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而在其最有文学价值的人物传记方面，司马迁以其高超的叙事和刻画人物的技巧，运用神来之笔成就其一家之言。在历史人物的叙述和评论中，司马迁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人生遭遇，面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兴衰成败，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其价值观又反过来深刻影响着后人对其传记中所叙及的主人公的看法及评价，《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李广“难封”这一问题，历来是文人学者评述的焦点，一方面，大多数学者是在肯定李广悲剧形象的前提下，就李广“难封”的原因作一些探讨，虽然他们所侧重的角度不同，但又无一例外地把根本的原因归结为汉王朝制度的不合理和汉武帝对李广的打压与迫害；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李广“难封”不是悲剧，而是李广自身能力不及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结果。但在其具体的分析论证过程中，并未就李广治军、行军、用兵上的欠缺做深入的探讨，更没有从一个良将所应必备的素质全面分析李广，仅仅简单地以汉匈战争中李广的成败来论述，这样的论证则显得有些不力，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李广。
1．李广悲剧形象的形成原因
司马迁以赞颂的激情、错综变化的笔法，围绕着精于骑射，勇敢作战；仁爱士卒，不贪钱财；为人简易，号令不凡三个特点，通过三个完整生动的战斗场面，为人们刻画出李广这样一个作者心目中的一代名将形象；在传中，李广俨然一位天才型将领。司马迁自为李陵之事辩解而遭受宫刑之后，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在给其朋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围绕一个“辱”字倾其满腔悲愤，陈述著书雪耻之志。诚如鲁迅所言：“况发愤激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因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与字句，发与情，肆与心而为文。[1]”“意旨自激”难免会渗入个人的情感意识，借《史记》以泄其怨愤；“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与字句，发与情，肆与心而为文”一语更是道出了司马迁在评述《史记》中的人物时，深受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使得有些篇目文笔多于史笔。在《李将军列传》一文中，作者对于李广及其家人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惋惜；对于李广的为人更是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评价，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说，李广悲剧形象的形成直接导源于司马迁的悲剧和他强烈的悲悯情结。
2．关于“李广难封”问题的一些评述
“难封”使得司马迁为李广深鸣不平，更使得唐人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阁序》中道出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慨叹，文人骚客为此扼腕叹息，借此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哀和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后世有些学者更是把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汉王朝军功制的不合理和汉武帝重用外戚、打压贤士的用人政策。在此，我想有必要做一澄清。
军功奖励制度早在商鞅在秦变法时就已实行，而到了汉代，军功奖励制度更加的完备，对于军功候的取得标准也有了具体的量化指标和明确的规定，下面我们不妨来看看后人根据历史资料总结出来的汉武帝时军功侯的取得标准：其一，捕获敌军王、相、将军、阏氏等；其二，斩敌千级以上（注：如果己方损失太大也不封侯）；其三，战斗中为夺取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其四，父亲在战斗中作出重大贡献而死，儿子可获封侯[2]。
汉初，统治者推行与民修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面对匈奴的抢掠更是奉行以和亲换安宁的绥靖政策；然而和亲政策并未能从根本上解除边患，保证国家的安全；相反，由于汉初绥靖政策的影响，到了汉武帝时，匈奴的抢掠更加的放肆，严重地危及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倾轧，后宫、外戚专权，弊政连连。面对内忧外患，汉武帝采取董仲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以期用儒家经世致用的积极思想激励早已无心政事、战事的军民，消除外患，振兴大汉，以实现民族的大一统。汉武帝时的军功奖励制便应运而生。因此上，军功制的设立是应时代所需，战争所需；军功制激励大汉几百万勇士拼战疆场，奋勇杀敌，其积极的作用不言而喻；军功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合理性理应由其对社会及战争产生的积极意义来决定，而不应以某些个体的不幸遭遇来决定。正如商鞅所言：“劳大着禄其厚，功多着其爵尊”。军人按军功来决定其奖惩无可厚非；更何况，军功制作为一种制度，对于个人的封侯来说，只是一种外因，它并不能起决定的作用，而真正决定个人封侯的内因是其在军事上的成就。有些人因某些个体的不幸遭遇而否定制度的做法，显然有失公允。
武帝用才，不拘一格。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他求贤若渴，重用贤良才俊之士。在农本商末，视商人为末流的封建时代，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以商人身份被武帝重用，先后任命三人为大司农，改革弊政，制定战时兴利的经济政策；卜式以牧羊为生，因捐资助军而受武帝器重，位至三公；公孙弘东海牧猪，后竟白衣封侯；主父偃以布衣之身得以进谏，武帝爱其才一年四迁荣至中大夫；卫青、霍去病虽为外戚，但其赫赫战功却非恩宠得来，而是靠个人卓绝的军事才能赢得。古人常讲：“举贤不避亲”，武帝不因亲避贤，惟才是用的做法不正显示了他作为一代君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高贵品质吗？后人怎能因此而指陈武帝呢？诚然，武帝重用庸才李广利之流，但也是因统治的需要，君王治国不似小民理家，岂可因小过而掩大善呢？
