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侠的性别差异
自韩非子首度提出“侠”作为某种精神气质类人物的专称以来，历朝历代的文人学士，都曾加以多方的论列，尽管观点不一，褒贬有差，且对其本质上的理解与掌握未必完全一致，但将“侠”视为与外在社会有密切关联的一种特殊人物，则是普遍的归趋。
在古代的社会制度中，大范围的社会舞台，始终是由男性宰制的，儒家所强调的“五伦”关系中“朋友有信”虽屈居最末，但自中国社会逐渐摆脱宗族及家族的封闭形态以来，却成为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环。儒家思想本就是将个人的意义与价值，定位在其与外在社会的形形色色关系中的，《大学》“八德目”完成了“格致诚正”之后，就必须落实到“治国、平天下”外在社会之中，而其中最广泛而复杂的，无疑就是“朋友关系”。《诗经》说，“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1]，正说明了此一程序。“朋友关系”，其实是模拟“兄弟关系”而来的，而最终的归趋，还是外在社会的“家邦”。
基本上，受限于古代的社会制度与观念，得以活跃于外在社会舞台的多半属于男性，女性则往往被囿限于家族，乃至于家庭的范畴，一旦有所逾越，鲜少不受贬抑与訾议。因此，以外在社会为舞台，且特重其间“朋友关系”的“侠客”这一精神气质类人物，就成了男性的专称，代表了外发、积极、阳刚、强韧的一种精神，而通常是与女性绝缘的。所以在龚鹏程、林保淳所合编的《二十四史侠客资料汇编》[2]中，尽管有多达475人次与“侠”联系的人物，却无一位是女性，正可印证此一趋势。
以载籍所见，女性而与“侠”相联结的记载，出现甚晚，尤其是“女侠”或“侠女”之词，在明代以前，仅于北宋类书《册府元龟》卷169中一见，于《纳贡献》中记载了“十月丁酉，湖南马希广贡《除夜游春图》、女侠画障、珍珠枕及端午金银雕装物色”[3]，此处的“女侠画障”，据文意，当是图绘有“女侠”的屏风，但孤例无佐，虽已有“女侠”之词，而难以考索其内情，想来尚未成为通称；然而，至明代尤其是万历时期之后，无论“女侠”或“侠女”一词，都逐渐增多，乃至成为一种专称，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我们大可将明代视为中国古代女性开始与“侠”作联结的一个转折点。
有关女性侠客的研究，学界大抵是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有所关注的，陈葆文、王立、曹亦冰等，皆有论列，尤其是林保淳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女侠”形象》[4]一文中，博引详考，作了相当具有深度及启发意义的探讨与分析。在论述中，林氏首度提到了两本关键的书籍，一是徐广的《二侠传》，一是邹之麟的《女侠传》，并指出这两本具有杂抄纂集性质的书籍，在其间所展现的意义，别具只眼，格外引人瞩目。可惜的是，徐广的《二侠传》国内罕见传本，甚少有人提及，仅黄霖所主编的《中国历代小说辞典》[5]，取其《凡例》，略陈梗概；其后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6]，亦有简单陈述。林氏虽特别强调此书，但当时亦未见原书，故只能参照黄、宁二位的说明，简单概括，并无较深入而广泛的论述。事实上，尽管邹之麟的《女侠传》，相对来说较易取得，盖因明代丛书如《五朝小说》《说郛续》皆有收录，但因卷帙单薄，至今亦少有人深论；更何况徐广的《二侠传》，藏本远在海外，更是乏人问津。致使这两部在整个中国侠义观念的转变、成形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地位的书籍，还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这当然是极大的憾事。
