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千百年来，随着炎黄子孙的繁衍变迁的历史过程，一些反映时代特征的思想积淀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价值观念是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部分，其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影响尤为深刻。先哲们总是在不断地探索关于人的一切问题，觉识人在自然界的崇高地位，尊重人的价值，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
以人为核心，关注人的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就是阐发人道观并为人道观提供理论基础。中国传统哲学中众多命题皆是围绕人道问题而展开的。
“人”字当产生在黄帝之时，甲骨文中“人”字屡见；殷周时，人受宗法等级制度的限定；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爱人为内涵的人学思潮，诸如孔子的爱人，老子的自爱，墨子的兼爱，孟子的别爱，以及管子的爱民，荀子的爱人和爱民等等构成了以爱为特征的人道思潮。汉代董仲舒的爱人类，以及《礼记》、《淮南子》等的爱人、爱民，乃是对先秦人道观的继承。至魏晋南北朝隋唐，就人的自我价值、社会价值、人才学、人格学、人生理想、人生目的等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以人的价值为核心的人道观。宋元明清时把对人生价值、理想、目的德追求与人生生命的关怀结合起来，把爱人、爱亲、爱物与人生道德理想的追求统一起来，凸显了人的自作主宰的自主精神，构成了以立人极为特征的人道观。近代向西方学习，吸收西方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观念，批判三纲五常，宣扬人的权利平等，构成了以平等为特征的人道观。
先秦时期自周公“敬德保民”的提出，到子产“天道远，人道迩”首次出现“人道”概念，关注人，重视人道已经成为当时思想家的焦点所在。但系统的提出人道观则是起于孔子，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皆在以后长期演变和不断完善，成为人们日常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
对于孔子思想的精髓部分和核心内容的人道观，历代学者研究颇多，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运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其中的内容真意。祁志祥《中国人学史》以仁为核心论述孔子仁本主义人道思想，认为“仁”是人道的本质特性；肖万源、徐远和《中国古代人学思想研究》分别对古代诸子人学思想进行研究，认为儒学即人学，从孔子的天道观、人道观和人性论论述孔子人学思想；尚明《中国古代人学史》认为孔子最早而系统地从道德生活的角度反思人生、规定人生意义；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提到儒家人学是一种“宗法社会本位论”，论及孔子对人的社会性与伦理道德的重视；刘黎明《先秦人学研究》以人为线索，从诸子各家关于人看法上的差异来认识先秦人学，从人性论、道德修养、理想人格等方面分析了孔子人道思想；王杰《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从人学角度重新审视儒家文化，以孔子的人道思想范畴—“仁”、“礼”作为切入点，论述了儒家人学思想的发展历程。除专著外，从人学角度研究孔子思想的论文也比较多，有的从方法论论述孔子人学；有的从人学角度专门论述孔子的仁；有的从人学角度论述孔子思想的意义；更多的是综合地论述孔子的人学思想，认为孔子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人学体系，例如：“孔子建立了我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仁学’（即人学）思想体系”、“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的人学思想核心是仁”，“从仁出发，探求人性”，“孔子提出人既泛指人类，同时也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以仁为人的本质属性”等等。这些论述虽然在对孔子人之为人、如何成仁、理想人格建设等内容的论述上显得比较零散，各家各有其说，但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孔子的人学思想。综观之，对孔子人道思想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各家多留于思想层面的论述，很少有系统分析孔子人道观产生的背景、从多层面上看孔子人道观产生发展的原因；第二，理论方法的运用上，尚未充分地结合理论与材料，并且哲学史和传统思想史方法的味道太浓，而发挥价值论方法之长不够。
而欲揭示孔子思想真谛，发掘其中的意蕴，则需要既尊重孔子其本来思想的真实面貌，又结合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现状。把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于一起，这样才能真正发扬其思想的作用和文化以化人的目的。
人的价值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处于核心地位，运用价值论理论研究的方法是研究孔子人道观思想的重要方法。人道观研究的是人的问题，而价值论也正是研究以人为主体的价值问题。从价值论角度解读和研究孔子的人道观思想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有着重要的意义。
