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发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照字面意思看，美学当然是研究美。意指“感觉”，研究的是具体的感性思维或形象逻辑。人类自从有了历史，就有了文艺；有了文艺，也就有了文艺思想或美学理论。从历史发展看，美学思想一直在侧重文艺理论。它要符合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回到实践的客观规律，必然要侧重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文艺的问题，必然主要的成为文艺理论或“艺术哲学”。任何哲学离不开思想（在拙作《归有光诗文之思想态势》有详细阐述），而任何审美必须通过作品的鉴赏。作为一种认识论而言，美学必须结合作品来研究，方能较为完整、客观的的呈现其美学意象。[1]
在中国，鉴赏文人作品最常探究分析的是文本所呈现的意境。审美观照不能为孤立的“象”所局限，而应突破“象”“取之象外”——进入“境”的范畴。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2]
境非独谓景也。喜怒哀乐，亦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3]
王国维视“境界”为美之本原，言“有境者，本也。气质、神韵，次也。[4]”陆机《文赋》也写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5]”情随景迁，就是讲心与物的关系。在意境中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具体表现为情景交融。王夫之曾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6]”，“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姚鼐：《与王铁夫书》）意（情）和境（景）的关系就是心与物的关系。但是意境需要通过文字的解读，通过审美者的发掘，不能只靠作者的单方面的赋予生命。对于震川抒情散文之美学意象，我们须从接受者的角度，深入探究其散文所呈艺术世界，进而分析由此带来的美感经验，以期更精确掌握其美学意境。意境的创造不是创作主体一方的全部完成，而是有待接受者积极的审美投入。归文的风格之美往往被描述为用笔平淡，不加雕饰。姚鼐便认为，平淡的语言描写，奠定了归有光“为文家之正传”的地位。因为在他的眼里，文章的最高境界是平淡自然之境，而归有光的散文达到了这种境界。“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为文家之正传。”
一、“一唱三叹”的悲剧审美形式
王锡爵曾为震川做墓志铭时，把归有光舆情散文特点作了详尽描述，并揭示了归文感人之关键所在，曰：
先生于书无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经。而好《太史公书》，所为书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嗟叹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于高文大册，铺张帝王之略，表彰圣贤之道，若《河图》《大训》，陈于玉几，和弓垂矢，并列珪璋黼黻之间，郑、卫之音，蛮夷之舞，自无所容。呜呼！可谓大雅不群着矣。[7]
清人方苞曾说“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方苞从接受者切身感受的角度出发，谈归文的审美效应，点出了其亲情散文为归文最高价值所在。
美感这种认识形式带着明显的感情体验愉悦的特征，始终不脱离感性的具体形象，而又暗含着理性的认识，在欣赏中能达到怡然自得的境界，所以一般又叫“观照”。美感作为一种美的欣赏活动，是一种接受美学，它是认识与情感的结合，要认识对象的美就必须以直接的感知方式去感知对象，一面感受，一面理解，其欣赏的过程即便是再创造的过程，使美感不断的发展。读震川的抒情散文能产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之效果，这种抒情效果多呈现出悲情的色彩，是一种悲剧状态。审美观照的实质就是要把握事物的本体和生命，而非单纯的物象的形式美。
