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图书出版的历史形态主要是指刻书。清代刻书有官刻、坊刻和私刻三种主要类型。清代私刻空前兴盛，出版主体一般是学者士人，他们利用自己的丰富藏书进行校勘编印。他们一般以崇尚文化为宗旨，不以市利为目的。明清徽商贾而好儒，他们以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藏书为后盾，也积极加入私人刻书的行列，“扬州二马”便是典型代表。典型性表现在：其一，二马刻书数量很多；其二，二马刻书精美，有“马版”之称；其三，二马刻书具备了清代私家刻书的一般特征，即不图市利，崇尚学术。学界关于“扬州二马”刻书的专文研究不多，涉及者大多关注于其丰富的藏书以及刊刻的典籍，如罗蔚文《清代扬州大藏书家》[1]、阚宁辉《马氏兄弟与小玲珑山馆》[2]、张翔《清乾嘉时期“扬州二马”及其藏书》[3]、徐学林《清代藏书家马氏兄弟的刻书》[4]，等。但对二马的刻书理念的专文研究，学界目前还是空白。本文从论析扬州二马的刻书理念着手，探讨其追求精品却不图市利的内在因素。
一、“扬州二马”及其藏书与刻书
“扬州二马”系指徽籍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马曰琯（1688－1755），字秋玉，一字嶰谷。马曰璐(1697－1761)，字佩兮，一字半槎。清乾嘉时期祁门城里人。其祖父、父皆业盐于扬州，遂定居扬州。马氏兄弟继承祖业，继续经营盐业，为扬州徽商巨富之一，因
兄弟二人财产不分彼此，志向相同，又均多才艺，同以诗名，故人称“扬州二马”。马氏兄弟雅文好古，考校文艺，酷嗜典籍，马曰琯著有《沙河逸老小稿》、《嶰谷词》等诗文集，曰璐著有《南斋集》、《南斋词》等诗文集。家有丛书楼，藏书甲大江南北。《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马氏藏书有373种5529卷，其中经部57种670卷，史部123种1658卷，子部43种731卷，集部150种2470卷。乾隆三十八年，北京四库馆开办，马曰璐之子马裕献藏书776种。乾隆御赐《古今图书集成》1部、《平定伊犁金川诗图》1幅，并亲题《鹖冠子》相赠。马曰璐编有《丛书楼书目》，从书目可以大致了解马氏兄弟藏书概况。马氏有“南斋”朱文小长方印、“半查”白文方印、“臣璐私印”朱文小方印、“南斋秘笈”朱文小方印等藏书印章，这些可鉴定其为马氏藏书。家设刻印工场，在短短的60年左右的时间里，前后刻书达五六百卷，这在手工刻印的时代，是很不容易的。其刻书无论装帧还是字体，堪称精美，时称“马版”。
二、“扬州二马”的刻书理念
1．轻市利，重功德美名
“二马”刻书属私刻，也叫家刻，其刻书目的与官刻、坊刻明显不同，甚至迥然相反。官刻目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编刻者抱着完成任务或建立功名的性质；坊刻则完全从市场出发，追着市利；而家刻除少数自觉为统治者编刻以外，绝大多数是出于个人爱好和追求功德声名。“二马”集收藏、鉴赏、刻印于一身，虽是盐商，但在藏书、刻书方面却纯属追求个人爱好和功德传世，没有了商人唯利是图的脾性，相反，其所藏之书往往无偿供人翻阅，甚至于给借阅者免费提供衣食住所。同时，又不惜巨资刻印友人的著作，一生乐此不疲。无论藏书还是刻书，除满足自身鉴赏需要外，“二马”无疑具有强烈的功德意识和求名意识。事实上，“二马”很快便得到了友人的普遍称赞，如姚世钰去世后，“二马”周恤其家，并收拾其遗文，出资开雕付印。全祖望称赞说：“可谓行古之道者也。”[5]（卷20，姚薏田墓志铭）阮元把“二马”与扬州其它巨商进行比较分析说：“马氏兄弟在扬业盐，资产并非首富，而能名闻九重，交满天下，则其稽古能文之效也。”[6](乙集卷3)其实，能令“二马”“名闻九重”，不是“稽古能文”就能做到的，更多的因素还是在于马氏丰富的藏书和精致的“马版”。功德意识也影响了他们的刻书选题标准，即符合主流社会需要的图书，他们不仅要大力购求、保护，而且还要尽其所能勘误、刊刻，以此造福子孙，奉献社会，实现功德传世的目的。
2．尚学术，服务于学术研究
