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史记》既是一部历史巨作，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它代表了古代散文最高的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也正是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肯定了它的性质和伟大成就。但《史记》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并非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正文将从外、内因两方面着重论述）。
司马迁不朽的巨著《史记》记述了我国自上古至汉武帝时代约三千年的历史。这是他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是他在新社会条件下，加以发展创造而完成的。
司马迁完成《史记》创作的成就是伟大的。他这一伟大成就的完成，与他良好的家学渊源有关；与他高度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学识有关；与他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现象的深刻认识有关；与他聪明好学、博览群书的行为有关…… 总之，《史记》的创作并非常人一朝一夕所能造就的，司马迁是用毕生的精力搜集、整理并总结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他也是用全部生命来从事著述的。整部《史记》都灌注着他的生命和心血，可以说《史记》是司马迁血和肉的结晶，是司马迁灵魂的化身。
本文主要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叙述和分析司马迁与《史记》创作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史记》之于司马迁的重要性以及他撰写《史记》的历史使命。
一、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外因
（一）司马迁的家世及其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1．司马迁的远祖世系及其对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写的一篇自传体学术论文，是今存介绍司马迁家世的唯一资料。其开篇一段: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火]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後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於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於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
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1]（P.739）
司马迁这段对家世的自序，将祖先追溯至传说中的颛顼，追祖溯源，标示为为古代名贤之后以自重，激发志气，表现了司马迁对具有如此悠久历史传统的史官家庭的自豪感，这是古人树立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司马迁对远祖的追述更富有一层深意，即强调司马氏为史官世家。到了周代，司马氏祖先程伯休甫因军功显赫而姓司马，但司马氏仍世典周史。这一世为史官的世家培养了司马迁浓重的家族荣誉感，强化了他以修史为己任的责任感。另外，
“‘世典周史’的司马氏自春秋中叶‘去周适晋’以来，已中断史官家学四百余年。在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司马氏家族适应时代的大变革，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剑客等的活动，并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司马氏家族显赫的人物。”[2]（P.14）
据《太史公自序》所述：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曾为秦国名将，历仕惠王、武王、昭王三世，为秦国的领土扩张曾做出过重大贡献。司马错之孙司马靳，亦曾任秦军大将。两代先祖的军事才能与军事知识成为司马迁兵学思想的家学渊源。而任经济官的司马昌、司马无泽又为司马迁的经济学思想提供了家学渊源。这都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思想深刻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司马迁的家世是如此的久远而显赫，这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但对司马迁的影响最大的自然是他的父亲司马谈了。
2．其父司马谈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
在司马迁的家庭中，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其创作《史记》最为直接。司马卒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即汉武帝举行封禅的那一年，生年不祥。他曾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任太史令，是一位善于学习并学问渊博的人。司马谈多方求教
“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3]（P.739）
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诏测定二十八星宿的角度和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力。杨珂是《易》学家，元光元年（前134年）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黄子，又称黄生，好黄老之术，曾在景帝面前与儒者辕固生辩论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性质问题。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论，亦即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司马谈是融汇天文星历、阴阳吉凶、清静无为于一身的人。他虽然身为卑微的太史令，但却有明确的政治见解和深刻的哲学思想。他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写过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论六家要旨》，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该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在他看来，道家学说是治理天下的最好药方，这明显的是承受了黄生的思想观点。司马谈对六家的评论，显示了他兼容并包的胸怀及取诸百家之长以为大一统服务的思想。这种自觉综合先秦诸子的学术精神，亦成为司马迁修撰通史、包容百家并为先秦诸子立传的先导，可谓是对父亲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继承和拓展。
司马谈为史官三十年，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无法参加。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赶到洛阳，接受了父亲的临终遗嘱。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後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後，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4]（P.741）
