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崇祯本写定者是谁？评点者又是谁？这个问题和《金瓶梅》的作者一样一直是个谜。但它不象《金瓶梅》的作者那样有许多候选人，原因当然是它没有留下哪怕是可以让人索隐的线索，因此，对它的讨论就相对寂寞。到目前为止，崇祯本的写定者现在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沈德符与冯梦龙合写说；第二种是冯梦龙说；第三种是李渔说。而其批评者为谁只有冯梦龙与李渔两种说法。
魏子云先生最早认为“沈德符与冯梦龙合写说”，魏先生在《从金瓶梅的问世演变推论作者是谁》[1]一文中说：“所谓‘崇祯本’的金瓶梅，也改写在天启，梓行在天启，参与改写的人，极有可能仍是沈德符与冯梦龙这原班人马。当然这都是设想之词了。”
黄霖先生在1983年提出的“冯梦龙写定与批评说”，黄先生在《〈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2]说：“我认为《新刻》的评点者为东吴弄珠客，即为冯梦龙并非捕风捉影。当然，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属于一种推测。”现在黄先生在《〈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3]持同样的观点。
刘辉先生在1985《〈金瓶梅〉版本考》[4]年提出的“改写者、批评者为李渔说”，证据主要是首都图书馆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一百回图后的题辞有“回道人题”四字，刘辉先生认为是“李渔的化名”，他说：“李渔在《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图后和正文之前，化名‘回道人’，加了这一页题辞，使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李渔正是说散本《金瓶梅》的写定者。”又，“李渔不仅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书的写定者，同时也作评者”。并得出“此书绝不可能刊刻于崇祯年间，而应当是清初，最早不能超过顺治十五年”。吴敢先生《张竹坡与金瓶梅》[5]也主张李渔评点说，胡文彬先生《金瓶梅书录》[6]完全赞同刘辉先生说。
然而许多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王汝梅先生为其中的代表，他提出了许多理由来反驳这个观点，（详见其《王汝梅解读〈金瓶梅〉》[7]之《李渔不是〈金瓶梅〉崇祯本的评性者》，笔者觉得王汝梅先生的论据中最有挑战性的一条是谢肇淛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前后已经看到了《金瓶梅》崇祯本。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说：“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8]我们知道，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区别很多，但前者是十卷而后者为二十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差别。则谢氏看到这个本子应是崇祯本的前身。而李渔生卒年为1611-1680，谢肇淛生卒年为1567-1624，即使谢氏看到崇祯本前身的时间为其卒年1624年，李渔也只有13岁，是不可能评改的。否则的话，只能说谢氏看到的本子与现在崇祯本是相差很大的本子，而现在没有实物证明二十卷本的《金瓶梅》之间相差太大。而且据马泰来先生考证说：“谢肇淛是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至四十五年（1617）这两年内，在北京自其工部同僚丘志充处借得《金瓶梅》抄本，并撰写《〈金瓶梅〉跋》。”[9]如果真是这样，李渔才是几岁的孩子，更不可能评改。
齐鲁青先生《明代〈金瓶梅〉批评论》[10]认为批点者待考。王辉斌先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考论〉》[11]认为冯梦龙、李渔两说均不能成立。
除了这三家说法以外，似乎没有别的观点了。虽然有人批评考证《金瓶梅》的作者太多太滥，但这些尝试无疑是向真理的一种逼近。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崇祯本的评改者为汤显祖。
一、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为汤显祖
证据一：《幽怪诗谭》提到“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
