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 《断肠碑》。梁溪司香旧尉(邹弢)作。邹弢,字翰飞,号瘦鹤,生于道光三十年,卒年不详。秀才出身,被誉为 “吴中名下士”,以诗词著称,有 《三借庐笔谈》等多种笔记、文集问世。六十章,光绪三十年 (1904) 上海石印本。
《海上尘天影》是邹弢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据称是“为汪畹根女史作也”。汪畹根名瑗,本盐贾女,后遭败落,堕入风尘,改从母姓,另号韵兰。邹弢于1892年在上海与苏瑗相识,诗文往还,情意绵绵。1894年邹弢赴湘作幕,次年九月返沪,苏瑗已适人隐踪。弢在湘时即开始写作小说,成五十余章,本名《尘天影》,经此变故,更名《断肠碑》。后经作者将原稿悉行删改,又续增数章,全书以六十章为结。王韬于1896年为之作序,但从小说某些情节涉及义和团来看,全书最后完稿不会早于1901年。又经数年,小说方始印行,仍复 《尘天影》 旧名,且冠以 “海上” 二字,《断肠碑》则以别名并存。
小说以苏韵兰、韩秋鹤的情爱为主题。苏、韩即是汪媛与作者的化身。但小说头绪纷歧繁杂,实际上是多轴运行。
小说开头因袭补天填海陈说。随女娲去补天的“万花总主杜兰香”,补天功成,被封为 “畹香宫幽梦灵妃”。她座下一只名为精卫的鹤仙,遁至东南恨海,啣石填海。万花总主因怜悯鹤仙填海之苦,触怒天帝,与鹤仙同贬人间。众花神不忍与万花总主分离,皆自愿下降红尘。万花总主下凡后成了“幽贞馆主”苏韵兰,鹤仙下凡即为韩秋鹤。二十七位下界花神列名 “花神榜”,刻诸“断肠碑” 上,碑落人间,屹立在花神祠前。
韩秋鹤是一个饱学秀士、风流才子。没落盐贾女汪瑗张贴“深闺侍女图,请吟坛和韵”,量才择婿。秋鹤逢场作戏,竟获首选。惟因妻小在室,汪瑗遂与少年秀才贾倚玉订缔婚约。汪忽罹病不起,秋鹤突至,用 “割肉和药”之法起死回生。嗣后二人信函不绝,互通情愫。汪母去世,家道益败,汪瑗易名苏韵兰,浪迹风尘。
秋鹤早年入 “交南大营” 作幕,献计破敌,很得经略赏识。经略死,他便缴聘而走,游历国外。先至日本,驻日外交官阳桢聘他作家庭教习,专授其女中西诸学。后去美国,深受启迪。回国短期停留后复出国,去欧洲,抵俄京。归国途中甲午战起,他恨权臣误国,不愿赴战,回沪侨居。
扬州顾、阳两家本系世交,近年又结秦晋之好。海外巨商顾庄,妻程氏,生女珩坚; 妾日妇吉田氏,生子兰生。洋务官员阳桢,妻许氏,子女各一,子芝仙,女双琼。顾小姐匹配阳少爷,顾少爷拜阳桢为义父,与阳小姐相爱。顾庄在沪购置了一所大住宅,举家迁沪。途中遇校书谢湘君、林燕卿,顾母并不轻视。至沪后,顾、阳两府及其亲友与众校书交往亲昵。
苏韵兰在天津巧遇剑妓冯碧霄,结为金兰,并称“天津双璧”。碧霄父母早丧,十二岁跟一道士遨游陕、晋、两浙、两广,从学剑术。学成后回天津,混迹青楼。武员莫须有眷恋韵兰,在上海购置了一座大花园,题名“绮香园”,与韵兰相约三年后 “人园一齐收回”,韵兰遂移居申江。期未满,武员军前正法,园归韵兰。
众花神历经磨难,终于汇聚绮香园。金翠梧,幼为人养女,乃长在无锡惠山作娼,曾与秋鹤相好。后被一山西商人买去作妾,被大妇逐出,邻居余玉成荐到乡下尼庵落发,法名莲因,又险遭歹徒凌辱。适逢官员白子文去浙赴任,她即偕余玉成随之南返,在杭州胡富绅家庵钞经念佛。几经曲折,秋鹤荐之入园,余玉成及白子文遗女萱宜也相随进园。 妓院跟局 “小大姐” 叶佩, 经荐为韵兰侍婢。京中女戏班正旦冷海棠,被假母买去,带到上海搭班唱戏,逼迫卖身,后与同班武旦向凌霄租居园内。冯璧霄及侍婢云倚虹、谢湘君及侍婢颜舜华、林燕卿、谢珊宝、陈秀兰、范文玉、史月仙、施俊官等花神也先后住进绮香园。同列花神榜的美国妓女马利根、日本雏妓玉田生,均为秋鹤游历海外时的旧交,二人持其介绍信到上海“做生意”,后亦入园。
绮香园里燕姹莺娇,酒地花天,花神们过着豪华富丽且又高雅神逸的生活。她们同顾、阳两府的少爷、小姐及至亲好友们亲密往还。阳双琼、顾珩坚和两府近亲吴喜珍、庄雪贞等也都是“百花宫”的花神。天降断肠碑,上刻花神榜,韵兰委秋鹤, 佩监造花神祠。 又挖得金窖, 韵兰开办女义塾, 由秋鹤、 莲因分主内外; 另聘中西教习,分授中西两学。韵兰决定定期开放祠、园,一时轰动沪上。
