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中国古代的医疗事业可以看出，中国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代表上层统治阶级利益的医疗机构，很早便已经建立并具有相对完善的体制。据《周礼·天官》载：“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食医，中士二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可见周代的医疗机构较为健全，既设有医师、上士、下士、府（管药库）、史（管记录）、徒等人，又分食医（管饮食卫生）、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四种。当然这种医疗机构的服务对象，可能只是封建帝王及其家眷，或者其它的朝廷官员。
公共医疗机构的出现与发展
服务于一般官员和平民的公共医疗机构（含慈善机构）则出现的较晚。大约在战国时期，出现了“疠迁所”。据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记载：当时规定，凡经医生检查后发现有鼻梁塌陷、手上无汗毛、声音沙哑、刺激鼻腔不打喷嚏等症状者，一律送至疠迁所隔离治疗。这说明中国古代对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措施，很早就已经是得力有效的。在汉代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妇科医院，西汉时的“乳舍”，相当现在的产院。据《风俗通义》记载：“周霸，字翁仲，为太尉椽。妇于乳舍生女，自毒无男。时屠妇比卧生男，因相与私货易，裨钱数万。”“颖川有富室，兄弟同居，两妇数月皆怀妊，长妇胎伤，因闭匿之。产期至，同到乳母舍，弟妇主男，夜因盗取之，争讼三年，州郡不能决。”（《太平御览》卷361）汝南、颖川均为汉代州郡，而更大的州郡及都市也可能设有乳舍。从住院的产妇中有屠妇之妻，这一事实可以说明产院并不专为统治阶层而设，而是服务一般官员和平民的公共医疗机构。汉代为了控制流民，在疫病大流行期间曾设立过临时医院。“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
由此可知，汉代的公共医疗机构设置已较为普及，并且有了专科性质的妇科医院。
南北朝时则出现了由朝廷主办的慈善救济机构“六疾馆”和“孤独园”，收养穷人和孤幼之人。《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载：“太子与竟陵王子良具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又《梁书·武帝纪下》载：“辛巳,舆驾亲祠南郊。诏曰：‘春司御气，虔恭报祀，陶匏克诚，苍璧礼备，思随干覆，布兹亭育。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戊子，大赫天下。”
唐代时，京城及各地设有“病坊”，类似平民医院之性质。据《通鉴正误》载，“至德二载（757年），两京市各置济病坊，嗣后各州普遍之，多设于庙宇”。隋唐时期，“疠迁所”更名为“疠人坊”。唐代僧人拜道宣的《续高僧传》中记载：疠人坊专门收养患者，男女分居，四时供承，务令周给。《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也记载：唐还在各州郡设立“悲田坊”和“养病坊”，前者为佛教徒私人组织，后者为政府设立，专门收容穷苦病患，收养治病。所谓“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私存”。后来管理不善，悲田坊制度遂告废止，只在全国寺院设立养病坊。
到了宋代，公共医疗机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出现了专门售药的医疗机构。宋代时在各地设有尚药局等公共医疗机构。但其中最重要的医疗机构是“官药局”，当时叫做“熟药所”，也称“卖药所”。这种机构不但宋以前没有，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据《清波杂志》卷十二“惠民局”条载：“神宗朝创置卖药所，初止一所，崇宁二年增为五局，又增活剂二局，第以都城东西南北壁卖药所为名。”“卖药所”的职能主要是按方制配及出售成药，“以利民疾”，南宋时改名为“太平惠民局”。“和剂局、惠民局，掌修合良药，出卖以济民疾。”（《宋史·职官志》）由于卖药所的设立和《局方》书的颁布（《宋史·艺文志》载：陈师文《校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五卷又《局方续添伤寒症治》一卷），一般方剂多制成丸、散、膏、丹等成药出售，一般百姓也往往能不请医生，按病求药，便于医药知识在民间广泛普及。官药局的设立，是成药在宋代的以发展和盛行的重要保证。
宋代的医疗慈善机构
