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今文经”的典籍
这里要说的古“今文经”，也就是儒家主要景点在先秦乃至秦汉之交前后不断涌现，西汉学者为其整理，钻研并形成今文经学学派时期的今文经主要典籍。
所谓今文经，是相对两汉后出的古文经而言的。皮锡瑞《经学历史》中明确指出：“案今古文经皆述圣经，尊孔教，不过文字说解不同而已；而其后古文家之横决，则有不可训者。”因此，今文经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概念，只有同古文经比较，才有价值。
由于遭秦始皇焚书之厄，汉代搜求儒家经典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凭记忆、靠背诵，根据先师口授，成当时通行文字即隶书记录成书，作为传本，称作今文经。另一种则是从地下或孔壁中发掘出来的古本，使用古文也就是先秦六国文字即所谓蝌蚪文写的，称作古文经。但收藏在朝廷秘府中的今文经以及汉初今文经师所用传本实际上都亦应为六国文字写本。不过，习惯上仍称之为今文经。
《汉书·艺文志》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古“今文经”的流传情况。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早期今文经典籍的简录：
“尚书…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颜师古注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也即申公、后苍、韩婴三人所传。
“（礼）记百三十篇，其实子后学者所记也。经七十篇，后氏、戴氏。”
“乐记二十三篇。”
“论语…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传十九篇。”
“春秋……经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宫，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孝经一篇二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龚氏四家。”
时今文经典籍，主要就有如此种类。后世《十三经》之中，包括在内的就有《周易》、《今文尚书》、《诗经》、《礼记》、《仪礼》（即礼《经》）、《论语》、《春秋》及《公羊传》、《谷梁传》、《孝经》共十部。没有算《尔雅》、《左传》、《周礼》及以上诸经中一些“古文”本在内的古文经典籍。另《乐记》就已佚，不论。
二、《四库全书总目》中古“今文经”的目存状况
在中国古代典籍编纂史与目录学著作史上《四库全书》及其《总目》无疑占据了费藏重要的地位。从经学学术角度上看，《四库全书总目》是研究儒家经典源流以及概况的重要参考依据。下面，便是《四库全书总目》中有关古“今文经”目存状况的一些叙录：〈据中华书局之《钦定四库全书》（整理本）〉
“《仪礼注疏》十七卷（内府藏本），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出残阙之馀，汉代所传，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一曰戴圣本，一曰刘向《别录》本，即郑氏所注。”“玄注参用二本。”且陈述道：“盖由《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故纰漏至於如是也。”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内府藏本），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另叙：“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内府藏本），汉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内府藏本）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并论曰：此书或“则为谷梁子所自作”或“则当为传其学者所作。”
以上就是关于古：“今文经”的不多且零散地记录下的目存情况。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各条目偏重于近世尤其是明清时期以来的书籍版本元流域优劣情况的分析与叙述，所以关于秦汉时今文经典的目录学方面的内容就不多且乱。不过，我们还是能够归纳一下这一方面的一些要点。
首相，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流变，古“今文经”除了很少一部分流传至清代，大多数典籍已荡然无存。当年西汉今文经仅五经即有十四博士，文本尚多，后来便历经劫难，《乐记》、《今文尚书》终于失传，其余传世之作，夜空南说就是当年的本来面目了。
其次，东汉讫两晋是古“今文经”一个难度的隘口。《仪礼》、《礼记》全屏东汉郑玄注本得以延续后世，《公羊传》、《谷梁传》分别为魏晋间何休（解诂）、范宁（集解）而尚存。西汉的古本要靠东汉乃至魏晋之人或注或疏方能或多或少保留些原来面目，实是不幸中之幸事。
最后，现存“今文经”古本全都唐人之疏。贾公彦、孔颖达、徐彦、杨士勋诸公上承两汉遗经，为之传疏，相当于重新鉴定的作用。因此，古“今文经”尚能保证其“古”的本色，不至于受后世改经、疑经、驳经之患。而《四库全书总目》中最早的古“今文经”版本再往上也无非是唐人疏后写本，亦起了上承下接的作用。
三、《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古“今文经”评述及影响因素等
《经部》开篇《总叙》首句即曰：“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便对群经之价值作了高度概括，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神圣地位。今文经典的脂膏地位，也是不可置疑的。
其下《易类》叙中未贬今文，只斥“汉儒言象数……《易》遂不切於民用。”《书类》叙称：“诸家聚讼”，不辨今古文，也是事实。《诗类》则曰《毛诗》或有“经师口授”，“去古未远，必有所受。”或是猜测其中也有今文经的东西，或今文经师的意旨。《礼类》指称：“《仪礼》难读”，《礼记》“无庸聚讼。”也算肯定其古老性和同下叙《周礼》（古文经）之异。《春秋类》“三传”并举，曰：“讫能立于世。”贬《公羊传》、《谷梁传》之说，也不赞同，所持尚允。《孝经类》叙称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认为可能是《礼记》一篇，述其源于今文经。《乐类》直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称其汉世录谱其后便佚。这也可算如今文经典。
总览有关叙文，对于古“今文经”的评价并不详核。对于古今文经学流派之争，《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所流露出的也是一种看起来有些“超然”的态度。古“今文经”既无热评，也无冷讽，数笔带过，似乎正是《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古“今文经”这一早期重要典籍类别的主要态度了。
我想，《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古“今文经”的评价时受到一些重要因素影响而产生的结果。
首先，古“今文经”的原貌在两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得一窥。存世的经文能有明确源流关系的不多，所以对其的论说也就仅仅是“语焉不详”的状态。
其次，编辑、纂写《四库全书总目》的四库馆臣们，大都受清代汉学思想的影响，形成所谓的“四库馆派”。他们重实学，对于今文经学大致取排斥态度，对今文经也并不过份推崇。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等人的治经思想对于其经部目录无疑会有明显的影响；总纂官纪昀也不会例外。
另外，清代学术发展到乾隆时期，韩雪鼎盛，考据之风日起，学术氛围比较浓厚，各种思潮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小范围、浅层次的交融。常州学派刘逢禄、庄存与等公羊学家的努力，拉开了后来今文经学复兴的序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四库馆臣对今文经比较公允的评价，不能不说受到了今文经学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是对中国传统学术在目录学意义上的一次重要总结。由此可以引出，古“今文经”演变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间段之后，几乎已经失去了它在早期经学中的地位，以致于存世典籍都有很多质疑。《四库全书总目》中有关古“今文经”的评与述，似乎告诉了我们：这一页早已翻去，所剩的记忆不足为训。传统的、早期的学术与典籍，也大抵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