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现象与中晚明文学的娱乐化作者:陈涛

本文所说的文学的娱乐化，是使人快乐供人消遣以区别于政治目的的特性。明代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政治秩序的集权化、系统化，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多样化……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化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传统社会的反思，形成了适应新的社会现状的新的观念，包括消费、享乐、任情、适性等等，他们的生活观念、行为方式，也一定会反映到文学中，从而形成明代文学独特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就是走向平民、走向通俗、走向娱乐。山人现象在这个时期十分突出，与明代中晚期文学娱乐化关系密切，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一、山人现象在中晚明时期的凸显

（一）山人的定义

山人文学,在明初就已作为与台阁文学对立的一类文学出现在文坛上,就已经有山人开始创作山人文学了。而直到晚明时期，山人现象才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正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言：“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鄴侯仅得此称。不意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上之近岁。”；“近来山人遍天下”[1]；有关山人大行于世的记录还有：“四十年前山人出外，仅一吴扩。其所交不过数十人，然易为援拯。足自温饱，其后临清继之，名最重，吴县继之，鄞县又继之名重，又所获亦皆不赀，今尽大地间皆山人也。”[2]明万历年间出现将山人尽赶出京的“恩诏逐山人”的一幕，其原因之一就是京城山人过于泛滥。赵轶峰《山人与晚明社会》一文谈到：“山人在晚明的盛行是由于经济繁荣条件下对于高雅文化的普遍追求，政治黑暗、科举入仕道路的壅塞、佛道思想流行造成的出世心理和心学影响下的任情适性的士风，以及儒生与文人的混合。”，“抛弃儒学，不参加科举，完全转入娱适自我的人生。其作为一个晚明时代相当突出的社会现象，反映中国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一个转动趋向。”[3]“抛弃儒学，不参加科举，娱适自我”便是山人所表现出来的风范。那么关于“山人”一类人的定义，清代黄宗羲所编的《明文海》中收录有徐应雷的一篇文章《读弇州山人集》，其中做了如下解释：“所谓山人者，必有名山不朽之业。若弇州山人是真山人，先朝孙一元自号太白山人，其标韵高绝，是真山人，其有位无位勿论也。尝闻有布衣投诗于弇州公，自称山人。弇州公批其诗尾曰：此曹何所长，而称山人耶？山人之不易称如此令人大愦：以轩冕为青云之士，以布衣为山人，于是公卿錄錄不能。望齐景公鲁季氏之万一，并曰青云之士。布衣挟诗文奔走公卿之门，并曰山人，庸知巢由。故青云之士，而弇州公尚书可称山人哉。今之称山人者，大都号能诗文……”[4]张建德先生把明代山人的称号分为三种主要的形式：隐士、文人的雅号、特殊的山人群体。[5]本文所讨论的山人，并非一定指的山居者（即住在山林中人），而是整个明朝所使用的广泛意义上的山人，或许他们“标韵高绝”；或许他们“能诗文”，是否山居并不是重点。黄卓越先生在《明永乐至嘉靖初诗人观研究》一文中把山人划分为三个层次：以山人自号，居住在山林中人；思想方式、生活方式与台阁对峙的布衣之士；以山人自居，原本是官宦，除职后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他们是山人的慕习者。[6]可以说他们既不能完全与世俗隔绝，又不愿走上仕途，也无所事事地周游于士人之间，因此，他们就成为非常活跃的一个特殊群体。

