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跻身文坛之前 创作的准备
(北京时期，1899—1924)
1899年2月3日，也就是旧历戊戌年腊月23日，正当家家户户用糖瓜祭灶，宴送老灶王上天言好事的热闹气氛里，老舍降生在北京西城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家贫穷的满族(正红旗)舒姓家庭里。他排行第八(后活下来的只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是母亲四十一岁时生下的“老儿子”。又因为生在“狗”年之末，姑母便给他起了个颇不中听的绰号：“小狗尾巴”。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此之前还曾起字“醒痴”)，曾用笔名有鸿来、絜予、絜青、舍、非我等，但都使用不多。名满天下的“老舍”，是1926年8月他在《小说月报》上续载《老张的哲学》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老舍童年生活过的小羊圈胡同是一条非常狭窄的小巷子，里面居住的多是贫穷的旗人之家。他们窘困寒酸的生活和为了活命从事的各种被富人们认为是低贱的职业，以及作为清朝末世满人后裔的种种衰颓景象，都在老舍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清朝保卫紫禁城的一名护军，每月领三两饷银，再加上春秋两季发放的“老米”，这就是一个六、七口人家的全部生活来源。1900年，当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打进北京时，慈禧太后和皇上狼狈逃跑，而护军们以装满火药的“老台杆”与拥有现代化武器的侵略军对阵，老舍的父亲便在这次作战中被烧伤，惨死在一家粮店里。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烧杀掠夺，无恶不作，老舍家虽穷得四壁皆空，也未能幸免侵略者的洗劫。北京城和家庭的这次灾难，由于母亲无数次含泪倾诉，在老舍童年心灵上深深点播下反帝爱国的火种。
老舍的母亲姓马，属满族正黄旗，出身农家，从小养成了勤劳、朴实、爱整洁、讲义气等美德。在舒家，特别是丈夫死后，全家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在她一人身上，为养家糊口，不得不成天给人家缝洗衣服。穷困没有难倒这位母亲，靠着她的双手，穷家里里外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院子里依然种着丈夫在世时种下的石榴树、夹竹桃等花木。老舍的母亲又十分义气，不管自家活多么忙，只要有人求帮忙，她就立刻放下手中活，帮别人做。从蹒跚学步之时起，老舍便从这位母亲那里接受了良好教育：能吃苦、爱劳动、喜整洁、乐于助人。她是老舍生活、生命史上影响最深的一位老师，正如老舍所说：“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我的母亲》)
老舍祖上随清兵入关，世代习射演武，没人识字。老舍虚龄九岁了，母亲也没想到要送他上学，让儿子学“文”。1906年，一个偶然的机缘，一位落脱义气的刘大叔竟自告奋勇帮忙把老舍送到一个破庙里去念私塾。穷小子的老舍怀着一种怯生和新奇的心理拜了孔圣人和老师，开始读《三字经》、 《地球韵言》等书了。三年之后，老舍转入小学，在一群拖着小辫子的男孩子中，慢慢显出个人的性格和爱好。生活在小伙伴中间，家庭的寂寞暂时被遗忘，风趣和幽默的天性得到表现。他不去玩一般旗人儿童或成人热衷的养鸟、鸽子和斗蛐蛐等，却有空便拉了小伙伴去茶馆、书场听说书、唱戏。他“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罗常培： 《我与老舍》)
1913年初，老舍小学毕业，考入北京三中。因交学费困难，半年后转考入北京师范学校。这个学校专门培养小学教师，可以免费供给学生住宿、衣帽、书籍等。老舍在师范修业五年，学到了办教育的知识，培养了献身教育的志趣，同时显出了他的文才和口才。宣讲所或学校每有讲演比赛，他必参加，而且常常取胜。他的文学程度好，作文常居全班前列。他兴趣广泛，善讲演之外，还是学校军乐队的号手，并和同学自编自演了讽刺袁世凯的短剧《袁大总统》。
1918年6月，老舍以优良的学业师范毕业了。他和另几名同学一起被京师学务局直接任命为小学校长，这是该校校史上从没有过的事。强烈的事业心支持着老舍尽力办好教育，他团结老师，爱护学生，注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23年他发表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小铃儿》就以这段生活为基础，塑造和赞美了一个外号叫小铃儿的有着天真爱国心肠的可爱少年形象。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小学校长任上的老舍做出了显著成绩。1919年下半年，京师学务局选派他和另几位小学校长专程赴江苏考察小学教育，先后走访了南京、上海、镇江等地的二十余所小学，并联名撰写了长篇考察报告，发表在当时的《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上。
1920年9月，老舍被提升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所劝学员，管辖本区国民学校及小学的教育。这给老舍施展办学才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他到各校频繁巡察教学，上呈要求整顿校风和取消不良守旧塾师，查办破坏学校教育的绅商恶霸，开办新的学校;为及时提高国语教学水平，他亲自经办了京师私立小学教员“国语补习会”，并担任“经理”;同时期，他还兼任了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及郊外北区讲演所所长的职务。
老舍是接受了“教育救国”的思想，而企望通过多造就人材为国家富强作出贡献的。但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官僚机构反动腐朽，摇摇欲坍。进入社会不久的老舍很快就感到致力教育的抱负无法实现，旧教育机关里没有携手前进的同道者，有的只是社会蛀虫及渣滓。“涉世几年的经验，使他格外得到证明，他再不能随波逐流地和魑魅魍魉周旋了，于是毅然决然辞掉一般认为优缺的劝学员”(罗常培：《我与老舍》)，宁肯放弃每月一百几十元收入的职务不干，而乐于一月挣四、五十块钱去过清苦的教师生活。这是老舍生活道路上的第一次重大抉择。
1922年秋季开学，老舍到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当上一名国文教员。这是个思想活跃、有良好传统的学校，师生们的奋进给了老舍以很大快慰，他很为这种劳动多而报酬少的紧张生活感到快活。可惜在南开仅任教半年，第二年春便又回到北京在顾孟余主持的教育会当了一名文书;为生活计，不久还在北京一中兼教国文、修身等课程，余暇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从而得以结识英籍教授艾温士。一年多之后，由于这位教授的推荐，他便到英国教书去了。
正当老舍热心办教育的时候，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伟大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身在北京的老舍没有投入这个运动，究其原因，一则是由于这时他已脱离了学生生活，工作环境条件限制了他;二则是老舍的思想一向比较平稳，他那颗诚厚的忠孝之心，表明他接受了较多正统观念的影响。况且，入世未深的老舍，一出校门即当上了小学校长，颇有些一展抱负的幻想，认为大家都各自做好本职工作，除却少数坏人及旧积习文化，国家就会走向富强，这种改良色彩浓厚的民主主义要求不能不阻碍他参加“过激”的行动。然而，作为一个有进取心的青年，他毕竟不能不受到时代新思潮的影响：正是五四运动给了他“一双新眼睛”、“新的灵魂”和“新的文学语言”(《“五四”给了我什么》)，为他成为一代语言大师铺平了道路。
反抗旧的婚姻，实行男女平等、自由恋爱，是“五四”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在这时，母亲为老舍定了亲。不管老舍怎样怕伤母亲的心，从不违抗母亲意愿做一件事情，但这桩婚事他却坚决不答应，终于退了婚。原来，老舍做学生时就与刘大叔的女儿萌生了爱情，不幸的是，刘大叔家产荡尽自己出家当了和尚，累及女儿也做了带发修行的尼姑，虽经同学罗常培自动伐柯，终于未能使这朵初绽的爱情之花开放出来，演成一出小小的悲剧，给老舍年轻的心灵以很大创痛。在短篇小说《微神》里就隐约流露了他这种受挫折的感情。
五四运动前后，老舍的思想主要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他不甘随俗沉落，有自己的理想抱负，但事业心没有找到正当发挥的机会，而理想也欠缺更高远的目标，基本上停留在社会局部的改革上。他有主见，有明确的来自直观的善恶观念，寻找着自己前进的道路。他的救国拯民的志愿已相当鲜明地表现出来，如1922年在南开学校庆祝“双十”节大会上，老舍就明誓为了建立民主政治，为了铲除旧积弊及有毒的文化，不惜以耶稣背负十字架的精神去献身。但是怎样才能建立民主政治，怎样才能使国家富强、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还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和根本上的回答，因此道路的选择上就不能不出现曲折。就在这一年，老舍还接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希望用宗教宣传的力量改善国民的灵魂，把天国的无贫富悬殊的神话实现于人间。这当然是办不到的，尤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在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的时候，这种选择不管主观上如何良善，它都是无济于事、苍白无力的。
