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自述》是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写的长篇供状，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太平天国文献。罗尔纲先生一直怀着满腔热忱和浓厚兴趣研究并笺注《李秀成自述》，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果。他曾无限感慨地说：“回首初作注时，已四十九年。古人说白首穷经，我注《李秀成自述》，也从青春注到白首了。”罗先生研究和笺注《李秀成自述》，首先是确定自述的真伪问题。经过锲而不舍的探索，罗先生认定《李秀成自述》是忠王亲笔。本文对此试作评述。
1864年7月太平天国天京城破，李秀成突围被俘，后应曾国藩的要求写下供词。供词经过曾国藩的删节和篡改，一方面，“分作八、九人缮写，共写130叶，每叶216字，装成一本，点句画段，并用红纸签分段落，封送军机处备查”[1]；另一方面，曾国藩又赶紧将供词在安庆刊刻。曾刻本《李秀成自述》就这样面世了。
面世后的《李秀成自述》，立即成为世人议论的话题。由于是删改本，加上曾国藩及其幕僚赵烈文在不同场合下所讲《李秀成自述》的字数不一样，坊间为了牟利又将曾国藩刻本改头换面翻刻等原因，使得不少人怀疑曾国藩所抛出的《李秀成自述》的真实性。那么。罗尔纲先生又是如何鉴定《李秀成自述》真伪的呢？
从笔迹方面鉴定。《李秀成自述》是真是伪，要害在于确定《李秀成自述》是不是李秀成亲笔所书？罗尔纲先生研究和笔注《李秀成自述》早就抓着了这个要害。
罗尔纲先生最初对笔迹鉴定用的是吕集义在曾国藩家乡拍摄的《李秀成自述》的原稿照片。
罗尔纲先生曾说过，曾国藩删改本《李秀成自述》出笼后，“从来就传说忠王原稿还存在曾家，而曾家却不曾公开给人看，这件事，几十年来成为一件历史之迷。”到1944年，原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为表彰历史上的广西乡贤，广罗太平天国史料，得知《李秀成自述》原稿可能存于湖南湘乡的曾家“富厚堂”。恰巧那时候曾国藩的一个曾孙曾昭桦(字酌霞)，曾在广西做过南宁海关帮办，利用这层关系，黄旭初想派人去曾家取得《李秀成自述》。由于罗尔纲当时已经是较知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黄旭初便亲自到贵县罗尔纲家邀请罗尔纲赴湘。稍后又派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接罗尔纲赴桂林。但罗尔纲先生当时得了很厉害的支气管炎，难以成行。时值日本侵略军预备向湘桂进犯，曾昭桦不能在湘乡的家乡久留，便催广西赶快派人来。广西方面便派通志馆的秘书吕集义前去。
1944年3月的一天，吕集义一行3人到达了曾家，幸运地得见所谓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吕先生以其带去的一本“九如堂本”《李秀成自述》，“据以进行校勘”。“九如堂本”《李秀成自述》是北京九如堂翻印之“曾刻本”，翻印年月未详，1936年北京大学将其图书馆所藏的“九如堂本”影印，吕先生此次用的就是该影印本。吕先生“紧张地进行补抄、改正和授影工作”，“在两天内匆促校补完毕”。同时，由于携带的底片太少，只将自述中的“招降十要”、“天朝十误”及“自述后部全部拍成照片10页，此外，则选择曾国藩删改最多的4页及封面一页，作为样本拍摄下来”。[2]也就是说，吕集义先生这次在曾家补抄了一些曾国藩刻本中被删除的文字，改正了一些“别体、讹字”及被曾国藩改篡的文字，拍了15张照片携回桂林。
1944年4月初，罗尔纲先生到桂林，旋由吕集义陪同拜见黄旭初。“由黄旭初之手，交吕集义摄照的照片4张和吕集义在北京大学影印的九如堂本《李秀成供》上补抄的本子”于罗尔纲。黄嘱托罗尔纲对此要加以仔细地研究与考证。罗尔纲其时就职于中央研究院，“因做考证工作必须留在广西，黄旭初打电报给中央研究院社会所陶孟和所长”，把罗尔纲“借用为广西通志馆编纂”。[3]
罗尔纲先生深知“广西通志馆所以特地邀请我来做这件工作的目的”，是要自己鉴定湘乡曾家所藏“是否确为忠王原稿”。于是他便将1937年吴中文献展览会陈列的庞际云所藏忠王之亲笔答词，与吕集义所携回的供词照片中的忠王笔迹对照，“断定却为忠王之原稿无疑”。