悲剧之于喜剧更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在于“悲剧则在状人之优于实际人生”，其情感更为让人痛彻、震撼，而不仅仅是“喜剧之目的在状人之劣于实际人生”，读者更有认同感，痛苦、悲伤、理解、惊恐、畏惧、震撼……这些悲剧性情感使得这种状态有着巨大的张力使其能量释放，于文而言，更容掀动情绪，造成震撼，因而悲剧的魅力和影响远胜于喜剧。一部的经典悲剧呈现于读者眼前时，人们是做何感想的,个人的想法如何,那些感叹是源于压抑的气氛、主人公的不幸还是心底的共鸣？面对作品,我心中涌现的往往是困惑与沉思。对于悲剧,人们大都会表露出理所当然的叹息、震惊，甚至是怀疑，但这些情感的抒发都只是如过眼云烟，并不足以引起人类对自身的反省、对非理性因素的警觉。
悲剧本身的意义并不在于“诱导观众内心深处恐惧和哀怜的情感”，而是要通过个体的毁灭来表现人类面对不可知的命运时无所畏惧的抗争精神，虽然还没有上升到荀子的“制天命”，但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足可以激励个体生命的生存勇气。当初的雅典戏剧的演出往往是在每年春天举行的酒神祭祀庆典之后，任何自由民包括妇女都可以观看悲剧，由此可见悲剧所承担不仅仅是娱乐，而且含有“风教”的功用。王国维曾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8]”而归有光的抒情散文中正是有着这样的特质：对往事回忆的快乐，对人事无常的悲悯，还有着神圣的崇高感和生命力。这些都让人于文之外看到震川的敏思和不凡，从而扩大了审美意境。
二、细腻复杂的审美心理
（一）悲剧的快感与恶意
谈到悲剧，就必须涉及到悲剧的快感和恶意。在震川的抒情散文中，其悲剧情节有少数会让人阅读后产生恶意的快感。从常识的角度来看，当灾难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时，便是悲痛的根源，而从别人的悲剧中获得快感就是一种幸灾乐祸，且能给我们最大的快感，这种悲剧的情感效果取决于对自己和悲剧主角的区别意识。我认同朱光潜先生《悲剧的快感与恶意》中提到的卢克莱修的观点——把悲剧快感的原因归结为安全感。这不是因为我们对别人的不幸感到快乐，而是对自己逃脱了类似的灾难感到庆幸。[9]于他人逆境坎坷中寻求心理的平衡，能大大突显自身比他们好得多的命运。在《亡友方思曾墓表》中，他避开常规的褒赞之辞，而是感叹“天之生材甚难，其所以成就之尤难”。这不是凭空立论，而是由亡者的生平事迹而感发的。方思曾“少负奇逸之姿，年二十馀，以《礼》经为京闱首荐。”自此后却是屡战屡败，最后抑郁而终。清初张汝瑚《归震川先生集》卷十评曰：“不痛思曾之死，而痛思曾之材不得尽其所至，真文章知己也。”震川文中，多写此类青年才俊，际遇却不甚顺遂，有超异的天赋却遇了多舛不幸的遭遇，同样的困顿人生，震川谈说其生平，感今追昔，寄于笔端，催人泪下。《张自新传》也是写出了自新自幼敏慧绝出，性格方简，早耕晚读，飘然若在世外。他代兄受杖，奉母为乐，议古论今，意气慷慨，笑骂纷集而不以为意。震川以数句描述简评：
归子曰：余与自新游最久，见其面斥人过，使人无所容。俦人广坐间，出一语未尝视人颜色。笑骂纷集，殊不为意。其自信如此。以自信之才，使之有所用，必有以自见者。沦没至此，天可问邪？
深得《史记·李将军传》的笔法精髓，读来让人觉得主人公的卓越不凡。可这个为文“博雅而有奇气”的自新，补学官弟子员无法出贽金而“数召笞辱”。“意忽忽不乐，欲弃去。俄得疾卒。”死后，还是朋友“纯甫买棺葬焉。”读来落魄悲凉，夺人心魂。
这些悲剧的主人公的社会和精神力量都远远高于我们之上，读来不免甚觉遗憾。在这些英才的命运面前，我们却更像被吉星保佑着一般，在遗憾之余总又产生庆幸和窃喜来补偿于平凡之人一点点优越感，从斯人的不幸中寻求到心理平衡的补偿和快感。这种快感不是恶意的，只是点明了平凡生活中摆脱了痛苦即是最大幸福。它强烈吸引着我们，那些各方面都比我们强的人遭受着痛苦和灾难时，大大突显了我们比他们好的命运，这也正是悲剧的魅力所在。但不可否认我们多数读后产生的是一种真切的同情和悲悯。
（二）悲剧的悲悯与同情