一个人的家庭和童年生活常常对他以后的道路发生深刻影响，在老舍身上我们又找到一个证明。贫困的生活及环境砥砺了他的性格和意志，使他同城市底层社会的人们结下不解之缘;做事后的几年又使他体察了学界官场的腐败和无聊。一句话，二十四年老北京的生活，在他脑海里叠印下无数张城市社会人生的图画，储满了散发着浓厚“北京味儿“的素材，创作的坚实生活基础已经打好了。
二、去国谋生 叩响了文学的大门
(伦敦时期，1924—1929)
1924年7月，老舍从上海登上开往英国的航船——他接受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聘请去充任汉语讲师了。 9月16日抵达伦敦，从此开始了五年多的异域生活。
伦敦大学是一所散设在伦敦各处的、由五十二所学院、书院、研究所组成的综合大学。老舍任职的东方学院是其中的一个小型学院，仅有二、三百学生，而学汉语的不过几十人。中文部的教职员只有三、四人，其中包括连中文报纸也读不通的溥仪的英文教师爷庄士敦，实际的教学担子都落在一位名叫爱德华(EdWards)的女教员和敬陪末座的老舍身上。
老舍的教学担子比别人重，薪水却不多，一年是三百五十镑。而当时伦敦一个普通大学生一年费用要三百镑，剑桥、牛津大学的学生每年则至少要花四、五百镑以上。收入少，生活就不得不处处节省着。有钱人穿衣单是单，棉是棉，而老舍穿的是一身冬夏长青的哔叽青色洋服，屁股上、袖口及肘部都磨得生出亮光。他的住所长时间是和别人合租的，设备简陋、房租少。初到英国时和许地山住同屋，继之和一位长期失业的英国朋友艾支顿同住同餐三年，甚至住过半年学生公寓，那生活条件之差是少有的。老舍曾对人说，他的胃病应由英国人负责，主要就指公寓生活的艰苦，逼得他有时不得不去外面喝一先令一碗的汤面改善一下生活。老舍的微薄收入除维持个人生活外，还要及时汇款赡养老母。有一次，正当国内国民革命军胜利北伐时候，老舍多寄了一点钱给家里，结果到月终连房租、饭钱都付不出来了。
伦敦，这个靠资本剥削和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喂养发达的城市，许多人不仅被金钱铜臭蚀透了灵魂，一切行为活动无不以金钱为重心，而且民族优越感、种族歧视和绅士风特别露骨。穷人，特别是黄色人种的中国人，最为他们瞧不起，时常遭冷遇和奚落。生活在这个老牌帝国都城的老舍，对生活上的窘困并不觉得什么，使他难忍和不平的是，为什么仅仅因为肤色黄，因为是一个中国人就被人瞧不起?在住公寓时，有一次周末，大多数人都出去游玩访友去了，举目无亲的老舍不打算外出，公寓的女招待按例要留下伺候晚餐。老舍发觉后深感不安，便主动假说自己也要外出，好使这位年轻女招待出去会友。哪知她竟借机嘲弄了老舍一番。这件事深深刺痛了老舍的心：祖国贫弱，它的子民虽是一位高等学府的专家，却要受人家一个佣人的奚落!
英帝国是最早使用炮舰政策打开中国大门的侵略者，又是1900年洗劫北京的八国联军的主要元凶之一，它是欠着中国人民的债的。现实的体察自然不能不勾起老舍对历史的记忆，因此，谈到他唯一描写到英国生活的小说《二马》时，老舍说：“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他们的褊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我怎样写<二马>》)，实非偶然。
“笃信好学”，这是老舍临出国前书赠好友白涤洲的四个大字，也是他自己一贯进取好学的臻言。当时在伦敦的中国留学生及公使馆人员中，怀志攻读者不乏其人，但也有人抵不住资本主义熏染走上邪路。老舍十分鄙弃那些借机镀金、不务进取而追求时髦的人。他除了教课外，虽偶而也被朋友拉去参观、郊游，假期中有时也离开伦敦到别处玩玩，但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跑图书馆，读书或写小说。他的《老张的哲学》等三部小说，就主要是在东方学院的图书馆里写成的。老舍曾贪婪地阅读狄更斯、哈代、乌德豪斯、梅瑞狄夫、康拉德、但丁等人的作品或英文译本。他从浩瀚的欧洲名著中不但借鉴艺术技巧，而且吸收进步的思想营养，如狄更斯的同情下层市民、但丁的诅咒地狱等，都曾给老舍的创作带来深刻影响。
自幼培养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立场，使老舍对祖国命运无时不萦绕于怀。当1926年至1927年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趋向高潮之际，在伦敦，老舍正和五、六位不同专业的朋友组织读书会。他们一起谈政治，谈经济，也辩论哲学和人类学等问题，对国内形势、国民革命军北伐更倾心关注，“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老舍： 《我怎样写<二马>》)
初到伦敦，异域的生活习俗和情调还给了老舍一种新鲜感，但不久他便从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帝国的心脏感到了它的褊狭与冷漠。寂寞的生活使他产生了怀乡和眷念祖国的情怀。往日叠印在脑海中的生活画面，仿佛电影的镜头一样，一一映到记忆的屏幕上，加以欧洲文学名著的诱导，于是在业余时间里，他开始把这些记忆中的图画，用文字描绘在三个便士一本的练习簿上。这时，老舍并没想到要当作家，用他的话说，不过是写着玩玩，藉以排解寂寞与思乡之情。也是无心栽柳柳成行吧，不想老舍这一玩一试，竟才华崭露，把文学的大门叩开了，在四年多业余时间里，连续创作了三部长部小说，在国内新文坛上，“老舍”的名字不胫而走，英帝国的雾都伦敦，竟成了老舍跻身文坛的发祥地。
《老张的哲学》是一部初步显露了老舍创作才华的有个人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完成于1925年，初发表于1926年的《小说月报》上。
这部作品以轻松幽默的文笔和讽刺的格调，描写了一个叫老张的人的行为德性，淋漓酣畅地鞭挞了他的市侩哲学和无耻行径。什么是老张的“哲学”?一个字：钱。他经商、当兵、办学，以钱为本位的“三位一体”。为钱，他不择手段勒索学生，将一切费用全摊派在学生身上，连买东西也只能到他开的店里去;为钱，他放阎王债，他的老婆就是因为还不起高利贷被逼娶来的，他还准备用同样手段纳妾、拐卖良家女子;为钱，他吝啬刻薄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不准老婆吃饱饭，饿了只准喝白水。有一次咬着牙为慈善机关捐了五角小洋，回家心痛万分，称这是“老张一个人的国耻纪念日”。为省钱他舍不得多吃自己的，甚至经常饿肚子，而到别人家用饭，则“照沙漠中的骆驼贮水一般，打算吃下一周的”。他钱迷心窍，想入非非，看到一只白鹭，也恨不能叫它变成银铸的抱回家去;看到护城河里小鱼顶起水纹，也以为是有人往水里丢铜钱，甚至走路也总寻觅着地上，以至有一次月光下竟误把一摊屎当成钱包踢了一脚。
老张根本不懂教育，却硬要办学;他营商，也不是本分商人，兼贩鸦片烟土和放高利贷;他自己纳妾，又拐卖妇女。末了，却因盟兄当了师长，他也得荣升，一步跨到某省教育厅长位置上，纳了两个妾，才花了五百块钱。这一人物的全部行状告诉我们，它概括了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社会中一部分市井流氓、恶棍的劣迹，是一个里表一致的坏蛋。他的性格的吝啬、贪婪及敲诈、勒索的本质有相当典型意义。作者对他的丑行恶德充满讽刺和鞭笞。为了表示惩罚老张这类恶人，作品中安排了这样的情节：由王德、李应两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借替师母打抱不平机会狠狠揍了老张一顿，并且准备乘老张纳妾之机将他除掉。
作为老张的对立面，小说描写了王德、李应、李静、龙凤等几个正派、纯洁青年人的形象。黑暗的旧社会是老张之流的鬼蜮胡作非为的自由场所，而善良人民却处处遭受压迫和残害。老张做恶多端，却升了省教育厅长;善良者则有的被逼死，或者被拆散了姻缘，或者逃匿他乡。老舍当时还不能明确认识这种阶级对立，也不能从社会根源上描写出老张之类性格形成的过程，但他真实写出了好人与坏人的对立，轻松的笔调与严肃的批判内容相结合，于幽默中渗透着尖锐讽刺，在看似嘻闹的格调中闪现着悲剧色彩，倾向是鲜明的。小说对主要人物的刻画和许多细节描写，语言的幽默机智及浓厚的北京风味，都获得了相当成功。作品内容扎实，但幽默的使用缺乏控制，有的地方便失之油滑，削弱了批判的力量。此外，结构欠匀称、紧凑，语言上夹杂了一些陈旧词汇等，也表明了老舍初试长篇的不足之处。
处女作的创作成功，鼓动了老舍创作的热情和勇气。紧接着，用了一年多业余时间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它和《老张的哲学》“是同窝的一对小动物”(《我怎样写<赵子曰>》)，是一对姊妹篇。这部作品写的是五四时期北京住公寓的一群大学生生活。主人公赵子曰是一个既表现了某些荒唐、恶作剧一面，又具有几分真正人的良心的大学生。他既不是如李景纯那样净化了灵魂的富有理想色彩的人物，也不是如欧阳天风那样被否定的学生形象，而是老舍说过的那种“坏人有优点，好人也有缺点”的人的代表。作者对这一人物的行为给予了批判，对于他的未来发展是寄于希望的。这部作品文字挺拔利落，结构也比《老张的哲学》紧凑。但因生活基础不如第一部作品丰厚，内容扎实程度也就显得逊色。还有，小说反映生活的角度，使它未能很好传达出五四时代青年学生的先进桥梁作用，个别地方，甚至作了不恰当的描写。作品中被歌颂肯定的理想人物形象李景纯也渗透着改良色彩。这些都表明老舍还不善于从时代新思潮的高度描写和塑造形象的局限。
《二马》是老舍临离英国前完成的一部作品。与前两部不同，它的人物活动基点不在记忆中的北京，而在眼前的英国雾都伦敦。作者用意在通过马则仁、马威父子到伦敦经营古玩店的一幕悲喜剧，比较中国人和英国人的不同处，找出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使自己国家富强的弱点。主人公马家父子代表着中国两代人的性格。老马懒散，目光短浅，满脑子做官思想、于务实上则什么也干不成，只能坐吃祖上留下的一点产业。他代表老一代的某些中国人，这一形象的现实意义即在于严峻地提出了必须克服国民性的弱点——“老化”的迫切性：“一个民族老了，出窝儿老，危险!”