笔者于偶然之际，蒙获友人奉赠原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的《二侠传》复印件，如得至宝，遂着手展开研究。以下将疏而论之。
二、《二侠传》的编次与论列
《二侠传》，今存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本，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分“男侠传”“女侠传”两部，共20卷，其中男侠70人，占12卷；女侠108人，占8卷。前有《凡例》12则，略述其编述体例及缘由。不过，哈佛馆藏的原书，间有脱页，《男侠传》卷11的《骆宾王》条，缺了第8及第15两页，馆藏扫描未以空白处理，致使此失。
编者徐广，福建柘浦(今浦城)人，字广居；校者黄国士，四川平昌人，字允符，两人生平皆无可考。
此书编次，并不严谨，基本上，是以朝代顺序为次，从周到元，胪列而下。如“男侠传”上起周代之菑丘欣，下迄元代的郑思肖；“女侠传”则上起周代之姜后，下迄元代之吴氏女，但另附有两则：一为《京师女》，乃出于汉代刘向之《列女传》；一为《侠妪》，出于元人龙辅之《女红余志》。一汉一元，不知何故，不分别归属，而竟以“附”出之。
在汉代之前，以“周”总领，列次周、鲁、楚、晋、卫、齐、赵、吴、魏、燕、秦等各国，但未细加择别，混春秋、战国，乃至秦朝为一，颇伤芜杂；汉代以下，则分后楚、西汉、东汉、西晋、东晋、后魏、南北朝、唐、五代、宋、元等朝，本亦未为不可，但既有“东汉”，卷11又无端多出一个“后汉”，殊所未解。
至于目录与正文，亦有参差。如卷10，目录以“灌夫、郑庄、汲黯、司马相如、李龟寿”为序，而内文却是“灌夫、司马相如、汲黯、郑庄、李龟寿”，前后不一；卷20，目录作《韩非孟》，内文则作《宋韩希孟》，后者方确。此外，内文中较目录多一时代或帝王名的，也经常出现。如卷13，目录作“姜后、敬姜、黔娄妻、母师、柳下惠妻”，而内文则作“周宣姜后、鲁姬敬姜、鲁黔娄妻、鲁母师、柳下惠妻”，自乱体例。此外，在转述文字之时，也偶有失之未考处。如卷1《成文子》条，出于《琴操》“思革子、尹文子、叔衍子三人”“并衣粮”的故事(1)“三士并衣粮”的事迹，见于《琴操·三士穷》，但古书征引时，除思革子外，尹文子、叔衍子之名相当错乱，有作“户文子”“成文子”，“叔愆子”“叔儋子”者。，而本文竟作“昔思革子、成文子三人”，夺一“叔衍子”，又误“尹”为“成”。凡此，皆可见其书在编次上的错乱。
编次上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男侠、女侠的朝代归属，常有舛失。如卷1的《苏秦》竟列于周之下；卷9的《李龟寿》，应属唐代，竟列于“东汉”；卷11的《辛稼轩》，应属宋代，乃归于“西晋”；卷14的《秦罗敷女》，应置于汉，非“周秦”；《赵娥》，乃汉代之事，不当列于“周赵”；卷15的《虞潭母》，为东晋时人，不当列于“东汉”；《李夫人》应列“西汉”而非“东汉”；《魏芒慈母》应列于“周魏”，而非“后魏”；卷16的《鲁秋胡妻》，应置于周代之鲁国，却列于“南北朝”；《绿珠》，应置于晋，却列于唐；卷19的《毛氏》，为南北朝前秦时人，不当列于“五代”；《张盼盼》，应为“关盼盼”之误，且应置于“唐”，不应列于“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皆显见其在编纂时的敷衍与草率，这与他在《凡例》中夸耀的“辑诸书参订，鞭心役目，殆经载余，毫无鲁鱼亥豕之病”，恐怕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除了此书体例或编次的错乱之外，徐广对侠客的认知，事实上也是相当含糊笼统的。除所选取的标准不明确外，更有随意题点的嫌疑，如卷11的《骆宾王》，所叙内容均为武后称制到薨亡之事，于骆宾王事迹，仅扼要叙及了武后听闻其为徐敬业所写的檄文内容后的反应，主宾易位，未见其可；而卷16《绿珠》，仅对绿珠坠楼而死事，简单带过，反而泛举绿珠江、绿珠井、昭君滩、西施谷、脂粉塘的“美人出处”，又杂引牛僧儒《周秦行纪》中的善笛女子绿珠、后人诗咏绿珠的篇章，以及石崇死后，孙秀及赵王伦皆获恶报的事迹，相当驳杂。徐广在《凡例》中自言“本传俱照名笔，稍勤删芟，观者不惟揖其人品，且赏其文章”，但恐怕也是徒托空言。