好景不常,厄运连踵。云倚虹遇匪遭惨害。史月仙与王小香相恋,双双病逝。冷海棠与仲莲民情深,相继而亡。玉田生被碾断了腿,又得怯症,残躯难久。阳双琼忧郁成疾,中秋病故。金素雯嫁一武将为妾,被折磨致死。余如俊官、喜珍、珊宝、文玉等花神,也一一凋零殆尽。碧霄嫁吴冶秋作妾,冶秋为国捐躯,其妻吞金以殉,碧霄持剑起舞飞升。谢湘君“朝真访道”,离园远去。秋鹤受韵兰之托北上打听犯罪充边的贾倚玉的下落,先至黑龙江,后去新疆,方知贾已身故。回途中,秋鹤月夜出外,坠崖而毙(另说为义和拳所杀)。恶少麦子嘉与陈秀兰有隙,唆使盗党数十人夜袭绮香园,劫走秀兰。麦子嘉怂其族叔上海关道麦亨趁机以 “藏垢纳污”、“妖妄导淫” 为由,将园、祠查抄入官。佩、 凌霄被拘, 莲因探信不归。 适韵兰赴杭州吊文玉之丧, 得讯急返, 旋竟飞升归天。 精通武艺的凌霄于严惩麦子嘉后远扬无踪。 佩保出后已成痴痼,性命垂危。绮香园风流云散,人去楼空。后来虽然园、祠揭封,重开女塾,官府令硕果仅存的林燕卿主持,卒不景气,不数年即荡然无存。
小说拖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冶秋、碧霄之子英毓毕业于水师学堂,在北洋兵船任职。兵船失事,被碧霄救去仙山学艺。艺成下山,经秋鹤次子监察御史韩建忠力保,委以重任。英毓率兵船与北番接仗,连战皆捷。
《海上尘天影》写了一群华洋妓女,构成了一帧名士化的华洋校书群像图卷。在众多的妓女中,作者塑造了马利根和玉田生这两个中国小说中少见的人物形象,是狎妓小说的突破。
马利根完全不同于中国小说中的平康神女。她受过近代教育,具有测量、格致、化学、机器等学科的专门知识,又会华语,且略通中国诗词,是个多才多艺的美国姑娘。但是,她的祖国竟不能为她提供一个正当的职业岗位,只得把自己的肉体变成商品,甚至远涉重洋到日本、中国“做生意”。玉田生早年即在上海的日本 “茶馆”作妓。她能说中国南北官话,颇通文理。后因日本政府“不许日本女子在中国卖娼”,离沪回国。她的父亲是戏班中的术士,擅长飞刀,传授给她,她能飞十二柄倭刀。但卖艺不足为生,仍得续操旧业。她和马利根拿了秋鹤的书信联袂来华,共立门户。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也向日本学习。小说描述了美、日这两个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病态,大大扩展了中国读者的视野,并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半殖民地深化的进程。
苏韵兰不必说,自然是佳丽兼才子。但绮香园里的众人则不然,她们大多出身卑贱,自小失学,更与高深的中国古典文学无缘。可是,她们进园后,一个个变成了锦心绣口的诗人词家。只读了四五年书的谢湘君居然出口成章。诗词歌曲,无一不能; 且深通易算,更是深入中国古典哲学之堂奥,谈禅机,论老庄。她的侍婢颜舜华出身更低下,却是书、诗、算、医皆备的入世通才。金翠梧由养女、幼娼、小妾到尼姑,岂能求学习文?她在绮香园活脱大观园的妙玉再现, 学富才高, 超凡脱俗。 小大姐出身的佩, 粗识报纸, 略经指拨, 即能联句题扇,写出 “丰神独绝”的“绝妙好词”。他如倡优一体的冷海棠、侍婢施俊官,甚至东瀛女玉田生,也都能写出众人夸赞的好诗来。至于陈秀兰,俨然是书法大家、诗词泰斗。这些,完全是作者把她们名士化了的结果。离开人物各自的身份、年龄、教养、阅历、性格等特征,不问社会、生理、心理诸种基因对不同人物的作用,也就动摇了艺术形象的可信性和感染力。
不难看出,这是作者在刻意仿摹《红楼梦》。作者酷好《红楼梦》入迷成疾,与老友辩论钗黛孰为优劣,“几挥老拳”,“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 《三借庐笔谈》卷四、卷十一。) 作者把大观园移植到 《海上尘天影》,又把流散四处的众校书一一收束到绮香园的小天地,进而仿照金陵群钗的生活模式,铺排了与大观园几乎雷同的生活场景。这样,他就不能不赋予她们诗品与仙魂,把她们加以才子名士化,把一般小说中的千金小姐,转移到地位卑贱的华洋群妓,把为数不多的佳丽才女,普及到绮香园的花神群体。这种无根的移植,纵可形似,绝难神似。读者明知 《红楼梦》 的诗词歌赋全为作者创作,却说黛玉作的《葬花词》,宝玉写的 《芙蓉诔》,宝钗题的 《柳絮词》,这正是小说巨匠显示其艺术魔力之所在。邹弢毕竟不是出色的小说家,他的许多笔记小说,实际上是诗词辑录。他虽嗜红成癖,并没有真正理会曹翁创作之真谛,仅仅使自己的作品投上一层 《红楼梦》 的影子罢了。
