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皇后制度探微
“皇后”为皇帝嫡妻，是皇帝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皇后名称首创于秦始皇，而真正形成制度并不断完善则是在西汉时期。如《汉书·外戚传》云：“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后制度基本继承汉代，但也具有一些新的时代特点。本文仅就其多立皇后与不立皇后略作分析。
一、多立皇后
魏晋南北朝皇后制度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多立皇后。此事始见于东吴末帝孙皓时期。据《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记载，孙皓好色，初立皇后滕氏，后为满足淫欲，并削弱滕氏尊位，便开始多立皇后——“皓内诸宠姬，佩皇后印玺者多矣。”
孙皓多立皇后的原因主要是不愿受到中国传统嫡妻制度的约束。根据“礼无二嫡”（《晋书·礼志中》）的规定，所谓“一室之中，岂容二妻”（《礼记·郊特牲》），即使贵为天子，可以妻妾成群，但其嫡妻亦即皇后（先秦时期称王后）却仅有一人。她们被视为天下之母，并掌管后宫。如《后汉书·皇后纪·序》云：“《周礼》王者立后，……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这对于沉湎酒色的孙皓无疑是一个很大制约。所以要想为所欲为，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昏君，孙皓便开始从制度上打破这一制约，以至“后宫千数，而采择无已”（《三国志·吴书·妃嫔传》注引《江表传》）。而多立皇后则只是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事例。
孙皓多立皇后还有着裁抑外戚的意图。滕氏为五官中郎将滕牧之女，天兴元年（264年）十月甫立为皇后，滕牧便以后父被封为“高密侯，拜卫将军，录尚书事”（《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及至多立皇后，藤后失宠，尊位自然降低，而滕牧也被剥夺了执政权力，最后竟被放逐苍梧。
此外，孙皓之所以多立皇后，也多半借鉴了历史上的一些先例。在儒学经典中便明文记载着舜娶帝尧二女的事例，所谓“釐将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尚书·尧典》。事实也是如此。史载北周宣帝宇文赟同时册立四后，便据此下诏说：“帝降二女，后德所以俪君；天列四星，妃象于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诸令典，爰命四后，内正六宫，庶弘赞柔德，广修粢盛。比殊礼虽降，称谓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锡嘉名。”见《周书·皇后传》）。而更直接的渊源，则可能是东汉末年以来民间所出现的一夫二妻现象。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献帝传》记载，建安初年，秦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前妻杜氏留下邳”，便娶有二妻，无嫡庶之分。又《晋书·礼志中》记载：“郑子群娶陈司空从妹，后隔吕布之乱，不复相知存亡，更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陈氏得还，遂二妃并存。”《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记载：徐平“两妇归宗，敬奉情过乎厚”。
由于皇后事关国家制度，孙皓多立皇后对后世曾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仅就民间而言，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出现了史不绝书的一夫二妻现象，甚至被有些学者称之为“一枝二鸟”（参见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208页）。如西晋“安丰太守程谅先已有妻，后又娶，遂立二嫡”；东晋南平陈诜先娶李氏，为贼所掠，遂更娶严氏，后李氏得还，“诜籍注领二妻”（以上皆见《晋书·礼志中》）；北魏大臣陆丽娶“二妻，长曰杜氏，次张氏”，其子定国亦娶二妻，“嫡妾不分”（《魏书·陆俟传》）。至于多立皇后，尽管在东晋、南朝并没有任何事例，但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却比较多见。如匈奴汉昭武帝刘聪在皇后刘娥病故后先册立皇后靳月光，不久便“以其皇后靳氏为上皇后，立贵妃刘氏为左皇后，右贵嫔靳氏为右皇后”，后以靳氏淫乱，改立樊氏为上皇后，“又立其中常侍宣怀养女为中皇后”，乃至其“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七人”（《晋书·刘聪载记》）。北齐后主高纬废黜皇后斛律氏后，亦先立皇后胡氏，后又“拜弘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北齐书·后主纪》）。北周宣帝宇文赟先立皇后杨丽华，“号为天元皇后”，后因猜忌其父杨坚，“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与后为四皇后焉”，再加上稍后增设的“天中大皇后”，最后竟然“五皇后”（《周书·皇后传》）并存。这些都与孙皓的多立皇后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故陈寿批评孙皓“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评》）。
二、不立皇后