虽为贾者，咸有士风，“二马”是极其崇尚学术、尊崇儒者的，这种意识也决定了其刻书必然服务于学术研究。首先，其藏和刻的书无偿提供给学者阅读。“二马”购书、藏书、校书、刻书，不断丰富着丛书楼的藏书。他们藏书号称富甲江北，但并非秘不示人，而是慷慨地向广大学者文士开放，支持他们利用自己的藏书从事学术研究。正因为如此，著名学者如惠栋、全祖望、厉鹗、陈章、陈撰、金农、姚世钰、高翔和汪士慎等都来投靠马氏。惠栋曾题诗谢马曰琯曰：“玲珑山馆辟疆俦，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笈，多君慷慨借荆州。”[7](卷10虹桥录上)全祖望“南北往还，道出其间，苟有留宿，未尝不借其书……其得异书，则必出以示予”[5]。著名诗人厉鹗也同样得到“二马”的优待，《清史列传》记载：“鹗搜奇嗜博，馆于扬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者数年，肆意探讨……”[8](卷71，马曰琯传)其次，不惜巨资刊刻经史文集，尤其赞助当时文人文集的开雕梓印，这为当时学术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清稗类钞·鉴赏类》二马“世人所愿见者，如《经义考》之类，不惜千金付梓”。第三，“二马”花费大量的财力、精力、人力用于考证书籍版本、辨别源流、订正讹误，对学术的匡正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故全祖望称颂道：“马氏兄弟，服习高曾之旧德，沉酣深造，屏绝世俗剽贼之陋，而又旁搜远绍，萃荟儒林文苑之部居，参之百家九流，如观王会之图，以求其斗杓之所向，进进不已，以文则为雄文，以学则为正学，是岂特闭阁不观之藏书者所可比，抑亦非玩物丧志之读书者所可伦也。韩江先正实式凭之，而励励与葛氏争雄长乎哉。”[5]
3．购书藏书刻书互为表里
其一，“二马”购书促进了藏书的丰富，丰富的藏书为其刻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二马”藏书闻名海内，是扬州盐商藏书的一个突出代表。与鲍廷博藏书不同的是，“二马”的藏书没有家世渊源，完全靠自己收购钞录而创建起来的。“二马”凭借雄厚的家底，购书成为藏书的主要来源。“至今日而文明日启，编帙日出，特患遇之者非其好，或好之者无其力耳。马氏昆弟有其力，投其好，値其时，斯其所以日廓也。”[5]“酷爱典籍，有未见书，必重价购之……以故丛书楼所藏书画碑版，甲于江北。”[6](乙集卷3)其二，丰富的藏书为“马版”的诞生提供了可能。“二马”藏书的丰富，同时代的文人留下了大量的记载。如厉鹗为“二马”藏书楼小玲珑山馆题诗称赞道：“凿翠架檐楹，虚敞宜晏坐。题作小玲珑，孰能为之大？”[9](卷6，题秋玉佩兮街南书屋十二首·小玲珑山馆)姚世钰在《《丛书楼铭》》中将马氏丛书楼与江浙一代的藏书楼相比较：“若近代所称天一阁、旷园、绛云楼、千顷斋，以暨倦圃、传是楼、曝书亭，正恐不及也”。又如全祖望在《丛书楼记》里说，“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昆弟所有，几几过之”[5]。可见当时文人对“二马”丰富的藏书是非常推崇的。正是凭借丰富的藏书资源，再加上“二马”本人勤于校勘，为他们刊刻精品书提供了可能条件。第三，刻书反过来更丰富了藏书，提升了“二马”的声望。但是“二马”刊刻图书并非是处于市利之目的，除部分是出于友情外，其目的一是要实现功德传世，二是要进一步提高图书的文化价值，三是满足自己鉴赏的需要。因此，“二马”刻书就是为更好地藏书，藏亲自校勘刻印的精品书。正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评价的：“马征君曰璐丛书楼、玲珑山馆，考订、校雠、收藏、赏鉴皆兼之。”[10](卷9)
4．崇儒尚儒的选题观
在徽州重教兴学之风的濡沐下，徽商形成了贾而好儒的特色。徽商好儒无疑对明清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梁启超把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于清初文化繁荣的贡献，媲美于意大利豪商对文艺复兴的作用：“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其时刻书之风甚盛……然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11]梁启超特别提到了盐商刻书对于文化繁荣的作用。