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书的兴盛与著述的繁荣
湖州藏书文化发轫于南朝时期的沈约，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据《梁书》沈约本传记载，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1]另据《湖录》沈约本传称：“约家藏书十二万卷。”两处记载虽互有出入，但从《隋书·经籍志》所载宋、齐、梁三代官藏图书最多为七万卷来看，沈约“京师莫比”的藏书量是非常之可观的，他无疑是当时浙江乃至全国最大的藏书家。
在沈约“开浙江收聚之先声”后，湖州藏书进入了一个健康发展的历程。正如有些学者认为的“在浙江地区，宋以前藏书家主要分布在浙西的吴兴地区和杭州，在浙东则主要在绍兴地区”[2]P（22），吴兴地区出现的许多大藏书家，其影响波及全国。据王增清先生考察，湖州历史上的藏书活动经历了四次高潮，分别集中于两宋、明朝、清乾隆嘉庆年间和清末民初四个时期，[3]P（154-155）这在中国地域性藏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在这四次高潮中，湖州地区涌现出了为数众多在江南地区乃至全国都十分有名的藏书家、藏书楼。北宋熙宁年间的沈思、沈偕父子，时人称其“黄金散尽为收书”。[4]南宋的陈振孙年轻时就注意对图书的收集，据周密《齐东野语》云：“今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蒲，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5]其个人藏书超过了南宋官修目录《中兴馆阁书目》所著录的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在国家藏书之上。湖州两宋藏书还必须提到的是客寓湖州的叶梦得和周密。叶梦得晚年退居湖州，“平生好藏书，逾十万卷，置之霅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储之，极为华焕”。[6]周密原籍济南，四代客寓吴兴，自述“吾家三世积累……冥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7]有“书种”、“志雅”二堂，以祖孙三代藏书名闻天下。两宋之间湖州另有“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皆号称藏书之富，各不下数万卷。”[8]
到了元朝，中国整体的藏书状况虽难以与两宋相比，但湖州的赵孟頫确是大藏书家，其所藏宋刻本《汉书》、《后汉书》为后世藏家称绝。进入明朝后出现了茅坤“白华楼”，“藏书甲海内，练市新购书楼，凡数十间，至于充栋不能容。”[9]其孙茅元仪编有《九学十部目》，可见藏书范围之广。又沈节甫“薄富贵而厚于书”，有“玩易楼”。姚翼的“玩画斋”藏书也达万卷以上。另外，潘曾紘、臧懋循、徐幼文、朱国桢、凌濛初、董说等都是著述宏富的学者，这都得益于他们自己丰富的藏书。入清后，湖州藏书楼主要有刘桐的“眠琴山馆”，聚书达十万。严元照的“芳椒堂”也有万卷藏书，且多宋元刊本。许宗彦继承祖上藏书，有“鉴水止斋”于杭州。大学者严可均更是嗜书如命，藏书二万余卷。
清朝中叶以后，湖州藏书达到顶峰。陆心源有“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藏书楼，藏书达十五万卷。尤以收藏宋元刊本至六百余种，为时所重，是晚清全国四大藏书家之一。集中在南浔的还有张钧衡的“适园”，蒋汝藻的“密韵楼”。蒋氏四代藏书，其祖上已有“俪籝馆”、“茹古精舍”、“求是斋”、“传书堂”等藏书楼。“密韵楼”中仅善本就有二千六百六十六部。刘承干的“嘉业堂”更是私家藏书的巨擘，全盛时藏书总量“都计所得约六十万卷，费逾三十万。”[10]P（1408）
湖州藏书立足浙江，面向全国。据吴晗先生《两浙藏书家史略》统计，在浙江38个府县中，湖州藏书家总数居第3。又据今人范凤书先生统计，在中国藏书家数量最多的十个市县中，湖州以总数95家排名第5位，在浙江地区位列第3。[11]P（679）
藏书是文人雅事，更是著述的必备条件。对大多数藏书家来说，藏书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于读书治学。他们藏书，不仅是对典籍的占有，更重要的是把所藏之书与学术研究联系起来。汇辑编纂之类的著述更是如此。只有收集到众多的图书资料，才能对材料进行去粗取精，辨伪存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学术成果。这一点在湖州藏书家和湖州学者群体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湖州自古是三吴都会，经济的发达，环境的清丽优雅，孕育和吸引了众多的学者文人。他们依靠丰盛的藏书，汲取营养，进行广泛深入的著述活动。笔者根据宋慈抱先生所著《两浙著述考》进行了定量统计，浙江全省三国至近代学者著作总量约为11003部，湖州学者著作约为1350部，占浙江全省的比例为12.27%。