（二）中晚明时期文学的娱乐化

中晚明时期的思想解放必定带来文学的解放，反映在文学作品上便是更多地关注个人利益与个人欲求。李贽就说：“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7]明初，程朱理学作为代表统治者意志的官方思想，极度地束缚着人的自由，扭曲着人性。从正德时期到明末，掀起了肯定个人情欲与追求人格独立为主流的人文主义，实际上就是经济生活在文化思潮上的折射，由内向外，由虚入实，摆脱了理学心性道德的枷锁，颠覆了传统的以牺牲个人情感以及本能真实行为为代价的思潮。成复旺先生对此有着非常精当的见解：“自中、晚唐即开始衰落的封建社会，到明中叶进入了末期，古老的中国大地掀起了涌向近代的启蒙思潮。这一启蒙思潮在人学与美学方面的表现，就是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美的解放。先进的思想家们认识到，大多数个体人的现实生存是社会存在的依据，不应该是大多数人牺牲自己的利益改造自己，而应该是社会根据大多数的利益改造自己，这就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8]从明中期崛起的王学到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独抒性灵”，汤显祖的“至情”，唐顺之的“直写胸臆”，强调的都是个人真实的情感，追求自由，个性解放已经蔚然成风。借用陈宝良先生的一句话：“在市民社会的地盘里开了花的文艺复兴，本身就是个性觉醒史的第一页。”[9]个人抬头，个性解放，对中国社会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正是这样的思潮，造就了中晚明时期独特的文学趋向。在经济繁荣，士商互动，文人与艺匠交流频繁的背景下，文学价值观、审美观必定走向俗化。传统的文学价值观以雅为高，以俗为卑；新兴的文学价值观则是以俗为高，以俗为妙。更有甚者把通俗小说与儒家经典拿来做比较，认为通俗小说的感染力超过了“六经”，将通俗文学的价值提高到“六经”之上，这无疑是历史性的突破和跨越。“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0]文人们的作品因此也更多地关注寻常百姓、市井众生、普通凡人的喜怒哀乐，生活琐事，“写世情”的文学取向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幅幅市井风情和世俗娱乐的社会图景。近代龚自珍对这样一种新思潮新文艺做了高度评价，肯定了明中叶以来市民阶层和江左风气：“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11]济世安民、儒道主导的上层雅文学已被新形势下日渐繁盛起来的俗文学所代替，市民喜闻乐见的寻常世俗之事成为作家创作的主题，通俗的语言则是这类作品广为流传的基本要求，只有这些贴近生活的百姓事，才能让广大民众在劳作之余享受到一种轻松悠闲的快乐，既打发了闲暇，也愉悦了身心。这在一直以来以“雅”、“正”为主导价值体系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次巨大解放，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突破，可以说，中国文学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顾炎武的《日知录》卷十三：“钱氏曰：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如见之，是其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12]小说、戏曲、山歌等文学样式，包含着市井人情、裸露性爱、五光十色的人生百态，来自生活，紧贴人心，入于俚耳，极受欢迎。因此在文学中，也必定反映着这个时代对于世俗人情事态的玩味，对官能美感享受的追求，对新鲜刺激事物的好奇。如传统的诗文能登大雅之堂，处于正统地位，但在明中后期却有了新的转变。郑元勋，就明确地宣扬文学的娱乐作用。他编辑小品文专辑《媚幽阁文娱》目的就在于娱情悦性,《自序》中有这样的说法：“吾以为文不足供人爱玩，则六经之外俱可烧，六经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悦人性情也。若使不期美好，则天地产衣食生民之物足矣，彼怡悦人者，则何益而并育之？以为人不得衣食不生，不得怡悦则生亦槁，故两者衡立而不偏绌。”[13]在他看来，文学就是用来供人爱玩的，否则便不是文学。他从娱乐的角度出发，使文学摆脱了六经，获得独立意义并对之作出高度评价。其实早在梁代的萧绎就曾说过：“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14]文章应抒情并注意声律和词采方面的华美，这种华美其实是含有娱心悦目的功能的。萧纲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也说过：“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15]可见他也强调文艺“寓目写心”的娱乐作用。宋代的苏轼也对文艺娱悦功能有过表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踰此者。”[16]到了明代这个观点就更加流行起来了。李贽《寄京友书》中说：“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玩适便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遨游者，远则资舟，近则谭笑，谑而不为虐，亿而多奇中。虽未必其人如何，亦可以乐而忘返。去而见思矣。……技能可人，……术数相将，……聊与之游，不令人心神俱爽。贤于按籍索古，谈道德，说仁义乎？……诗有李，书有文，是矣，然亦何必至是？苟能游心于翰墨。萤声于文苑。能自驰骋，不落蹊径，亦可玩适以共老也。”[18]不管是小说戏曲还是诗文，都以娱乐性来体现文艺的本质，这样的文学，对古代社会的传统文学观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不能不说这是具有美学价值和文学意义的。