至于李广，“武帝立，左右以为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3]李广至此，位列九卿。可见汉武帝对李广一开始就很器重。雁门之战“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顷之……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与是天子乃招拜广为右北平太守。”[4]汉武帝并未因李广雁门之败而弃用李广，仍是寄予厚望，加以重用；然李广刚一上任右北平太守，便假公济私，携权力之便擅杀霸陵尉。“霸陵”乃汉文帝陵。李广杀皇陵守护人，罪不可谓不大，即便如此，汉武帝还是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后来，“石建卒，于是上招广代建为郎中令。[5]”对李广，汉武帝可谓恩宠有加，然而，汉武帝一次次的厚爱换来的却是李广一次次的失败。后世有些学者批评汉武帝“阴诫卫青，暗调李广”的做法，说他打压李广，致使李广连最后一次封侯的机会也失去了。试问，一代雄主怎能因李广个人的封侯，而让一个屡战屡败的将军去充任一场对国家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的前锋呢？面对三朝老将李广的“固请”，汉武帝不忍当面拂他，为国民计，只能采取“阴诫卫青”的策略，对李广，汉武帝可谓仁至义尽，何来打压？倘若真要打压，以李广之罪，早已按律问斩，作为操生杀大权的帝王何必费如此周折？
古人常言：“时势造英雄”。李广所处之时，正当汉武帝极力武功之时，何况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然战绩乏善可陈；亲历汉匈五次大战，有的却是三次无功而返，两次全军覆没。汉武帝时，军功显著着尽得其封，纵然李蔡之无能，封侯亦因军功取得，时势既有，李广却无尺寸之功以得封，足可见李广的遭遇，既非制度的不合理也非汉武帝的打压，实因自己非一良将。
3．李广非一良将
3．1．李广无大将之才
李广出身将门：“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故槐里，徙成纪。广家世世受射。[6]”
李广精通骑射，“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后来，“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7]”文帝之辞，常常令后人感慨不已，如陆游《赠刘改之》：“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又如刘克庄《沁园春·梦孚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岂足道哉！”都以为李广有封万户侯之才，只是生不逢时而已。李白则在《古风五十九》一诗中更是为李广深鸣不平：“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李白只道飞将苦战不赏，却不知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李广少有胜仗，有的只是个人骁勇之事，“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更是“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逞匹夫之勇，就连“飞将军”之名也是因雁门之战大败，为虏所生得后的逃生之名。
我们不妨来看看为后世传颂的“李广救中贵人”一事：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馀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8]
后人常常称赞李广解鞍却敌的逃生之智，却不知身为一军之将，竟为逞匹夫之能，去军数十里，置大军于不顾而追三射雕人，本身就是大不智。倘若敌军突然来犯，军中无将，兵士岂不作鸟兽散？
兵法曰：“战胜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罚。[9]”“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大军压境，中贵人竟纵马嬉戏，似此等目无军纪、扰乱军心之人，李广理应先救之以显其仁，后杀之以明其法，立其威。更何况“将以诛大为威，……刑上级，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10]”司马穰苴杀监军庄贾以立军威，孙子杀吴王宠姬以正军法，两人作法皆大将所为。而李广竟“去军数十里，……大军不知广所之”，李广为将可见一般。
“出卒陈兵，有常令；行伍疏数，有常法。[11]”作为一名将军，这些素质理应都是必须具备的，而李广治军“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11]。兵法曰：“凡帅师将众，虑不先设，器械不备，教不精信，士卒不习。若此，则不可以为王者兵也。[13]”似李广带兵“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更何况“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14]”而李广恰恰是治军疏怠，无军政可言。“舍止，人人自便”。如此，军士岂能不哗、不散？哗则泄其军机，散则无以为备。正如当时另一名将程不识所言：“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15]程不识之言可谓正中李广治军之弊。
行军打仗，地利十分重要。“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16]”李广行军“就善水草屯”，按常理，行军驻地理应选择水草丰美之处，然而，匈奴乃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徙；水草之于匈奴，犹如水之于鱼；李广行军恰恰是趋向匈奴必争之地。后人常常慨叹李广“不遇时”，老是遭遇大军，殊不知，水无常形，兵无常势。行军打仗理应视敌方情况而变，切不可拘泥于常法，而李广却不知变通，按常理行军，实在是不智。怎能不遇大敌！更何况李广领的还是一批游兵散勇，突遇敌军，无所适从，怎能不败？漠北大战，李广“军亡导，或失道，後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17]”兵法曰：“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18]”而李广行军，却无向导，致使东出迷道，延误战期。李广为将，可想而知。
“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乡，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19]
后人读到此处，常常慨叹李广命运不济，遭遇大敌，以致大败。但也由衷的赞叹他“圆阵摧锋”的用兵布阵，对“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的勇力更是钦佩不已。岂不知“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着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20]”两军猝然相遇，理应临阵出奇，攻人不意，乘乱出击。更何况，匈奴突遇汉军，军中定是骚乱，倘若匈奴四万大军如一人，李敢怎能“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李广阵前犹豫，丧失先机；李广以四千兵士对匈奴四万，明显是敌众我寡，理应“以方从之”，出奇突围。用兵之法，能战则战，不若则避。而李广却“圆阵外向”分散兵力，谋作困兽之斗，李广此举，无异削己强敌，李广轻进求战，怎能不败？兵法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21]”李广用兵实在是败将所为。
“兵者，以武为枝，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22]”“文”即是政治。身为将军，理应体察国家情势，明晓君王之意。