孔子人道观是孔子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和自身长期形成的智慧结晶，今日欲复现其真实内蕴，实非易事，对其作新的诠释则更属难能。必须要遵循发现原典文本本义——对文本进行分析评判——运用现代哲学原理对文本意蕴加以阐释和引申这样三个步骤，即对先秦儒墨道法等元典文本以及历代重要文献关于孔子思想的内容进行探索、重铸，既吸收文本文献之真意真解，又参酌现代研究方法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原理，结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去追究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意蕴，发掘孔子人道观的真谛。具体方法论的原则是：
第一，原理与文本相统一。要以价值论解读孔子的思想，以原理映射文本，从文本中寻求原理的发散。以价值哲学原理为指导，以文本原义为依据，首先要阐释人道观的内涵和中国传统人道观的特征，并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对孔子的思想进行细致的分析。通过古人的语言阐释古人的精神，以当时的状况透析其时其人的价值观。欲通古人之价值观必须要理解古人当时当地所处之环境和身份地位以及其思想的渊源，如果简单以现代的原理方法去界定阐释传统文化，必失之一隅。以传统原典文本为根据，并参考古代各家解读，结合现代理论方法，对传统价值观进行“讲明义理”、“别其是非”的客观公正之透析。
第二，综合与分析相统一。既要把孔子的思想予以分析，理清其中的真意，同时也要把孔子的整个思想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予以综合。在综合中分析其独特之处，在分析中综合其本质特征。
第三，历史与现实相统一。在理清孔子思想脉络的基础上，对孔子的人道观要进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般的正视，“讲明义理，别其是非”的审视，“钩稽索隐、融会贯通”般的透视。并着眼于在当代现实中如何提升人的地位这一重大问题，发现孔子人道观的意义，既不对中国传统思想存在的价值妄自菲薄，也不对传统文化的意义玄虚夸大。
第四，纵向引申与横向拓展相统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肯定主要反映和折射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时代特征，同时，其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是影响其思想产生发展的因素。解读孔子的人道观必须立足于历史考察的办法，以史论人，分析孔子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具体社会环境状况。具体地说，就是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分析孔子思想产生的客观因素，从孔子本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渊源分析其自身因素。只有如此，才能更好更全面地揭示其思想本质，了解真实面貌。
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还需要研究其历史源流和其理论特征，为此应运用比较分析法，从比较中概括出其思想特征。一方面同前人思想比较以了解其思想渊源，另一方面与同一历史阶段其他思想家比较以总结其理论特征。进而探索其思想被后人发展的历程。
一、孔子人道观提出的背景
孔子哲学具有丰富的内容，其核心则是他的人道观，孔子罕言天道，然而极为重视人道。他的整个哲学体系，是以人道观为核心而构建起来的。可以说，孔子的哲学就是人道哲学。
中国哲学在其萌芽之始，就以探求道为根本旨趣。道是天地人，即自然、社会、人生的道理、法则和准则。从大的方面来说，道有天道、人道之分。天道系天地自然之道，即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道理和法则。人道是社会人生之道，即人生社会变化发展的道理和准则。中国哲学道的观念，在殷末周初已经形成，至春秋时期而展开为天道人道。诸子百家围绕着天人之道，进行了热情的探索和激烈的争鸣，建立起不同的学派。这些不同的学派，归根到底，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采取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探索天人之道，得出不同的看法而形成的。
人们对人自身的认识和自觉，经过了漫长的历程。远古时代的人，由于思维认识的局限，对神秘的天地鬼神不能理解，充满了恐惧和崇拜。夏道尊命，教人敬畏天命鬼神，其人蠢愚朴野而不加文饰；殷道尊神，教人敬畏服侍鬼神，重用刑罚而轻视礼教；周道尊礼尚施，重视人的礼节教化，待人宽厚恩惠，这是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问题。从尊天、尊神到尊礼尚施，就是把思维的视角从天神转向人间，表明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
西周初期，辅佐成王摄政的大政治家周公的思想，便是这种尊礼尚施的代表。他“监于有夏”、“监于有殷”，总结夏、殷亡国的历史教训，认为在于“不敬厥德”，君行“暴德”，致民“凶德”，“不孝不友”，因而上下无德，不知为人，社会乱亡。周公认为，要治理社会，安宁百姓，“不可不敬德”。只有治国者“疾敬德”，“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才能化正民众，劝民“怀德”，使社会达于治平。他制定了礼乐制度，整个国家“明德慎罚”，“明德恤祀”，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明德、尊礼、尚施的文采粲然的文明社会。这便是孔子所赞颂和怀念的“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社会。