湖州学者的著述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囊括了文学、经术、史籍、地志、簿录、武备、医药、天算、艺术、政法、工农等众多领域。各个领域都有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的经典之作，如史籍类中沈约的《宋书》，姚察、姚思廉父子的《梁书》、《陈书》，皆被列入“二十四史”。工农类有陆羽的《茶经》，是茶文化的渊源经典之作。簿录类有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极为精详”，是中国目录学名著。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一出即“盛行海内，乡里小儿无不知有茅鹿门者”[12]。另外，还有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臧懋循的《元曲选》、淩濛初的“二拍”、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等，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名著经典，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湖州藏书与著述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总的来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藏书的最为直接和普通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阅读和治学，正如张金吾所说：“藏书者，诵读之资，学问之本也。”学术研究应该是建立在对前人成果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只有积累了一定量的藏书，才能为读书治学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湖州藏书家的藏书观里。赵孟頫手书“吾家业儒，辛勤置书……后人不读，……不如禽犊”，来警策子孙，鼓励利用丰富的藏书读书治学。严可均藏书以“足供撰述可耳”为标准，故其藏书虽不多，但其对书籍的利用率和对外借阅率却很高。再者，中国古代的官府藏书一般不对外开放，而学者文人进行学术活动就必须从事图书收藏。湖州藏书家大都是学者型的，他们不仅藏书丰富，而且能够充分利用其所藏之书，在某些学术领域作出显著成就。
另一方面，学者的著述活动反过来又促进和激化了藏书活动的展开，从而推动藏书风气愈演愈烈。湖州地处江南腹地的中心，是吴越文化的沟通融合地带，自古人文荟萃，钟灵毓秀，藏书风气带来优良的人文环境直接影响了湖州学术的繁荣。特别是有清一代，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对湖州藏书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学者在文字、音韵、训诂、目录、校勘、版本、辑佚、编纂等领域的专著又补充了湖州的藏书，使藏书更加规模化。笔者据《两浙著述考》专项统计，清初至民国这段时期湖州著述数量为541部，占湖州著述总数的40%。又清初至民国湖州地区藏书数量达万卷以上者为18家，占湖州有史以来万卷藏书家的60%。从中可看出在这段时期内湖州著述活动与藏书事业都达到了鼎盛的时期，这种互动关系显得更加突出。
二、藏书的内部滋润
湖州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他们学术成就的取得主要来自于他们丰厚藏书的滋润。但要注意的是，他们一个人兼有的这两种身份，存在着明显的先后问题。
1．因著述的需要而藏书
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先是学者，然后才渐渐地成长为藏书家。其藏书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学术著述。著述之兴，首先必须有书，但由于古代中国，官府藏书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能够利用官府藏书的人微乎其微，所以就必须自己收藏图书。从某种程度上说，私家藏书的出现，主要就是适应学术著述的需要。我们追述肇始湖州藏书风气的沈氏家族，可以很清楚地看清这一特征。沈麟士归隐山中后，开门授徒，藏书不辍。晚年家中遭逢火灾，数千卷典籍化为灰烬，为著述仍毅然抄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筐”。[13]著有《庄子内篇训》、《五经注》等著作多种。与沈麟士同族而稍后的沈约，早年“好百家之言”，[14]为学出入经、史、子、集之间，以其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及历史影响受到当下学界的瞩目。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如果没有大量的藏书作为前提条件是很难做到的，所撰《宋书》就是在广泛收集和继承前人著述所得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补充而成的。
