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民俗学
如果将民俗学的意义看得很广泛，不论科学与否，只要属于民俗或歌谣之采集与编纂的，就全算作民俗学。那么，民俗学在我国的历史就很悠久了。
《礼记·王制》曾言：“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亦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我们不好断言这些话可靠与否，或者也许会有问题。但在《古诗源》所载的《击壤歌》曰：“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帝尧是传说时代的人物，有无其人，我们尚不知道。唯无论如何，《击壤歌》应是一首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歌谣，那似乎是没有问题的。
另如《诗经》一书，亦是最早流传下来的一部歌谣集。关于该书创作的时代，虽然中外学者其说不一。但是，《诗经》中特别是《国风》大部分作品，全是采自民间，全是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或风俗，并且是表现了古代人民生活的，这是已成定论的了。因此在史料上，《诗经》可谓最古、最可靠的一部民俗学著作。郑振铎先生在所作《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已对我国俗文学的发展史，从《诗经》《楚辞》直至清代的民歌，作了系统的论述，可供参考。
民俗学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神话与传说。有些学者曾认为，我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神话与传说，若与古希腊相比，显得贫乏、可怜。这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以马列主义的观点，认真研究分析我国古籍，那神话与传说的资料还是很丰富的。如法国学者葛兰言在《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一书内，曾为我们整理了许多不被人注意的神话与传说，即是一例。
在文献的资料之外，尚有很多民间口传的资料更为丰富、生动。只要有人采集，并采集得法，就会收益甚大。我国学者在很早就有人向此方向努力。如钟敬文同志在48年前（1933年）《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一文，即是一例。此外，还有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沈雁冰、顾颉刚、杨宽、孙作云、袁珂等各位专家，恕不详谈。
但谈到神话，必然联想到礼俗与仪式。因为礼俗与神话是原始宗教的两大柱石。二者关系密不可分。
讲到中国的古礼，我们应想到《礼记·曲礼》中所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虽说这句话是否真实，已有人提出疑问，我们仍可断言，我国古文献中所保留下来的礼仪，全是些官礼而非民礼，或仅是官礼，而非民俗。所以我国号称为“礼义文物之邦”，或“礼治主义”的国家。在礼学方面的古籍虽然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历代也均有礼学专家的著作，但是，从民俗学的观点而言，其可取者极其有限。譬如：秦味经（蕙田）的《五礼通考》，黄儆季（以周）的《礼书通故》，与孙仲容（诒让）的《周礼正义》，在古礼学方面，确是三部杰作。但只有用新观点研究、剖析，方能有所收获。因为一切官礼与官制大半全是从民礼与民俗中脱胎而来，所以往往能在极小的地方还保留着民礼与民俗的孑遗或片段。我国最早能以新观点研究古礼学的，应提到江绍原先生，他在解放前发表的小品文《礼部文件》和《发须爪》等，是用英国人类学派的观点和方法从事研究的。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今天看来，仍然可供参考。
此外，古代庶民在物质生活方面，如衣、食、住、行及娱乐、游戏等，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只是这方面不被古代学者注意。仅有尚秉和老先生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一书，可以介绍。但这是历代民俗资料汇编，不是民俗学专刊，而且是1938年出版的。
总之，在五四运动以前，我国旧有的民俗学资料并非缺乏，在经、史、子、集各类中全可找到，只因当时没有科学的方法，故记录颇有缺点，即以资料而言，大半全是生料，不是熟料，不能直接供我们利用。
二、民俗学运动的起源：北大时期（1922年至1925年）
中国民俗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民俗学运动，应自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的歌谣研究会及其《歌谣》周刊的出世算起。北大开始征集歌谣是在1918年2月间。从该年的5月底起，刘半农先生的《歌谣选》就陆续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前后共计刊出148首。歌谣研究会正式成立，则是在1920年的冬天，由沈兼士、周作人二人主持。因当时人力与财力均成问题，故无发展可言。