1949年1月，罗尔纲先生发表了一篇《湘乡曾氏藏忠王李秀成原供》的报道，刊载于原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机关刊物《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8卷第1期上，这是罗尔纲先生首次正式发表对《李秀成自述》研究和考证的看法。1951年1月，罗尔纲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由开明书局出版，5月再版。1954年6月，改由中华书局出版修改本，1955年2月再版。1957年11月，中华书局又推出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1963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在台湾世界书局把《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公布，罗尔纲先生便以这个原稿为基础，增加了笺注、考订内容，于198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李秀成自传原稿注》。1995年3月，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传原稿注》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期间，关于《李秀成自述》，罗尔纲还出版过一本《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著作中，罗先生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
罗先生辨别《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伪，是“从两方面去作鉴定，一，从笔迹方面作鉴定，包括语汇、用词、语气等；二，从内容方面作鉴定”。
笔迹鉴定首先要确定鉴定的依据，即必须先确定哪一件是书者真的笔迹，然后把它作为鉴定的根据，去鉴定其他受鉴定文书的真伪。
如何去寻找李秀成的真迹呢？罗先生凭借多年对太平天国文献的辛勤搜集，先后共找到了16件李秀成的文书，而其中“文书原件上证明是李秀成亲笔写的”只有庞际云藏《忠王亲笔答辩》一种。《忠王亲笔答辩》见于《忠王答辩手卷》内，原为曾国藩的幕僚庞际云家藏，后传给其子庞芝阁，庞芝阁死后，归于其内侄李鄂楼。1937年春，在苏州吴中文献展览馆展出。建国后，曾归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收入郭若愚先生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续编(影印)。在《忠王答辩手卷》卷末，庞际云曾清楚记录了这份“答辩”的来源：
同治甲子六月，湘乡伯克复金陵，生擒忠酋李秀成。湘乡侯相自安庆移节东下，李廉访鸿裔与际云实从，奉委会鞫。其忠酋供一册，已进呈御览。其时对簿复有数纸，亦可备考。第一纸乃湘乡侯相手书，其中小注则际云随记随录。第二纸乃忠酋口操土音，语不可解，际云令其自书者。第三纸乃际云手录之供。第四、五、六纸则李眉生廉访湘乡侯之命，问辞供辞均已分晰注明矣。辛未八月装演(潢)成卷，嘉平立春日际云谨识。
这里的“湘乡伯”指曾国荃；“湘乡侯相”指曾国藩。罗尔纲根据其中“第二纸乃忠酋口操土音，语不可解，际云令其自书者”一语，断定忠王答辩“胡以晃即是豫王；前是护国侯，后是豫王。秦日昌即是秦日纲，是为燕王”这28个字是忠王亲笔书写。
为了判断庞际云所藏答辩手卷的真实性(即手卷本身不是赝品)，罗先生对此作细致研究。他说，此份手卷全文共7纸，第一纸是曾国藩手写问辞及庞际云注录的李秀成答辩；第二纸是李秀成亲笔答辞；第三纸是庞际云录李秀成答辞；第四、五、六纸是李鸿裔录曾国藩问辞及李秀成答辞；第七纸是庞际云跋语。考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三年(1864)六月廿七日记道：“傍夕倦甚，夜开数条问伪忠王李秀成”。曾国藩所问的问条，便是这份手卷里面第一纸曾国藩所写的问辞。把这一页曾国藩手写的问辞和他的手书日记字迹对照，也可确认是曾国藩的手笔。
罗先生又根据曾国藩同治三年(1864)七月初七日的《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知曾国藩确实曾派庞际云、李鸿裔等人对李秀成“鞫讯累日”；又《手卷》第五纸中李秀成答称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动向，竟然也在曾国藩的这个折子内得到如实的记录。
所以，罗尔纲满怀信心地说，根据对《手卷》的来源、曾国藩的笔迹、文件内容等方面的考证，都证明了这一份《忠王答辩手卷》的真实性，而保存在这份手卷内的李秀成亲笔答辞确是李秀成的亲笔手迹。
《忠王答辩手卷》既然是忠王李秀成亲笔手迹，罗先生便以此为标准，鉴定出了《李秀成自述》也是忠王的真迹。
