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最终归隐田园的第二年写作的《归园田居》（其一）中对自己的之前出仕之间的生活做回顾时评论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认为自己先前徘徊于政治与田园之间的生活是对自己心灵的巨大折磨和个性的极大束缚。而通过今人对其生平的种种研究已经证明诗中的“三十年”并不准确，真正的数据是“十三”即从其第一次出仕从政担任江州祭酒（陶渊明二十九岁）始到最后一次从政而辞去彭泽县令（陶渊明四十一岁）终，确然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他经历了宦海的风云变幻，尝过官场的种种滋味，也曾经一次次的归去，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在政治和田园之间徘徊不定、犹豫不绝而一次次地进进出出呢？在这几次的进进出出中，他的内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本文试简要分析之：
很明显的，我们可以以陶渊明的四次出仕来划分他的这一段时光，并分成四个阶段来研究他的心态的变化。
第一阶段：（陶渊明29岁—30岁）江州祭酒时期
在这之前，陶渊明一直在他的老家柴桑过着田园诗书的生活。这在他的诗歌中多有表现：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与子俨等疏》）
陶渊明自幼热爱自然景物“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看到浓密的树木、听到阵阵鸟鸣酒感到由衷的喜悦；又有琴书相伴，且读书又不注重繁琐的考据“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那样的生活应该是十分惬意的。
但是为什么他又抛弃了这样快乐的生活而去追求政治功名呢？这就不得不讲到陶渊明青少年时期的另一重性格了。
阅读他的传记，我们知道，陶渊明的祖上长沙公陶侃曾经只是一个低下的寒门庶民，然而凭借着自己在军事上对东晋政权做出的贡献，他成为了统治阶级的一员——地位显赫的坐镇南国的长沙公。曾祖父的功绩怎不令年少的陶渊明豪情万丈，激情澎湃？他多次追想祖上的功业“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命子》）并寄托自己的渴望建功立业振兴门庭的愿望“弱冠逢世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陶渊明20岁正是东晋与前秦符坚淝水之战之时，这次战争的胜利无疑激励了陶渊明奋发向上的志向，于是他才有了“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豪情壮志。而且在他的《拟古》诗中还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一个慷慨任气，豪侠风发的青年的形象十分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加之，陶渊明少年时代接受的正统的儒家经典教育的影响“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而他的时代又正好是处在中原沦陷的时期，他骨子里传统士大夫的救世救国的精神在这个时候还是十分强烈的。正印证了蒋星煜先生的话：“对于中国隐士作一番系统的研究后，就可以发现隐士之中诗中不变的仅占很小的比数……他们总不免出山从政”（《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47年版）。在潜伏了一段时间后，当他走向而立之年的时候，内心的儒家情结便将他从悠闲的山水田园中纠出来，抛向了险恶的政治漩涡，到江州做了一个祭酒的小官。
虽然陶渊明后来回忆这段祭酒生涯时说：“畴昔苦长饥，投□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饮酒》）但那毕竟是政治失意后的气愤之语罢了。因为我们无可否认青年时期的陶渊明内心是渴望政治，渴望功名的，是有一腔热血可以抛洒的。
然而这次从政，使他从儒家描述的纯洁的政治中走了出来，他看到了官场的种种阴暗面和丑恶行为。尔虞我诈，媚上欺下，门第等级观念盛行……年轻的陶渊明身份低微，他不想通过巴结讨好的方式赢得信任和权利而他又没有刘裕那样杰出的军事才能，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位和势力。在这样的处境下他虽有远大的理想和满腹的才华，但是却没有凭借的力量，与其说他感到的是对政治的不满，不如说是他对原本由儒家播种在意识深处的纯净的政治模式和制度遭到纷乱时代的扭曲糟蹋的愤恨，对官员作风的不满，对自己首次从政遭受的打击的不解、失落和心痛（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和“政治模式”“政治制度”以及“官场”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㐂他的归去只是对政治暂时的回避而已。他心中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完全沉默。
第二阶段：（陶渊明36岁—38岁）江陵为官时期
陶渊明归去了，一去就是六年。在这六年中，他娶了翟氏，并且生了三个儿子，再加上亡妻生的长子一共是四个儿子。那么他就不得不考虑全家人的生计问题。于是他有一次的选择了从政。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迫于生计是陶渊明这次从政的唯一原因的话，那显然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陶渊明性格的。众所周知陶渊明一句著名的话“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以他那样耿直的性格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还是他第一次从政遭受失意后的那点仅存的对于政治的幻想了。于是三十六岁的时候他到桓玄那里做做起官来。
然而两次的不同在于：第一次陶渊明的出仕绝大部分程度上是由其青年时豪侠任气的性格和单纯热情的政治理想使然；这一次则是两者都有较大的关系，不能简单说是主要因为那一个。
这一次陶渊明的出仕同样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反而进一步加深了陶渊明对于政治的认识。如果说第一次的政治失意之后他还有一些政治幻想的话，那么这个幻想就是寄托于最高统治者身上的（那时他认识到的政治只是官场和制度的黑暗，而在潜意识里存在着对统治者的认可，认为只要统治者是好的、英明的那么这样的政治就是还有救的。孔子曾经不断强调统治者在政权中的重要的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等等）。然而这次的出仕他看到的却是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和对于礼制的践踏。像司马道子和元显的荒淫奢侈（卖官鬻爵、公开纳贿等）和对于人民的残暴无情（对其直接控制下的百姓进行残酷的剥削，元显还依靠刘牢之的北府兵无情的镇压了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也看到了高层贵族之间的权利和利益的斗争（桓玄在地方上积极积蓄力量妄图夺取政权并最终建立起一个不和礼制的政权，这也正是陶渊明后来辞官的一个原因）。这一切在深受儒家正统礼教教育懂的陶渊明看来是如此的不成体统，不可救药！他寄予幻想的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终于在他有一次决定归隐。三十七岁的时候他写了这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里面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明确地表达了自己不愿服务于桓玄的不合法的政权而想归隐的心志。到三十八岁的时候，当桓玄真正废晋安帝为平固王而自己当皇帝建立起楚政权而又不能除旧布新为人民的生活带来转机的时候，陶渊明又写了这首《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表达了自己不愿效法当时的士大夫的通达、不愿随波逐流贪恋官位的清高的气节。