歌谣研究会在1922年2月29日召开了第二次大会，当时曾决议三事：一、征集，二、整理，三、发表。至当年12月17日，因北大举行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就在此天开了一次成绩展览会，并创刊了第一号《歌谣》周刊。编辑是周作人、常惠两位，钱玄同、沈兼士两位担任方音和文字的审查工作。
《歌谣》周刊第一号的发刊词，在我国民俗学史上，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兹抄一段，以备参考：“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事业之一，虽然还没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该发刊词未署名，但听说是出自周作人之手。它明确宣布，第一目的是为民俗学研究辑录资料，并指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1924年北大风俗调查会成立后，很多有关风俗的调查报告及论文，也常在《歌谣》周刊上发表。歌谣研究会因研究范围的扩大，曾在1924年1月31日开会时，提出改名为民俗学会，当时极力主张改名的是常惠，周作人也赞成。后虽名义上并未改成，但实际上却也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刊物。自四十九号起，将中式的排版法，改为西式的横排法，并将《歌谣》改名为《歌谣周刊》，面目为之一新。至六十二号又登一启事《本刊的今后》，内言：
本刊现经编辑会议决，自本号起，规定进行方针如次：
（一）扩充采集范围。每期内容分载：论文、选录、专集、杂件、征题各门。除谣、谚、谜语外，对于风俗、方言、故事、童话等材料，亦广事搜求，随时发表。
（二）改良征求方法。每期标一“征题”，选母题一种，分类征求。一面仍分地搜集。双方并举，务蕲详尽。
（三）附带出版丛书。本会前拟发刊之各地歌谣专集，迄以限于经费，不克如愿，殊深歉憾。刻拟一变通办法，将此种专集，陆续登入周刊，一面另印成书。并拟编订业经发表之论文、歌谣、重刊单行小本。俾“歌谣丛书”得以次第出版。
（四）随时发刊专号。关于歌谣、风俗、方言各部，有充分材料时，即特出“专号”，以新读者耳目。并可借此发表“征题”所得之成绩。
他们的四项工作全都做到，并且很有成绩。尤其是在“特出专号”方面，如《孟姜女专号》即很成功。对于民俗学的宣传收效颇大。仅在出版丛书方面，只见到顾颉刚先生的《吴歌甲集》（1926年7月）一种，似乎太少。后来广州“民俗学丛书”出版的，如《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等等，全是继承“歌谣丛书”这一传统的。
《歌谣》周刊自1922年12月17日创刊，至1925年6月28日，共出九十七号而停刊。停刊的原因，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另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已将歌谣、方言、风俗等项包括在内，故不另出《歌谣》周刊。事实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共出二十四期。有关民俗学的论文与资料，均占重要的地位。二十四期后，学校经费不足，将周刊改为月刊，并改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可惜只出了四期，北大改组，编者星散，这一工作也就停顿了。
三、民俗学运动的全盛时期：广州中大（1928年至1930年）
我国民俗学运动的起源，虽说应从北大的歌谣研究会算起，然而在这个时期内，民俗学的招牌尚未正式揭出。该会的中心人物，如周作人、沈兼士、刘半农诸氏，也都是文学兴趣大过科学兴趣，故当时的民俗学运动（1922年至1925年）仅算是预备时期。到1928年3月21日《民俗》周刊第一期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刊，才正式进入宣传时期。1926年左右，北京政局颇不稳定，北大内许多人员均南下。而广州中大因初办，又是在革命发源地，故颇有朝气。因此，在北大未正式开展的民俗学运动，终于在广州中大实现了。
广州中大所开展的民俗学运动，在人才与精神两方面，全是继承北大的歌谣研究会。故最初的机关刊物命名为《民间文艺》周刊，并未叫作《民俗》周刊。该刊由董作宾、钟敬文两氏任编辑。从1927年11月1日起共出十二期。至1928年3月21日，因嫌《民间文艺》的名称范围太窄，改名为《民俗》。《民俗》周刊第一期有一篇《民俗》发刊词，颇能说明对民俗学运动所持的态度。从这个发刊词中也可看出许多意义来。第一，民俗学的前身是民间文艺。当时仅叫作民俗，未叫民俗学。这说明民俗学还未取得“学”的资格。第二，该发刊词的语气是一种战斗的口吻，这证明民俗学运动是代表一种新思想需要战斗。第三，该发刊词若不加上“民俗”两字和放在《民俗》周刊之内，我们就会认为是一篇新史学运动的宣言。这说明民俗学与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第四，他们所说的“民俗”是包括整个的民间文化，内有民间艺术、民间信仰、民间习惯，显然比英国民俗学家所说的民俗学范围广多了。第五，此发刊词据说是出自顾颉刚先生之手，署名为“同人”，看来发表前一定经过同人的审阅或修正，故可视为代表同人的。第六，这个民俗学运动原是一种新史学运动，故较北大时期已有不同，并有进步。这是代表两个阶段，也是代表两个学派的。