小马——马威代表年轻一代中国人。他对生活有见解，反对父亲的因循顽固、无所事事，主张凭真本事吃饭，佩服伯父敢挣外国人的钱。最后，因为对理想和事业态度上的分歧，他离开父亲自己出走。马威与父亲的分歧与其说是性格的，不如说是时代因素所造成。带给他这种时代影响的是小说中老舍描写的另一理想人物，叫李子荣。他是一位具有实干精神的留学生，为了获得留学费用在马家古玩店当雇员。他认为中国太多了老马这样的“官迷”，所以“糟”!中国要不被人欺负，必须有打败英、法等国的实力，而要获得这种实力，就非得发展科学不行，非得踏踏实实干事情不行。他本人正这样去做，甚至在爱情上也表现了他的务实精神，不愿同念几本小说的时髦姑娘讲恋爱，而“宁可要个会做饭，洗衣裳的乡下佬”，“我只知道傻干，我不能够为一个女人把事业牺牲了!”这一人物与《赵子曰》中的李景纯一样，表现了老舍思想中的改良和乌托邦成分。求实，无疑是正确的，企求国家民族新生也殊为可贵，但不明白应走的道路，仅仅从教育、科学或经商实干上努力，是不能使古老中国迅速得到新生的。
《二马》把两代中国人的形象置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环境中来描写，从而比较了两个民族生活、习惯、心理特征等的不同，比出了英帝国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大不列颠民族的偏见和自大狂，也比出了中国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从而反映了作家强烈希望中国富强的愿望和清醒的认识。这部作品文笔细腻，结构紧严，表明了作者在驾驭长篇创作技巧上的进步。
上述三部作品是老舍跻身文坛的最初献礼，它显示了作者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和取材角度，初步形成了一种机智、诙谐、幽默、讽刺相融合的个人风格，显示了老舍善于从平凡事情中揭示生活意义的现实主义创作特点，因此引起文坛和广大读者的兴趣。
1929年7月，老舍结束旅居伦敦五年的生活，在回国途中经欧洲大陆，游历了法、德、意、比等国，历时三个月。繁华热闹的欧洲大城市，同伦敦一样并不使老舍感到喜欢。五彩缤纷的异国优裕生活，丝毫没有改变他对故国家园的爱恋。巴黎的魅力，使多少人神往啊，然而老舍嫌它“太热闹”，说“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想北平》)
9月，老舍从马赛登上驶往亚洲的轮船。由于旅费不足，也因为康拉德小说的诱惑，使他想去看看中国人对南洋的开发，以获得创作的素材，于是来到新加坡，在一所华侨中学教上了书。从富庶的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大英帝国，到贫弱的东方殖民地国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善作比较观察的老舍不但感到生活习俗的殊异，更使他震惊的是英国人所没有的东方殖民地国家人民那种强烈的反帝色彩和革命要求。“在今日而想明白什么叫作革命，只有到东方来，因为东方民族是受着人类所有的一切压迫;从哪儿想，他都应当革命。”现实的教育使老舍一到新加坡“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这个进步使他立刻决定舍弃在轮船上还在写作的恋爱小说《大概如此》，而着手构思和创作以殖民地儿童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部作品，由思想方面说，通过对一群有色种族孩子的生活心理描写，表现了“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的强烈反帝主题，同时表现出作者爱儿童并寄希望于孩子的美好童贞心灵。从技巧方面看，更成熟，文字浅明简约，一扫前几部作品文白夹杂的毛病，充分显示了纯白话的表现力，老舍自己满意，也赢得社会的高度评价。
三、执教山东 创作的丰收季节
(山东时期，1930—1937)
1930年3月，老舍从新加坡回到上海，在郑振铎家里续写完《小坡的生日》最后两万字，旋即回到阔别近六年之久的老家北京。不久，老舍回国的消息传开，一位记者往访，称老舍为“笑王”。老舍幽然地回答到：“您封我为‘笑王’，真是不敢当!依中国逻辑，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人大轿，而我无妃无大轿，其‘不王’也明矣。”(陈逸飞： 《老舍早年在文坛上的活动》)这时老舍还没结婚，连职业也没有。他正寄身在老同学白涤洲家里。
7月初，早仰慕老舍大名的北师大国文系学生以“真社”名义邀请老舍讲演。真是应了那句“有缘千里来相会”的名言，在事先并无人有意安排的情况下，代表“真社”出面去请老舍的恰是一年以后成为老舍夫人的胡絜青，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接着，老舍接受聘请，于秋季开学前夕，到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开始了他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山东时期的生活。在齐大，上课之外，他担任了文学院一个年级的顾问，并兼编《齐大月刊》。齐大是一所教会学校，保守势力和教会势力都相当强。作为新文学作家的老舍到任后，在校内外刊物上连续发表大量小说、杂文、散文、诗歌、论文及译作等，给学校带来研究和创作新文学的气氛，他还参加了齐鲁大学的文学研究会。
1931年暑假，老舍回到北京与胡絜青结婚。婚后半月，夫妇同到济南教书，在距趵突泉不远的南新街54号平房院建立了小家庭。此后长女小济出世，静谧而有花木掩映的小院里有了婴儿的啼唤，小猫儿墙上花间串个不停，老舍课余或假日便伏在南窗下写他的小说。
在齐大任教期间，老舍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编讲义授课上，但他并不是一个呆板的教书匠。他讲课有风彩，有见地，如他编的一本《文学概论讲义》，旁证博引，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阐发，是中国现代文学概论课程较早的一部著述。这本讲义和他同时期发表的论文，鲜明地表现了老舍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他重创作，主张既是创作，就要有创造性，要使创作真正获得生命，必须从旧的文章义法及一切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因沿才有活气，志在创作才有生命”。他认为创作必须面向现实，对社会要“抱着批评的态度，有了自己的思想，用着活的文字，看看一切问题……看看社会，看看民间，看看枪炮一天打杀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贪官污吏在那里耍什么害人的把戏。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老舍： 《论创作》)老舍个人的创作实践正是在这种积极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假如说，伦敦五年是老舍创作的发轫期，那么进入齐鲁大学后，老舍创作道路上的丰收季节便开始了。但是，教书与写作在时间上的矛盾给老舍带来很大苦恼：舍弃创作专教书，不甘心;不教书专写作，生活又无保障;二者兼顾，时间和精力就总不够用。他想结束这种矛盾，便在1934年6月辞掉齐大教职，打算作专业“写家”。8月，老舍到上海作了一番试探，朋友们多忠告他不要舍弃月间固定收入的职业，因为专靠写作吃不饱饭。不得已，老舍又接了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的聘书，做中文系教授。在山大他讲授高级作文(代小说作法)、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文学概论等课程，余暇及假期从事写作。