“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23]”征讨平乱，论功封赏，君王之事。而李广身为朝廷将军，竟私受诸侯任命。足可见李广急功近利，胸无城府；“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24]”生杀大权乃皇帝一人所有，为将者若不是在非常之时，绝不能擅杀他将。然李广无视皇权，竟为报睚眦之仇，假公济私，擅杀霸陵尉。李广的做法与卫青“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25]”的做法相比，足可见李广在政治上的幼稚；武帝之策，以求以战止战，最终用大汉的王化之策实现民族的大一统。而李广竟滥杀降卒，“吾（李广）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李广）诱而降，降者八百馀人，吾（李广）诈而同日杀之。[26]”李广此举致使少数民族对汉更加的怀恨和不信任，这无疑给大汉的征剿和招降带来不利。李广为将不视利害，不辨安危，在政治上更是幼稚。
3．2．李广非仁德之将
“将者，国之辅也”[27]。作为一名将军，其职责便是保国安民。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使命是特殊的，而他们的功勋也是靠无数人的鲜血成就的。因此，对他们，不能以一般的道德价值标准来衡量，主要应看其在军事上的成就和意义。征战疆场，难免会有常理上所认为的“过激行为”，不能因此而认定一名将军不仁不义；倘能杀人安人，杀之未尝不可，杀人而安天下应视之为大仁大德；倘该杀不杀，反倒是妇人之仁。白起坑杀赵四十万降卒，后世虽然论其“不仁不义”，岂不知若留赵四十万生力军，天下战乱将何时才能休止；倘四十万大军不杀，天下死者何止四十万，白起杀降卒可谓为天下计，乃大仁也。项羽杀秦二十万降卒，后人道其残暴不仁，然项羽杀降卒理同白起坑降卒，皆为天下计。两人仍不失为一代名将，因此为将者理应有大仁大德之心。
《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载李广：“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28]”后人据此常常称赞李广爱护士卒的品质。诚然，爱护士卒是一个优秀将领所应具备的品质，但也应爱之有方。像李广“宽缓不苛”似的爱兵实在是纵兵。为将者理应“赏如日月，信如四时，令如斧钺，制如干将”[29]；重赏重罚为的是将士听从号令，拼战疆场。而李广却“得赏赐辄分其麾下”，赏罚无信、功过一律，将士怎么会用命呢？李广治军，可谓“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30]”其结果只能是带领一批乌合之众与匈奴抗衡，失败是必然的。雁门之战，“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河西之战，“广军几没”。三军将士的性命系于李广一人之身，而李广却屡屡让其覆没。诚如吴子所言：“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31]”
“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32]”“霸陵”乃大汉皇陵。霸陵尉虽醉也知皇陵禁地，不得骑马夜行，因此才“呵止广”。于情于法，霸陵尉没有什么过错，更何况即使有错，也还轮不到李广来杀。然而李广竟然置国法于不顾，为泄其私愤，擅杀将领，实在非君子行径。李广所为与当时名将韩安国和卫青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李广之子李敢“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33]”
李广睚眦必报的狭隘与韩安国善遇田甲，卫青匿讳击伤的大度成鲜明的对比。再如李广引以为恨的事“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34]”杀降虽然不义，但也不是不可，关键是看杀降对战争形势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倘杀之而天下安，抑或杀之而能使众者降，杀之未尝不可。而李广虽杀八百降卒，却给大汉的征剿和招降带来极大的不利，为此而付出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倘李广能杀八万或八十万降卒以断敌生力，让百姓免受战争摧残，即便不义却也是大仁！
元狩四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率军出击匈奴，这是一场对汉匈双方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场战役。“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35]”而李广竟为“先死单于”，逞个人私利，置军法不顾，不听节制。“广时知之，固自辞於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後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36]”为将者理应公正持平，先为国家、百姓计，而不应逞私心求个人之利，李广正有失于此。李广失期致使单于逃走，再次致万民于水火之中，李广仁德何在呢？
3．3．李广非不遇时
后人论及李广，常常说他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唐人王维在《老将行》中就为此而慨叹：“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难道李广真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吗？然而纵观李广一生，不能说是不“遇时”。他也多有建立功勋的机会。正如李广自己所言：“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37]更何况李广受武帝信重，也曾有与卫青等人各领万骑，独任一面，充分展示其将才的机会，可李广大败于雁门关外，竟被匈奴生擒，仅凭一时侥幸逃回。“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38]”后来，“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39]”可见李广的机会实在不少。
元狩二年，汉武帝发起汉匈战争中有名的河西之战。河西为内地至西域的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汉廷为了打通通西域的道路，解除京畿地区的威胁，力图争得河西要塞的控制权，汉武帝遂决定发起大规模的河西反击战。“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是时匈奴亦来入代郡、雁门，杀略数百人。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围李将军，卒可四千人，且尽，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军救至，李将军得脱。汉失亡数千人，合骑侯后骠骑将军期，及与博望侯皆当死，赎为庶人。[40]”河西之战，霍去病破军杀将，可谓战功赫赫；李广却全军覆没。汉武帝给了李广一次次的机会，可李广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全军覆没。后世常常有人以李广兵力不足遭遇大敌为李广的失败作辩解，却不视“冠军侯”的由来，“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于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以千六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41]”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屡见不鲜，因此，兵力的不足，不能成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更何况同是带领万骑出击匈奴，霍去病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匈奴，而李广不光是全军覆没，连自己也被匈奴生擒。