从内容方面鉴定曾国藩家藏“原稿”的真伪，则是罗尔纲先生建国后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所做的工作。著名的太平天国专家茅家琦先生在《一代宗师罗尔纲》一文中曾说，罗尔纲先生“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很早的，但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则是建国后的事。罗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学了就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贯彻到学术实践中去”[4]。的确如此。罗尔纲先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后，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1956年9月12日，他在为自己一部新出版的著作《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所写的一篇长篇跋文中，深刻地认识到旧考据方法只能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只能从现象上看问题，只能是绝对地或静止地看问题，特别是“旧考据方法是无视或掩盖阶级斗争，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正视和揭露阶级斗争；旧考据方法是无视或蔑视群众，只有新考据方法才会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5]
在“原稿”内容鉴定方面，建国初期开明书店出版的罗尔纲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中，还未有这方面内容，但到了1957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罗尔纲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已经有了对“原稿”阶级内容的鉴定。他认为，内容的真实性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李秀成自述原稿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与强烈的革命感情；
第二，李秀成自述原稿记载了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业绩；
第三，李秀成自述原稿对反革命污蔑太平天国杀人放火的恶意宣传，用事实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
第四，李秀成自述原稿总结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也就是说，只有农民领袖李秀成才能写出这样有着鲜明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的话语，而断断不是曾国藩及其幕僚所能伪造出来的。
接着罗尔纲更进一步指出，曾国藩家藏“原稿”中有揭露曾国藩贪冒功劳、欺诳清廷的内容，也恰恰说明了“原稿”不是曾国藩等人伪造的。罗先生举了两条例证。李秀成在“原稿”中明明说自己是“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而曾国藩在其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却改成“遂被曾帅追兵拿获，解送前来”。在之前即同治三年(1864)六月廿三日曾国藩奏《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中也说李秀成是曾国荃部下萧孚泗营搜出来的。如果说“原稿”是曾国藩伪造的，那曾国藩不是自打嘴巴吗？另一证据是李秀成所写的天朝十误中的第十误，“原稿”为“十、误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曾国藩却在“原稿”上用笔把这一条全部勾去，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路兵马”。罗先生揭露说，曾国藩之所以如此篡改，是因为湘军以重兵围攻天京，经年累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攻下，当时被清廷屡次下旨，严厉督责，曾国藩窃改这一条并冒为李秀成所说的话，冒说太平天国扯动各路兵马专保天京，就是想说明他的军队是和太平军主力作战的，因此久战才能蒇事。这一改，不仅可掩饰自己的无能，而且可以摇尾乞怜，邀功请赏。同时，曾国藩还不怀好意地暗示：左宗棠攻陷浙江，李鸿章攻陷江苏，是由于太平天国调动了各处兵马专保天京，所以，左、李才得乘虚而下。如此，曾国藩既贬损了他部也抬高了自己。罗先生的分析鞭辟入里，切中肯綮。