不过，总体上，从徐广所认定的侠客看来，无论男侠或女侠，显然都已脱离了从韩非子“侠以武犯禁”[7]、荀悦“德之贼也”[8]、班固“如台不匡，礼法是谓”[9](P4267)，到范晔“令行私庭，权移匹庶”[10]的负面观点，而重归返于司马迁“盖亦有足多者焉”[11]的立场，以正面的角度称扬这些侠客。这点，我们从《二侠传》所列的“男侠”中，几乎将《史记》所提到的“卿相之侠”，如战国四公子、汲黯；“布衣之侠”，如朱家、季布、栾布、郭解；“刺客”，如曹沫、豫让、专诸、聂政、荆轲等，尽行收入，但对班固所提到的楼护，及“诸公之间，陈遵为雄，闾里之侠，原涉为魁”(《汉书·游侠传》)(2)班固对游侠持论与司马迁不同，对楼护、陈遵、原涉等出于司马迁之后的侠客，多持负面评价。相关讨论，见林保淳《从游侠、少侠、剑侠到义侠――中国古代侠义观念的演变》一文，收入《纵横今古说武侠》，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02-139页。的陈遵、原涉等“侠”，完全不提，即可看出其大略倾向。
基本上，徐广对侠客是非常推崇的，他在《凡例》中说：“侠之义为杰，杰出千人，而旦暮植千秋之行。”大抵至明代万历年间，“侠客”的形象，已经在唐人李德裕《豪侠论》的影响下，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已由负面转为正面，确定了其正面的意义，故此书所记载的“男侠”，作者多半都以推崇的口吻出之，这是中国古代侠客形象转变过程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事。
三、侠客形象的底定
这个迹象是很具有观察意义的，大抵上，在中国的侠义观念发展过程中，“侠”的大发展趋势是从负面逐渐转为正面的，而司马迁的《史记》，在其间起了相当重要的转捩作用，尽管后起的荀悦、班固、范晔，持论与司马迁不同，且形成正史中根深蒂固的评价标准，但《史记》的影响，始终在其间默默酝酿，直到唐代，由李德裕的《豪侠论》正式发难，遂进入了侠客“由负转正”的过程。其中，儒家思想的浸润，无疑是最关键的。在《凡例》中，徐广强调：
韩子云：“儒以文犯法，侠以武犯禁。”是儒、侠判晨星，文、武相水石。岂其然欤？非所论矣。夫侠者挈纲常，激烈时用之；儒者守名义，和平处维之。维不用，胡以征意气？用不维，胡以试精神？是一迂腐，一强暴尔，岂侠耶？侠者，抱有尽之身，成儒者无穷之业，文需廊庙，武济边陲。大儒不可无侠心，真儒不可无侠骨。侠岂片言只语所能衡哉？景行者味孔子思刚、孟氏养气，斯得之矣。
很明显，徐广是从儒、侠足以互补的角度，肯定侠客精神的。这是继唐代李德裕标举“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12]后，将侠客纳诸儒家思想之下约制的宣言，这不但标示了侠客服从于传统儒家“仁义”思想的必然性，更对清代吴见思、牛运震等人“借儒形侠”[13]、“援儒入侠”[14]，乃至清末民初章太炎之强调的“儒侠”[15]，都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以“内圣外王”为核心，所谓“内圣”，指个人道德上的修持，以《大学》所揭橥的“八德目”而言，属于“格致诚正”的部分；从个人道德的自修自律开展出去，则是“外王”事业，属于“齐治平”的施用。徐广认为，“侠者，抱有尽之身，成儒者无穷之业”，正是企图藉侠客为引子，联结这一个完整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赫然发现，在70位男侠之中，符合儒家传统道德，即符合“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及“五伦”观念的人，占相当大的比重，如申鸣、成文子、弘演、鲍叔牙、晏平仲、程婴、青笄、郭亮、臧洪、骆宾王、义卒、吴仲广、张二、法崧、柳仲涂、郑思肖等皆是。