《先妣事略》、《寒花葬记》等，无不是在文中穿插一些过往细节和心路，让读者容易进入作者的心理世界，进而能设身处地的把自己和作品中的人物等同起来，使我们仿佛也有那些人物一般的感觉、情绪或是情感，能够有感同身受的心境，因而更能从中了解作者的情愫。这就是悲剧的情感——悲悯和同情。而于悲悯和同情之外，我们总能在作品中感受人物的受挫之后有一种悲剧性的崇高感。在《解惑》中，我们看到震川以轻描淡写的笔调写出七试不第的原因：
夫“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举与挤也，不得而誉与毁也，是有天命焉。实未尝举也，未尝挤也，未尝誉也，未尝毁也。[10]
考官取试不公舆遭受流言耳语的排挤。虽然轻描淡写，却以一种知命、认命的口吻，全然是自我安慰的愤懑。这种命运决定论折射出的只是作者平衡失意的托词，容易激起读者的同情。然而，他却不是真正相信这一套论证，只是于自我宽解中不乏执著的信心和等待的勇气，我们读时会不由赞叹人物在不幸遭遇时表现出的坚毅。《乞改调疏》虽然看似是一篇旧时请求改官调任的应制文，却在为文之时言不由衷的道出了“甘自退废”。
臣谨守教条，悉意抚循。妄谓今天下生民元气耗矣，宜专务休养之，不当厉蜂锐事，刻覈以取目前之快也。然泥古而不通于时务，信心而不达乎人情，功效蔑闻，罪过山积。[11]
其子子祜后也在《先君述》记载，云：“会觐京师，署官禄为奸利。后事发系狱，疑先君害之，遂与豪右拘谤百端，诳惑大吏，然终莫得而害也。其明年，迁邢州司马，天下莫不惜之。”臣下经常罪责自己，越是这样越显出其冤屈不平。这其中融入的作者对世事不平和家庭衰落、科举途上坎坷不遇的伤感和怨愤。
《项脊轩志》通过叔伯分家琐事的叙述，展开对母亲音容举止的回忆，娓娓道来中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愁，更饱含了对母亲的无限依恋。这种生活气息浓郁的散文浸透着震川的浓浓真情，不经意间却无不感人至深。归有光写过不少的墓志、圹志，其中写到过母亲之亡、妻子之死、儿女之夭。在《先妣事略》中，有光从童稚之年的追忆入手，选取母亲的琐屑事迹，于不经意处下笔，写到母亲周氏十六岁嫁入归家，二十六岁去世，十年短暂的夫家生活却养育了八个子女，“吾为多子苦”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劳苦艰辛可想而知。而有光不仅是用方八岁，尚不懂生离死別，“诸儿见家人哭，则随之泣，”见母亲一动不动的，“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人世的巨变与孩子的无知鲜明的冲击着读者的感觉，不由为之一动，催人下泪。有光在文中体现不光是母亲一生辛劳的追述，点滴写明母子之情。
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12]
描写自己科考仕宦的经历，更是提及公车不第对母亲的愧对，令人感同身受。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归王三接，孺人所许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补学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妇，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追惟一二，仿佛如昨，馀则茫然矣。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
在《亡儿曾羽孙圹志》中他先写自己幼年失母之哀，叙及曾羽孙降临时其母已疾病缠身。
临死之夕，数言二儿，时时戟二指以示余，可痛也。[14]
平实写来，自生怜悯之心。又追述已故长子的几件琐事，提及这个少年天资聪颖、仁爱孝顺、丰神秀异，有力争正义的鲜活个性，极富仁慈之心，本可告慰先妻垂绝之言，在“穷于世久矣”的情况下，也寄托了震川太多的希望，却不幸十六岁便早早夭折，悲痛无以言表。一个遭受丧子之痛的形象显现在读者面前，他对天质问，对命运控诉。
而天又夺之如此，余亦何辜于天耶！
天之毒于余，何其痛耶！
天之于吾儿，何其酷耶！
而以旅死，其又何耶？
其又足以移祸福于人耶？
乃享富贵而长世也？
呜呼！吾于世已矣。[15]