南朝末年，史学大家姚察也是一位藏书家。虽然藏书的确切数量今已无从查考，但内容大致是“九流，《七略》之书，名山石室之记，汲郡、孔堂之书，玉箱金板之文”。[15]这些藏书也是源于著述的需要，他一生笔耕不辍，与儿子姚思廉撰成《梁书》和《陈书》等。明朝茅坤的藏书分“九学十部目”，其中“兵学”藏书与茅坤善用兵、有实战经验有关，并且为茅坤孙茅元仪编撰《武备志》等奠定了基础。“文学”藏书则被茅坤充分利用，编有《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该书规模弘大，体例严密，批评周详。比茅坤稍晚的臧懋偱，毕生精力都用在专题收集元杂剧，所编《元曲选》收入了九十四种元人作品和六种明人作品。现存的元人杂剧不过一百五六十种，而绝大部分都是依靠《元曲选》得以保存并广泛流传。作为一位学者型作家，臧懋循编选元曲的目的很明确，即汇集元剧杰作，“以尽元曲之妙，且使今之为南音者知有所取则云耳”。[16]P（4）正是带着这样一种目的，他在大量搜集当时散佚在各地的元杂剧基础上，与“家藏秘本”参伍校订，成《元曲选》一百卷图一卷。其它如清代学者许宗彦、姚文田、俞樾等，都是著名的学者，也都是出于读书著述的需要而藏书，并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2．因藏书而成为学者
这里所论述的藏书家是特指那些专力藏书，以藏书为事业的人，即第一身份是藏书家，然后才因丰富藏书的滋养而逐渐成长为著述家。据范凤书先生统计，在中国历史上有迹可查的藏书家达六千多人，但为人所知的却在少数。在这部分为人所知的藏书家中，除了一小部分实在是以藏书之富而扬名外，大部分得力于能够借助藏书而在某些领域取得学术成就，因立言而不朽。南宋时期的陈振孙是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因推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仿效其体制对家藏图书编制目录而成目录学巨著《直斋书录解题》56卷，共计藏书3096种51180卷。陈氏私藏差不多抵得上南宋政府的藏书，而《直斋书录解题》一书是自汉代刘氏《七略》之后体制最为完善的目录学经典名著。明朝嘉隆年间，湖州涌现出如沈节甫、姚翼等多位专职藏书家。沈节甫为人“薄富贵而厚于书”[17]，以其玩易斋藏书为基础，编撰有明代大型丛书《纪录汇编》，收明代著作一百二十三种。另有《由醇录》，收宋元明著作十二种三十三卷。从这两部书的规模可以看出，沈节甫如果不是家有丰富的藏书，是很难从事这样鸿篇巨制的编撰的。
到了晚清，由于盐、丝业繁荣，湖州出现了许多富商，他们不少人从事藏书著述。陆心源祖上世代为商，后入仕途，花二十年时间完成皕宋楼藏书。在湖州藏书史上，他是陈振孙之外因藏书而成为学者的又一最典型代表。他著述繁富，在文学、史学、金石学、地方文献等领域皆有建树。为其藏书而编撰有书目及藏书题跋《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等四种。张钧衡以盐业发家致富，性嗜藏书，在南浔建适园，其中“六宜阁”为其藏书之所。适园藏书多宋元古本、抄稿本及“黄跋本”和“顾校本”，为世所重。利用其丰富的藏书，张氏刻印了一系列丛书，包括《张氏适园丛书初编》、《适园丛书》、《择是居丛书》等，共计一百种。这些书反过来丰富了湖州的藏书。张氏精于校雠，擅长版本目录学，对善本书都一一疏其版本源流，考校精审，曾邀请繆荃孙代编《适园藏书志》十六卷。刘承干从30岁起有志藏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苦心经营，其藏书最盛时有12450部，16万册，60余万卷，其嘉业堂藏书楼是中国藏书史上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刘承干主张藏以致用，对所藏典籍的整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除校勘刻印外，还亲手编有《明史例案》19卷、《南唐书补注》18卷、《王文敏公遗集》8卷等，辑录有《再续碑传集》等。晚清湖州的这些藏书家的著述都在其藏书之后，因醉心藏书而潜心学问，最后成为著作等身的学者。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湖州藏书与著述的这种互动关系，笔者特精选其中有代表性的藏书家及其学术成果，列表如下：
藏书家 藏书故实 著述情况
沈约 “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梁书·沈约传》）卷十三 《宋书》100卷、《晋书》110卷、《沈约集并录》101卷等共23种451卷
姚察、姚思廉 “九流、《七略》之书，名山、石室之记，吸郡、孔堂之书，玉箱金板之文。”（《陈书》本传） 《梁书》56卷、《陈书》36卷、《汉书训纂》30卷等共计74种136卷