到了东周，尽管王室衰微，诸侯纷争，暴力流行，然而西周所确立的亲人远神、敬德保民、尊礼尚施的思想传统，仍继续向前发展。争霸的诸侯在战争中体会到，生产的发展，国力的强盛，战争的胜利，都取决于人。谁获得人民的拥护，谁就能扩地称雄，实现霸业。因此，对于国家、君主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天命鬼神，而是人。一些思想家鲜明地提出了“皇天辅德”、“民为神主”的思想。虞国大夫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地鬼神并不专心偏爱谁，而是谁有德便保佑谁。随国大臣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成了神的主宰，鬼神之情，顺民意而行。圣明之王应该顺成民意，然后才祭祀鬼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顺成人民，国家将兴旺。寄托鬼神，国家便败亡。“祭祀以为人也”。对神的祭祀，目的是为人，而不是为神。人的主体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尊重
对人及其活动的重视，促使了人们对自然规律和社会人生道理的探索。春秋时期，人们已开始提出天道、人道观念。“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月的运行，昼夜的交替，阴阳的变化，这便是天道。天道是人们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而人道，则是人的“思乐而喜，思难而俱，人之道也”的自然情感，“救灾恤怜”的同情心，“忠信笃敬”的德行，“卑让节义”的礼乐仪节。总之，一切人之为人的根据和道理，都是“人之道”。
孔子以追求人道为自己终生的探索目标。他誓言“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作为积极入世而又尊重传统的思想家，他始终直接面对社会人生现实，不懈地总结、探索人生的真谛。对于天，孔子只是当作无言而运行的客观存在。而对于鬼神，孔子不但“不语怪力乱神”，而且宣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重视的是人和社会，着力于探求如何做人、如何治国，探求人道。
孔子对人道的认识和发展，是在反省回应春秋时期社会文化危机和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人文道德精神的基础上产生形成的。他关切的是现实社会的运行发展，寻求的是理想人道的建构实施，因而不言超越人生社会外在异己的“怪力乱神”。而这一系列的思想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人生背景。
（一）社会历史背景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发生大变革的时期，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政治利益身格局深刻调整到社会结构深刻变动，以及文化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的各个领域都经历着激烈的碰撞、冲突、交织变革之中。社会体制的交替变革和文化思想更新递进，导致了传统的等级社会体制和礼乐纲纪规范失去了对人们的行为和意识的维系约束，而新的社会体制和纲纪规范又没有得到完备形成和巩固，因而整个社会处于秩序失控、纲纪失范的动荡混乱之中。面对着诸侯力政、百姓涂炭、礼乐崩坏、人伦不理的严峻社会危机。文化思想逐渐转移到了以高扬人的主体存在价值为中心的人学文化。
首先，铁制工具的出现，牛耕的使用以及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使生产力有了巨大的提高，为人道观的提出提供了契机。
公元前594年（即鲁宣公十五年），以“初税亩”为标志的土地私有制的正式出现，使得一方面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旧的生产关系正在日益发生冲突荡漾。人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正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以前人被自然的束缚而转向以人为生产力的主体。在春秋之前，人和自然关系主要是“神为人之主”，由于当时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对风雨雷电特别对自然灾害等自然现象无法理解，而产生惊异和恐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通过一些生产工具的改进渐渐能够了解自然和改造自然，人们原前依附自然的关系在观念中开始出现转变。至春秋时期，已经有了一些士官和大夫提出了具有人和自然关系的“天道远，人道迩”、“吉凶由人”等等命题。使得一些思想家的焦点由自然（神、天）转向人事。同时，在生产中人们越来越清晰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和重要性，也看到了人高贵于万物的主体性，人道思想至此有了呼之欲出的契机。
其次，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礼崩乐坏的政治制度正在经历着激烈的冲突碰撞，为人道观的提出提供了必要性。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政局动荡、战争不止。一方面，自平王东迁以后，政治权力中心日益下移，诸侯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天下的权威已经衰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诸侯利用“尊王”的名义各个发展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增加自己的属民，发动各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而在战争过程，人口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各诸侯国开始重视对人的重视以及开始以“民本“为口号发展本国人口。固然，在诸侯看来，人是工具性价值，重视人是发动战争和增强国力的手段，但毕竟是已经重视人和关注人，为人道观的提出提供了现实基础。