关于广州中大民俗学会成立经过及其活动与出版物目录，杨成志先生曾写过一篇详细的报告，名为《民俗学会的经过及其出版物目录一览》登载于《民俗（复刊号）》内，1936年9月15日，在广州中大出版部出版兼发行。
在此期间所出的《民俗》周刊与“民俗丛书”等，虽然在内容上全很幼稚，但对民俗学运动的宣传却有影响，收获极大，这是不能否认的。而中国民俗学运动建设的基础，也全是在此时奠定的。
四、民俗学运动的衰微时期：杭州中国民俗学会（1930年至1935年）
在广州中大所开展的民俗学运动，自1930年以后，就由盛而衰，逐渐入于消沉时期。《民俗》周刊共出一百一十期，即行停刊。停了三年至1933年3月21日，虽经容肇祖先生的努力而复刊，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复刊后，仅出了十三期，即又停刊。从此，这民俗学运动的大本营，乃完全陷于消沉的状态。
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是钟敬文、娄子匡两先生于1930年夏，在西湖发起组成的。他们的用意是想一方面继承广州民俗学会的传统，一方面还要扩大其组织，推广到全国。该会努力苦战的结果，相当可观。譬如：
（1）该会出有《民俗》周刊共七十期。
（2）出《民俗学集镌》共两册，第一册有论文约二十篇，为我国民俗学界空前未有的大著作；第二册内有论文十余篇亦颇精彩。该两册专集，在内容与规模两方面，均较广州《民俗》周刊进步。第一辑内，有娄子匡先生的《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丛书提要》一文；第二辑内，载有钟敬文先生拟词，程懋筠先生作曲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歌》。其词为：
这儿是一所壮大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
但现在呵！园丁不到，赏花人更是寂寥！
斩除荆棘，修理枝条；来，同志们莫吝惜辛劳！
“收获”决不冷待了“耕耘”，有一天她定要惊人地热闹！
从这首歌中可以看出，民俗学运动，在衰微时期的冷落情况。同时，也可看出民俗学的前辈们顽强奋斗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在第二辑中，还载有“中国民俗学会丛书”一览及同仁录，也是民俗学运动史中最可珍贵的资料。
（3）《民间》月刊，这是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机关报，是娄子匡、陶茂康、钟敬文三氏编纂。
（4）“中国民俗学会丛书”，共八种，在此不一一详介了。
（5）除以上所述的刊物与丛书之外，还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民俗学的论文，以广宣传。在此也不一一介绍了。但杭州艺风杂志社所出的《艺风》月刊却应一述。该刊常出民俗专号及“民俗园地”一栏，均系钟敬文先生主编。
以上这些刊物及丛书，大半全是印得极少，销路不广，一般读者不易看到。但它却给我们保存下珍贵的资料。这一段的民俗学运动，是不应忽略的。
五、民俗学运动的复兴时期（1936年至1937年）
中国民俗学运动之复兴，可说是开始于1934年，我国的学术思想自1934年起就很有进步，并有一种民族自觉的思想，充满在社会科学界。譬如说，中国民族学会之成立与《文化建设月刊》之出世，就全是在1934年。至1935年1月10日又有所谓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传》的发表。从此，引起了全国文化界的一大波动。在这新的形势下，早已潜伏数年的民俗学运动，自然也就复活了。
又如，北大的《歌谣》周刊，广州中大的《民俗》季刊均相继复刊，又给我们保存了不少资料。此外，还有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所出的《孟姜女》月刊，这是个小型刊物。它的前身名为《妇女与儿童》，娄子匡先生主编。
以上所说的三种刊物：北大的“歌谣”、中大的“民俗”与杭州的“孟姜女”，这不仅是三个出版单位，而且也是三个有组织的研究机构。在我国民俗学运动的阵营中，这是三大据点。《歌谣周刊》的势力是在华北；《民俗》季刊的势力是在华南；《孟姜女》月刊的势力是在华中。这三个组织彼此也有联系，并有分会。其势力遍于全国，蓬蓬勃勃，颇极一时之盛。但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突然爆发，全国学术界受到打击。民俗学运动自然也不例外，《歌谣》周刊出过三卷十期之后，便停刊了；《孟姜女》出了五期也就销声匿迹，不见下文。
六、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俗学
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全国出现了三个政治区，即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
沦陷区，在日本统治下，民俗学研究不可能得到正常发展。但日本为了统治中国，特别是在东北四省却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包括资源调查和民俗调查，这些资料是值得参考的。日本为了奴化中国人民，笼络知识分子，也曾办了几个刊物。如《中和月刊》《中国学报》等等。表面上是纯学术性的，但实际上是为日本统治中国服务的。同时，在日本国内，还掀起了研究中国的高潮，并将我国的大量文献搜刮而去。日本人的调查研究，无论在数量或质量方面，全能超过我们，这是值得深思的。