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之城，每年夏季吸引着大批游人。这使老舍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文友，开阔视听。1935年夏，他就与王统照、洪深、臧克家等人合作，为青岛《民报》办了个颇有影响的副刊《避暑录话》。刊物共出十期，老舍就有九篇诗文发表在上面。青岛的洁静与安谧给老舍的文思提供了一个适宜的自然环境，他要做专业写家的愿望更强烈了。于是，1936年暑假前夕，老舍再次辞掉教职，便埋头黄县路寓所的书案前，除了星期日或有点小病的时候，“天天总在写”(老舍：《这几个月的生活》)。他自称为“重头戏”的杰作《骆驼祥子》便产生在这时期。
从济南到青岛，老舍度过了他生活道路上较为安定的七年，也是他创作道路上一个硕果累累的黄金季节。三十年代前期，正逢中国社会和文坛的多事之秋，矛盾重重，斗争频仍。因为生活领域和文艺见解的限制与不同，老舍没有直接参加当时的论争，但他并没有离开新文艺的行列，而是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友军的一分子，勤奋地为中国新文艺发展做着自己独特的贡献。身居黄海之滨，心怀报国拯民之志，可说是老舍这时期生活创作的基本态度和核心思想。但是，对革命运动的隔膜、不理解，他的带有温和色彩的民主主义世界观，又不能不影响着他的创作的思想高度，甚至产生某些失误。时代和实践要求作家迈出更大更迅速的步伐。老舍用行动做出了回答，他的大踏步前进的屐痕深深印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土壤上。
如果说《老张的哲学》等几部作品，初步表现出老舍的创作个性，那么，进入三十年代至抗战爆发前的老舍的创作，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艺术风格臻于成熟，从而牢固地奠定了他在新文坛上的位置。
老舍在本时期的作品主要有六部长篇(《大明湖》〔在一、二八战火中原稿被烧掉〕、 《猫城记》、 《离婚》、 《牛天赐传》、 《文博士》、《骆驼祥子》);一生中的大多数中、短篇小说都写于本时期;此外还出版了一本《老舍幽默诗文集》，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杂文、诗歌、散文等也在数百篇以上。
从文学的体裁样式看，由长篇而中篇和短篇，由小说而散文、杂文、诗歌及论著等，这种新的开拓，不仅显示了老舍写作的勤奋精神，而且表现出他作为艺术多面手的卓越本领和适应现实要求而作的可贵努力。如果进一步研读这些作品，我们又会立刻感到，较之他的初期创作，在内容和艺术上有着十分明显的进步。
首先，老舍在新文学史上描写和反映市民生活，特别是成功塑造市民形象的独特贡献基本确立。
市民是中国城镇社会中一个重要社会阶层，反映这一题材的文艺作品，老舍的创作不属唯一，也不是最早，但就取得的成就看，至今还没有一位中国作家超过他。他的特点是描写面广，逼真，开掘深刻，尤其对于中、下层市民命运和生活道路的关切与探讨，更显出老舍的现实主义特色。这期间，出现在老舍笔下的人物，不光是老张、孙八、赵姑父姑母、赵子曰、老马父子等市井人物，处于城市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形象相继走进他创作的视野，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从而构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市民形象系列。这里有洋车夫、娼妓、拳师、巡警、大兵、佣人、教员、艺人、小商、工匠、裱糊匠、革命者、跑堂的、政府机关中的小职员、失业知识分子以及各种类型的众多的年老年轻的市民家庭妇女，等等;被讽刺鞭挞的人物形象范围也更广了，如洋奴博士、侦探、特务、土匪、强盗、车厂老板、政府官僚、封建遗老以及街面上的地头蛇、土混混、赌徒、政客、汉奸之流，许多都是初期创作中没有或少见的。老舍以爱憎分明的现实主义态度描写了上述人物的生活，刻画了他们的形象性格，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旧中国社会这个溃烂着的机体的某些本质方面。
其次，与广阔描绘市民生活画面和塑造他们的形象紧密相联，老舍本时期的创作在开掘现实生活底蕴上更前进了一步。这突出表现在作品倾向性更鲜明、社会批判的锋芒尖锐了。早期作品，由于作家温和的民主主义思想限制，由于以过分幽默的心态看待社会人生，对应该狠狠鞭笞的坏人欠缺无情，对理应肯定歌颂的新人物又去轻搔他们的痒痒肉，这就不能不使作品的思想力量受到某些削弱。
老舍回国以后的作品有了明显变化。这是因为黑暗的现实在作家心里投下了阴影，“笑是不能免强的”(老舍：《樱海集·序》)，一个富有正义感和民本思想的作家，绝不会在丑恶与黑暗面前只看到笑料，他要为弱者申诉，为被损害者喊冤，替他们寻找出路，一些作品便减少或没有了幽默。象《月牙儿》、《微神》、《生灭》等等，字字句句都饱含着控诉的血泪。以散文诗的笔调写成的小说《月牙儿》写母女相继被逼沦为娼妓的遭遇，对社会提出的控诉令人颤慄。女儿不甘重复母亲的道路，但怎么挣扎也跳不出这害人的陷井。她最后被警察抓进“感化院”，后又转到监狱。作者借女主人公的口控诉道：“狱里是个好地方，它使人坚信人类的没有起色;在我作梦的时候都见不到这样丑恶的玩艺。自从我一进来，我就不再想出去，在我的经验中，世界比这儿并强不了许多。”“世界就是狼吞虎咽的世界，谁坏谁就有便宜。”
与《月牙儿》同样主题和格调的是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和《骆驼祥子》。前者借一个巡警的坎坷经历和遭遇，控诉了“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后者则通过一个车夫的苦斗失败，批判了个人主义和把人当牲畜驱使榨取的旧制度。
上面提到的作品不但以严肃的笔调代被压迫者倾诉苦难，而且从形象的具体描写里提出了他们的出路问题——受苦人选择个人奋斗方式企图改变悲苦命运是一个时代错误。另一部分作品，如《黑白李》歌颂白李参加组织洋车工人的斗争， 《哀启》描写车夫老冯勇于复仇的性格， 《且说屋里》赞颂了群众“打倒汉奸”的集体行动等，都表现了老舍从正面对被压迫者命运出路的探索。
《离婚》是本时期一部有影响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它在批判现实上和《月牙儿》等作品采取了不同角度。在这里展示在读者面前的不是贫贱者的悲苦挣扎，而是发生在军阀政府财政所里一群小职员、官吏中间的思想矛盾和生活纠葛。作者选择的题材和人物给了他施展幽默才能以广阔的天地。由于老舍见地的提高和有节制的使用幽默，这部作品获得了很大成功，批判的锋芒不唯在人物本身，而且指向更根本处。小说针对批判的对象——官僚兼土匪的所长、骗子兼科员的小赵、男性媒婆张大哥和浮沉在灰色生活中的老李、吴太极、邱先生等人组成一个财政机关——愤慨写道：这些人物都成了社会中坚，靠他们为民族谋发展，简直是笑话!而且作品中明显暗示出，在这伙人背后“有个更大的东西，根本要不得”。什么更大的东西?从全书描写告诉我们的便是产生和养育这伙人的有毒文化和社会。这个否定不再是个别坏人，而是带根本性的，为他的初期创作中所少见。
再次，本时期作品描写的手法及情节结构艺术臻于成熟，风格上老舍独有的特色更鲜明突出了。他的突梯机智幽默中透着锋棱的特点，他的以俗、白的北京语言描写北京风物人情和塑造北京市民，特别是中、下层市民性格的独到处，以及那种渗透在作品骨子里的特有的“北京味儿”，都得到鲜明体现和很好发挥，而初期创作中过分滑稽凑趣的毛病明显得到纠正。这些优点和特点构成老舍风格的重要成分，也是读者一接触他的作品即能感觉到的。但如说这就是老舍创作风格的全部，那就未尽恰当。假使进一步从现实主义描写的总目标和具体性上总结和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与他多所描写市民生活题材有关，老舍很少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或借助于能撞击出火花的尖锐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表现主题，而是善于选取大量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琐事做生动描写，从而表现出生活本身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和社会意义。从《离婚》、 《牛天赐传》到《骆驼祥子》以及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都极其突出的表现了这一特色。