宋代是中国医疗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除各地建立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外，还出现了一些医疗慈善机构，这些机构有不少虽不始建于宋代，但至宋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完善。从性质上看，它们大都以医疗贫病为宗旨，有些还带有义务慈善之意，因而统称之曰医疗慈善机构。结合历史文献材料可知，这种机构在宋代不居少数，其主要有以下几种：
安济坊宋代时政府在各地设置病坊，称为“安济坊”，收容穷困无靠的病人，给予医药照顾。《宋史·徽宗本纪》载：“辛未，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崇宁元年(1102年)置安济坊于各路，收容贫病无靠者给予医药。”病人依病情轻重异室居住，“以防渐染”，又有厨舍以调制汤药饮食。此外，当时地方官绅也有个人出资建立病坊，从事慈善事业，收治贫困无靠病者。《宋史·苏轼传》载：“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槖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宋代病坊备有病房，医生和记录治疗效果与失误的，“手历”(类似今之病历记录表)，以便年终考绩。《宋史·食货志·抚恤》载：“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痊失，岁终考其数为殿最。”其组织已渐具“医院”雏形。由此类史料可知，当时安济坊的设置较为普及，同时对病人的诊治也很细心，对医生也有严格的管理。
养济院收容贫病无靠之人。《宋史·赵汝愚传附子崇宪传》载：“初，汝愚捐私钱百余万创养济院，俾四方宾旅之疾病者得药与食”。又《宋史·儒林传·魏了翁传》载：“了翁乃奏葺其城楼橹雉堞，增置器械，教习牌手，申严军律，兴学校，蠲宿负，复社仓，创义冢，建养济院。”由此类史料可知，当时地方官绅也创立养济院，容留疾病无依之人。对慈善事业较为热心。
居养院收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宋史·徽宗本纪》载：“九月戊子，京师置居养院以处鳏寡孤独，仍以户绝财产给养。”又《宋史·食货志上六·振恤》载：“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居养院中收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政府也都有具体规定。《宋史·食货志》载：“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糜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由此类史料可知，宋代时官府对慈善机构的日常用度，有较为明确的管理。
福田院收养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宋仁宗以前，京师已有东西两福田院，安置老疾乞丐，嘉佑八年(1063年)增南北两福田院，各院有屋50间，所养各以300人为额，内藏年拔给经费5千贯。《宋史·食货志》载：“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又诏：‘州县长吏遇大雨雪，蠲僦舍钱三日，岁毋过九日，着为令。’熙宁二年，京师雪寒，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九年，知太原韩绛言：‘在法，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给米豆，至次年三月终。河东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终止。如有余，即至三月终。’从之。凡鳏、寡、孤、独、癃老、疾废。贫乏不能自存应居养者，以户绝屋居之。无，则居以官屋，以户绝财产充其费，不限月。依乞丐法给米豆。不足，则给以常平息钱。”
漏泽园用来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元丰间(1078年～1085年)神宗曾诏令在开封府置，以官地收葬尸骸。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再次下诏推广命各地择高扩不毛之地理漏泽园，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漏泽园制定有应葬者登记，对葬穴面积、深度也有具体要求。《宋史·食货志》载：“三年，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漏泽园的建立，客观上改善了环境卫生，对防止疫病流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慈幼局淳佑九年(1249年)理宗给官田五百亩，于临安创建慈幼局，收养遗弃的新生儿，并置乳母喂养，无子女者可来领养。《宋史·理宗本纪》载：“癸亥，诏给官田五百亩，命临安府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儿，仍置药局疗贫民疾病。”
保寿粹和馆创立于政和四年(1114年)，是掖庭宫人养病之处，位于宫城西北隅建官设属。《宋史·徽宗本纪》载：“秋七月丁丑，置保寿粹和馆以养宫人有疾者。”