作者塑造了顾、阳两家近代中国洋行富商和洋务官员的较为完整艺术形象,是近代中国由 “洋”发家的社会新群体的真实写照。
顾庄之祖原是家资巨富的扬州盐商,到他进学时节,“扬州盐务久已一蹶不振”,又值战乱,顾家一败涂地。他 “决计改换局面”,弃儒经商,在香港开设行栈。二十年的经营,行栈分设新加坡、横滨、巴黎、旧金山各处,“长起家资几及百万”。阳桢祖上是专办贡物的扬州巨商,因得罪主管官员,抄家籍产。他早是副榜举人,潜逃上海,改习英、日语文。适值在日本举办博览会,他被聘作翻译。事竟,被保举知县。他不愿回国,与友人到旧金山 “贩运金砂,获利倍陟”。美国排华,他回国,旋出国游历。回程中在日本被出使采办大臣聘为通使随员,捐了候选同知四品职衔。事后保举为三品顶戴知府,又被出使日本钦差聘作二等参赞。后以关道记名,升头等参赞。任满陛见,实授上海海关道,终被派充美、日、秘、墨出使大臣。
他二人虽一商一官,不过是一树两枝。都是富商家庭出身,又都习儒学文,后来也都由 “洋”发迹。由于“洋”的催化,商、官都发生了变异。顾庄之商,已非封建社会居士农工商之末的商。标志权势地位的官衔职称,变成了商品。顾庄捐得世袭云骑尉和二品衔候选知府,金钱架通了商、官之间的桥梁,成为亦商亦官的新阶层。阳桢之官,也不再是封建社会目蔽耳壅的旧式官僚。一是自身文化结构有了重大变动,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外,注进了某些西方文化的血液,而是“学贯中西”,亦中亦西。二是官、商一体,亦官亦商。阳桢及其至亲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和西方科学技术,贩运金砂,举办报馆,开照相馆,可见其商也不再是封建社会的商了。三是直接参与了洋务活动。洋务派“求强”、“求富”,移植西方科技之毛,以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之皮,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顾、阳都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既残存着封建主义的本色,又散发出资本主义的气息。
这两个由于欧风美雨的沥淋破土而出的一商一官,是新的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但这个群体很不稳定,处于过渡形态之中。他们的发展、嬗替、分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运动密切相关。作者塑造的这两家典型,有助于读者形象地了解近代中国阶级关系的流变。
小说中写进了大量介述西学、抨击时政和反侵略战争的内容,强烈地透发着时代气息和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社会主题。
外国侵略者的炮火震惊了中国人。先进中国人放眼看世界,开拓了视野。他们渴望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诸方面的情况,悉心研究西学,以便从中找到一条富国强兵之路。邹弢,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著作等身,除了卷帙浩繁的诗词骈文以外,还编著了许多有关西方诸国政情风俗、象纬舆图的文集。他在《海上尘天影》里大量介绍西方列强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很多新事物、新知识,王韬为其作序,称之“经世实学,寓乎其中”,赞誉他是“入世通才,目无余子”。
韩秋鹤“熟悉洋务”,识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他在美国参观大厦、矿区,对工程技术、企业管理、新法炼银、爆破开矿,无不表示叹服。与友人考究美国的商务国政和新法炸药的化学构成。在日本,谈论印刷新技术。在俄京,宴席上大讲枪炮种类、射击原理、弹道计算等枪炮学教程。回到上海,与马利根研讨气球图样,又同去教堂参观天文台,与美国天文博士讨论天文学和历法。他还在其他场合与人讨论地舆、兵法和西语。维新人士探索富强之道和传播西学的热情,跃乎纸上。
