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子》外篇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叫市南宜僚的人去见鲁国之君。鲁君看起来忧心忡忡，市南问他担心什么。鲁君说：“我一直兢兢业业遵循祖先之道，继承祖上之业。我非常敬重鬼神，礼遇贤人，身体力行，一点也不敢怠慢。可是这些做法都不能使我消灾避祸，我为此很担忧啊。”市南听了，认为这种消灾祈福方法不对。他建议鲁君到南方的“建德之国”去修道，那里的人民天性淳朴，清心寡欲。一切公有，不存私财。助人为乐，不图回报。不知“义”、“礼”为何物，率性而行，顺其自然。活得自在，死得其所。他劝诫鲁君摈弃旧的祭祖拜神习俗，放弃鲁君之位，到建德国去“与道相辅而行”。
市南宜僚要以礼仪著称的鲁国之君到 “建德国” 学道，这个建德国究竟在哪里呢？清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屿纪要》（卷99）说，福建漳浦县的太武山有小石城，相传南粤王建德曾在那里躲避汉朝的军队，所以也叫“建德城”。清代《漳州府志》记载，南太武山上有越王的宫殿和造船遗址。
这样看来，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庄子》所推崇的建德国，很可能就在现在的漳州地区，不过顾祖禹错把时间推迟到西汉了。它的意义在于，如果上述假设成立，则《庄子》外篇这一资料是有关福建历史的最早记载，而且它说明战国后期的福建地区还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没有分工，没有农业，没有税收，没有阶级，是一个游牧社会。而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流派――道家认为这一越人社会比中原地区的阶级社会更理想，它有一种憧憬，一种超然物外的自然平等。这种影响在后来魏晋时代所追求的清静自然境界中依稀可见。在南朝人罗列的天下三十六“洞天福地”中，大多数都在福建、浙江、广东和江西，古代越人生活的地域里，闽东宁德的霍童山甚至被定为天下第一洞天，位居五岳之前。
《庄子》建德国并非孤立的例子，先秦诸子有关南方越人的典故和事例不胜枚举。比如，楚庄王以“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为借口，不理国事，在他的后宫中不仅有郑国娇娃，也有越国绝色。[1]《韩非子. 喻老篇》提倡人贵有“自知之明”，也是讽喻这位楚庄王企图攻打“政乱兵弱”的越国，而楚国本身外有秦、晋之败，内有庄蹻之乱，其“弱乱”不在越国之下。“远水不救近火”的故事在《韩非子》中出现了三次，[2]意思是越人虽然善游，等他们从远处来救溺（或救火），终归无济于事。
诸子百家动辄以越人、越俗为例，当然与越王勾践在春秋末年称霸中原的历史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迁的越人和越文化对中国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以断发纹身为特征的越人善造舟楫，春秋之霸吴国、楚国宫廷中都有越女舟。两千多年前，为了征服在福建地区叛乱的东越国王余善，汉武帝在长安皇家园林建章宫的太液池里训练水军，他任命的水军教官里恐怕也有那些美丽的越女吧。[3]越人善于海上经营，颇获鱼盐之利。早在周朝，他们已将“越席”经销到西北，成为周天子名贵的祭祀用品之一。至于越人古老的草药医术、长生不老文化，更是源远流长。武夷山的船棺，海上三山[4]的传说，直到汉武帝封禅天下，武夷山之神武夷君也榜上有名，得到国封的干鱼之祀。《灵宝五符序》记载，三国吴主孙权派人到闽东霍童山取一种叫“仙人余粮”（黄精）的长生不老药到南京培植。[5]南朝著名文学家、医药学家陶弘景从江苏句容专程到霍童山修养多年。所以，《庄子》将我们的“建德国”描绘成前贤憧憬的理想之境有什么费解呢！
原载《福州大学报》2005年3月5日
[1] 事见《史记.楚世家》。
[2] 见《说林篇》《用人篇》、《难势篇》。
[3] 《史记.平准书》。
[4] 别忘了福州别名“三山”。
[5] 当时吴国在闽东地区建有造船基地“温麻船屯”。《灵宝五符序》所言之事应非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