汉制，除皇帝早夭或在位时间太短外，皇帝均须册立皇后。如昭帝刘弗陵，年仅十一岁，便册立皇后上官氏。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有一些皇帝不立皇后。这是魏晋南北朝皇后制度的又一个突出变化。这一变化最早创始于东晋元帝司马睿。司马睿嫡妻为虞孟母。虞氏以貌美得宠，永嘉六年（312年）病故。司马睿称帝后，为表示对她的尊宠，追谥“敬皇后”（《晋书·后妃传下》），此后便没有再立皇后。
自司马睿创设先例后，至南朝时期，不立皇后的现象不断出现。如宋武帝刘裕嫡妻臧爱亲，义熙四年（408年）病故，刘裕称帝后，追谥“敬皇后”（《宋书·武帝纪下》），不再册立皇后。又齐武帝萧道成嫡妻刘智容，泰豫元年（472年）病故，萧道成称帝后，追谥“昭皇后”（《南齐书·皇后传》），梁武帝萧衍嫡妻郗徽，永元元年（499年）病故，萧衍称帝后，追谥“德皇后”，梁简文帝萧纲嫡妻王灵宾，太清三年（549年）三月病故，萧纲即位后，追谥“简皇后”（以上皆见《梁书·皇后传》），均没有再立皇后。梁元帝萧绎亦不立皇后。
当然，不立皇后并不意味着取消皇后，而是要把皇后名号空置，不让任何一位嫔妃生前成为皇后。这种做法不仅符合礼制，而且比多立皇后也更为有效。
表面上看，东晋、南朝皇帝不立皇后的原因多为尊崇原配。史载萧衍不立皇后，更认为其夫人郗徽性妒，死后亦作祟逼迫武帝——“后酷妒忌，及终，化爲龙入于后宫井，通梦于帝。或见形，光彩照灼。帝体将不安，龙辄激水腾涌。于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积，常置银鹿卢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南史·后妃传下》）其实不然。尽管考虑到东晋、南朝不立皇后者多为开国皇帝，其原配夫人与他们也确曾相濡以沫，并或多或少做出过贡献——如臧爱亲，史载刘裕执掌东晋朝政时她极力配合，“器服麤素，不为亲属请谒”（《宋书·后妃传》）；刘智容与萧道成结婚后，史载亦“严正有礼法，家庭肃然”（《南齐书·皇后传》）——我们基本可以认同他们都不忘结发之情，但这却显然不是主要原因。别的不说，仅从这些皇帝的性生活来看，不立皇后便非但没有妨碍他们广纳嫔妃，反而使之摆脱了皇后的限制，更加自由地发泄性欲。这一点，我们只要翻翻有关东晋、南朝的史书也就可以明白。以东晋、刘宋嫔妃制度为例，《宋书·后妃传》便明确记载：“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位视三公。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位视九卿。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余仍用晋制。”再如南齐，《南齐书·皇后传》云：“六宫位号，汉魏以来因袭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修华、修仪、修容、淑妃、淑媛、淑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为散职。”甚至就在梁武帝不立皇后并标榜“务先节俭”之时，史书亦记载其“长秋旷位，嫔嫱之数无所改作”（《梁书·皇后传》）。可见不立皇后实际对他们的淫欲了无影响，所谓尊崇原配多半是一个借口而已。
更重要的是，不立皇后还使得这些皇帝摆脱了嫔妃争立的烦扰，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外戚专权的局面。由于他们都基本上是把皇后名号追谥给已故夫人，且继承曹魏制度，追赠其父兄（弟）的官爵仅具有象征意义，如虞孟母，父亲早卒，其弟虞胤仅任为散骑常侍（参见《晋书·外戚传》），而臧爱亲、刘智容和郗徽，其父均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参见《南史·后妃传》），这与两汉皇后大多“定策帏帟，委事父兄”（《后汉书·皇后纪上·序》）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也就从源头上限制了外戚势力的膨胀，尽管这对他们的嫔妃多少有些不公和残酷。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睿、刘裕等人之所以不立皇后，除了尊崇原配并博得不忘旧情的美名外，这恐怕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诚然，晋元帝不立皇后，以及梁简文帝不立皇后，还可能与他们的特殊处境有关。众所周知，司马睿虽然号称“中兴”，但他能够建立东晋王朝，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南渡士族尤其琅邪王氏的支持。所以元帝在位期间，对王导、王敦兄弟曾特别倚重，以至于朝政大多为王氏执掌。如《晋书·王敦传》记载：“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翼，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故这种情况下，像元帝不立皇后便可能是有着外在的压力，抑或还有难言的苦衷。但即便如此，避免外戚分权也应该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只不过元帝无可奈何而已。再就简文帝来说，他的处境更糟。在位期间，受制于叛将侯景，实际上就是一个傀儡。诚如史家所言：“太宗（简文帝）幼年聪睿，……及养德东朝，声被夷夏，洎乎继统，实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运钟《屯》、《剥》，受制贼臣，弗展所蕴，终罹怀、愍之酷，哀哉！”（《梁书·简文帝纪·史臣曰》）而不立皇后，显然也对侯景的擅权有利。
至于梁元帝萧绎，之所以不立皇后，则主要是对原配夫人不满。如《南史·后妃传下》记载：“元帝徐妃讳昭佩，……以天监十六年十二月拜湘东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贞。妃无容质，不见礼，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爲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也可能是忙于战乱，姑且视为特例。
三、几点结论
