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末汉初的南越国（前203~前111年），又叫南越或南粤，在越南被称为赵朝或前赵朝。都城番禺（今广州）。疆域包括今天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一小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的北部。它是由秦末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建立的，自赵佗共传五世九十三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被西汉灭亡。公元前196年和公元前179年，南越虽曾两次臣属于西汉，成为西汉的藩属国。但赵佗表面称臣，背后称帝，南越国实质上是与西汉并立的封建政权。
二
秦汉之交，南越为何能够兴起并延续近百年呢？除与内部因素有关外，还与西汉前期的国情紧密相关。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赵佗抓住了历史机遇，具有雄才大略。秦二世时，陈胜、吴广领导了大泽乡起义，人民纷纷响应，中原大乱。此时,秦朝南海郡尉任嚣病且死，召其属下赵佗说：“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1]即让赵佗代理南海郡尉。任嚣死后，赵佗闭三关（横浦关、阳山关、湟谿关，这是从北方通向岭南的重要关口），诛秦吏，安排自己的亲信党与。秦亡后，他又击并桂林、象郡，管辖整个岭南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除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之外，在近七十年的统治中，赵佗还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措施，如“和辑百越”，重用越人，尊重越人的风俗习惯，提倡汉越两族通婚，正确地处理了汉越之间的民族关系。面对西汉的安抚羁糜政策和经济扼杀政策，时而俯首，时而进攻，机动灵活地处理了同西汉的外交关系。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
第二，南越具备立国的条件。从南越的国情来看，它不同于汉朝所分封的其它诸侯国。首先，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北依五岭，南靠大海，政权远离中原，相对封闭而安全。其次,地形险峻，环境恶劣，易守难攻。史载，南越“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2]“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泻霍乱之病相随属也。”[3]“限以高山，人迹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4]“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蠧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5]再次，在秦末的混战中，赵佗没有出兵中原，与豪杰虎争天下。而是采取“绝道”、“闭关”和“自守”的策略，致力于发展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治理，南越政权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第三，汉初，社会经济凋敝，财源不足，无力消灭南越。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再加上战争的破坏和杀戮，社会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人口锐减，人民普遍厌战，农民大量流亡，不得耕作。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鈞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另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种残破的经济形势，对于新建立的西汉王朝是一大严重威胁。因此，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稳定统治秩序，成为巩固政权的首要任务，消灭南越，既非当务之急，也为财力所限。
第四，西汉前期，王国问题威胁着中央政权的安全，削弱了西汉的综合国力和对外进攻的力量。楚汉战争时，为打败项羽，刘邦曾分封韩信、彭越等人为王，这些异姓王手握重兵，地域广大，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汉初，刘邦逐步铲除了这些异姓王。同时，又分封了一批刘姓子弟为王，高祖时，诸王年幼，权力由王国的相、太傅执掌，其弊病尚未显露。刘邦去世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势力日益膨胀，拥有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大权，他们“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6]“出入拟于天子”，“不听天子诏”，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藩”，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7]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率领七国叛汉。这次叛乱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它足以暴露出王国问题的严重性。王国问题是关系到西汉生死存亡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它延续时间长，威胁性大，削弱了中央集权，影响了团结和稳定，分散了最高统治者大量的精力，使其根本无法集中力量消灭南越。
第五，为抗击匈奴，西汉把主要兵力调往北方，很难再抽调重兵进攻南越。楚汉相争时，匈奴冒顿单于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坚昆等部，南灭楼烦、白羊，重占河套地区，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匈奴族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拥有骑兵30余万，虎视眈眈，随时南侵刚刚诞生的西汉王朝，严重威胁着西汉的安全。公元前200年，刘邦被匈奴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南），七天七夜才勉强脱险。面对强悍的匈奴，虚弱的西汉被迫实行屈辱的和亲政策，但嫁女求和，收效甚微。文景时，匈奴仍不断南下，烧杀抢掠，几次甚至打到长安附近，长安城警报频传。在汉武帝以前的七八十年间，匈奴始终是西汉的最大敌人和致命威胁。这一严重局面，迫使西汉几乎把所有的国防军事力量调往北部边境，根本无力南顾。
第六，汉初的政治指导思想是黄老学说，在其影响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一学说的特点是：极力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作为”越少，越能缓和社会矛盾；越“有为”，民就越“难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汉初采取“顺民之情、与之休息”[8]的政策，以适应恢复生产、稳定秩序的需要。汉初的窦太后和萧何、曹参等丞相，大都“治黄老之术”。当时百姓歌道：“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9]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虽然为恢复社会生产、巩固统治秩序创造了条件，但它却限制了统治者的思想和作为，束缚了他们开疆拓土、消灭南越、统一南方的雄心和行动。
三