罗尔纲先生又从语汇、用词、语气等着眼，认为曾国藩家藏的这份《李秀成自述》原稿有它的特殊语汇，特别是运用了一些广西浔州、梧州一带的方言。罗尔纲先生为广西贵县人，对《李秀成自述》中的特殊方言语汇、用辞、语气等了如指掌，研究起来得心应手，从而能得出真知灼见。他认为，这份“原稿”中的方言及一些客家的语汇、用词，“就是懂得浔州、梧州一带的方言的人，还需要细细地去体会，而况曾国藩！即使他囫囵吞枣地知道它的大意，也很难于懂得它的语源，更断断不是他所能伪造的了。”这是证明曾国藩家藏“原稿”是李秀成亲笔所写的可靠根据。
辨伪，是中国古代优良的学术传统。太平天国史料极为丰富，但出于伪造的确实为数不少。罗尔纲先生《〈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一文就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辨伪名篇。太平天国史专家祁龙威先生曾指出：“罗尔纲仿清儒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之法，取已肯定为真实的史料与《〈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相比堪，发露破绽，找到作伪的铁证。又仿清儒惠栋考伪古文《尚书》出处之法，取流行的资料，疏证伪书。”[6]罗先生研究曾国藩家藏“原稿”，仍循这一辨伪步骤和路径——首先确定《忠王亲笔答辞》为李秀成真迹，然后再根据曾国藩日记、奏折等相关资料对“原稿”笔迹和内容进行比对、考证，最终雄辩地证明曾国藩家藏“原稿”确为李秀成真迹，而不是曾国藩等人伪造。
关于《谕李昭寿书》提供“佐证”的问题，罗先生认为，《谕李昭寿书》这份文书，是为李秀成亲笔书写，也可佐证曾国藩家藏“原稿”的真实性。
罗先生鉴定《谕李昭寿书》是李秀成亲笔书写。
1953年罗先生增订了《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提出了除《忠王亲笔答辞》外，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太平天国戊午八年(1858)十月廿七日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也是忠王亲笔。在1954年改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增订本《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中，收录《忠王谕李昭寿书》《忠王亲笔答辞》两幅照片，并注明“这两款都是忠王手书真迹，与上面《忠王自传原稿》笔迹对照，正是同出一人的手笔，可证前广西通志馆在湘乡曾家摄影及著录的《忠王自传原稿》确是忠王亲笔的原稿”。但该书中罗先生并没有说明自己是如何鉴定《谕李昭寿书》是忠王亲笔的。1956年，年子敏先生别具匠心地将《李秀成自述》《忠王亲笔答辞》《谕李昭寿书》三种照片送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的专家进行鉴定，结果专家认为3种照片中的文字不是同一人手笔。职是之故，年子敏在该年第4期《华东师大学报》发表《评罗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以笔迹鉴定为根据，并辅以史事分析，认为“所谓《李秀成供词》及所谓《亲笔答辞》，与目前忠王唯一之遗墨《谕李昭寿书》笔迹不相符，故应断定此项所谓《李秀成供词》并非出自忠王手笔”。文章发表后，史学界掀起了一场讨论。虽然有不少学者并不同意年子敏的看法，但他们大多从史事的分析与论证方面去反驳，没有触及笔迹的鉴定问题。他们之所以回避笔迹问题，是因为他们无法否定司法部的鉴定结论。
对年子敏提出的看法，罗尔纲最初并没有找到反驳的证据或理由。他深知，“如果法医研究所的鉴定是对的，我们就应该赞同年子敏先生的结论。笔迹的鉴定是断定是否同一人所写的字最主要的根据，讨论《李秀成供词原稿》真伪的问题而拨开笔迹鉴定不谈，那是文不对题”。