《幽怪诗谭》为明代文言小说集，六卷。题“西湖碧山卧樵纂辑，栩庵居士评阅”，编者真实姓名不详，卷六《太真辨诬》条，开篇为“万历戊申上元日”，即万历三十年六年（1608）；《废宅联诗》又有“万历壬子秋日”，即万历四十年（1612），知成书于是年之后[12]。《幽怪诗谭》向无著录及研究。目前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两卷残本、日本存六卷全本，另外还有扬州古籍刻印社1988年影印钞本。此书前有崇祯己巳（1629）听石居士《小引》，择其与本文相关者录如下：
尝读袁石公集于吴门，诗艺一概抹杀，独谓“挂枝儿”可传不朽……不观夫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水浒传》，一部《阴符》也。《西游》，一部《黄庭》也。《金瓶梅》，一部《世说》也。[13]
我们知道，李贽在小说史上是以批评《水浒传》、《西游记》出名的。甚至还有说他评点过《三国演义》的。关于是李贽评点了《水浒传》等小说还是叶昼评点的，这是现代学术上的一段公案，兹不赘述。但从明代到今天，李贽是评点过小说的大家是公认的，或者说大家都“认为”是李贽评点过小说，所以“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是指李贽评点了它们，因为事实上我们从李贽的作品中看不到李贽称赞《西游记》的话，就是称赞《水浒传》也不过偶尔一两次，影响决没有评点大。同样的理由，《小引》称“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也暗指了是“汤显祖评点了《金瓶梅词话》”，因为不可能只是汤显祖在某个场合随便“称赞”了《金瓶梅》一句话就得到了“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这样一个效果，如果那样的话，影响太小了，或许也不值得说。而称赞过《金瓶梅》的人可不少，比如袁宏道在《与董思白书》就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14]而这个《小引》中开头就提到袁宏道，“尝读袁石公集于吴门，诗艺一概抹杀，独谓‘挂枝儿’可传不朽”。由此看来这个听石居士对袁宏道称赞《金瓶梅》的话当不会陌生，为什么单单说“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又，董其昌也称赏过，如袁中道《游居柿录》说：“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15]
再进一步说，汤显祖生卒年为1550-1616，而这个听石居士在1629年写的《小引》，可以肯定的说，两人曾经共同生活在一个时间段中，当时人传当时事，谅无大谬，可信的程度还是较高的。我们还不排除这个听石居士就是《幽怪诗谭》的作者（这在古代小说中是常有的事情），如果二者真是一人，则开篇写道“万历戊申上元日”，即万历三十年六年（1608），则他与汤显祖的年代就更加接近，因此也就可信了。所以，笔者认为汤显祖很可能评改了《金瓶梅词话》。
或曰：“你说汤显祖评改了《金瓶梅》，为什么《小引》说‘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二者不是一个版本。”笔者认为这并不矛盾。这恰恰说明了汤显祖是以《金瓶梅词话》（抄本）为底本来评改出了崇祯本《金瓶梅》。因为当时流行的只有词话本《金瓶梅》，所以当时人仍然以《金瓶梅词话》称之，《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或是汤显祖命名的，或许是后来人（书商？）命名的，即使是汤显祖命名的，也是当时传闻不广，时人不知。再者，“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本身并不矛盾，汤氏赏（评改）的是《金瓶梅词话》，产生的是崇祯本《金瓶梅》。
或又说：“汤显祖的名气很大，不排除托名的可能。”我们知道，如果托名的话应该是崇祯本《金瓶梅》署上汤显祖的名字，而现在的情况是崇祯本的《金瓶梅》是无名氏评改的，若不是《小引》记载，几乎没人知道这件事，这样的托名有何意义？
证据二：汤显祖与《金瓶梅词话》的关系
上面已经说了汤显祖评改过《金瓶梅词话》，现在又来说汤氏有机会看到过《金瓶梅词话》好象逻辑混乱，其实不然，这里进一步说明前一条理由是可靠的，是有事实依据的。
徐朔方先生的《汤显祖和〈金瓶梅〉》[16]详细考证了汤显祖与《金瓶梅》的关系及汤氏在创作中受到《金瓶梅》的影响。美国学者芮效卫先生更是作出大胆的设想，他有篇文章是《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17]。笔者仔细阅读了二位先生的文章，觉得他们的结论全部或部分可以用来作为本文的论据。但是即使如此，笔者完全不赞同芮效卫先生的结论。对于此，徐朔方先生有专文《〈汤显祖著作金瓶梅考〉的简介和质疑》[18]来论证。除此之外，笔者还发现一条徐先生没有发现的重要证据来证明《金瓶梅词话》决非汤显祖所作。我们知道，在《金瓶梅词话》中有个小优叫李铭，也叫李日新[19]，这个人是下等妓院的主人也是卖唱为生的，在旧社会是被称为“乌龟王八”的，但汤显祖的祖父“懋昭，字日新，号酉堂”[20]，如果是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词话》，他怎么会把祖父的名字用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呢？显然，《金瓶梅词话》不是汤氏所作。注：崇祯本这些地方没有改动，仍然作“李日新”。