例如《离婚》这部被认为老舍“返归幽默”而出色表现了老舍风格的作品，它的主题是巨大深刻的，但展现于我们面前的生活画面却何其平凡!这里写的是灰色社会中一群灰色小人物的灰色生活。老李，一个大学毕业的科员，不满意自己的旧式太太，整天生活在幻想的“诗意”追求中，对邻居马少奶奶害着“单相思”病。邱先生，倒获得了“诗意”的外遇，但邱太太紧紧抓住他不放，先以离婚威吓，终为吃饭问题不得不和丈夫和好，继续着夫妻间“发疟子的生活”。张大哥，夫妻好象是和美的，但也常常遭老婆的抱怨，这一人物的灰色和惰性思想意识简直惊人!如作品中所写的，他是那个灰色社会“谦卑和蔼的化身”，“每根毫毛都是合着社会的意思长的”，是这个社会“常识的结晶，活物价表”，“与日用百科全书有同样性质”。他迎合社会，甚至“骂一句人他都觉得有负于社会的法规”。他敷衍、妥协、懦弱、凡事找平衡，对现实生活(更不必说制度)不敢有半点顶着做的勇气，甚至不敢有半点不合辙的念头。他的最具性格的语言是“事要往长处看，话可得活着说”。作品就是这样从这些灰色人物的生活琐事及思想状态的描写里折射出丰富的批判主题，因而赢得评论界和读者的好评。
不必讳言，老舍在本时期创作上取得重大成就同时，还存在着不足，甚至失误，说明他前进中有过曲折。这主要表现在《猫城记》创作上。小说写于1932年，它借对猫国社会的批判讽刺，影射中国社会的黑暗与国民性弱点，这是积极的方面;但由于作者生活环境和世界观的限制，对革命实践缺乏了解，对国事政治又极度失望、愤慨，因此在否定反动落后事物的同时，对于正在成长的革命事物也作了不应有的讽刺，产生了不好的效果。老舍说，《猫城记》是他创作中“最软的一本”，当与这个描写上的失误有关。
总之，山东七年是老舍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个高峰。在中国新文学大发展的三十年代，老舍作为文学新军的重要一员，贡献了自己丰富的精神产品。
最能代表老舍第一个创作丰收季节水平的是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这是作者积十几年对洋车夫生活的观察、经过认真搜集材料和构思后写出的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小说完成于1936年夏天，初发表在同年9月至翌年10月的《宇宙风》杂志上，1939年由人间书屋出版单行本。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洋车夫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已不乏见①，但能以较大规模篇幅，从一个人力车夫形象的塑造，既具体反映出他们的悲苦生活，又从较广的背景上提出个体劳动者的命运出路问题，并对旧世界提出最有力控诉的，恐怕只有《骆驼祥子》一部作品当得起。
《骆驼祥子》成功的主要标志，在于它创造了祥子这一不朽的典型性格。
祥子出身乡间，农村经济破产，逼迫他流落城市以拉洋车为生。他自信靠着个人的足壮能干挣一辆“自己的车”，可以睁眼就有饭吃。为此，他不惜力气，甚至豁出性命干，经过三年奋斗，终于实现了买车的“理想”，但一场匪乱，不仅车丢掉，性命也差一点送掉。体面、要强的祥子没有灰心，要拉上“自己的车”的欲望顽强支持着他，点点滴滴的血汗钱又不断充实着他的瓦罐。但还没等凑足买车钱，又被孙侦探敲诈得精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祥子违心地答应了虎妞的婚事，靠着虎妞的私人体己，祥子总算拉上了“自己”的车。谁知虎妞又因难产丧了命，办丧事不得不把车卖掉，祥子实现拉“自己”车的理想终于破灭，他走向了堕落道路。
小说没什么复杂情节，它通过朴实的叙述，写出了要强、体面、善良、忠厚的劳动者祥子的遭遇，写出了他事业、理想的三起三落——买车，丢车;攒钱，丢钱;再买车，卖车——从而完成了祥子悲剧性格的创造。
一个体魄健壮、具有强烈生活欲望、又十分吃苦肯干的人，不招谁惹谁，靠卖力气营生，但到头来，既无力养家糊口，也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一件劳动工具，最后性格被扭曲，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这究竟是谁之罪呢?正如作者在作品中以警策的语言所告诉我们的：“坏嘎嘎是由好人削成的”，“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来，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祥子的悲惨结局不因他天性懒散，前生命定，而是因为旧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使然!小说现实主义地描写了祥子悲剧性格与环境的关系，对旧世界提出强烈控诉，对被压迫者倾注了满腔同情。
祥子的时代已经有先进政党领导受苦群众开始了砸地狱门的斗争，他已有可能摆脱个人奋斗而另外选择生活道路。因此，如果把祥子的悲剧造成原因仅仅归之于客观环境是不够的，小说的描写也没有局限于此，它毫不同情于祥子以个人奋斗争取好日子的行为，对盲目的个人主义予以坚决否定。祥子的悲惨结局表明，在旧中国，穷苦劳动者只想凭个人奋斗，凭要强、能干改变自己的屈辱地位是办不到的。这原因一是在于黑暗势力还很强大，个人与社会对抗力量不成比例，所以祥子无论怎样“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都不能改变其苦难生活的境域;二是在于祥子作为一个个体劳动者，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落后于时代的，其最高理想不过是做个“自由”车夫，买上自己的车是他奋斗的最大动力，所以，当这“理想”达不到时，对他来说，也就意味着失却了全部生活意义，整个精神支柱也就垮了。自暴自弃，将就着活下去，或者堕落，或者死亡，也就成为他的必然归宿。作者曾借助阅尽沧桑的老车夫老马的口总结道：想独自混好，“谁不是那么想呢?可是谁又混好了呢?……我算是明白了，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个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儿治它们!”小说并在末尾指出祥子是一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很明显，小说宣布了一个个体劳动者个人奋斗的失败，而且朦胧指出，被压迫者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改变其地位。这是老舍探索劳动人民改变其被压迫地位得出的新结论，也是他的创作思想前进的一个明显表现。
祥子之外，小说还描写了老马祖孙俩、二强子、大个子车夫、小福子等被压迫者的形象;同时也描绘了车厂老板刘四、侦缉队孙侦探和巫婆夏四奶奶等压迫者剥削者的嘴脸。他们是吃人的一伙，是旧制度的支持与维护者。作品现实主义地表现了他们与祥子等劳苦群众的对立，从而揭露出反动阶级的吸血本质。
小说描写的虎妞是一个较复杂的形象。依其出身和思想特征，她无疑是属于剥削阶级的一分子。但作为一个女子，她的青春和爱情却毁在刘四手中。她能违抗父命下嫁祥子也是一个不寻常举动，而最后她毕竟移居小福子们住的大杂院，并死于愚昧与迷信的残害，这些地方令人同情。这一人物设置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情趣波澜(以至使同名话剧、电影改编者在自己的再创作中大大丰富了这一人物的性格行动)，而且烘托了祥子命运的悲剧性：他在事业上失败，在婚姻上也是如此不幸，祥子太惨了!