泱泱中华大国屡被“番夷”蕞尔小国打败,中国人痛心疾首之余,开始留意敌情,认真研究制胜谋略。秋鹤向友朋们分别详细介绍了英、法、俄、德四强的武备,并且着重介绍了日本陆海军的编组与实力,强调因为 “近来日本都用西法”,兵备已与四大国“相去不远”。他向即赴对日作战前线的吴冶秋献策:“你去若用正兵死战,断不能胜,须以正兵为守,以奇兵胜他”,并且赠他一张“中国进兵到日本的地图”。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及其对华侵略的步步紧逼,已成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外敌,对日作战问题,牵动着无数爱国者的心。小说的这些情节,流露出作者的一片爱国丹心。
洋务派也在学习西方。他们举办洋务,企图用西方近代的军事装备和工业技术来强化中国的封建制度。小说无情揭露和抨击官办洋务的腐败,“国家年年费了巨款学习西学”,“多被这些大员引用私人,照应亲族朋友,半吞半用”。购置洋枪洋炮,“买的外国人修理过的旧货”,经手人从中贪污巨款,自己 “造花园,买小婆子”。洋务局制造的一个气球,“放不高,不能合用”;火药局制造的白药,虽有洋员指导,质量 “至今还不及外国的好”; 造船厂办了几十年,“一个大铁甲船也不能造”。洋务派的求强求富走入了死胡同,变法维新的呼声日趋强烈。
吴冶秋是作者着力塑造的抗战将领的形象。日寇发兵朝鲜,“中国调兵前去,被他连败数阵”,形势严峻。冶秋 “恐怕这些贪生怕死的人靠不住”,决心从戎赴敌。秋鹤认为 “这时候党人当道,我辈虽欲效忠,恐官长仍多掣肘,不如不去的好”,冶秋执意前去。他在南洋募了五百兵丁,训练一月,开赴战场,连胜几阵。后来,蓟北炮台大营不战溃决,“有五个大统领不知去向”。冶秋奉命回国以千金重价向马利根购取气球,运回军用。敌军水陆增兵,清军“连败数阵,死者数万人”。前方“统兵大员个个都有逃志,后队的还淹留在乾沟,顽姑娘,吃花酒”。敌人一来,几路统兵大员未战先逃,“营员或投降彼国,或乘船潜自逃回”。“仅恃冶秋一军奔来奔去”,独力无支,遭敌炮击,冶秋壮烈捐躯。“主帅一死,手下皆逃,敌人长驱而入,总统力不能支,三日中失去二城,败后四百里”。作者以其犀利之笔,揭露清军的腐败,鞭笞不战而逃的武将,谴责临阵投敌的民族败类,同时热情讴歌英勇献身的爱国官兵。小说中的人物、情节自然是虚拟的,但它真实反映了甲午中日战争朝鲜战场的情况,体现了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这一主要的社会主题。
民族战争失败的恶果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爱国志士无不渴望战胜外敌,雪耻消恨,振兴民族。小说以 “感谢皇恩血心报国”结尾,作者寄希望于冶秋之子,借助神力与皇权,战胜顽寇。“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放,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从神仙那里学来无边法术,从皇帝那里取得至大权力,神权与皇权相结合,就能出现解放的奇迹。在现实中,既不存在神仙法术,清王朝渐成“洋人的朝廷”,两者均无可恃。但是,两千多年来的忠君报国正统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就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认识而言,仍然把反侵略与保大清看作是一致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清王朝就是中国,保大清就是保中国,爱国与忠君是合为一体的。促使少数先进知识分子观念的突破,是百日维新的夭折,义和团的被出卖和《辛丑条约》的签订,而更多知识分子由爱国到反清、由维新到革命的根本改变,则是1903年以后的事。小说如此结尾,正是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爱国观念局限性的表现。
《海上尘天影》倾注了作者浓烈的宗教意识。除了相因陈袭传统小说星宿下凡、劫满升天之类的俗套老调外,作者精心安排了许多情节,借此陈述诸教历史、教义,评论其长短优缺,阐发自己的宗教见解和对当时反洋教运动的态度。诸教混杂、西教中化、敌视“灭洋”,这是作者宗教思想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时代特色。