陆羽 “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苧翁，阖门著书。”（《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 《茶经》3卷、《源解》30卷、《吴兴历官记》3卷等共计12种60余卷
叶梦得 “平生好聚书，逾十万卷，建书楼以储之。”（《挥塵录》卷七） 《石林春秋谳》30卷、《春秋考》30卷、《石林总集》100卷等共计34种
陈振孙 “今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齐东野语》卷十二） 《直斋书录解题》56卷、《尚书解》2册等共计5种
周密 “吾家三世累积，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 （《齐东野语》卷十二） 《齐东野语》120卷、《武林旧事》110卷、《绝妙好词》10卷共计31种
赵孟頫 “吾家业儒，辛勤置书”（钱泰吉《曝书杂记》） 《松雪斋集》10卷、《书今古文集注》、《印史》2卷、《琴原律略》等共计7种
茅坤、茅元仪 “藏书甲海内，构书楼数十间至充栋不能容”（郑元庆、范锴《吴兴藏书录》） 《八大家文钞》144卷、《史记钞》165卷、《武备志》240卷、《白华楼藏稿》11卷等共计53种
沈节甫 “每遇贷书者，惟恐不余售”，“薄富贵而厚于书”（《玩易楼藏书目录》） 《记录汇编》216卷、《由醇录》33卷、《玩易楼藏书目录》等共计6种
姚翼 “归傍南城构屋数楹贮书万卷”（郑元庆《湖录》） 《历代文选》50卷、《玩画斋藏书目录》、《玩画斋杂著编》8卷等共计5种
唐尧臣 “有别业万竹山房，构楼五间藏书万卷”（郑元庆《湖录》） 《万卷楼书目》等
潘曾纮 “有意汲古，广储缥缃，视学中州，罗致更富”（郑元庆、范锴《吴兴藏书录》） 《春秋榷》、《宋外史志》等共计3种
臧懋循 “家藏杂剧，多秘书”（《元曲选·序》） 《元曲选》100卷、《古诗所》56卷、《唐诗所》47卷等共计10种
凌濛初 凌氏所刻十分注重选择好的底本和名人的批点本来刻印。凌濛初刻《琵琶记》用的是旧藏臞仙本，且“毫发毕遵，有疑必阙”（凌濛初《琵琶记凡例》） 《拍案惊奇》、《圣门传诗嫡冢》16卷、《陶韦合集》18卷等共计17余种，且精于套版印刷
刘桐 “积至数万卷，筑眠琴山馆储之” （《秋室集·题访书图》） 《楚游正续二草》、《听雨轩集》等
严可均 “著书不辍，藏书至二万卷”（光绪《乌程县志》）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6卷、《铁桥漫稿》13卷、《说文长编》70卷等共计65种
许宗彦 “藏书三十六橱，类多精善” （《鉴止水斋书目·跋》） 《鉴止水斋集》20卷、《德清续志》10卷等
严元照 “所居芳椒堂，聚书数万卷”（《娱亲雅言》） 《尔雅匡名》8卷、《梅庵文钞》18卷、《柯家山馆遗诗》16卷等共计5种
陆心源 “书凡四千部为卷二十万有奇，为册四万四千余”（《皕宋楼藏书源流并购货始末》） 《皕宋楼藏书志》120卷、《精石粹编》200卷、《归安县志》48卷、《仪顾堂文集》等共计20种，《潜园总集》共计九百四十种
沈家本 “建枕碧楼，藏书二万多册”（《沈家本与枕碧楼》） 《历代刑官考》、《法律补遗 》、《史记琐言》等共计9种
蒋汝藻 “其美富远出严氏芳椒堂上，殆与汲古、述古相抗衡矣”（王国维《王国维遗书》） 《传书堂善本书目》12卷、《传书堂善本书目补遗》4卷、《传书堂书目》4卷等
张钧衡 “罗集宋、元、明、清各种精品十余万卷”（《南浔镇志》） 《适园藏书志》、《适园丛刊》12集等
刘承干 “都计所得约六十万卷，费逾三十万”（《嘉业藏书楼记》） 编有《明史例案》9卷、《南唐书补注》18卷、《王文敏公遗留集》8卷等，辑有《再续碑传集》（未刊）等，刊有《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等共二百几十种、约三千卷；
纵观湖州历代藏书家，大多是学者、著述家，其藏书目的固然是为了学问，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藏书而受书籍滋养成长为学者、著述家。藏书是著述的必备条件，一个人要做学问，必定先藏书、读书，由博返约，方能成一家之言。至于汇辑、编纂、校勘、刻印之类，更是非广收罗致不可。无论是公家修撰还是私家著述，无不依靠丰富的藏书，只有以质高量众的图书为基础，才能成就鸿编巨制。
三、藏书的对外辐射
对内，藏书家的活动滋养了自己的学识和才能，同时积淀了丰厚的家学文化底蕴，培养了一大批以著述家为典型代表的家族性人才。对外，藏书的辐射性主要表现在藏书家与藏书家之间，藏书家与学者之间的关系上。具体而言，就是：湖州藏书家互通有无，用来著述；湖州人对湖州藏书的借阅，最后因此成为著名学者，或某一领域的专才；湖州的藏书对湖州以外地区学者著述的影响。
1．藏书家之间的互通有无
由于湖州历代藏书家层出不穷又相对集中在某一历史阶段，所以藏书家与藏书家之间必然存在密切的联系。考察湖州藏书史可以发现，地域性藏书家集群的特征十分明显。前面已引述王增清先生有关湖州藏书四次高潮的论断，可见这样一种藏书家集群具有持续时间长，整体规模大的特点。藏书家集群的出现，增进了藏书家之间的交流。他们互通有无，使各自的藏书数量及质量都得以很大的改观，并以此来促进著述。