《骆驼祥子》在艺术风格上的突出特点是不以情节故事取胜，不事技巧上的渲染，也不用多量的幽默吸引人，而只用朴实的叙述完成人物性格创造和主题表达。与此相适应，在语言上表现为质朴无华、干净利落，散发着北京地方语言的乡土味。小说结构单纯、紧凑，线索清晰。如果说这部作品还存在不足的话，主要是在人物活动具体时代背景交待上显得模糊，而对于阮明这个小政客的批判也失之浮浅。当然，这缺欠掩遮不了《骆驼祥子》放射出的现实主义思想艺术光辉。而且，当这部作品以连载方式陆续与读者见面时，老舍克服前进中的不足，在生活与创作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四、为祖国而战 创作的鲜明时代特色
(武汉至纽约时期，1938—1949)
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声在老舍生活史和创作道路上划出了一个新阶段。继《骆驼祥子》之后，这时老舍正埋头青岛黄县路寓所书案前，同时撰写着《病夫》等两部长篇小说。如狂暴的地震骤然可以把房屋夷为平地一样，战争轰毁了作家常规的生活秩序。自幼在心灵中扎下根，而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锤炼得愈来愈加鲜明自觉的爱国主义思想，象烈火一样在老舍胸中燃烧起来。他不再按步就班写小说，转而给报刊写抗日短文。在日特密布、汉奸到处活动的紧张气氛下，老舍走出书斋，甚至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到莱阳作抗日演讲。
事变后不久，作家王统照从上海到青岛接眷。文友相见，叙旧不多，国事前途却成为两位作家共同议论和忧虑的话题。在王统照劝说下，老舍准备离青岛南下，躲一下日寇进攻的炎威，但因夫人临产，未便马上成行。接着“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去上海的打算遂成泡影，迫不得已，老舍二次接了齐鲁大学的聘书，在二女儿“雨”刚来到世间半月情况下，于8月15日匆匆把家搬回济南齐鲁大学园内。
国破，家无宁日。在形势一天天紧迫情况下，齐鲁大学的师生们纷纷离校，或暂避家乡，或投奔抗日队伍，偌大一个校园不久就只剩下聊聊几户教职工家属和走后主人丢下的几只狗。老舍说：“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了去”(《八方风雨》)。形势发展告诉他，济南不是久留之地。忧国，使他夜不能寐，思索着应当怎样为国尽忠;为父为夫，又使他不能一跺脚出走了事。报国，顾家，这当儿没有两全之计。权衡轻重，老舍决定舍家出走，寻找抗日队伍。11月15日，在国民党守军愚蠢地想以炸毁黄河洛口铁桥阻挡日军南侵的深夜里，老舍只身挤上奔向大武汉的列车。家，他丢了;他从英国到山东十余年中购置的全部图书和收藏的许多珍贵字画手迹以及正撰写中的两部长篇小说的手稿等，后来也一同随着济南陷落，全部丢失在被敌人占为伤兵医院的齐大校园里。
武汉，这座有革命传统的江城，在“七七”事变以后，仿佛一下变成了全国抗战的心脏。11月18日，老舍提着一只小箱子来到这里，立即感受到它的抗战的热力。一向习惯于个人教书和安稳写作生活的老舍，从此开始了置身在大时代抗战斗争的集体行列中，以一个骁勇的文化战士的英姿不倦地战斗了。
1938年夏天以前，老舍主要在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建和领导工作。同年7月，根据“文协”总会决议，他与老向等一起带“文协”会章入川，而后便以山城重庆为中心开展抗战文艺运动和创作活动。
1939年6月至12月，老舍作为“文协”代表，参加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问团，足迹遍及中原、西北八个省区，行程二万华里，广泛接触了抗战将士和群众，途中两次访延安，革命领袖及解放区的新生活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1941年秋天，老舍应邀到昆明西南联大讲演，连续四天讲述了抗战文艺发展的成就。同期并在大理的华中大学作了同样内容的报告。
1943年夏天后定居重庆北碚。同年秋，夫人胡絜青携子女逃出沦陷区北平，历五十余天跋涉之苦来到重庆，与老舍团聚。1944年初，老舍抱病开始百万字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写作。
八年抗战中，老舍四海为家，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工作到哪里。作为一个爱国的文化战士，在本期他的贡献大体可归为下述两个方面：一是积极参加领导和组织全民抗战文艺队伍和文艺运动，结成一座抗战的“笔阵”;二是成绩卓著的抗战文艺创作实践。
随着全民抗战浪潮的涌起，中国新文艺发展到以建立抗战救国为最高宗旨的抗战文艺新阶段。热烈的抗战文艺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达到高潮。老舍，由于他的赤诚的爱国之心，他的活动家的才能，他的无党无派的特殊身分，很快使他成为抗战文艺运动最负有声望的优秀组织领导者之一。从1938年春“文协”成立，他即被选为常委兼总务部主任，直到抗战胜利，他一直是这一组织的实际领导人。他对“文协”的尽责和忘我精神感动了无数爱国文艺家，诚如与他一道在“文协”工作的梅林所说：“在昂奋与阴暗的时代空气中，疟疾式的时代空气中，他行走着，前进着，忠诚的，任劳任怨地，做着他所能做的事情”。“他是一架桥，使千万人踏着他的背脊从此岸渡彼岸的桥。而他在重荷之下紧紧的咬着他的牙齿。”(《老舍先生二三事》)
老舍高度重视抗战文艺的建设。他鄙薄某些在国家民族遭到危难时还嚷叫着要到峨眉山去做莎士比亚及托尔斯泰的所谓文艺家，斥责那些“心中没有国家，没有民族，只有自己，与自己那点闹着玩的艺术”的资产阶级艺术至上主义者，鼓动“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他爱护和扶植抗战文艺的成长，阐述它的特征和发展，回答某些怀疑论调，认为这种文艺的出现，不是哪一个人提倡的结果，而是因为现实需要，自“九一八”之后即已出现了;这种文艺紧密服务于抗战，决非迁就，而是“尽职”，是新文艺的“正路”。他说：“我相信中国的作家们走的路是对的……为正义而写，为抗战而写……我以后还是要这样写的。”(《走向真理之路》)这些话，不但说明老舍对抗战文艺的充分肯定，而且如此自觉鼓吹，更表明了他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增加了新的决定性因素。
抗战胜利了，老舍与万民同庆。但同时他敏锐地看到新的社会矛盾，看到国民党达官显贵怎样在乘胜劫夺，他痛心，愤懑。在1945年10月举行的“文协”易名会上，老舍以充满感情的语言激动地说，如果我们也象阿Q革命不过是拿点东西那样对待抗战的胜利，那实在是“惨胜”!当国民党蓄意挑起新的内战时，老舍立即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谴责战争狂人：“谁想用武力争取政权，谁便是中国的祸害”，“发动内战的，不论说得怎样有理，我们也不能相信他。”(《我说》)
1946年3月，老舍带着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新文艺的使命，与曹禺一起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他在一次讲演中说，中国人民已丢掉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把能帮助邻人们扑灭战火看成是极大的光荣。讲学一年届满后，曹禺先行回国，而老舍为撰写小说并帮助译者把《四世同堂》、 《鼓书艺人》等书译成英文滞留下来。
在抗战文艺创作实践上，老舍是当时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艰苦抗战的生活不但磨练了这位赤心爱国者的坚韧意志，而且使他那支机智敏捷的笔，更加放射出时代的光芒。他在本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四世同堂》、 《火葬》、 《蜕》(未完)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主要收编在《火车集》、《贫血集》中。多幕剧有《残雾》、 《张自忠》、 《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 《面子问题》、 《大地龙蛇》、 《归去来兮》、 《谁先到了重庆》、 《王老虎》(与赵清阁、肖亦五合作)、 《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作)等。诗歌有长诗《剑北篇》及其他新旧体诗几十首。通俗文艺作品，包括新京剧、鼓词、相声、坠子、新拴娃娃、新三字经、洋片词等是他本时期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还有不下几十万字的散文、杂文、论文、讲演词等。这个简单统计表明，即使在十分艰难的环境条件下——颠沛流离，言论不自由，因缺乏营养而造成的长年头昏与贫血症——老舍也始终没停止过手中的笔。
时代推动着作家前进;作家迎着时代的风浪搏击，具有新的充满时代气息的作品便伴随着产生了。如果把老舍这一时期的创作与他抗战前的作品比较，我们会发现变化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创作思想的明确性。我们知道，老舍是抱着写着玩玩的态度开始创作生涯的，抗战时期则发生了明显变化。“抗战需要文艺，文艺必须抗战”，抗战之于文艺，正如抗战需要枪炮一样不可缺少，这是老舍对文艺与抗战关系的基本认识与态度。他对抗战文艺的积极鼓吹和积极进行创作实践，都是从这一明确认识出发的。他认为，文艺参加抗战，不仅是文艺本身的要求，而首先应当是文艺家个人作为一个国民应尽的起码责任。否则，既失掉了一个国民的资格，就根本没有文艺可谈了。文艺家的生命和武器就是他的笔，他应当象战士用枪、农民用锄头一样，在抗战中发挥作用。抗战开始后，老舍中止写小说，转而写抗日短文，写通俗文艺，写剧本和诗歌，抗战后期又回归到小说领域，无不是从这样的明确目的出发的。他在文艺目的性上这种认识的提高，主要由以下三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一贯的爱国主义思想到抗战时期达到更炽烈更自觉的高度;二是走出狭窄的书斋生活，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实践，受到了教育和锻炼;三是在抗战过程中有机会并主动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影响教育。