《世美堂后记》是震川对续妻王氏的怀念之作。名为堂记，实则怀人。句句不离堂，句句在写人。以王氏的贤良温淑作铺垫。应证了堂名“世美”。王氏和有光生活的十六年中，孝敬公婆，每岁亲自“督僮奴垦荒菜”，把家里的事情全都自己承担，不让丈夫操心。祭祀、宾客、婚姻、赠遗无所失，还帮着丈夫访求书籍。克尽为人妻的本分，为家庭牺牲奉献的精神将其普通平凡的生活点缀得光彩动人。
庚戌岁，余落第出都门，从陆道旬日至家。时芍药花盛开，吾妻具酒相问劳。余谓：“得无有所恨耶？”曰：“方共采药鹿门，何恨也？”
尤其丈夫下第归来，她对丈夫的理解和宽容。这是科举时代读书人所依赖的精神支柱。这种在生前淋漓尽致的活着，大大凸显出生命力的强韧何丰富。在这种审美活动中，我们能感受到生命的能量，能感受到生命真实的跃动。我们为之痛苦哭嚎，也从而倍加珍视家人、友人，以及一切身边的人。
（三）死亡与崇高感
悲剧中常常要涉及到死亡。生命之于人的可贵，与死亡到来的震撼正是组成悲剧的必要要素。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幸，却同时能让读者更好的正视生命。生命的积极背后让他看到了太多的脆弱，因此悲剧中有蕴含着这样一种崇高感。《书张贞女死事》就饱含着这种悲壮的崇高感。震川闻书贞女事时正卜居安亭，贞女处在一个家庭失序的环境中，公公年迈昏庸，醉不理事，丈夫无能怯弱，家中管事的却是个淫荡跋扈的婆婆。一日与婆婆有染的恶少胡岩欲夺其贞节：
胡岩者四人，登楼纵饮，因共呼贞女饮酒，贞女不应。岩从后攫其金梭。贞女詈且泣。还之，贞女折梭掷地。妪以己梭与之，又折其梭。遂罢去。顷之，妪方浴，岩来共浴。欲已，妪曰：“今日与新妇宿。”岩入，犯贞女，贞女大呼曰：“杀人！杀人！”以杵击岩。岩怒，走出。贞女入房，自投于地，哭声竟夜不绝。[16]
贞女抵死不肯，竟然惨绝人寰的遭到杀害。
岩与妪恐事泄，絷诸床足，守之。明日召诸恶少酣饮，二鼓，共缚贞女，椎斧交下。贞女痛苦宛转。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颈，一人刺其胁，又椓其阴。共举尸欲焚之，尸重不可举，乃纵火焚其室。邻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户，见嚇然死人，因共惊报。诸恶少皆潜走。一人私谓人曰：“吾以铁椎椎妇者数四，犹不肯死，人之难死如此。”[17]
而面对这些事情，贞女都是那么不畏强暴，坚贞不屈。她的言行举止是完全符合当时的礼仪的。面对婆婆和恶棍不合理的要求，从头至尾都表现的都是她坚毅拒绝的決心。经过多方努力她改变不了婆婆的恶劣行为，为了保全夫家的名声，她无助的抗争来保全自己的清白，即使面对残酷的折磨，她也依然坚守着名节，宁死也不屈从，“叹其以童年妙龄，自立如此，凛然毛骨为竦”，身上犹然散出一种不容侵犯的天地正气，浩然崇高。而有光为了突出这一种崇高感，
三、传神蕴韵，富于浓情的审美意象
中国的美学体系是从审美意象为中心的。自唐至宋，随着散文实用功能的增强和受到唐宋文化雅俗之变趋势的趋向，既“何必粗豪、亢硬”，又谓“文太美则饰，太华则浮。浮饰相与，敝之极也”[18]，情感乃散文之精神、价值所在。关于归有光散文的特点前面已经论述，黄宗羲也在《明文案》卷三《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点明：
予读震川文为女妇者，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19]
前人多概括有光散文以淡笔写浓情见长，清水出芙蓉般的文字，至情至性的情感，这与他习得史家之精髓——以神韵来刻画传神是分不开的。古代散文中的史传文一支，同时是小说文体的重要源流。这种同源异流的现象，使得散文创作中的“小说笔法”无遗渗漏——用寥寥几笔带出人物的形象，不需费尽笔墨，长篇拉杂的叙述。只需透过简单的对话和平凡的动作描写就可以达到对人物生灵活现的刻画。
在震川抒情散文中触动其感情流露的不乏是与社会现象环境相关的，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日常琐事是人间万象的组成部分。《亡友方思曾墓表》中有叙及与方思曾交游的情形：