下面笔者主要利用徐先生文章的材料来作为自己的证据。我们知道，在《金瓶梅》的早期流传中，麻城刘家与诸城丘家藏有《金瓶梅》抄本的全部，而汤显祖不仅和麻城刘家相交甚密，还有机会看到刘家的藏书，其中就包括《金瓶梅词话》。不妨把徐先生的文章抄录如下：
臧懋循为了编印《元曲选》，曾在刘承禧家借抄内府本元代杂剧二三百种。臧氏又说，刘氏藏本“其去取出汤义仍（显祖）手”。汤显祖和刘守有、梅国祯两表兄弟是同年进士，交谊很深。《诗文集》卷四十八《答陈偶愚》：“弟孝廉两都时，交知惟贵郡（黄州，麻城是它的属邑）诸公最早。无论仁兄、衡湘（梅国祯）昆季，即思云（守有）爱客亦自难得。三十载英奇物化殆尽。炙鸡絮酒，远莫能致。”汤显祖追忆少壮时的友情，真切动人。《哭梅克生（国桢）》说：“长安醉卧雪霏微，共枕貂裘覆衲衣，”这是他们在北京应试时浪漫生活的写照。《问棘邮草》收录汤氏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作品，其中有一首《秋忆黄州旧游》。汤氏为刘、梅两表兄弟所写的诗如《长安酒楼同梅克生夜过刘思云宅》、《刘思云锦衣谢客服饵代诸词客戏作》、《梅克生座中赠袁天台暂归广陵》、《梅庶吉公岺席中送衡衡湘兄固安》等都是三十岁前后之作。他们既有亲昵的友情，又同有留连花酒的文人习气。汤氏既然可以替刘家校定元代戏剧，当然也可以读到秘藏的《金瓶梅》全本。或者在麻城，或者在北京，应在万历初年，而不迟于汤氏中进士任南京时，即在1573——1584年之间。因为他们的交流局限于这一段时期，后来就难得同在一地从容相叙了。[21]
汤显祖与刘、梅两家的关系，马泰来先生也有与徐朔方先生相近的结论。他说：“汤显祖可能是成进士后，在北京观政礼部时，替刘守有校定元杂剧的。刘守有死后，书物自然皆归刘承禧。”[22]这些书物中就有《金瓶梅》。
徐朔方先生又进一步推测汤显祖看完《金瓶梅》的时间。他说：“《南柯记》完成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汤显祖《题词》自署万历庚子夏至。《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七《答四十七《答张梦泽》证实〈题词〉自署年月就是创作此剧的年月。由此可以推定汤显祖至迟在这一年已经看完《金瓶梅》全书，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留下了它的影响。”[23]
以上是两先生论证了汤显祖在时间与地点上汤氏可能读到《金瓶梅》全本，结论微有差异。笔者对两先生所说的资料进行了核对，全部正确，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可信的。既然汤显祖可以读到《金瓶梅》，又有资料显示他赏过《金瓶梅词话》，所以笔者认为崇祯本《金瓶梅》为汤显祖所评改，而在此时汤氏就可能在评改《金瓶梅词话》。
证据三：汤显祖“至情”说与评点中的“情”论
每个作家都是“有情人”，但汤显祖无疑比他同时代的作家更有“情”。“世总为情”[24]（《耳伯麻姑游诗序》），“人生而有情”“无情者可使有情”[25]（《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汤显祖的《牡丹亭·题词》是其“至情”的最好宣言：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26]
这段话的意思（或原话）在崇祯本的评点中几乎全有。第72回中，西门庆对着李瓶儿的灵床作揖流泪，崇眉：情从何生？一往而深[27]，这和汤显祖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何其相似！笔者考证，“一往而深”的最早的出处就是汤显祖的《题词》，也就是说，在以前没有“一往而深”这个词，在《世说新语》中用的是“一往情深”，二者意思虽然一样，毕竟不是完全相同的。除了这个细节外，崇祯本的评改者喜欢用“情”来评点《金瓶梅》，略举几例：第4回崇眉“写情处，读者魂飞，况身亲之者乎”；第5回崇眉“读此而不发指心裂者，非情也”；第16回崇眉‘深情人必冷，瓶儿太浓太热，岂深于情者哉”；第17回崇夹“薄情语”；第19回崇眉“虽瓶儿自取，然亦非情人举止”；第39回崇夹“大议论反为情所掩，可悲”，这句话让人觉得与上面汤显祖的“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接近。第67回崇眉“瓶儿之情，死后方深”，这好象是对《牡丹亭》杜丽娘“死而后生”的诠释。第68回崇眉“情至语，楚人心鼻”，第75回崇眉“有此至情，不宜硬气”之“至情”极似《题词》中的“情之至”。第94回崇眉“满腔幽情冷思”而在《牡丹亭》第14出就有“一点幽情动早”。第96回崇眉“春梅此时哭才情深，不哭则情浅”，崇眉“感金莲而思敬济，情生情转，默默自知”；第97回崇夹“无情人语”，第98回崇眉“当此不动情，非人”，崇祯本评改者在评改时无意中留下的关于“情”的看法观点与汤显祖几乎完全一样，这也证明这个评改者当为汤显祖。
证据四：汤显祖看到过《玉娇李》
笔者撰文《〈玉娇李〉与〈续金瓶梅〉关系考论》来论证了《续金瓶梅》在很多关键性的地方都受到《玉娇李》的影响，因此从《续金瓶梅》中可以稍窥《玉娇李》的内容。下面分两步来证明1、崇祯本《金瓶梅》评改者看过《玉娇李》2、汤显祖《牡丹亭》受到《玉娇李》的影响。