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无比遗憾，而使他抱恨终身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勉励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他强烈的修史愿望，深深地影响了司马迁，成为他完成《史记》创作的外因之一。司马迁修史的决心从此而定下，也意味着他们父子来和修撰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是义不容辞的，是当然的历史使命。
（二）大汉强盛帝国的历史背景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
《史记》产生在西汉盛世的汉武帝时代，这决不是偶然的。东汉史家班固对这一时代曾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写下了一段精彩的议论：
“汉兴六十余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缺。上方欲用文武，求之知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响，异人并出。卜式把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惮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5]（P.1842）
汉武帝是西汉第五代皇帝。西汉经过高、惠、文、景四代人的治理，中央集权日益强盛。全国一统，国力充实，“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学术的高涨。西汉的文化学术的发展为司马迁修纂《史记》提供了背景条件。试想若司马迁生在秦始皇焚灭诗书史记，以愚黔首，还不准民间读书、藏书的“白色恐怖”时代，那他是欲写《史记》而不能的。
武帝即位，深感“四夷未宾，制度多缺”，于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为适应大规模的用兵（汉武帝击胡攘越，开拓疆土）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拘一格的录用人才，造成了西汉王朝的博大气象，所以：“群士慕响，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就恰是此等人才，父子俩原本就是汉武帝身边的亲信，积极参加了汉武帝事业的兴作。司马谈对封禅制礼起了重要作用。司马迁从巡武帝，目睹各种盛大的典礼场面、阅兵仪式，以及游猎活动，领受了宏阔昂扬的时代精神。司马迁心中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理想，他要为今上圣明君主、为伟大汉王朝干一番事业。他自己“绝宾客之知，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可以说把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精力都投进去了。《史记》载汉武帝一朝史事，篇目和字数占了全书的五分之一。且许多篇章都留下了司马迁活动的足迹。《史记》的体大精深是和司马迁直接参与汉武帝宏伟事业的活动是分不开的。
（三）宫刑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
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四十八岁。这是《太初历》颁布后的第七年，他埋头撰述《史记》的工作进入了高潮，正当“草创未就”之时，突然飞来了横祸。事出意外，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关于司马迁的宫刑事件韩兆琦先生认为：
司马迁因替李陵说话而下狱判了死刑，是他自己请求该宫刑的。……关于遭罪的过程，从他的《报任安书》中可知，先是汉武帝认为他“沮贰师”，是借机诽谤攻击汉武帝的宠幸贰师将军李广利，因此汉武帝一怒之下把他下了狱，接着是汉武帝那帮酷吏们罗织罪名，周纳锻炼，进一步地给他上纲成了“诬上”诬蔑皇上是“大不敬”，就非死不可。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被判了死刑而实受了宫刑呢？这是他自己申请改判的结果。当时死刑犯人改判宫刑。……有时也需要化点钱……司马迁在书（《报任安书》）中还说“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6]
因“家贫”而没有亲友相助的情况下，司马迁为了生存就只有选择宫刑了，其实宫刑针对于司马迁来说是生不如死的刑罚，关于司马迁忍辱求生的原因李惠昌先生认为：
受腐刑应是司马迁本人的要求，不是廷尉的原判，不是他人的编排或安排。司马迁宁愿“身残处秽”、作“刀锯之余”的惨重代价去换回生命，其原因，一是死有轻重的生死观。从他的生死观出发，无罪而死，死的冤枉，与蝼蚁之死无异，所以他不愿死。二是《史记》“草创未就”的责任感。因为“惜其不成”，所以他选择了不死，故而“就极刑而无愠色”，宁愿忍受腐刑之耻。三是籍文章立名的不同。他之“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就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四是后世自有知己的坚强信念。他相信后人可读其书以知其人，自有人理解他忍受腐刑之耻的苦衷。[7]
宫刑这场灾祸使司马迁蒙受人间的奇耻大辱而导致了重大的思想转变，直接影响到《史记》的创作。司马迁抒愤寄托，强烈地表达了他的是非观点和爱恨感情，从而升华了《史记》的主题。
二、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内因
（一）聪明好学，转益多师。
司马迁的少年生活，主要有两方面，即劳动和学习。司马迁的家庭当其幼年时期可能还是以务农为业的。司马迁自己说“耕牧河山之阳”，说明他生活在这一以农为业的家庭中自己也参加了耕作和放牧之事的。从他耕牧的地区是山南到河曲数十里间的广袤原野看，他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亲自参加劳动。在农民中间生活，体察农民劳动疾苦和认识发展生产对人民生活的必要性。可实际上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据《太史公自序》的陈述“年十岁则诵古文”，“古文”即“籀文”，是和汉代通行的隶书“今文”对称的。汉初传习古书，多用今文，但也有秦以前保存下来，用今文写的。司马迁十岁即能背诵古文，说明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
司马迁不但聪明好学，而且还转益多师。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谈到了长安，任太史令，司马迁大概就是在这年跟随父亲到了长安。在长安期间他以一个好学青年的身份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8]（P.2579）
司马迁“从安国问故”对他写《史记》影响很深，这不仅见于上面引文中所举诸篇中采用古文说法，其他篇章中也保存有古文影响的痕迹。例如：《武帝本纪》、《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五太伯世家》、《仲尼子弟列传》等。
司马迁在长安不但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而且还从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了《公羊春秋》，即今文《春秋》学说。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对他的影响更大，以至于成为他写作《史记》的思想动力。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9]（P.741）