思曾少善余，余与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桥，每望其庐,怅然而返。其相爱慕如此。后予同为文会。又同举于乡。思曾治园亭田野中，至梅花开时，辄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思曾时乘肩舆过安亭江上，必尽醉而归。尝以予文示上海陆詹事子渊，有过奖之语，思曾凌晓，乘船来告。予非求知于世者，而亦有以见思曾爱予之深也。[20]
一般的交情的话，思曾是很难想到以有光之文给陆子渊看的，那种珍视和欣喜程度是于己更甚的，而文中非仅提及传文之事，当子渊看完后深深赞赏，思曾听了便夜半乘船相告，那种不知疲倦的欣然雀跃也不是一般的交情的朋友可以有的，双方情感早已透过事件的陈述而一目了然。看似是琐屑小事，但这些细节的记载，不但营造出“不言爱”的含蓄效果，道尽了方思曾与有光深厚的情谊，也因为情感有所寄托，用融情于事的手法，处处是情感的流露，使得文章的意境更为深远。
但其文种更主要的、最为感人的还是他身边那些女性而引起的，女性形象是归文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审美形象。写他母亲的《先妣事略》、写亡妻魏氏的《项脊轩志》、为续妻王氏做的《世美堂后记》、写女媵寒花的《寒花葬志》，写给早夭女儿的《女如兰圹志》、《女二二圹志》，为素昧平生的女子发出人道关怀的《书张贞女死事》等等。女性是震川情感抒发的重要主体。在归文中出现了这么三类女性形象：家人亲属、节妇烈女和其他。出现于其文中的女性多是离不开三从四德的女教规范的。这与有光服膺于儒家思想有莫大关系，却也予烈女节妇一些人道关怀，虽看似为维护礼法而鸣，但可看出震川对女性所持态度是尊重的，这使他的抒情散文有着一种温和之美。
《项脊轩记》中记载有：
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21]
“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22]
一个动作所包含代表的情感与意义是很丰富的。其一中，娘以指叩门的动作性叙述，让我们仿佛看到那个绻起手来以指叩门的母亲，也不禁要绻指去试一试。而其短短几言里的一“叩”一“问”把母亲对儿女难以言状的关心、呵护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更为细腻生动，我们不禁要为这个母亲而感动，为其离去而更感哀叹。其二讲述的是祖母经过有光书房对他说的话，祖母担心外面有什么声响会干扰到孙子读书，当中提到了“以手阖门”四字，这一贴心的举动饱含了对有光殷殷的期待和爱护，情韵更加扎实饱满。人的一生中要讲很多话、会做很多动作，个性也非单一的，从小到大经历的事也不少，不予以挑选，就容易造成文章冗长、堆垛而无重点的缺失。袁枚《随园诗话》卷一言：“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23]我们上面看到的那些例子看似只是普通的言行，但放在文章中却是意味深长、颇具特色的。所谓的选取的精华所在，要有特殊性、重要性，不需要举动有多么伟大，言语有多高尚，但必须是写实的，客观且易于让人受感染的。这也与有光散文中另外一个特点推微知著、以小见大是相辅相成的。
仍然回忆到前面文章提到的《世美堂后记》，落第归来的有光问妻子：“得无有所恨耶？”妻子答：“方共采药鹿门，何恨也？”这组简单的对话加在文章里，将妻子王氏体谅理解丈夫的心情和当时场景刻画得很传神。当拔擢有光的恩人张治过世，有光心痛至极时，妻子也陪着落泪，说：“世无知君者矣！然张公负君耳。”仅是一泪一言，使人物神情、个性自然浮现，当妻子这么说时，她是了解有光的。如此淡淡几笔，使得王氏形象富有生命的跃然于我们心中，生动且富有神韵。这种轻描淡写的道出，正是有光内心中记忆最深、最柔软的东西，不舍的沉痛、温馨的感动等多种复杂情感的交织，那么轻轻淡淡的几笔实际是感情复杂的，文章的张力也透过对话方式呈现出来了，并在动作性的描述中加以升华，使读者有状溢目前、亲闻亲见般的真实感受。似步经意，却余韵悠长。
确乎没有悖乎伦常的感情内涵，但震川所表现的又不止是“封建伦常观念”所谓的道德义务和感情。当归有光全身心地沉浸于散文的创作时，伦理规范那些三纲五常如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的教条并不构成对他深情抒发的妨碍。他随着情感的发生，自然而然地超越了伦理规范的限制，所着力表现的母爱缺失的悲哀、夫妻相得的快乐、妻儿继亡的苦痛等，正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情感。这才是他文学中最为动人的因素，而绝非是为了表现“封建伦常”的特殊要求。