1、崇祯本《金瓶梅》评改者看过《玉娇李》
《金瓶梅》第55回中有这样一段：
常峙节临起身，向西门庆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哥可照顾么？说着，只是低了脸，半含半吐。
崇祯本眉批：十弟兄中，惟常二尚有良心。[28]
《金瓶梅》中西门庆借给常峙节钱，所以才有了“常峙节得钞傲妻儿”，西门庆借给常峙节钱以后，只有在《金瓶梅》第61回常峙节送给西门庆一些螃蟹和烧鸭等，这只是常峙节礼节性地酬谢西门庆，应该不能称得上“有良心”，况且常峙节的酬谢除了巴结西门大官人，不排除他想有从西门庆那里获得更大利益的企图。果然，西门庆又约应伯爵等人凑分子给常峙节贺乔迁之喜，贺乔迁之喜是要给主人钱或物的。
揣摩崇祯本评改者“常二尚有良心”意思，常峙节在十弟兄中，不象应伯爵等忘恩负义，以后曾帮助过西门庆或西门庆一家人，这样才称得上“有良心”，否则的话，送螃蟹等也称为“有良心”就成了黑色幽默，崇祯本评改者洞达人情世故，断不会轻易以“有良心”许人！在《金瓶梅》中“有良心”的人还真不多，尤其西门庆的“十兄弟”，历来是讽刺的对象，哪来的一个“有良心”的结拜兄弟？
如果我们的推测不错，崇评者应该看到过常峙节报答西门庆。崇评者从哪里看的呢？我们首先想到他应该从词话本或崇祯本看的，但这两个系统的本子都没有常峙节报答西门庆的情节，也许有人推测崇评者可能看过词话本的初刊本，但这个本子谁也没有见过，无从推测。按，初刊本是否一定有不可知。笔者猜测当是《玉娇李》中有这一情节。因为在《续金瓶梅》第5回中有常峙节帮助西门庆过奈河的情节。西门庆因罪恶极大，不能过奈河，这时常峙节出现了，请西门庆吃饭并护送其过河。小说第5回这样写道：
原来是常时节，与西门庆穷时拜交十兄弟之数，虽是穷光棍，一生老实无用，只有人骗他的，不会骗人。因此，西门庆家也不多去。后来穷极了，亏应伯爵说着，西门庆周济他五十两银子——这是西门庆的好处，前年常时节死了，西门庆又助他一口棺木，所以今日遇见西门庆亲热不同。这是人情，即是报应。[29]
“常时节”与“常峙节”有异是版本的不同。由上所述，这样常峙节才称得上“有良心”！在时间上崇评者不可能看到《续金瓶梅》，但他可能看到《玉娇李》，也就是说，只有《玉娇李》有“常峙节报答西门庆”的情节，崇评者才可能说“常二尚有良心”的话来，否则，这句话从何而来？也就是说《玉娇李》中有常二报答西门庆的情节，不但影响了丁耀亢的《续金瓶梅》，而且影响了崇祯本评改者。
2、汤显祖《牡丹亭》受到《玉娇李》的影响
徐朔方先生在《汤显祖和〈金瓶梅〉》指出了汤显祖的《南柯记》与《牡丹亭》均明显了《金瓶梅》的影响[30]。其实，我们仔细推敲，发现《牡丹亭》也受到了《玉娇李》的影响。
汤显祖的《牡丹亭》与《续金瓶梅》情节上有个极为相似的地方，限于篇幅，简介如下：《牡丹亭》[31]第17出《道觋》中有个石女嫁了阳具特大的男人，但不能同房，出家做了道姑；同样在《续金瓶梅》[32]第47回金桂也是个石女，也遇到一个阳具特大的男人，因为不能交合，出家做了尼姑。而且在风格上，《牡丹亭》整出戏用《千字文》上的话来打诨；而《续金瓶梅》中用《四书》上的话来打诨。这样的情节在小说中少见，可以说，两人暗中巧合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来说只能是丁耀亢看了《牡丹亭》，但丁氏在《续金瓶梅借用书目》是没有提到《牡丹亭》。丁耀亢在《续金瓶梅借用书目》连屠隆的《昙花记》都列出了，如果借用过《牡丹亭》，他不会不列出的。因此丁氏是借用的《玉娇李》中的情节。因此得出，汤显祖也是看过《玉娇李》的，也就是说两人都是受《玉娇李》的影响的。经笔者考证，《玉娇李》中有潘金莲的后身为石女的情节。《玉娇李》与《金瓶梅》的关系极为密切。成书年代也相差不远。从上述两方面来看。这个崇祯本评改者看过《玉娇李》，而汤显祖也看过《玉娇李》，这也可以说明汤显祖为崇祯本评改者。
二、两个问题及推衍
1、崇祯本以万历本的抄本（非刊本）为底本（10卷本与20卷本问题）
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简单的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崇祯本是以现存的万历本为底本，是父子关系。理由主要是前者比后者在形式整齐、语言上流畅；一派认为两者有个共同的底本，即初刻本，两者的关系是兄弟或叔侄关系，并且说万历本未出时，谢肇淛已经提到20卷本，而20卷本是崇祯本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笔者以为崇祯本是汤显祖以《新刻金瓶梅词话》抄本为底本评改的，不是以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刊本为底本评改的，上面谈到汤显祖在1573——1584年与刘、梅两表兄弟在一起时就开始见到《金瓶梅词话》并评改的。也就是说，崇祯本并不是等到词话本刊刻以后才出现的，而是在未刊刻前出现的。