“二马”显然是扬州盐商刻书的代表。其出版图书并非纯粹附庸风雅，而是“好儒”的文化追求。正是“好儒”的文化观念决定了他们出版理念。在选题上，他们尊奉儒家经典为正统，故喜欢刊刻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选题。“二马”不仅以前代儒经为选题，而且，还以清儒佳作作为选题。如著名学者戴震、王士祯等作品，都是其乐于刊刻的目标。如刊刻王士祯的《感旧集》，“二马”就曾与卢见曾反复商讨[12](卷2，刻渔洋山人感旧集序)，既反映了其选题之慎重，也表现了其刻印的浓厚兴趣。
“二马”酷嗜诗词歌赋，而且本身就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举办诗文酒会，与文人学士赋诗唱酬，这是他们追求儒雅生活的重要部分。相应地，与友人唱酬的诗文集，也是“二马”喜欢辑刻的选题。钱泳赞道：“（曰琯）与其弟曰璐俱能诗，好客，为东南坛坫。”[13](卷20)正因为“二马”有着真才实学，不同于一般的庸商，所以吸引着海内名士。“二马”结邗（韩）江诗社，时常举行诗文酒会，宴请名士。杭世骏称赞马曰琯道：“喜交四方名硕，结社韩门，人比之汉上题襟，玉山雅集。”[14](卷46，人物四，文艺)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7](卷8)他们即兴赋文吟诗，还有专人记录，随录随刻，“嶰谷诗社，以樊榭为职志，连床刻炉”[15]。刻印至成书速度极快，其发行也极快，几乎当天就可完成，甚至3天内还来得及重刻，“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7](卷8)。酷嗜诗文的“二马”，自然视此类出版为人生一大乐事，故此他们一生中曾多次辑刻，有《焦山纪游录》、《邗江雅集》、《林屋唱酬录》等唱酬文集传世。
5．务求精审的精品意识
除上述的注重高品位的选题外，“二马”的精品意识更突出表现在书籍的整理、校勘和版本的考订上。首先“二马”将藏书仔细辨别，考订版本，整理归类，编辑《丛书楼书目》。精审的精品意识更集中体现在校勘上。校勘时，马曰琯将不同版本的书籍同时放置书桌上，互相参比印证。常常“不至夜分不息，而双镫炯炯时闻雒诵，楼下过者多窃笑之。以故其书精核更无讹本，而架阁之沉沉者，遂尽收之腹中矣”。[5]其次，延请著名学者、校勘名家等共同鉴赏、考订和校勘。全祖望、戴震、惠栋、厉鹗等人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他们探讨时，往往“席上满斟碧山朱氏银槎，侑以佳果”，一旦得到满意结论，“卽浮白相向”[5]，情趣盎然。厉鹗每过扬州，“幸马君嶰谷、半槎兄弟，相与商榷……念与二君用力之勤，不忍弃去。”[16]第三，讲究图书的形体的精美。马氏所刻之书，字体娟秀，首尾如一，版框整饬，墨色均匀，雕刻精美，装订考究。“二马”专门“聘善手数人写书脑，终岁不得缀”[17]。《清稗类钞·鉴赏类》引前人评论说：“小玲珑馆马氏重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气动墨中，精光四射，视西安原本，几几青出于蓝。”当代学者谢国桢对雍正己酉（1729）年“二马”刻印的《韩柳年谱》推崇备至，称赞它“是一部雕刻精美的书籍”[18]。如此的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识，“马版”的美誉名至实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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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谢国桢.明清史谈丛[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本文刊载于《出版科学》2007年第5期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安徽芜湖 2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