读他这时候的诗歌，我们总能感受到他极不平静的心态。其中有对自己政治理想幻灭的痛心和对当时政治的愤懑与谴责“八表同昏，平陆成江”（《停云（其二）》）；有对自己当初抛弃田园生活而从政的悔恨“如何舍此去，遥遥适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以至于“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同上），远没有后来他的那种平和从容的心态。
第三阶段：（陶渊明40岁）镇军参军和建威参军时期
世事弄人。正当陶渊明完全丧失了对于政治的兴趣的时候，刘裕凭借北府兵打败桓玄取得了东晋政权，以身作则，严格执行政务，一改从前的腐化奢侈、政治败坏的风气，又一次勾起了陶渊明沉寂不久的用世之心。再加之这时候陶渊明强烈的人生短促，理应及时建功立业的心态的影响（《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荣木（其一）》“人生若寄，憔悴有时”；《荣木（其四）》“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他便不远千里地来到刘裕那里做起了镇军参军（《荣木（其四）》“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在途经曲阿时，他写下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方面“时来苟冥会，宛□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田园疏”，有如果刘裕真的能和自己想到一起去和得来的话，就暂时委屈一下归隐愿望而继续从事政治的打算；另一方面又有“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舍弃不下田园生活的矛盾纠缠；最终他以“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的心态来暂且消解自己内心的纠纷。
然而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自己与刘裕的政权同样合不来，不愿被官位拘束的他没过多久就又回老家了。并且写下《连雨独饮》。仔细读这首诗，再与他在第二次归隐时作的诗歌比较，我们发现原来那种直接的对政治的批判没有了，而有了一种对人生和命运的深层的哲学思考，就是“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的思想：“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自我抱兹独，黾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那种愤懑不平忧伤心痛的不平静的心态也变成了一颗从容恬静之心：“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
陶渊明的境界升华了！
第四阶段：（陶渊明41岁）彭泽县令时期
经以上三出三隐的矛盾冲突之后，按理说陶渊明不会再出仕了。然而事实是他又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出仕了。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的《归去来兮辞序》中说得很清楚：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状。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这次主要是为了供养家室，为自己求一壶酒喝而出仕的。但是他不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吗？怎么现在却如此做呢？这确是令人费解之处，或许他的生活真的穷到了极点出于求生之欲望而出仕，抑或是他的政治热情还尚未彻底消退就像周振甫先生说的那样“渊明是有做一番事业的志愿的，做官正是找寻一种凭藉来实现自己的志愿。”（《陶渊明和他的诗赋》周振甫作江苏教育出版社）。只好留作以后讨论。
当然这次的结果可想而知，最终他还是归隐了，彻底地，永不回头地归隐了。他此时作的四首《归鸟》诗颇能表达他当时的心态，“和风不洽，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日夕气清，悠然其怀”“矰缴奚施，已倦安劳”。归去的原因倒很简单“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冻饥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序》）而已。
纠缠在他心中十三年的矛盾终于得以解决，看他归去的脚步是多么轻快“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心情又是多么急切“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归去的生活又是多么从容悠闲“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他终于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五柳先生”式的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桃花源”式的一尘不染，纯洁宁静，悠闲旷远：“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总结
陶渊明的四出四隐恰恰表明了那一段时期他的内心的极不平静的出处的矛盾斗争和艰难的心路历程。而正是因为这四出四隐的经历，陶渊明得以由早期普通失意文人的愤懑不平升华到后期一个真正隐士的平和从容和恬静安详。
再将这一转变细分的话，那就是当他出仕时，他经历了一个由对官场和官员的丑恶行径的厌恶、对贵族政治腐化堕落的失望不满以及对其政权不合法性的谴责批判（主要表现在第一和第二次）上升到从哲学层面自我性格、人格、本性与世俗束缚之间矛盾冲突的角度揭示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痛苦纠缠（主要表现在第三和第四次）的转变；同样的，在他归隐时，也经历了一个由青年时期慷慨任气狭义精神自然引发出仕欲望（主要表现在第一和第二次）到迫于生活或是年老而意识到生命有限应及时建功立业被动出仕（主要表现在第三和第四次）的转变。再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正是由于早先的出仕之心是有青年的意气而自然引发的，所以当他失意时，他更多的是对政治的批判而很少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性格的束缚和违背；但是由于后来的两次出仕都是迫于某种压力的被动的出仕，所以当他失意时，他往往感到的是世俗的束缚（“既自以心为行役”）和一种违心的痛苦与挣扎（“奚惆怅而独悲”）。
以上也就是我的这篇文章所要表达的主要的意思。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2007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