笔者认为崇祯本的底本为万历本的抄本，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与黄霖先生的看法一致而稍有区别，即：黄先生认为“目前所见的崇祯本必据目前所见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修改而成”[33]，而笔者认为不是刊本而是抄本。认为是刊本就不能解释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说“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据前面马泰来先生考证，谢氏写这句话的年代为为1616-1617年，而按东吴弄珠客的《金瓶梅词话》的序中说刊刻于1617年。这显然矛盾。
有人说：“就两种版本互相校勘的结果来看，两本同引他书（如《水浒传》）的地方，间有‘十卷本’错漏处‘廿卷本’不错，又有此‘十卷本’脱行、错简的地方，‘廿卷本’不误，这都不是父子本说所能解决的。”[34]其实这个很好理解，且不说在版本上有“后出转精”的术语，而且就汤显祖的能力，对《水浒传》不会陌生，即使陌生，这些书也不是难见之书，拿一本书对照就解决问题了。至于其他两个本子之间的关系，兹不讨论，因与本文讨论的抄本无关。
2、谢肇淛的20卷本《金瓶梅》从何而来
我们知道，谢肇淛是从邱志充那里得来的20卷本《金瓶梅》，那么邱志充又从何处得来？这个问题一直是个谜。笔者认为当从汤显祖那里辗转而来。文献有没有记载汤、邱二人的交往现在暂时不清楚，如果有的话朋友之间互相借书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没有的话却也不妨碍汤氏之书到邱氏那里，他们有共同的朋友，可以通过朋友来间接借阅。据文献记载，汤氏与邱氏至少有一个朋友韩求仲。《汤显祖评传》中载：
可能在同一年，即万历三十八（1610）年，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读学士汤宾尹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据说考试中发生作弊情况，原因是汤宾尹对考生韩敬有私心。韩敬考取为状元，不久汤宾尹和韩敬被弹劾，先后罢官。汤显祖竭力为韩敬辩诬，他的《寄韩求仲（敬）》信说：“不佞显祖款启寡识之人，忽见门下应制诸作，风骨情神，高华巨丽，晻蔼流烂，若刃之发于删，而鐻之疑于神也。横目之徒，皆足惊殊叹异。而所遇稍有心期者，反复疑诽，力巨者逾甚。不佞所以辩说赞唱百端，觉为衰沮。第云子善于宣城乃尔。不已冤乎”。宣城指汤宾尹，他被东林党指为宣党，这是从当时政治派系的较量着眼。汤显祖则从韩敬的才学着想，认为说他作弊是天大冤枉。这是他同东林党的唯一分歧。这次争论本身并不具有原则意义。韩敬在汤显祖去世后五年，编刊了《玉茗堂全集》。[35]
从中可以看出，两人关系也不一般。考邱志广《柴村全集》之《山西怀来道传》载：
公，讳志充，字介子，号六区。……为孝廉，落魄章台柳中，每与茂宰公同上公车，以严见惮，庚戌（1610）独行先北上，携艳妓紫衣者，挥鞭唱红楼绝妙好辞，抵燕与同年王季木二魁、金陵亚元张宝王等七人结南宫社，韩求仲榜登甲科，刻稿《浩然篇》，海内传诵之，皇明名稿未有不黎（原文如此——笔者）枣及之。癸丑殿试授工部主政……右迁出都门为汝宁守。[36]
可见邱氏与韩氏也非泛泛之交。从时间上看，邱氏出守在1620年[37]，邱氏与韩氏交往是庚戌年（1610）（或稍后），汤氏与韩氏至少在万历38年（1610）以前就认识，而马泰来先生考证谢肇淛在1616-1617年之间从邱氏得到书并写《〈金瓶梅〉跋》的，这七、八年之间有足够的时间让汤显祖评改的《金瓶梅》由韩求仲传到邱志序手中。我们按时间顺序来排列一下。
汤氏从麻城刘家得到看书在1573——1584年之间，在1610年之前与韩求仲相识，在此年或稍后，韩氏与邱志充相识，而志充是个放诞风流的人，这也难怪他对《玉娇李》与《金瓶梅》之类的书如此钟情，当有可能通过韩氏得到汤显祖评改的《金瓶梅》，这个时间不晚于1616或1617年，也就是谢肇淛写跋的时间。也就是说，谢氏从邱志充得到的是汤显祖的评改本，也就是后世称为崇祯本的《金瓶梅》。
总之，笔者认为崇祯本的《金瓶梅》的评改者为汤显祖，崇祯本是以万历本的抄本为底本的，在万历本没有刊刻时，两个本子已经共同存在了。
注释：
[1]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
[2]黄霖：《〈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成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3]黄霖：《〈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刘辉：《〈金瓶梅〉版本考》，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5]吴敢：《张竹坡与金瓶梅》，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6]胡文彬：《金瓶梅书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王汝梅：《王汝梅解读〈金瓶梅〉》，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8]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