从小说的情天幻境、花神降世等情节,尤其从几个主要人物的首尾来看,作者并非纯宗一教一家,而是诸教混杂。
小说中的“大罗天”,即道教三十六天说中“圣境四天”的最高境界。另外的三天称“三清境”,即 “玉清境清微天”(三十五天),有“九圣”; “上清境禹余天”(三十四天),有“九真”; “太清境大赤天”(三十三天),有“九位”,共二十七个位子。《花神榜》开列二十七位花神,显系脱胎于此。花神祠落成,众人同庆,忽见倚虹现身云端,说是“奉太君之命,特来助兴”。这个“太君”,就是道教奉为创世主的太上老君 (或曰元始天尊)。
冯碧霄自称“道人”,可又谓三年后“好把此身还佛祖”,道释相混; 为的是要嫁吴冶秋生子“以继吴氏香烟”,又遵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明训。她本可飞身,“自与冶秋会合之后,得了元阳”,即能练成行神摄影。所谓“坎离交济”、“采阳补阴”之说,既源自道家以人体为鼎炉,炼神化气,修炼内丹、飞身藏形的内丹派,又与佛教密宗有关联。谢湘君立意“要皈依佛祖”,却把僧尼与道士混称。与人参偈谈禅,言必称老庄;讲解“不二法门”,却又释儒相通。她平时“拜佛”,远出“朝真”,则是“一身女道长妆束”,可谓虽道其外,实溶三教于一身。金翠梧削发为尼,钞经念佛,入园后行径陡变,全循道教路数,炼成 “化奇”、“定福”、“葆真”几种丹丸,她劝韵兰“向道诚心”,“死了享天堂,永远快乐”。解脱死的苦痛,死后超升西方极乐世界,则是释家的追求。她批评世人看不破世情,“以物累形”,劝韵兰:“既已为人,更当为己。收敛心志,刻苦修持,参透三尸,坎离交济,也是不可少的”,并要教她“吐故纳新之法”。“重己”、“为己”、“为我”,“全性葆真,不以累形”,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是杨朱的主张,而 “三尸”、“吐纳”则为道家的讲究。她终于不但“立地成佛”,而且 “升天成仙”,实际上是外释内道,兼容诸家。
儒道释三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互相斗争又互相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道教起了重要的作用。道教与儒学结成联盟,高举华夏正统文化的旗帜,攻击佛教是夷狄之法,与佛教争夺宗教阵地。其结果,不但刺激了佛教,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且促进了三教的相互渗透,互为补充。于是,出现了倡导三教同源,主张三教合一的思潮,尤以道教中的某些教派 (如全真数)最为突出。明清时代,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衰落,作为正统宗教的道教与佛教也逐渐走入下坡路。在宗教信仰领域,代之而起的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民间宗教运动。数以百计的教门,如雨后春笋,争相涌现。它们以各种宗教互相融合为特点,从而造成明清民间信仰的多神崇拜,诸教相混,祭祀驳杂。儒家正统的天地君亲师,庞杂混乱的道家道教诸神,佛教偶象、天神及鬼神,甚至 《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某些神怪,《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人物,也都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源自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的义和拳,即为明证。这种现象自必深刻影响当时的知识阶层。
作者借秋鹤之口,介绍了世界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情况。秋鹤宣称佛教 “三世说”是附会而成的; 所谓 “轮回转世之说”,“是天主古教里化出来的”,甚至“舍利子”也是骗人的。他大病初愈,金翠梧认为是佛法治愈的,他不信,并说佛教“毫无实济”。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需要的是于实有济的思想武器,佛教过时了。