二、中晚明时期文学的娱乐化对山人现象的影响

本文讨论山人现象，并无意去追溯山林与台阁在明一朝的相互消长的变化规律，衰降兴盛，而是在明中期以至后期这个背景下去讨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文学中的娱乐因素的关联。山林文学，山人现象，经历了朝/野关系的二元长期对立，经历了“累朝熙洽”，“承平日久，人情熙熙。士之求仕者争治经义，取科第而出。”[19]的景象，经历了台阁政治所确立的以儒家学说主导的功利主义的价值体系，终于在成弘之后浮出水面。“变化出现于成弘以后，整个社会思想开始逐渐松动，特别是一些理学家的示范，如陈白沙的避居乡野，倡自然之学，及其一脉弟子的放弃科举或仕途等，尽管仍属儒学范围内的新取向，却透露了时代转换的最初信息，使过去二元式朝/野结构由压迫型向游离型转换。与此同时，对山林生活及其价值的认识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包括一些台阁文臣在内，也始对山林派作新的评价，其言论很具代表性。”[20]首先是对“隐逸”有一种开放性的认识，并对之表示肯定与表彰。如程敏政在《湖上青山诗序》中称历代逸民陶渊明、司空表圣、林复等为“幽贞之士”，“节伟矣”，又说虽学圣贤之学更好，但若“生侈糜之乡，操可以富贵之具，乃退然与寒梅野鹤自放于湖山，而求和答于樵人牧子以为乐，也是可令人“敬曲”。[21]程敏政长期罢官居家，思想上必然倾向于个人化，自然化的人生选择，所谓“窥鸢鱼之趣，适仁智之性，以自得于溪云山月之外，则圣门之乐存焉。”（《湖上青山诗序》），“隐不乐士”（《竹窝静趣记》），“厌薄书之劳，起寻壑经丘之志……不复问世事，思置其身于农夫渔父之间。”（《碧云深处记》）都可见他追求隐逸自适不为世事所累的悠闲生活方式。吴宽也在文章中表示出对山林文学的赞赏：“诗以穷而工，欧阳子之言世以为至矣。予则以为穷者其身厄。必其言悲，则所谓工者特工于悲耳。故尝窃以为穷而工者，不若隐而工者之为工也。盖隐者忘情于朝市之上，甘心于山林之下，日以耕钓为生，琴书为务，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为何制，钟鼎为何物，且有浮云富贵之意，又何穷云？……”[22]山林价值中“忘情朝市”、“陶然以醉，翛然以游”的生存方式已明显地与个体人生命本身的人文关怀，人生意义相关联，凸显那种内心的怡然自得的单纯的人生快乐。“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整体的心态变化，表现为对物质财富的无尽追求，对生活享乐的企羡，对情欲的放纵。山人也不例外，他们不仅追求更好的生活，有时甚至近于奢华。”[23]山人自觉地、努力地为自己设计一种轻松的娱乐化的生活以适应这个社会。

（一）山人有出游的喜好。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提到的山人或游山川名胜，或游于贵族大户之门，他们追求的境界，是出世游玩，而不是隐遁出尘。何乔远曾谈到正嘉间所盛行的山水游风习：“正嘉间海内士大夫好为山水游者，太末则方豪思道，天台则蔡潮巨源，姑苏则都穆玄敬……人比之谢灵运、柳子厚。”[24]欧大任序、林釴《郑少谷墓碑》记郑善夫喜游，侯一麟《程山人传》记程诰，程诰所写诗歌也与游玩有关，其他山人陆采，张诗，傅汝舟也有好游的习惯，不必一一列出。晚明这样一个特殊的生存环境使得许多文人将个性意识落实到赏玩山水的闲逸自适的生活追求中。而游走于官宦之家的也可以从中享受到声色之乐，雪窦山人魏耕“于酒色有沉癖。一旦之间，非酒不甘，非妓不寝。礼法之士深恶之，惟祈氏兄弟竭力资给之。先生至，辄为置酒呼妓。”[25]；“多数人与青楼妓女们厮混，根本没有什么真情，只是为了放纵情欲。”[26]