总结魏晋南北朝的多立皇后和不立皇后，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首先，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其主要原因都在于排除外戚势力。如前所述，尽管多立皇后和不立皇后还有比较复杂的缘由，但二者却都有裁抑外戚的明显意图，这就充分说明压制外戚才是其中主要目的。而所以要压制外戚，则显然是吸取了两汉外戚专权的历史教训。两汉时期，外戚专权连绵不断，不仅统治黑暗，甚至导致王朝倾覆，酿成了极其惨痛的悲剧。以东汉为例，史书便总结说：“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后汉书·皇后纪上·序》）这对于继起的三国曾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魏文帝才会断言“妇人与政，乱之本也”，并严厉规定：“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而东吴皇后潘氏，仅以孙权病危询问吕后临朝之事，便被警觉的近臣或嫔妃勒死——“权不豫，夫人使问中书令孙弘吕后专制故事。侍疾疲劳，因以羸疾，诸宫人伺其昬卧，共缢杀之，托言中恶。”（《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及至西晋，由于惠帝昏愚，贾皇后又专断擅权，终于引发八王之乱，这就更使统治者认识到外戚专权的危害和恶果，也促使他们采取各种措施来排除外戚势力。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实际就是这些措施的两个突出事例。
其次，就效果而言，多立皇后对于压抑外戚的作用明显不如不立皇后。因为多立皇后实际是以增加外戚的方式来削弱原来的外戚，这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外戚专权问题，而且还往往造成更大的朝廷内乱。更何况，即使原来被立为皇后的外戚受到某些削弱，他们的势力也大多没有消除，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东山再起。杨坚就是一例。他在宣帝宇文赟死后，便利用外戚身份迅速掌权，并最终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加之多立皇后与礼制严重冲突，除了昏君和暴君，绝大多数皇帝都不可能采用这种做法。其作用自然也就微乎其微了。
而不立皇后，则是通过减少外戚来防止外戚专权。它在具体操作中还严格限制外戚的官爵，禁止外戚辅政，不仅从根本上避免外戚专权，同时也有效降低了外戚的权力、地位和名望。再加上其他相关措施，这就极大地排除了外戚势力。从东晋、南朝来看，除了东晋褚太后和陈朝柳太后（柳太后，名敬言，宣帝皇后，后主即位，尊为皇太后。据《陈书·皇后传》记载，由于“后主病疮，不能听政，其诛叔陵、供大行丧事、边境防守及百司众务，虽假以后主之命，实皆决之于后。后主疮愈，乃归政焉”。）曾临朝听政外，在这一时期也确实没有强大的外戚势力。而且即便是太后临朝，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外戚专权。以“聪明有器识”的褚太后为例，她在哀帝、废帝和孝武帝年幼时称制，曾重用名臣谢安，委政权臣桓温，并善于平衡朝中各派，且诸帝成年后便立即归政（参见《晋书·后妃传下》）。这与北魏冯太后和胡太后的专权显然是大相径庭。
再次，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也体现了不同的统治方式和文化特点。从多立皇后看，除了始作俑者的孙皓，其余均为十六国和北朝的皇帝。他们都是汉化的少数民族，而且不是暴君就是昏君。故尽管他们在多立皇后时曾引经据典，但实际上却根本不把中华传统礼仪放在眼里。以宇文赟为例，武帝宇文邕在位晚年便特别诏减后宫，认为“刘、曹已降，等列弥繁，……本由嗜欲之情，非关风化之义。朕运当浇季，思复古始，无容广集子女，屯聚宫掖。弘赞后庭，事从约简。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自兹以外，悉宜减省”（《周书·武帝纪下》）。根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宇文赟至少也应该有所收敛。但他继位后却仍然多立皇后，广纳嫔妃，没有丝毫顾忌。可见他们完全是为所欲为，根本不受传统礼仪的约束，更不考虑后果。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们迷信武力、忽视统治方法和文化建设的缺陷。反之，从不立皇后看，则均为东晋、南朝皇帝，甚至大多是开国皇帝。他们虽然也有专制、残暴和荒淫的一面，但在如何设置皇后上却始终坚持中华传统礼仪，既注重形式，也考虑效果，体现了统治经验的总结、丰富和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汉族文化的先进。
最后，从历史影响来看，多立皇后的现象后世基本消失。除了民间在某些特殊地区仍有多妻的孑遗（参见谭蝉雪《敦煌民俗——丝路明珠传真情》，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145页），目前所能看到的便只有元顺帝册立高丽人奇氏为“第二皇后”（《元史·后妃传一》）的记载。这说明，经过历史的检验，多立皇后的做法已经被统治者抛弃。而不立皇后的事例则在后世反复出现。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唐以后，除了肃宗张皇后在生前曾被册封为后，从代宗一直到昭宗，其间所有皇后实际均为死后追赠（参见《旧唐书·后妃传下》、《新唐书·后妃传下》。其中德宗王皇后，册封当日即死）。这种事例的大量出现，显然也是吸取了唐朝前期武则天和韦氏、杨氏等外戚专权的教训，从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唐朝后期何以没有外戚专权的原因。
原载《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