其间徐广显然对“君臣”和“朋友”最是关注，如卷12《郑思肖》，内文叙及郑思肖“念念不忘君”，有“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宁可枝头抱香死，不会吹落北风中”等诗句，而画兰花，“不画土根，无所凭借”，以暗寓国土沦丧之痛，乃至因赵孟頫忝事元朝，而与之绝交，种种事迹，皆紧紧扣住其对“宋朝”的耿耿忠心。而《鲍叔牙》叙及鲍叔与管仲相交的诸多细节，《程婴》叙及程婴如何保护赵氏孤儿，《成文子》叙及尹文子与叔衍子如何“并衣粮”以成全思革子等，则皆在强调朋友相交之道。这些都与儒家所强调的人伦相处的道德修持相为表里。不仅如此，我们也可看到徐广所罗列的诸侠中，有不少是强调其建功树业的，如开国将相之张良、韩信，建一时事功的田单、陈胜、项羽、灌夫，甚至游辩之士，如苏秦、鲁仲连、范雎、郦食其，以言语讽谏君王的淳于髡、优孟、优旃，也都赫然在列。文士中的司马相如、辛稼轩、杜牧、骆宾王，作者也不吝称道。儒家所强调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徐广显然是深有体认的。
当然，如此论列侠客，无疑就太过于疏阔了，如果以他的标准，则世间只要有一德一行一功可称，皆不妨都以“侠”名之，这显然是完全忽略了“侠”的特殊气性；同时，所谓的“三不朽”中，极可能是会相互冲突的，如伍子胥、吕不韦，虽云事功显赫，而伍子胥之背弃宗国、吕不韦之秽乱朝纲，在道德上皆有重大瑕疵，徐广顾此失彼，显然是不足为训的。
在这里，徐广明显有一个相当重大的缺失，他忽略了从韩非子以降，各个时代对侠的不同定义，未能撷取在历史上曾经被以“侠”来形容的人物，来作甄择的标准，而是以直觉、直感的方式认定与论列，故难以避免疏阔、杂乱的缺憾。不过，这也可以看出，即便到了明代中叶，文人、学者对侠客的认知，依旧处在含糊笼统、各说各话的阶段，虽云儒侠互补互益，而不知儒与侠，正如徐广所谈到的“判晨星、相水石”，知其同，而不知其所不同，这是徐广最大的盲点。
徐广在“男侠”的论列上，尽管已对侠客作了相当程度的肯定，但说其在定义上破绽百出，未能周全，也应该是合理的评价。不过在书中“女侠”的部分，虽仍不免犯有同样的缺失，却是别具意义的。
四、女侠的彰显
从中国女性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明代是个极为特殊的年代，其中有关女性事物、规范、传记、诗文集的编辑与记录，可谓洋洋大观，尤其是明代中、晚期之后，我们竟赫然发现，开始有不少的女性，顶戴着“侠”的名衔，大量出现在相关的文献之中，甚至集结成专书，这当然是值得深入讨论的现象。
有关“女侠”的集结，大抵有两种模式，一是在标榜女性的丛书中，别出一门类，盛称女侠，如秦淮寓客的《绿窻女史》，此书包罗万象，将历代女性分成10部，广搜博载，将一应与女性相关的事物、诗文、传记等尽行收录，其中有“节侠”一部，分“义烈”“节烈”“义侠”“剑侠”4类，收载相关事迹；冯梦龙的《情史》，则是以男女的感情为主线，分成24类，专记相关的事迹，其中有“情侠”一类。至于徐广的《二侠传》，是在“侠”的大范畴中，以男女性别为区隔，分为“男侠传”“女侠传”二部，其中男侠70人，女侠108人，皆以记载事迹为主；邹之麟的《女侠传》最为特殊，索性就纯粹专收“女侠”，而分为“豪侠”“义侠”“游侠”“任侠”“节侠”“剑侠”6类，其中“剑侠”类只有条目而无内文。