秋鹤与仲莲发生了“天主是否可信”的激烈辩论。莲民认为天主不可信,耶稣也非天主化身,“谁见过天主?”批评秋鹤“以耳代目”; 而且“现在中国自有儒教,总不能信他的教”。秋鹤宣称“天主我是深信的”,反问道:“那祖宗不能眼见,也就算没有了?”他承认未见天主,“然在理上可以信他是必有的”。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本位主义,排斥异己,盲目自大; 一个是主观唯心主义,唯理至上,无中生有。秋鹤死后,韵兰特为他在教堂举行追思礼。似乎一个学贯中西的维新人士必然是信奉天主的洋教徒。
秋鹤说:“据我看来,耶稣教近儒近墨,能博施兼爱,发经济为事功。天主教是杨子为我,不喜多事,妄与人交涉。但他们克己的工夫,……都是实意修持。耶稣教会里的教士,亦甚规矩,但是都为自己在灵魂上着想的多。若把这个心替国家办事,便与百姓富强有益了”。这一看法,在当时的知识界中,颇具代表性。
其实,这是经过他们加工后的理解。一是把“洋教”教旨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牵合。所谓耶稣教“近儒近墨”,天主教 “杨子为我”,无非是试图向人们说明中西一理相通而不悖。无需因“洋”而拒。二是把一般宗教思想和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政治学说相牵合,鼓吹洋教同样具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能起“发经济为事功”的作用。因之,不但西学对中国有用,而且洋教也有用。三是对洋教教旨进行“改造”。他们希望把只求自我灵魂超脱之心,扩而大之,能“替国家办事”,有益于“百姓富强”。这些,都是从他们改革维新的现实政治需要出发的,是他们西学中化的一部分。犹如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附会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都是为了变法维新制造理论的和历史的根据。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广泛的小农观念,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附会变法维新的根据,以减少阻力并易为人们所接受。他们对西方宗教的理解,也只能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把它纳入变法维新的要求,从而显示出西教中化、洋教华用的时代特色。
近代中国的宗教问题,突出表现为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即所谓反洋教运动。秋鹤说:“我看他们传教的人都是规规矩矩,就是劝人进教,也并无他意,不过劝大家为善,都享天堂永福。中国不辨是非,一概抹杀”,对反洋教运动大不以为然。
仅就公开宣称的教旨和教士的表面伪善来评论近代中国的反洋教运动,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至于“不辨是非,一概抹杀”的批评,则是中肯的。在运动中,确有不加区别,凡“洋”均反的盲目排外现象。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缺乏科学的思想武器,不可能进行科学分析,笼统排外是难免的。
作者在小说中为秋鹤安排了两种下场。一是秋鹤北上寻找韵兰未婚夫贾倚玉途中,“遇义和拳被劫”,“逃至正为匪聚之巢,竟遭惨害”。二是“坠崖而毙”。前者反映了作者对义和拳的敌视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除了个别人物对义和拳表现了程度不等的同情以外,几乎都是敌视反洋教运动的。从康梁门徒到孙中山,概莫能外。而作者在小说里为同一人物 (而且是主要人物) 安排两种结局,出乎常态; 是疏漏,还是存心留待读者评说和历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