国民党统治区，由于统治的需要，也进行了一些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调查研究，并出有《民族学研究集刊》（第3期至第5期）、《西南边疆》、《文史杂志》（顾颉刚主编）、《民俗》季刊（杨成志主编）、《采风》、《风土杂志》、《风物志》集刊（顾颉刚、娄子匡主编，中国民俗学会出版）等等。关于民俗学和民族学的参考资料，已有人编过一个《抗战以来我国民族学选目》，见《民族学研究集刊》第4期（1944年10月）与第6期（1948年8月），恕不详述。
解放区，毛主席在当时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对建设和发展我国的新学术运动，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党的具体领导下，在解放区工作的同志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很大成绩。如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成立了回民文化促进会和蒙古文化促进会，分别由谢觉哉同志及吴玉章同志兼任会长。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1940年还专门成立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即陕北公学民族部。在校学习的有藏、彝、回、蒙古族的青年。1941年，党中央又决定，将民族部加以扩大，改组成为延安民族学院。在延安党校曾设有回回班，这个班后来也合并到了民族学院。延安民院和其他各校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另外，当时西北工委对回族、蒙古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写有《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两个报告。延安解放社还出版了经中宣部审查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西北工委还对陕、甘、宁、青、绥五省一般情况，包括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成了五本资料书，就是：《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肃》《抗战中的宁夏》《抗战中的青海》和《抗战中的绥远》。当时均由延安解放社内部出版发行。
七、新中国的民俗学运动
解放后最初几年，民俗学这个名称没有被采用，因当时有股歪风，认为民俗学、社会学和民族学，全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应当打倒。但当时要向苏联学习，俄文的“民俗学”这个字，本是英文的俄文写法，却译成“民间创作”和“民间文学”了。这是因为俄国学者所说的民俗学，其范围较窄，仅指民间创作或民间文学而言。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出版的《民间文学》若从这一意义上去看，也可算作民俗学的专门刊物，其中刊登了很多有关民俗学的资料和论文。在理论上，也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民俗学这门科学。该刊1979年第10期刊登的“本刊编辑部”的《伟大的起点，光荣的使命——庆祝建国三十周年》一文是一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来民间文学取得成绩的总结，值得参考。该刊1979年第5期汪玢玲同志《民俗学运动的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一文，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纪念而作，是篇好文章。钟敬文同志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一书，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和民俗学工作者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的反映。恕不详为介绍。
此外，还应提到李有义同志的《我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民族研究》1980年第1期）和林耀华同志的《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与展望》（《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两文。因为民俗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如上所述，非常密切，甚至难于划分界限，故对民俗学工作者是有参考价值的。
原文分上、下两篇，分别刊载于《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第1、2期，收录于《〈民间文化论坛〉40年精选集·理论探索》。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