这几部以“女侠”为核心而集结成书的作品之出现，迥异于前此对女性侠客吉光片羽、零散无统的记载，当然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二侠传》卷帙繁多、人数亦众；《女侠传》则专载女侠，更是引人瞩目。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阳明心学的发展，儒者从朱子向外推求的“道问学”，转向陆象山内聚式的“尊德性”，开始关注个人内在情志的存想与发用，连带着对人生而具有的“情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这隐隐暗合于唐人小说中特喜摹写男女爱情经历的倾向，胡应麟谓“《广记》所录唐人闺阁事，咸绰有情致”[16]，正指出了这点。因此，自明代中叶以来，有关女性的书籍，无论是女性的诗文著述、女性教育、女性道德、女性事迹之类的文本，显著增多，而对女性情感的关注，更是前所未见的深广。其中，刊于崇祯年间的《绿窻女史》以及《情史》，是最具代表性的。
徐广之所以将《二侠传》分立“男侠”“女侠”，显然就是在这一风气下的产物，但其所异于他书的，则是他以“侠”为主题而展开的论列。他在《凡例》中强调：
古有男侠，而未闻以侠名女，兹搜其捐生就义、杀身成仁者，续于简后，殊见妾妇可为丈夫，丈夫可愧于妾妇乎？
据《凡例》所云，徐广应是特别看重一些以“节烈”“贞烈”“义烈”为表征的女子，如《息夫人》《代夫人》《礼宗》《绿珠》《毛氏》《封景文》《银瓶烈女》《申屠氏》《韩希孟》《汤辉妻》《临海民妻》等，皆描写为国、为父、为夫而“捐生”“杀身”的女子。但事实上，书中所选列的女子，远远超过他在《凡例》中所说的范围。以汉代之前的女子为例，原列有31人，扣除《赵娥》《罗敷女》应属“东汉”之外，外加误植朝代的《魏芒慈母》《鲁秋胡妻》与《附》中的《京师节女》，实得33人事迹，其中除了《伯姬》《北郭妇》《李园女弟》《伯赢》《襄王后》《溧阳女子》外，全都见于刘向的《列女传》，对《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等篇中正面的女子形象，多所继承，而对《孽嬖》中的负面女子，则一概未收。即便是汉代的人物，也多取之于班昭所编的《续列女传》。由此可见，徐广所谓的“女侠”，几乎可以说等同于《列女传》中贤德贞顺、仁智节烈的女子。范围之疏阔，是颇令人讶异的。
自刘向编次《列女传》后，其影响之深远，我们从历朝历代的史书、方志、杂史都广设《列女》一门中可以看出。相关著述的编次原则，大体也依循刘向“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9](P1957)的宗旨。只不过，后世所编纂的相关女性传记，有明显将“列女”转为“烈女”的企图。明代以来，有关女教、女训之类的书籍，纷然而出，如吕坤(1536-1618)自序的《闺范》，分“嘉言”“善行”两部分，在“善行”之下，分别以“女子之道”“夫妇之道”“妇人之道”“母道”“姊妹之道”“姒娣之道”“姑嫂之道”“嫡妾之道”“婢子之道”9种叙列。此书据吕坤自云，当时“其传渐广。既而有嘉兴板、苏州板、南京板、徽州板，缙绅相赠寄，书商辄四鬻，而此书遂为闺门至宝矣，初不意书之见重于世至此也”[17]。而稍晚的沈德符(1578-1642)，更说“吕新吾司寇初刻《闺范》一书，行京师未久，而皇贵妃重刻之，且为之序，光艳照一时，朝士争购置案头”[18]，流传甚广，而其中所收女子，半数以上亦见于《列女传》，可见此时《列女传》的影响还是非常显著的。吕坤的用意非常明显，据《凡例》所说，亦是“仁人孝子，正士忠臣，炳耀古今者多矣。而余录女流者何？示阴教也。此皆女仁人孝子，正士忠臣也。欲为仁人孝子，正士忠臣，是人之外无他心，是书之外无道矣”，企图以品鉴男性的标准，施加于女性之上。徐广的《二侠传》，去此未远，无疑亦受到影响，故其甄选的标准，还是从刘向一直到吕坤始终延续未断的传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徐广对“女侠”的论列，除了明显可以看出其受刘向《列女传》及明代如吕坤的《闺范》影响外，在全部108位“女侠”中，出于黄尚文所辑的《女范编》(又名《古今女范》)者，为数极多，且内文的叙述，文句全同，据统计，居然高达47人，我们有理由推定，《女范编》应是徐广《女侠传》最重要的数据源。