病囚院此院亦称病牢，为监犯治病的医院。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今诸路置病囚院，医治持杖劫贼、徒、流以上病囚，其它病囚得保外就医。《宋史·刑法志》载：“咸平四年，从黄州守王禹偁之请，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处之，余者保于外。”
由以上材料可见，宋代的慈善机构较为完备，不仅设置齐全，分类明确，而且管理周密，因而被视为我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新阶段。正如《宋史·食货志·抚恤》所载“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抚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反观以上内容，此确系不虚之言。
元明清三代的继承
元代的公共医疗机构，设有广济提举司和惠民局。“广济提举司，达鲁花赤一员，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掌修合药饵，以施贫民。”（《元史·百官制》）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设置惠民局于大都，“大都惠民局，秩从五品。掌收官钱，经营出息，市药修剂，以惠贫民。”（《元史·世祖本纪》）后来各路也设有惠民局，“置各路惠民局，择良医主之。”（《元史·成宗本纪》）为贫民免费医病给药，经费以民户多寡分为等级拨给。《元史·食货志》载：“元立惠民药局，管给钞本，月营子钱，以备药物，仍择良医住址，以疗贫民，其深得《周官》设医师之美意者与。”
元代还设立了为平民治病和专为军人治病的医疗机构。如广惠司兼及为贫民治病外，还专设广济提举司为普通百姓服务。“广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合计，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元史·百官志》)至元八年在全国各地设得多处安乐堂，专门为军人看病。《元史·世祖本纪》载：“诏湖南行省于戍军还途，每四、五十里立安乐堂，疾者医之，饥者廪之，死者槁葬之，官给其需。”元代承宋代之例，设有慈善机构养济院，收容鳏寡孤独、老弱残疾之人。《元史·刑法志》载：“诸鳏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诸父母在，分财异居，父母困乏，不共子职，及同宗有服之亲，鳏寡孤独，老弱残疾，不能自存，寄食养济院，不行收养者，重议其罪。”“亲族亦贫不能给者，许养济院收录。”
明代的公共医疗机构的设置，则沿袭宋元旧制。与洪武三年（1370年）在南京、北京及各府、州、县均设惠民药局。《明史·职官志》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惠民药局是为平民诊病卖药的官方机构，掌管贮备药物、调制成药等事务，军民工匠贫病者均可在惠民药局求医问药。遇疫病流行，惠民药局有时也免费提供药物。洪武七年（1374年），以前代例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贫病无依者，工匠、军人及其它老弱残者，都是收养对象，院中有医官担任治疗。《明史·食货志》载：“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靠者，月给粮。设漏泽院葬贫民。”“养济院穷民各注籍，无籍者收养蜡烛、幡竿二寺。”所需物资由所在府、州、县按时供给。明末广东还出现了民办育婴所。据《广东通志》载：广东马应勋，字目明，建育婴所，存活婴孩无数。洪武三年，令全国各州、县设立义冢，掩埋遗骨。各州县奉令择宽间地可葬者，均可葬于其处，并禁水葬和火葬。天顺四年（1460），京师于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等门外，各置涌泽院一所，以收埋遗骨。
清初的公共医疗机构则仿明朝制，有施药例。顺治间曾在北京景山东门外建药房，令医官给满汉军民施药，康熙中期曾一度扩充，在五城地方设厂施药，至四十年（1701）停止。《清史稿·圣祖本纪》载：“丁丑，命五城粥厂再展三月，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养济院明代已有，清沿前代例，在京都及全国各地设制养济院，养赡鳏孤寡独，残疾无依靠的人，政府拨给银两和口粮，地方士绅有乐于资助者，任其捐献。如清朝徐庆璋，“浙江山阴县人。初佐都与阿戎幕，累保知县，历任奉天宽甸、盖平、义州、普与京同知。所历多善政。常微行市中，遇有讼争者，辄为剖其曲直而遣之。倡修养济院，收养贫民。”（《清史稿·徐庆璋传》）清代还创立有育婴堂，收养抛弃或无力养育的婴儿。如广西巡抚陈元龙曾“并于省城扩养济院，立义学，创育婴堂，建仓贮谷。”（《清史稿·尹泰传附陈元龙传》）
中国古代的公共医疗慈善机构虽出现的相对较晚，但发展很快。至宋代时极为完备，到元明清时逐渐衰落。这其中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也与当时的统治者有极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