“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周室的衰微，政治权力中心的下移，引起了礼崩乐坏，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春秋时期，礼作为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开始受到冲击。“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等等的“僭越”事件经常发生，“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等违背伦理名分的事情也有所出现。整个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人际关系变幻莫测。旧奴隶主贵族、新兴奴隶主、奴隶、地主、农民等诸多社会阶层交织，各种利益群体发生激烈冲突。如何处理好这些阶层关系，给这个错综的关系有个正常的伦理名分，成了当时一些思想家思索的重要的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为人道观的提出提供了现实的必要性。
再次，春秋时期士阶层的出现和学术下移，进而使得文化多元化、民众化，为人道观的提出提供了思想条件。
根据文献资料记载，我国奴隶社会最初的学校、教育和学术，是被国家所垄断，即是“学在官府”。当时的学校即是“官学”，整个文化是被垄断起来，而作为下层的平民和奴隶是很难占有文化资源。文化的内容也是以官方规定的特定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主。夏商已经在文化有所发展，但这些文化是以“官学”发展的形式。而夏商以“神鬼”为精神信仰，这也使得文化忽视人的发展。西周“学在官府”有着重要的发展，同时也揭开了学术下移和学在民间的历史序幕，开始使得文化主体出现普遍化和民众化的趋势。
至春秋时期，由于政治中心下移和经济的变革，以及诸侯的“僭越”，使得学术下移，出现了“私学”，文化主体由官府下移到民间。由于战争和大国争霸的发生，使得很多档案文献随着官吏和士阶层而外流，社会阶层的变化使得一些旧贵族变成普通百姓，一些士阶层降为“不知而议论者”。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使得“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文化民众化、世俗化、多元化的发生，一些士阶层通过办立“私学”进行“有教无类”的文化传播，为人道观的提出提供了思想条件。
（二）人生经历背景
在春秋时代的诸侯列国中，孔子出生地鲁国的国势一直比较衰弱，但它却是被周人的“礼”文化侵染最深和保存文化典籍最多的地方。《左传》中有大量记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鲁国对于周礼——包括伦理制度、观念形态、礼器典籍的保存都是比较完整的、丰富的。正是鲁国的这种文化环境，陶冶了孔子对周的文化传统无限景仰的感情，同时也形成了孔子维护、继承周的文化传统的志向。通过鲁国保存的丰富的文化历史典籍，孔子获得了一种极为清晰的历史观，并在历史感中赋予了以人道为内容的价值观。总之，鲁国的文化环境孕育了孔子的人道观。
孔子个人的身世遭际也隐藏一种承续殷周之际伦理道德观念并进一步发展呈现出新的理论特色的人道观因素。《左传》记载，孔子先祖弗父何是宋湣公的世子，但他没有继承君位，而让国于其弟鲋祀（宋厉公），所以《左传》称孔子为“圣人之后也”。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辅佐宋国戴公、武公、宣公三代君主，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贵族，《国语》记载他“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他还以礼让谦逊闻名于当世，《左传》昭公七年和《庄子?列御寇》都记载他“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可以说，一方面，悠远辉煌的贵族家世，使幼年的孔子就受到传统的“礼”的熏陶“孔子为儿嬉戏，陈俎豆，设礼容”；另一方面，衰微的家道，使孔子从很早也就经受困苦的磨练。“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的身世，特别是他那充满困厄的个人经历，使他观察到、体验到贵族生活藩篱之外的那些更广大的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思想感情，这就拓宽了他的精神世界。在他那“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以复兴东周为己任的属于贵族性质的政治理想之外，又产生了一种更宽广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作为一般人的生活感受和生活理想。建立在这种更加广阔、超过了贵族性质的精神世界基础上的孔子人道观思想，推进了殷周以来突破原始宗教观念而发展形成的人道观。
（三）时代特征和自身特点的结合决定了其人道观的提出
春秋时期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变革时期，而正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发生各种的变化，而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何关注人成为了当时一些士大夫的使命。而孔子正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下出生，再加以他那充满困厄但又深深带有浓厚的鲁文化的身世，使他观察到、体验到贵族生活之外的那些更广大的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思想感情。正因为这种因素促使着他更进一步把继承而来的文化道德观念发展为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