司马迁接受董仲舒的思想，可以说是“前期公羊学派中的重要人物”，但司马迁并没有把公羊家的学说全盘接受，而是批判继承。
“司马迁对公羊家批判表现是：其一，怀疑和讽刺灾异说；其二，不取公羊家的讳饰态度；其三，不贵虚名。司马迁接受公羊学的影响是：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10]
可见司马迁师事董仲舒，深受其影响，吸收了公羊家学说的精华，但他以批判的精神做了改造，借用董氏语言而意义更加精微和进步，所以他才写出了比《春秋》规模更大、褒贬尺度更富于人民性、内容体制更符合大一统时代要求的伟大作品。
（二）博览群书，漫游交往。
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后，他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太史公自序》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这即是所谓“石室金匮之书”，此当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最主要的史料来源。从《史记》提供的线索来看，司马迁阅读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事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他都有涉猎。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及至朝廷的公文档案，都是他的阅读对象。司马迁对于上述文献不是浮华掠影式地浏览，而是认真地鉴别真伪，比较同异。比如，对于九州山的记载，他认为《尚书·禹贡》是可靠的，而《山海经》等书则不可信。司马迁读过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发现的古文，认为其中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基本是合乎事实的。司马迁还在阅读文献过程中主动和古人沟通，读其书识其人，做到知人论世，他不止一次地废书而叹，并且产生了为书的作者立传的冲动。
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的许多地方。例如：《太史公自序》曰：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还报命。[11]（P.741）
这可谓是最详尽的记载司马迁漫游的路径。另外还有《武帝本纪》曰:
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12]（P.6）
此以实地考察了解各地风教的真实情况。《孟尝君列传》曰：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13]（P.454）
此亦是实地考察补充史料。关于司马迁青年时代漫游东南的材料还散见于《史记》的《河渠书》、《齐太公世家》、《孔子世家》、《魏世家》、《伯夷列传》、《春申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淮阴侯列传》等等。
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创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真实资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中。
三、外因与内因的完美结合，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前文丛外、内因两个角度着重论述了司马迁与《史记》创作的关系。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外因与内因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二者的完美结合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必要条件。司马迁渊源流长的光荣世系给了他无穷的自尊与自豪，培养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自信心；大汉强盛帝国的历史背景，以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无疑开阔了司马迁的眼界为其创作《史记》准备了条件；受李陵之祸的株连而遭受宫刑以及司马迁忍辱求生的目的把司马迁与《史记》创作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使之成了司马迁生命的全部。聪明好学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先天条件；博览群书、漫游交往的自身行为为司马迁创作《史记》打下了良好的坚实基础……
在诸多的外、内因中，“宫刑事件”是不可忽视小看的，我们不妨来分析猜想一下，倘若没有“宫刑事件”的发生司马迁也许仍会继父遗命而创作《史记》，这样很可能是从司马谈的遗言及创作《史记》的初衷出发赞扬、歌颂的成分必然要多些（部分论点的论述可参阅本文：〈二〉大汉强盛帝国的历史背景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如果这个猜想成立的话，那么《史记》的思想和价值无疑也将大大地随之降低。事实上司马迁是含冤有死刑自愿请求“宫刑”之辱的，这种忍辱求生的目的（部分论点的论述可参阅本文：〈三〉宫刑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把司马迁与《史记》创作结合成了完整的统一体，也就是说创作《史记》成了司马迁生命的全部。“宫刑事件”还深化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思想以及改变了他修史的初衷，自此以后，讽刺汉朝最高统治者和揭露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矛盾成了司马迁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发愤著书”由此形成。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发愤，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幸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在此“发愤著书”的基础上在加上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外、内因条件，巨著《史记》的崇高历史地位的获得是自然而然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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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大可.史记研究集成第一卷 司马迁评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3]、[4] 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4.
[5]班固.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
[6]韩兆琦.司马迁自请宫刑说[J].北京大学学报，1998，（2）.
[7]李会昌.司马迁忍辱求生的原因[J].汕头大学学报，1989，（3）.
[8] 班固.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
[9] 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4.
[10]吴汝煜.史记与公羊学[J] .徐州师院学报，1982，（2）.
[11]、[12]、[13] 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4.
（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