锲而不舍、不避艰难是罗尔纲先生一以贯之的治学风范。罗先生说，那时候，“心里总想着那件事”，多年来，自己细看《忠王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的笔迹，神韵完全一致。怎么司法部却鉴定出不一致呢？他扪心自问：“神韵是抽象的，怎么把抽象的东西变为具体的东西呢？难道我竟因为人人认为不是，自己也感到困难而把它放弃吗？这就是放弃真理，有违素守。于是只好去追求。”虽然从“冬天苦思，经春历夏，想不到办法”，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天夜里，他忽然想到，能不能把两种文件上的字的笔画拆下来对照？这样一拆，同是一人的笔迹，能否具体地显现出来？他把这一想法转达给了一位当时在南京工作的书法家丁云青先生。丁云青先生认可了罗先生的这一想法，认为“罗先生做对了，他用的正是书家八法，他却不知道书家八法”。在丁云青的建议下，罗先生系统阅读了中国古代书法著作，如宋陈思的《书苑精华》、明张绅的《法书通释》、明潘之淙的《书法离钩》、清王原祁等《佩文斋书画谱》、清冯武的《书法正传》、清程瑶田的《书势》等。[7]随着书法的理论和知识不断积累，特别是掌握与理解了书家八法的理论，罗先生独辟蹊径，力排众议，得出《谕李昭寿书》是忠王亲笔的结论。为此，他写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和《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编入《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一书，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罗尔纲先生根据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和明代项穆《书法雅言·器用》结合自身的经验认为，在不同的条件和环境下，同一个人写的字会有差异，如孙过庭早就指出过随着健康、心情、境遇、气候、纸墨、兴趣的变化，同一个人既可能写出好字，也可能写出差字，即所谓“合则流媚，乖则雕疏”，“乖合之际，优劣互差”；项穆指出“纸不光细”、“笔不颖健”、“墨不精玄”、“砚不硎蓄”，虽是书法高手却也写不出好字，非常强调书写工具尤其是纸和笔的重要性。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是同一个人所写，尽管在不同条件下字会写得“优劣互差”，但个人的笔法和表现风格却是相同的。罗先生坚信，“笔迹的鉴定，是凭着具体的东西去对照，同或不同是从具体的东西作出的结论。所以，笔迹的鉴定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能鉴定出是不是同为一人所写的字的”。
罗先生这里所谓“具体的东西”，主要指他所说的“用笔八法”。而他所讲的“用笔八法”，其实也就是中国书法的用笔法则——“永字八法”。“永”字共有八笔，笔笔不同，集中地反映了汉字楷书或行楷的点画形式。“永字八法”相传为隋代智永所传，一说为东晋王羲之或唐代张旭所创，因其为写楷书的基本法则，后人又有将八法引为书法的代称。关于“永字八法”的渊源及如何运笔，历史上的书法家各有精到的解释，罗尔纲先生在《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一文中曾有所引用和介绍，这里不赘述。
罗先生从永字八笔的点、横、竖、钩、提、撇、短撇、捺来分析《忠王自传原稿》与《谕李昭寿书》用笔的异同，将忠王所书的某些字拆散为八笔中的笔画，一一比对，并附照片为证。罗先生认为，从这八笔来看，两者用笔如出一辙。如“撇”的用法，罗先生说，忠王书撇“不取劲捷锋锐，而特别向左延长，有按帚着地之势。《谕李昭寿书》与《自传原稿》两者皆同。”
罗先生还在《谕李昭寿书》和《忠王自传原稿》中找到用了同一写法的“兴”字的变体来说明出于同一个人之手。
对年子敏先生举司法部法医研究所所认为《忠王自传原稿》“字迹潦草不甚熟练”，而《谕李昭寿书》则“书写整齐而老练、笔势挺而有力”，应“非同一人之手笔所书写”的看法，罗尔纲则引用孙过庭“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的说法，认为李秀成写自述是在六月酷暑、身陷囚笼、身体受伤、身心疲惫的特殊情况下，以每天7 000字的速度仓促草成，而且是用一支秃笔写在账簿上的，所以，“字迹潦草不甚熟练”。而《谕李昭寿书》则在李秀成“连续获得了决定性的大胜利之后”，春风得意，“以临池学书的从容功夫去写的”，再加上又有好纸好笔，所以写得老练齐整，挺拔有力。
罗先生以用笔八法和书写环境、书写工具的不同等方面着手，认为《忠王自传原稿》和《谕李昭寿书》同为李秀成亲笔书写，否定了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非同一人之手笔所书写”的结论，自成一家之言。但该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稍有书法知识的人都知道，“永字八法”规定了汉字点划书写的一些最基本运笔法则和方法，任何人分析与评说书家写字的好坏妍丑，当然首先会考虑到这些点划的运笔规范、功力、风格、神韵等因素，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的书法鉴定专家在鉴定《忠王自传原稿》和《谕李昭寿书》是否同为一人的笔迹时，不可能不鉴别这些最基本点划的相同或差异。