震川把一系列抒情文字的审美感知建立在这样一种审悲之上，在这些悲剧中，我们能同感作者之悲、作者之怒、作者之哀怨、作者之无奈，我们跟文中人物和作者的情感就那样紧密的联系起来了。纵然有时候我们会庆幸自己好很多的命运，为他们感到遗憾、悲哀。纵然有时候我们会愤懑无力回天的命运，为他们感到不平，但我们却无时不能感受到他们生命的能量，无时不能感受到那种真实的存在和生命的跳跃和震撼，这将不仅仅只是有着巨大的张力使其能量释放的震撼，更多的会让我们倍加珍惜家人、友人和一切身边人，让我们珍视自我生命和自由，在更理性的正视生命的同时有所反思。
这种有着于生命、理想的崇高感和浓郁的悲剧氛围中，还洋溢着人间至情至爱的人道主义色彩。生命、理想、温情、悲剧……交错着，让读者的感知系里在呈现灰色基调的同时，又充满了细腻和柔软，有着理解的同情、灵魂的崇高和生命的积极的审美感知效果。他的冲击是于人心灵的，而不光是字里行间。这也就是为什么归有光的抒情散文能引起广大读者共鸣的原因。不管社会如何不公允，理想如何受挤压，震川让不满为中正平和的态度所包容，始终从人道关怀、体世冷暖的角度出发，这样写出的文章没有激进或消极的言论，而是平和温情的呈世间人情，这种人性之美使得审美感知和谐，理所当然会出现归有光散文中感人至深的美学氛围。
主要参考文献：
[1]（明）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四部丛刊》集部，清康熙十四年刊本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4月版
[4]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版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艺出版社，1983年2月版
注释：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4月版，P1-4。
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C]，《宋元戏曲考》十五，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版。
同注2，王国维：《人间词话》六。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十三。
《中国历代文论选》上，P136。
《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P278，P279。
（明）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M]，王锡爵：附录《明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P981。
同注2，P17。
参考：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人民文艺出版社，1983年2月版，P41-51。
同注7，《解惑》，P97。
同注7，《乞改调疏》，P791。
同注7，《先妣事略》，P594。
同上注。
同注7，《亡儿曾羽孙圹志》，P532-P535。
同注7，《世美堂后记》，P424。
同注7，《书张贞女死事》，P91。
同上注。
同注7，《庄氏二子字说》，P84。
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M]，第十册《南雷诗文集》（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版，P380。
同注7，P540-541。
同注7，P430。
同注7，P430。
袁枚：《随园诗话》[M]，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5月第一版，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