（二）山水游玩与纵欲享乐当然对诗人写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大多有嗜诗的癖好，将写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娱乐方式，或是证明自己价值的途径。王世懋对此有一段说明：“我国家右经术，士亡由诗进者，放旷畸世之人乃始为诗自娱，宜其权在山林，而世不乏响。然弘正以前风气未开，振骚创雅，实始李何，其人又皆以进士显，而其间稍稍建旗鼓菰芦中，能与相角者，一孙太初山人而已。”[27]山人写诗最盛行是在万历时期。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十二《俞羡长集序》：“大江以南山人诗人如云。”[28]山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有着自己独有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因此他们的诗歌可以传载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传统诗歌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诗讲究政治教化，温柔敦厚，而山人诗则是下笔放任，讲究自己内心的舒坦，情绪宣泄，如徐渭之诗《少年》：“少年定是风流辈，龙泉山下鞲鹰睡，今来老矣恋猢狲，五金一岁无人理。无人理，向予道，今夜逢君好欢笑，为君一鼓姚江调。鼓声忽作霹雳叫，掷棰不肯让渔阳，老而贫，人侮之。醉而为予一击大鼓，绝调也。”袁宏道《徐文长传》称他的诗“不掩真情，痛快淋漓，”[2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徐诗评论如下：“才高识僻，流为魔趣。选言失雅，纤佻居多。譬之急管么弦，凄清幽渺，足以感荡心灵，而揆以中声，终为别调。”[30]山人对自身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追求人生之真，追求自适之趣，追求自由洒脱，诗歌中也体现出这些人生趣味。山人不见得就只写山林自然，城市也是他们不会错过的一道风景。只要能表达此时此景此情，城市与山林其实都无所谓了。这些都足以展现诗人洒脱的情致，美好的心境，足以怡人心，足以悦人目。袁宏道、江盈科都曾纵笔写过繁华的都市生活，陈继儒也写城市风情，不过是绮丽中带些清美。

中晚明时期掀起的个性化娱乐化思潮席卷了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文学、政治、哲学、艺术、日常生活，无不打上娱乐的标记，由以文刺世的指向外在转入表达个人穷愁哀怨的指向内在；由群体意识转入个体意识，既有玄远的高情远韵，也不乏形而下的市井俗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人们耗尽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之后，转以写可以自娱的文章，享受清雅舒适的生活。研究山人现象，我们应该看到由此影响而形成的中晚明时期的山人文学、山人文化。“明代文化的市井化特征呈现为一个日趋强化的过程，它与名士文化，隐逸文化结合，接受并改造了王学左派的思想，造就了明代独特的山林文化。这种混合型文化具有反道学，提倡个性自由的特点，以追求个体生命欲望的满足为皈依。”[31]例如山人文学对明代文坛的影响，可以说有这样一层文化内涵：山人文学冲击了明中叶以来士大夫主导文坛的格局，晚明文学的“山林气息”、“世俗化”、“平民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山人文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85—586页。

[2]（明）王世贞：《觚不觚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一零四一册，子部小说类，台北·商务印书馆，民国75年。

[3]赵轶峰：《山人与晚明社会》，载《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4]（清）黄宗羲：《明文海》第三册卷二五三，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第2647页。

[5]张德群：《明代山人文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页。

[6]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人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8-209页。

[7]（明）李贽：《寄答留都》，《焚书》增补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11页。

[8]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6页。

[9]陈宝良：《晚明文化新论》，载《江汉论坛》，1990年第6期。

[10]（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2页。

[11]（清）龚自珍：《江左小辨序》，《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0页。

[12]（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44页。

[13]（明）郑元勋：《文娱自序》，《媚幽阁文娱》，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第1页。

[14]（梁）萧绎：《金楼子·立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八四八册，子部杂家类，台北·商务印书馆，民国75年，第853页。

[15]（宋）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卷五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八八八册，子部杂家类，前引书，第339页。

[16]（宋）何薳：《春渚纪闻》卷六，张明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4页。

[17]（明）李贽：《寄京友书》，《焚书》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5页。

[18]（明）李贽：《李生十交文》，《焚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59—360页。

[19]（明）吴宽：《石田稿藁序》，《家藏集》卷四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一二五五册，集部别集类，第385页。

[20]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人观研究》，前引书，第213页。

[21]（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四库全书珍本三集》，王雲五主持。

[22]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人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

[23]张德群：《明代山人文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

[24]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人观研究》，前引书，第236页。

[25]全祖望：《雪窦山人坟版文》，见黄云眉《鲒崎亭文集选注》，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88-89页。

[26]张德群：《明代山人文学研究》，前引书，第144页。

[27]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人观研究》，前引书，第227页。

[28]（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一五0册，集部别集类，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566页。

[29]（明）袁宏道：《徐文长传》，《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九，钟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16页。

[30]（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徐文长集》卷一七八，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第3919页。

[31]张德群：《明代山人文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