秦末战争，中原大乱，为南越立国创造了机遇。西汉前期，虚弱贫困，内忧外患，无力灭南越，对南越实行带有政治妥协性质的安抚羁糜政策，为南越的生存和发展再一次创造了机遇。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时，西汉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和社会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南越却日渐衰微。消灭南越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
第一，汉朝的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汉武帝时，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人口增加，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有一段精彩描写，“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这与汉初的经济形势相比，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进攻南越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二，王国问题基本解决，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元朔二年（前127年），中大夫主父偃说上曰：“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10]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由嫡长子継承，其他诸子都在王国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11]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12]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后又制定“左官律”和“附益法”，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虽存，但只“衣食租税”，不问封国政事，封土而不治民，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同时，汉武帝还打击地方豪强，限制相权，颁行新的选官制度，加强军队和对全国经济的控制。总之，削弱了分裂割据力量，增强了军事力量，增加了财政收入，提高了综合国力，为进攻南越准备了条件。
第三，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汉武帝时，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掀起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共打了十几仗，其中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有三次。第三次发生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领10万骑兵，分东西两路进军，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此役，大败匈奴，使匈奴力量大大削弱，再也无力大举南下，“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13]。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的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彻底解除了匈奴对西汉八九十年的致命威胁，从此，西汉可以调动全国的军事力量，倾国南下，再无后顾之忧，放心大胆地去攻打南越了。
第四，西汉的政治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文景时，王国威胁中央，豪强兼并农民，匈奴不断侵掠，“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已不能适应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了。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向有为、由道家向儒家转变的趋势。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4]其核心是主张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年，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15]的贤良。建元六年（前135年），田蚡为相，一律罢黜不治儒家五经的博士，延揽儒生数百人，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汉武帝彻底抛弃了汉初的“无为”思想，不断“有为”，内削王侯，外击匈奴，出使西域，平定西南夷，伺机消灭阳奉阴违的南越。这一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虽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它解放了思想，使统治者利用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开始奋发有为。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为消灭南越、统一南方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五，南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导致政局动荡不安。赵佗死后，継位者平庸无能，根本无力对抗强盛的汉朝，对西汉的依附性越来越强。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令南越王赵兴和太后入朝，太后是邯郸人，入越前曾与汉使私通，所以，年轻的太后和年幼的赵兴愿意“内属”。但代表越人贵族势力的丞相吕嘉极力反对“内属”，史载：“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弗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16]在太后和汉使的胁迫下，吕嘉起兵叛汉，杀赵兴、太后和汉使，立赵建德为王。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乘机发兵，派路博德、杨仆分路进击，次年，破番禺，灭南越，将南越分设为九郡。从此，岭南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进一步促进了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越两族的融合。
总之，南越的兴亡，是与西汉的强弱紧密相连的。成败兴衰各有因，分离聚合岂无凭。历史的奥秘就在于此。
注释：
[1][16]《史记·南越列传》
[2][3][4][5]《资治通鉴》卷第十七
[6]《汉书·诸侯王表》
[7]《史记·吴王濞列传》
[8]《汉书·艺文志》
[9]《汉书·萧何曹参传》
[10]《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11][15]《汉书·武帝纪》
[12]《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13]《汉书·匈奴传》
[14]《汉书·董仲舒传》
参考文献：
①《史记》，司马迁，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
②《汉书》，班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③《资治通鉴》，司马光，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年
⑤《中国通史》，范文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⑥《中国古代史》，朱绍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中国古代史》，徐高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