两宋是湖州藏书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其中以陈振孙的名气最大。陈氏幼年曾觅得“旧京本”《玉台新咏》十卷，因多有错谬，中年访得同乡叶梦得所藏抄本“补亡校脱”，终于成为较完备的本子。陈振孙与同乡周氏交往亦密，陈振孙致仕还乡后，因修撰《吴兴人物志》，搜集乡土典籍，就曾向周密之父借阅过张先的《十咏图》，并将过去撰写的跋文书于原图卷尾。元代藏书相对于两宋及以后的明清来说，是一段低潮时期，但藏书家却不乏其人。赵孟頫就是一位以收藏宋元刊本闻名的藏书家，所藏宋刻本《汉书》、《后汉书》，一直为明清藏书家所称艳，曾辗转于王世贞、钱谦益、谢三宾、张晋彦等人之手。钱谦益认为两书“为宋椠本之冠”，“以千金从徽人购出，藏弆二十余年”。后值囊中羞涩，只得出售，有“李后主去国”之痛。[18]到明代，湖州最有名的藏书楼当属茅坤“白华楼”、姚翼“玩画斋”等。姚翼万历间刊刻过茅坤的《白华楼藏稿》十一卷、《续稿》十五卷及《吟稿》十卷。茅坤与当时以四色、五色套版印刷而享有盛誉的湖州闵、凌两家亦多有往来。闵尔容采茅坤评苏轼文，刻有套印本《苏文》6卷、《韩文公文钞》16卷等。茅坤也曾应凌稚隆之请，写了《刻汉书评林序》。晚清至民国初年，是湖州藏书走向鼎盛的时期，其中蒋氏四代藏书闻名海内。蒋汝藻“密韵楼”在质量上属上乘，大都是宋元明清的精刻本或名家抄本，这些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同乡吴云“两罍轩”所得。蒋汝藻虽然富有家财，但为了取得稀世珍本并不废止抄书，曾借阅表弟刘承干所藏宋本《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亲手抄录，“首尾百余万言，无一笔苟简，绵历二年卒溃于成”。[19]藏书家之间的这种借抄活动使至为宝贵的珍本、善本得以保存流传，也提升了藏书家的藏书品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历史中诸多客观不利因素的影响，湖州的藏书楼在历史的发展中聚散频仍，许多书籍辗转于各藏书家之手，客观上提高了藏书的影响力，促进了书籍的流通，打破了据为己有的传统陋习。如刘桐眠琴山馆旧藏的宋刊本《五百家播芳大全》，后归乌程钮氏所有。在这个时期，陆心源因饶于家资，同郡刘氏眠琴山馆、严氏芳椒堂，及归安韩子蘧、杨秋室、德清许周生等家藏或多或少为其所购。这些客观上也有利于藏书结构的优化和学术的交流。
2．学者对湖州藏书的借阅
由于藏书需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所以很大程度上被官僚和富商所垄断，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聚书。而借阅则可以使为数众多的买不起或买不到书籍的士子有书可读，增广见识，成就自我，较好地从事学术著述。
眠琴山馆主人刘桐，既爱好聚书，又好与喜书者交往，对来访或求阅者无不乐于接待，使满意而归，人皆感之。乾嘉名儒钱大昕就曾借阅过眠琴山馆的藏书，其《竹汀日记》曰：“过南浔镇晤刘疏雨，观所藏书有宋椠《张九成孟子解》29卷。”[20]P（43）严可均为刘桐好友，精考据之学，以27年之力，补辑编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6卷。张鉴曾课诵刘家十余载，得以纵观其藏书，著有《十三经丛说》等，凡三百卷。范锴是刘氏同镇之人，辑有《吴兴藏书录》，著有《汉口丛谈》30卷等。严可均、张鉴、范锴等人的丰富著述可以说都得益于刘氏藏书的滋润。另外，像计深、蒋履泰、施国祁、邢典等学者，也是刘氏眠琴山馆的座上客。
吴昌硕是诗、书、画、印“四绝”的海派宗师，他曾在湖州藏书家颜文采、陆心源两家为账房，实际上是颜、陆两家的治学助手。两家所藏古籍古物，上至秦汉，下迄明清，无所不有，极大地开拓了吴昌硕的眼界。尤其陆心源，收藏有宋版图书200部，并有汉晋古砖1000多块，建“千甓亭”以贮之。与这些藏书家的交流切磋，使他有机会看到了许多历代碑帖、名人书画真迹，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艺术修养，给他后来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国维与湖州近代藏书家蒋汝藻、张钧衡、刘承干、庞来臣等也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他曾为蒋汝藻私家藏书编目四年多，从而诞生了版本目录学上的一大名著《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在王国维的全部著作中，此编目的篇幅占据六分之一多。王国维在编目过程中也写出了一批极为有价值的论文，如《宋刊本尔雅疏跋》等。《两浙古刊本考》、《五代两宋监本考》两书，亦草于此时。特别是对于《水经注》的研究，“余于壬戌春见南林蒋氏所藏《永乐大典》大字韵字母四册，乃《水经注》卷一至卷二十，即校于聚珍本上”。[21]王氏对《水经注》之研究即发轫于此。可以说，如果没有丰富的第一手古籍资料，像王国维这样的国学大师，无论有怎样的才华，也只能做无米之炊。