《女范编》初刊于万历三十年(1602)，共4卷，载录从周到明代共120位女性的传记，有圣后、母仪、孝女、贤女、辩女、文女(附武女)、贞女诸类。黄尚文，字无文，安徽歙县人。此书除传记外，更附有相当具有安徽刻版风格的版画，由程伯阳绘制，黄尚文的宗人黄应瑞、黄应泰等刻版，基本上延续着刘向《列女传》的系统而编。较特殊的是，“文女”的部分，收了柳下惠妻、鲁黔娄妻、汉班婕妤、曹大家、徐充容、郑氏、韦母宋氏等传习经传的女子，并附有洗夫人、木兰两位“武女”，脱逸了《列女传》的笼罩，此亦为徐广继承下来。
尽管明代自太祖以来，对妇女的贞节大加提倡，颇有助于“节烈”思想的推广，但追本溯源，还是从《列女传》的“贞顺”“节义”中导出的。相较于吕坤的《闺范》，徐广所列的女子，也已有若干微妙的变化，如《李园女弟》一则，全据《史记·春申君列传》，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此女之“失德”，是非常明显的，竟为徐广阑入于“女侠”之中，尽管我们很难逆揣徐广的收录原因，但显见他已有摆脱女教、女训规范的企图，这是极其值得重视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女侠”部分，徐广列有《卓文君》《章台柳》《无双》《非烟》《倩娘》《霍小玉》《罗惜惜》诸篇，在这些篇章中，诸女子所展现出的特色，皆与“情爱”相关，这是过去“列女”传统中所未曾见到的突破，对后来冯梦龙的《情史》，应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当然，情感丰富，生死以之的爱情，未必能与“侠客”相互联系，不过，我们从《情史》中别列出“情侠”一类看来，其中所收的14位女性，无论是“侠女子能自择配者”或“侠女子能成人之事者”“侠女子能全人名节”者，都或多或少与爱情相关，而其中《卓文君》《红拂妓》《董国度妾》，皆在《二侠传》中；且“侠丈夫代人成事”中，《许俊》《古押衙》《昆仑奴》，亦相对应于《章台柳》《红绡》《无双》，足见“侠”与“情”的联系，已逐渐开始密切相关，这无疑是《二侠传》开启的一扇新窗。
此外，《车中女子》《红线》《聂隐娘》《崔慎思妾》《王立妾》《侠妪》等篇，其中女子，皆具有“道术”的特色，除《侠妪》出于《女红余志》外，多数由王世贞《剑侠传》迻录。
五、关于《二侠传》的评价
从以上的分析、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徐广的《二侠传》，乃是纯粹欲以儒家的思想对侠客重作范限，故只要有一德一行一功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人物，大抵皆可名之曰“侠”，如此宽泛的标准，自然无法充分凸显侠客的真实面貌及精神；不过，从整个中国侠义观念的演变上说，却也显现了其“转正”的意义，这是值得关注的。
正因对“侠”的肯定，因此就衍生了将女性与侠联结的可能，也出现了以“女侠”自命的女性人物，如清初的沈季友所辑的《檇李诗系》中，就提到了万历年间的金陵名妓薛素，“善弹走马，以女侠自命”[19]。徐广的《二侠传》明标“女侠”，正为嚆矢，正式开启了中国侠义史上的“女侠”新页，尤其值得大书特书。
尽管徐广对“女侠”的理解，颇受到从刘向《列女传》而下，一直到吕坤《闺范》、黄尚文《女范编》所延续的“列女”传统影响，依旧备受传统儒家观念的束缚。不过，由于《二侠传》已开始对女性丰富的情感有所体认，故其中亦纳入少数以爱情为特征的女子，而名之为“侠”；同时，也杂取了衍自唐人传奇，而为王世贞所辑录的《剑侠传》中具有道术的女子。这两者，都明显摆脱了过去女子评鉴的范限，进而对“女侠”的诞生，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不过，由于徐广过于宽泛疏阔的标准，虽云已立有“女侠”名目，却很难窥出其将原本属于男性专称的、带有强烈阳刚气息的“侠”，是透过何种手段，过渡到向来以“三从四德”为美德的女性身上，这就另有待于约在同一时期成书的邹之麟的《女侠传》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