所以，罗先生说他用一种将字的笔画拆开——恰好符合“书家八法”——来鉴定李秀成笔迹，其方法并无特殊之处。至于唐代孙过庭“合则流媚，乖则雕疏”这一说法的理解和运用，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以及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的。罗先生说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的笔迹鉴定专家“由于不明孙过庭这条……鉴定理论，看见了有‘差异’，就断定不是同一人的笔迹，《谕李昭寿书》不是忠王的亲笔书信”，稍有武断之嫌。实际上，司法部的书法鉴定专家怎么会不明白在不同的环境下或运用不同的书写工具会写出优劣互差、好坏不等的字？实际上，字的点画与字的整体架构、字的形似与神似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要准确地把握这种关系，需要鉴定者有深厚的书法学养及一些专门的笔迹鉴定技术。其实，指导过罗先生的书法家丁云青就明确说过，《谕李昭寿书》“全文达五百多字，全是一笔一划得正楷写成的，并且还写得‘书写整齐而老练，笔势挺秀而有力’，如果没有十年寒窗的功夫，像这样的文章和书法是写不出来的，这能要求于文化程度不高而负军事重责的忠王么？”“它不是忠王的亲笔”，只是书手“代笔”[8]。笔者也请教过多位学养深厚的书家，他们仍一致认为《忠王自传原稿》和《谕李昭寿书》不是同一人的笔迹。
罗先生又从文风与内容方面，鉴定《谕李昭寿书》为忠王亲笔。
第一，忠王喜用叠字，《谕李昭寿书》与《忠王自传原稿》相同。
经过辛勤统计，罗先生说，现存的《忠王自传原稿》共33 300余字，共有66句用了27个不同的叠字，如用“人人”这两个叠字就有14句。有许多本不需要用叠字的，李秀成却用了，如“屡屡讲讲”、“闷闷”、“军军”。叠字表现出一个人的口语习惯。按《谕李昭寿书》全文只有573字，就有6句用了6个不同的叠字。
第二，《谕李昭寿书》用的虚字所表达的文义与《忠王自传原稿》相同。
李秀成读书无多，有时用虚字欠准确。兹对照《谕李昭寿书》与《忠王自传原稿》所用“之”、“乎”、“者”、“也”、“否”、“矣”等虚字的神气两者相同，欠佳的地方两者也相同。
第三，《谕李昭寿书》用字、用词有与《忠王自传原稿》相同的地方。
用字、用词属于修辞，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文风。如“晾”、“速”两个字，和“爱将”、“诛之”、“思之”三个辞，忠王在《忠王自传原稿》和《谕李昭寿书》中都同用。
第四，客家人用“尔”作为第二人称他词。作为客家人，李秀成在《忠王自传原稿》和《谕李昭寿书》中均多用“尔”字，且语气也相同。
第五，《谕李昭寿书》中用有广西浔州、梧州方言，如“包荒”、“反骨”等。
第六，《谕李昭寿书》文笔有些地方欠通。
第七，《谕李昭寿书》不是他人所能代笔，只有忠王本人对李昭寿才写得出这充满热情、爱憎分明、动人心弦的信。
罗先生根据上述七项内容的分析，得出了《谕李昭寿书》确是忠王亲笔书写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根据上述七项内容，说《谕李昭寿书》出于忠王口授或者由忠王撰拟底稿是可以的成立的，而说出于忠王的“亲笔书写”，则仍显牵强。
由于《谕李昭寿书》事实上还不能确定是忠王亲笔，罗先生提出的“根据《李秀成自述原稿》去鉴定出了《谕李昭寿书》是李秀成的亲笔书信，反过来也同样可以用《谕李昭寿书》来证明《李秀成自述原稿》确是李秀成的亲笔自述。《谕李昭寿书》与《李秀成自述原稿》可以发生互相证明的作用”；并认为由于《谕李昭寿书》是忠王亲笔得以确定——“又得到了一个证明《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实性的强有力的证据”的看法，均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
综上所述，罗先生花了巨大的精力和热情研究《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认定了《李秀成自述》确为忠王亲笔真迹，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从笔迹鉴定上，他用《忠王答辩手卷》这一标准鉴定出自述出于忠王亲笔；从内容方面也雄辩地证明了自述是忠王所书。但罗先生定《谕李昭寿书》为忠王亲笔再用之来鉴定《李秀成自述》是否也为忠王亲笔，是需要斟酌和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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