其二是与明确的创作思想相联系，老舍在创作方法上又有了明显提高。因此在塑造人物性格、描写事件进程和人物命运上都有了不同以往的新特点。这首先表现在对于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有新的追求，即努力塑造抗战英雄和群众的形象，如《蜕》描写了厉树人、曲时人等爱国学生群象， 《张自忠》集中描写了抗战爱国将领张自忠的形象， 《火葬》描写了石队长等游击战士的形象， 《四世同堂》中有市民中进步青年的代表祁瑞全，短篇小说《小木头人》则借童话形式歌颂了在抗战中成长的小英雄的性格。所有这些，作为文学形象虽然还欠丰满，但却标志了老舍创作上的可贵追求。同时，对于曾经出现在作者笔下的一些人物，描写上也有不少新的处理。这表现在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对人物性格静止的刻画和人物命运总以“绝望型”为多，因此常带给人一种低沉、压抑感觉的弱点，动的发展的观点鲜明，作品的乐观基调和亮色明显加强了。如《四世同堂》，由于作家对战争发展有正确的预见，能够作到把人物置于大时代背景上从动的发展的观点加以刻画和塑造，所以小说写的虽然依旧是不止一次出现在作者笔下的市民形象群，甚至仍然写他们的软弱或死亡或各种的属于本阶层人物才有的思想行为，但作品给人的不再是沉闷、压抑感，而是让人感到字里行间激荡着一种胜利乐观色调。
其三，正因为上述两方面的进步，使得老舍本时期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鲜明时代特色。众所周知，对时代生活面影及时代思潮表现和透视的欠缺，是老舍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创作中一个不小的弱点，它曾经损伤作家的创作达到更高的思想艺术成就。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那么，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没有地址的信》)抗战时期的老舍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抗战是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的一场殊死搏斗，战争是历史在这一阶段的主音、主要矛盾表现。老舍曾说，在刀光血影里有大时代的真面目。他紧紧抓住了这个主音，把笔墨集中在描写抗战大时代的主潮上，围绕这个中心，老舍从多方面描绘着抗战的大时代。《火葬》直接描写沦陷区文城一支游击队如何打击敌伪力量， 《四世同堂》围绕沦陷区北平市民的遭遇和斗争展开画卷， 《张自忠》歌颂抗战将领为国捐躯， 《国家至上》表现民族团结抗战到底的主题， 《剑北篇》以颂扬祖国山川和人民的顽强意志去激励人们的抗敌救国情怀，《残雾》又着重鞭挞了抗战阵营中的阴暗面，引起人们的警醒。就是一篇短文，一段鼓词，一首小诗，也无不渗透着抗战时代的精神，这是他以前创作中所缺乏的。
其四，适应文艺服务于抗战的需要，老舍不畏艰途，不怕讥笑，在艺术样式上做了多方面探索和努力。他的艺术“多面手”的才能正是在这时期内显露出来的。有人为老舍舍弃驾轻就熟的小说不写惋惜，老舍却大不以为然。他说抗战需要剧本，需要通俗文艺，而这种文艺样式也最快最易在群众中起到宣传抗战的效果，所以他要努力去学去创作，高雅也好，俗气也好，他不去管。解放后他在通俗文艺方面取得成绩，在戏剧方面为剧坛增辉，都是这时期打下的基础。
《四世同堂》是老舍在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完成的一部百万字长篇巨著，小说分《惶惑》、 《偷生》、 《饥荒》三部。它在整个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背景上，以被日寇占领的北平市民生活遭遇为题材，用融合着喜剧格调和悲剧色彩的笔墨，细致地写下一部善良人民在侵略者屠刀下生活的屈辱史、悲愤史，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灾难和深沉悲剧。
这部作品保持和发扬了作者早期创作的优点和特色，如他的机智和幽默中藏着讽刺的特点，长于用北京口语写北京市民生活，特别是中下层市民生活命运的题材，善于从看来琐碎平凡的生活场景中开掘生活底蕴和包含的社会内容，等等。由于作家不再是孤立地、静止地描写、赞赏或批评、讽刺，而是让这里的一切人、事、物统统都与抗战发生了有机关联，涂上了战争色彩，亦即由于作者把早经熟悉的一切，都安放在激烈的抗战进程中来描写，开掘、锤炼这些“老相识”的新意义，而不仅仅把眼光局限在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条小胡同的遭遇上，就使作品闪烁出时代的火花，弹奏出抗战的音响。时代感强，正是这部作品不同于老舍早期创作的一大特点。
《四世同堂》展现的是北京西城一条狭窄小胡同——小羊圈胡同几家居民的生活遭遇和矛盾纠葛。它的故事以祁、冠两家为主，辅以钱家和其他杂院的贫苦居民。第一部《惶惑》，人物活动及心理变化，紧紧扣住了“七七”事变到南京陷落的背景。抗战发生，象梦一样作了亡国奴的小羊圈居民，处在懵懵懂懂不知所措的迷惑之中。第二部《偷生》，人物活动则被安放在从南京失陷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背景上展开。小羊圈居民一部分从“惶惑”变为“偷生”，一部分则在屈辱生活中开始觉醒，认识到刀架在脖子上的偷生，等待着的就只是灭亡，要生存，必须寻求生的新路——斗争。第三部《饥荒》，背景是由英、美对日宣战到抗战胜利。敌寇作疯狂挣扎，在占领区加紧搜刮，制造饥荒，以延缓其灭亡的命运。小羊圈居民被逼到死亡边缘，事情向相反方面转化，觉悟者的斗争更自觉，那些“偷生”者也开始改变忍辱懦弱的生活态度，决心找日本侵略者“算账”。他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由于作品描写扣紧了时代，因此小说中再现的人物在物质、精神上的种种磨难，包括惶惑、忧虑、眼泪、饥寒、死亡、反抗，柴米油盐，婚丧嫁娶，育儿生女，就都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典型意义。
与作品所显示的浓重抗战气氛紧密相联，在人物塑造上也表现出老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大进步。早期创作中孤立、静止地描写人物的弱点被克服了，小说中，不管是变坏的人物，或是向进步方面转化的人物，都不仅是个人或偶然因素所造成，而是有经济的社会的根由可寻，他们都是在时代风云中各自显示出自己性格的发展变化的。因此，我们从这些形象中所看到的就不只是孤立的好人或坏人，而是通过他们看到更深的社会本质了。
老舍是写市民生活题材最有成就的作家。 《四世同堂》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而且有了新的提高。老舍在早期创作中多以一、二市民人物为中心，再穿插几个次要人物展开故事。 《四世同堂》不然，它描写的生活画面广，虽以小羊圈几户居民为描写基点，但笔墨所到几乎遍及北京城，诸如家庭、街头、广场、戏院、古庙、学校、商店、妓院、公园、监狱、刑场、大使馆、日伪机关，乃至城郊乡村……从这些画面里，我们看到了亡城北京社会的各个方面。
《四世同堂》描写的人物一百几十个，重要的也不下三、四十人。他们身份各异，面目不同，从事着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各种营生。如从政治的分野看，他们分属于善恶两个营垒;若以经济地位分，除却日伪汉奸分子不算，小说所描绘的庞大市民形象系列，主要又可划为两组：一组是家中有米下锅的小康之家，如祁家、钱家等，他们多半有固定收入的职业，如教员、司机、科员、商人等。这部分人因受封建传统熏陶较深及小康经济地位影响，安分，少非分之想，但多数因循守旧，市民意识重;另一组人则主要是城镇的流氓无产者，连小商也够不上的个体摊贩和个体劳动者。他们处在城市社会的最底层，靠出卖力气或从事被认为是最下贱职业的唱戏、剃头等，以挣碗饭吃，小羊圈中四、六、九号大杂院的人大多是这一类。对于同处在一个社会层的这两个系列的人物，小说表现的重点是有差别的，如对祁老人等，主要是批评他们守旧、怯懦、苟安、自私、敷衍、狭隘等思想弱点;对剃头匠孙七、唱戏的小文及拉车的小崔、刘棚匠等处于最贫贱地位的人，则主要提出劳动者的命运和出路问题。这种对市民群众地位层次准确而清晰的描写，反映了作家思想认识的明显提高。
在《四世同堂》所提供的市民形象系列里，性格最鲜明闪光的是祁老人。这是一位善良忠厚的长者，但几十年市民社会生活及封建文化的影响，在他脑子里积下许多尘垢。老人足不出户，所见狭窄，却事事顽固、自信。一场危及国家民族命运的大火已烧到家门口，老人对付的办法是准备下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关起门等灾难过去。他富有同情心，但常为自私绊住，因此当钱家遭难，他打算迈步去钱家表示安慰的一霎那，转念到会连累祁家而改变了主意。他还颇有些门第观念，瞧不起同阶层而住在大杂院里的人家。老人晚年逢上充满刀光血影的抗战年月，奴役和压迫、痛苦和死亡的残酷现实破坏了他的“四世同堂”家庭，也狠狠撞击了他的浓厚市民意识。他用家法惩罚当汉奸的孙子瑞丰，最后明白了瑞全出走的正确道路，特别小妞子死于敌人制造的饥荒时，老人发怒了，他要找日本人去算帐。老人性格的这种发展变化和鲜明时代感，是老舍早期小说中所提供的同类形象中所少见的。
祁瑞宣是小说中塑造的又一个鲜明可感的人物。祁老人的三个孙子在激烈的民族矛盾面前走了三条截然不同的路。瑞全，一个青年学生，接受爱国教育，受旧意识羁缚不多，勇敢走上了抗日道路;老二瑞丰贪图安逸，浅薄、无聊，受盅惑当了汉奸;处在长子长孙位置上的瑞宣就不那么单纯。义务，叫他丢不开家中老小一走了事;新教育又使他清楚明白一个男儿在这时应该怎样报效国家。他在激烈的内心矛盾中痛苦地生活着，终于在时代推动下，摆脱市民精神枷锁，与老三瑞全走到一个行列中。抗战的大时代培育了瑞宣的性格，使他成为新时期具有新思想素质的市民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
在老舍创作道路上， 《四世同堂》可以说是他在较高层次上找见自我的重要作品。它还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于作为地下抗日分子的钱默吟和祁瑞全等性格描写或者有些失真，或者缺乏血肉。但这些形象并不是作品描写的重点，因而即使不够成功，也掩遮不住这部巨著的现实主义思想艺术的光辉。
