疗养。但他为了战斗，不愿离开自己的岗位。他曾说：“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所以只要能够坐起来，他就坚持着工作。
1936年，他虽在病中，依然做了许多工作，写了许多文章和书信。《且介亭杂文末编》就是最后一年文章的结集。年初，他的杂文继续强调抗日救国，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提醒人们要记住历史的教训，保持革命的警惕性。4月底，当他会见从陕北奉党中央之命来到上海的冯雪峰，听到他传达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他心悦诚服，完全拥护，明确表示“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他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正确阐述统一战线与文学运动的关系。他认为：新的口号的提出，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当托派分子妄图离间鲁迅与党的关系，破坏民族统一战线时，他发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严厉谴责托派的无耻勾当，热烈歌颂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感情已经和共产党人完全融为一体，他的斗争实践也和党的革命路线和策略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趋向高潮时，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重申过去的思想，澄清论争中的是非。他认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他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坚持统一战线中必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清除某些不正确的解释之后，他认为两个口号应该“并存”。鲁迅这种既坚持原则又照顾大局的主张，使他成为文化思想界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模范。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他又一次用自己的文章和行动，表明他无愧于“空前的民族英雄”的称号，表明他所坚持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同年10月，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二十一人，代表文艺界的各个方面，发表宣言，终于结束论争，初步形成抗日的统一战线。
鲁迅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于1936年10月19日不幸病逝于上海寓所。冯雪峰奉党的指派，和宋庆龄等商量，办理丧事。由蔡元培、宋庆龄、毛泽东等九人组成治丧委员会。上海广大群众争相奔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各界闻耗，纷纷发来唁函、唁电。中共中央也来电吊唁，并代表全国人民意志，要求国民党政府给鲁迅以国葬的礼遇。国民党不但不答应，还派特务来监视。鲁迅遗体覆盖着上海民众所献“民族魂”的旗子，安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鲁迅的一生跨越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经历了非常尖锐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最后在国民党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的一生，得到党和人民的崇高评价。毛泽东同志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从来把文学事业服从于社会改革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他努力追求真理，探索救国之道，“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从事战斗，他重视深入生活，面对现实，勇于吸收，善于创造。鲁迅十分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根本，他自己的小说创作，就是从古老中国社会生活的深处提炼、概括出来的，它的形象的鲜明和表现的深切，至今还是我们学习的典范。鲁迅尤其强调要面对现实，“睁了眼看”，深刻解剖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中的痼弊，这使他成了旧中国、旧文化的最坚决、最彻底的批判者。由于他的内心有着理想的光，他同时也是新中国的催生者和新文化的建设者。鲁迅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坟·论睁了眼看》)所以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同时也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当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他的理想的光就更鲜明、更辉煌。他在鞭挞“雾塞苍天”的现实时，也不忘“研朱墨作春山”，满腔热情地讴歌自己的理想和中国的“脊梁”。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是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他的小说一篇有一篇的形式，开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先河，也是现代小说成熟的路碑，给后来的作者提供了规范和技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历史小说也一新人们的耳目。他的诗歌创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郭沫若《〈鲁迅诗稿〉序》 )他的散文创作极大地开拓了我国散文的新天地，不论是叙事的、抒情的、议论的，他都有独特的成就和贡献。他创造了诗和政论相结合的新形式——鲁迅式的杂文。由于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杂文——这种战斗性的散文，就被他提高到文学史上空前未有的水平，成为艺术性、思想性和战斗性高度统一的作品。他影响和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杂文作者，使杂文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重要形式。总之，鲁迅在文学的许多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形式丰富多采，手法不拘一格，因此他的作品莫不清新、深刻、隽永，给予读者以回味无穷的艺术享受和思想陶冶。
鲁迅的著作是我国文化艺术的一座高峰，在世界文化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