元狩四年春，汉廷为了彻底扫除边患，击溃匈奴。“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於幕北。[42]”此役即汉匈战争中最为显赫和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漠北大战。李广因此战役而羞愧自杀。“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原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於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醪醩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43]”
后人读到此处，常常为李广在此役的遭遇而惋惜不已，更因李广的“引刀自刭”而痛陈武帝的不是，认定是武帝、卫青的打压才致使李广失去了最后一次封侯的机会，笔者在此不禁想问？难道李广此役的失利也是他人的原因吗？难道真是武帝、卫青让其失去了最后一次封侯的机会吗？众所周知，当时李广从前锋换下后的主要任务便是截击单于。不能说其没有机会，而且当时的单于“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44]”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何况真让李广为前锋，以李广的将才未必会立下什么大的功勋，反倒会因李广轻进求战的个性而受困于敌；但让李广截击单于，以李广的勇武面对强虏之末，擒王杀将却是不无可能。倘若李广真能拿下单于，封侯又有何难？然而庸才李广竟然“军亡导，或失道”，白白丧失了良机。
结 论
人们常常叹息李广生不逢时、受人排挤压迫的坎坷遭遇，却几乎没谁真正了解这位将军来说太多了的感伤和仰慕。李广生前未封，死后却因司马迁之笔而获天爵。受着万世的敬仰。这也算是一个习不察焉的历史误会吧。这个误会当然是司马迁造成的。司马迁忍耻苟活，发愤著述，一腔心思、满腹牢骚都贯穿书中。假如是文学著作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历史著作如果渗透太多的作者个人情感因素，难免会影响到作者对他的公正评价，那么他留下的历史有可能就是他眼中的历史，而非真正的历史。
注释：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P120．
[2]萧平汉．军功不够是“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M]．衡阳: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02）P87-90．
[3]、[4]、[5]、[6]、[7]、[8]、[12]、[15]、[17]、[19]、[23]、[24]、[26]、[28]、[32]、[34]、[35]、[36]、[37]、[39]、[42]、[43]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M]．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2005．P2890—2897．
[9]欧阳轼．五经七书·尉缭子·兵教[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188．
[10]欧阳轼．五经七书·六韬·武韬[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287．
[11]欧阳轼．五经七书·尉缭子·兵令[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194．
[13]欧阳轼．五经七书·六韬·虎韬[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318．
[14]欧阳轼．五经七书·尉缭子·三略[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209．
[16]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行军[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39．
[18]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军争[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28．
[20]欧阳轼．五经七书·吴子·论将[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85．
[21]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军形[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15．
[22]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军形[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15．
[25]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975．
[27]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始计[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8．
[29]欧阳轼．五经七书·尉缭子·兵令[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199．
[30]欧阳轼．五经七书·孙子·行军[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40．
[31]欧阳轼．五经七书·吴子·图国[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P58．
[33]司马迁．史记·韩长孺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875．
[38]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932．
[40]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978．
[41]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935．
[44]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P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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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