与《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一同完成于美国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是另一部显示了老舍创作进步的重要作品。它在抗战的背景上，以平淡无奇的笔墨，不但再现了旧社会艺人的普遍悲惨遭遇，而且令人信服地描写了艺人们在革命文艺工作者帮助下思想品格的提高、作艺方向的明确和对于新时代的向往追求。作品成功地塑造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孟良的形象，这是老舍笔下第一个成功的革命者形象。作品所具有的新的思想力量，表现出老舍从黑暗世界跨到光明的新时代前夕创作思想上的重大变化，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五、沐浴在阳光里 为新中国谱写赞歌
(新北京时期，1950—1966)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新中国诞生的时候，老舍正在美国住院治疗腿疾。在美期间，他无时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这种思念之切使他每天吃饭如同吃药一样，过着度日如年的苦日子。这时国内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它使侨居国外的中国人有几种选择：继续停留在所在国;去香港或台湾;返回解放了的大陆。老舍的抉择很果断，当他辗转得知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人民邀他回国共商大事的信息后，便立即束装就道，恨不能一步跨到共和国的怀抱里来。在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后的第十三天，老舍从旧金山上船，经檀香山、日本、菲律宾、香港、仁川，于12月9日到达大沽口。尽管北国已是寒冬时令，但心潮逐浪，故国家园，使老舍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啊，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在抗战中，不论我在哪里，‘招待’我的总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给我的是恐怖与压迫，他们使我觉得我是个小贼。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老舍：《从三藩市到天津》)
1950年，夫人胡絜青携四个子女由重庆回到北京，老舍合家团圆，结束了在旧中国颠沛流离的苦难历程，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旧中国，老舍把一腔爱国热情化为文学形象，熔铸在作品里。但因为社会制度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对于“政治”他始终抱着“游离”的态度，决不与弄权的军阀政客为伍。到了新中国，老舍仿佛变了另一个人，他以空前的政治热情积极投入各项社会活动和运动，无条件拥护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时代所需要的工作”。他先后担任了多种领导职务：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朝友协副会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中国曲协和剧协的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以及北京市文联主席， 《北京文艺》主编，等等。假使说，为了谋生，教书和写作是老舍在旧中国时代的基本职业，那么为了替人民办事，给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写作和参加管理国家大事，则构成他在新中国生活的主要内容。
对外文化交流是新中国开展对外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个满族作家，老舍不仅在团结国内各民族文艺家、作家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曾先后出国或率代表团到苏、捷、朝、印、日等国访问。特别在1953年，他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结束访问活动后又主动留在前线体验生活，和志愿军指战员一起生活好几个月，回国后写出歌颂志愿军英雄的新作《无名高地有了名》。1965年，他率领中国作家访问团出访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日本友人称作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巨大的足迹”。
作为一个作家，老舍的主要贡献还在于他为新时代的读者提供了多量优质的精神产品。“晚年逢盛世”。触目皆是的新生事物鼓荡了老舍极大的创作热情，他以同辈作家少有的干劲和勤奋，为新中国谱写赞歌。除创作《无名高地有了名》、 《正红旗下》 (未完)两部小说和大量的诗歌、散文、杂文外，完成剧作二十多个(已发表的二十三个)，多幕剧《龙须沟》、《茶馆》成为当代话剧创作的优秀剧目，并且获得了世界的声誉。因为他创作上的成就和勤奋，还在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就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而后又被誉为新中国文艺队伍里的劳动模范。
如果说，解放前老舍创作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小说方面，那么解放后，他的才能除用在参加管理国家大事上外，主要则表现在戏剧创作上，对通俗文艺创作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不写小说而选择戏剧，对于老舍来说是舍轻车熟路，而硬去爬坡。舍易求难，何苦呢?老舍回答说：“以一部分劳动人民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讲，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可是，看戏就不那么麻烦。这就是我近来不大写小说，而爱写剧本的另一原因。”(《老舍剧作选·序》)还在1950年春节，在中国文联为老舍回国举行的欢迎会上，老舍就曾明确表示，以后决不能只想个人的文章如何如何，而要根据人民的需要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些话充分说明了老舍创作的人民立场。
老舍解放后的剧作形式多样，有独幕剧，也有多幕剧;有曲剧(《柳树井》)，有京剧(《十五贯》等)，有歌剧和童话剧(《大家评理》、 《宝船》等)，成就最大的还是话剧，如《方珍珠》、 《龙须沟》、 《春华秋实》、 《青年突击队》、 《西望长安》、 《茶馆》、 《女店员》、 《全家福》、《神拳》等，这些剧作不管是写历史题材或现实题材，大都塑造了鲜明的形象，表现了时代生活的矛盾和斗争，在现实中发生了积极影响。
1951年问世的话剧《龙须沟》，是老舍归国后继《方珍珠》创作的第二部剧作。它写的是北京人称为“龙须沟”的一条臭沟两岸人民生活的变化，从而反映出解放不久，北京下层市民迅速结束了苦难时代，开始了新生活。剧本成功地刻划了程疯子等令人难忘的形象，有力地歌颂了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本质。
《茶馆》完成于1957年。它以一个茶馆的盛衰变迁为中心线索，把从清末至抗战胜利的半个世纪旧中国社会演变浓缩在三幕剧中，形象地告诉人们，旧制度是如何一代接一代“玩完”的。这是一曲旧时代复灭的葬歌，同时是一首没文字标示的新时代一定要到来的预言诗。 《茶馆》的戏剧冲突安排、人物性格创造、炉火纯青的戏剧语言等都表现了老舍话剧创作的杰出成就和独特风格。 《茶馆》是当代话剧的经典作品。1980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带着这个剧目出访欧洲，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一个“奇迹”。1983年又到日本演出，轰动一时，表明了这一杰作跨越时空的强大艺术生命力。
老舍的剧作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 《方珍珠》描写旧艺人获得新生， 《柳树井》配合了新婚姻法宣传， 《春华秋实》反映了三反五反运动， 《青年突击队》则写的是青年建筑工人的生活， 《西望长安》讽刺了国家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全家福》、 《女店员》等则以新时代的市民、警察及妇女形象作为主人公， 《神拳》、 《茶馆》写的是历史题材，但反帝反封建和爱国思想都给人以很深的现实教育。老舍这些革命现实主义倾向鲜明的剧作，以它馨郁的色香形成自己独具的艺术风格，成为新中国戏剧百花园中令人赞赏的艺术花朵。
四十年前，老舍的亲密朋友罗常培先生针对国民党对文艺工作者的迫害写过这样一段愤慨的话：“如果社会上和文艺界还让老舍继续贫血，以致他‘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到他创作三十年的时候我们还看不见他那本未完成的‘杰作’脱稿，那不是他自己的责任，而是社会和文艺界的责任!”(《我与老舍》)老舍回国后沐浴在阳光里，他食饱，力足，才美得以施展，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不但看到他那描写义和团的‘杰作’《神拳》问世，而且看到更胜一筹的杰作《茶馆》、 《正红旗下》等。但是，正当老舍以横溢的才华和“昂昂争上游”的忘年精神谱写新篇章时，一场意想不到的劫难袭来，他因惨遭迫害致死，时为1966年8月24日。
1978年6月3日，为悼念这位获得崇高世界声誉的人民艺术家，恢复他被玷污的名字，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文化部等单位联合主办，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了老舍骨灰安放仪式，缅怀他为中国新文艺事业发展作出的卓著贡献，赞扬他追求进步、拥护党、热爱革命领袖、积极献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高贵品质。
老舍一生光明磊落，热爱祖国，勤奋笔耕，为人民留下数以千万字计的优秀精神产品，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中国文艺史的篇页上将永远大写着他的名字。老舍不朽!
1984年4月于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