[9]马泰来：《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第205页。
[10]齐鲁青：《明代〈金瓶梅〉批评论》，《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1期。
[11]王辉斌：《〈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考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12]刘世德：《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修订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0页。
[13]听石居士：《幽怪诗谭·小引》，转引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金瓶梅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14]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15]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16]徐朔方：《汤显祖和〈金瓶梅〉》，徐朔方著：《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齐鲁书社，1988年版。
[17]芮效卫：《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徐朔方编选：《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8]徐朔方著：《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齐鲁书社，1988年版。
[19]《金瓶梅词话》（会评会校本），戴鸿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页、第572页、第678页。
[20]徐朔方：《汤显祖年谱》（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21]徐朔方：《汤显祖和〈金瓶梅〉》，徐朔方著：《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5-26页。
[22]马泰来：《麻城刘家和《金瓶梅》，《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第116页。
[23]徐朔方：《汤显祖和〈金瓶梅〉》，徐朔方著：《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3页。
[24]汤显祖：《汤显祖全集》，徐朔方笺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0页。
[25]汤显祖：《汤显祖全集》，徐朔方笺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8页。
[26]汤显祖：《牡丹亭》，徐朔方、杨笑梅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27]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以下引文不出注。
[28]《金瓶梅》（会评会校本），秦修容整理，中华书局，1998年版。
[29]丁耀亢：《续金瓶梅》，《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0]徐朔方：《汤显祖和〈金瓶梅〉》，徐朔方著：《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齐鲁书社，1988年版。
[31]汤显祖：《牡丹亭》，徐朔方、杨笑梅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32]丁耀亢：《续金瓶梅》，《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3]黄霖：《〈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34]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35]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36]邱志广：《柴村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97册，齐鲁书社， 1997年版，第532页。
[37]马泰来：《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第207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