与传统藏书家们有所不同的是，刘承干的藏书思想十分开明。他并不一味地醉心于搜罗珍籍，据为己有，而是热心于将其传播于世。这使得许多稀见善本甚至孤本在刘承干手中得以流传。当时许多著名学者都曾到嘉业堂观书、抄书，连当时一些国立图书馆也到嘉业堂抄补遗缺。南京省立国学图书馆所藏《明实录》即抄自嘉业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也是借抄自刘氏嘉业堂而得以出版。刘承干不仅乐于借抄、借刊家藏珍籍，而且自己刊印流传，嘉惠士林。为了刻书，刘承干不仅聘请良工，而且还广请缪荃孙、叶昌炽、董康、王国维这样的博学鸿儒为其校勘鉴别。刘氏先后刊刻了《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等多种丛书，以及单行本《影宋四史》、《章氏遗书》等，共计200余种，约3000卷。嘉业堂刊本大部分是用来免费赠送的，为此刘承干专门雇请了一人负责送书事宜，只要是有人来讨，均由他负责邮寄。不但国内著名图书馆、藏书家、学者、名流来函即送，就连一些国外的图书馆、藏书家和学者也多受其惠赠。建国后，刘承干藏书为复旦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机构所得，依然为我国的学术研究发挥巨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湖州藏书文化的兴盛，带来了湖州学术著述的繁荣，乃至影响到全国学者的著述，同时著述的繁荣又反过来促进了藏书活动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它们之间存在的这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共同推进了湖州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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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22
[3]王增清《湖州藏书的聚散及其史鉴意义》，载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9．154-155
[4]清光绪《归安县志》[M]卷五
[5]（宋）周密《齐东野语》[M]卷一二《书籍之厄》．北京：中华书局，1983
[6]（宋）王明清《挥塵录》[M]卷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7][8]（宋）周密《齐东野语》[M]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
[9][17]（清）郑元庆，范锴《吴兴藏书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10]刘承干《嘉业老人八十自叙》，载《嘉业堂藏书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408
[11]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679
[12]（清）张廷玉《明史》[M]卷二八七《茅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渊鉴类函》[M]卷九四．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同文书局石印本
[14]（唐）姚思廉《梁书》[M]卷三十三《王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15]（唐）姚思廉《陈书》[M]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95
[16]（明）臧懋偱《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58．4
[18]（清）钱谦益撰、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绛云楼题跋》，载《钱牧斋全集?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9]王国维《乐庵写书图序》，载《王国维遗书》[M]卷二十三《观堂集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20]（清）钱大昕撰、窦水勇点校《竹汀先生日记钞》[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43
[21]王国维《水经注笺跋》，载《王国维遗书》[M]卷三《观堂集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作者单位：浙江省桐乡市现代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