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不读孔子的书，难以深知什么是中国文化；那么也可以说，不读《老子》，就难以深知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智慧。以非凡的洞察、简练的语句，几千年前的老子用五千字总结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精华。老子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汉字所特有的含蓄而深刻的表述方式，也带来了大部分哲辨思维和小部分宗教情怀，还带来了“无为”这样一个法宝。
老子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孤独的思想家。他既不像孔子那样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也不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有一批批的学生，更不像释迦牟尼、耶稣那样有众多虔诚的信徒。这位“周守藏室之史”，一个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给全世界奉献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部无与伦比的经典。
老子的《道德经》，在中国和世界的所有经典中，可以说是文本最简洁、文字最优美、内容最丰富、思想最深刻而又最玄妙、最富启示意义的经典，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显其价值的巨大和影响的深远。
老子的思想，既是先哲在长期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对于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认识和经验的总结，又反过来指导人们修身养性、立身处世、建功立业、治国安民；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和行为准则，对中华民族的心理性格起着重要的陶冶作用，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留下了巨大的投影，并广泛渗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它灌溉着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像一个永远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老子》五千言让中国人受用了几千年。
一、老子的思想首先应该是政治思想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我国道家学派和道教最著名的一部经典。它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短短的五千文，以“道”为核心，建构了上至帝王御世，下至隐士修身，蕴涵无比丰富的哲理体系。
历来对老子思想的研究，大概可分为三个路线：第一类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第二类把老子单纯地归到个人修养，所谓神仙丹道上去；第三类把老子归到政治谋略上去。但我认为，《老子》一书中固然有辩证哲学、有养生，但更主要的以及首要的应该是政治思想；老子不仅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养生家或宗教家，他更应该是一位政治思想家。
史书记载，老子出于史官，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老子其人貌似超脱恍惚，其实很关心政治，很关心天下大事，总在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讲圣人应该这样，圣人应该那样。比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比如“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比如“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等等。同时我们也知道，老子所谓的“圣人”，并不是孔子、孟子心中的“道德先生”，而是“社稷主”和“天下王”，是“圣明的统治者”或“英明的领导人”。所以，老子讲的这些话，都是“为君主谋”，为作为统治者的“圣人”服务的。
《老子》一书虽然言语极简，微妙难识，实际上是有为而发的，是对当时“周文疲敝”的社会背景的直接反映。周朝的文物典章制度，曾经粲然大备，但经历一段时间后，已渐呈疲弊僵化的状态，老子自然目睹这种疲弊的状状。思想家的结晶，免不了环境社会的影响。虽然老子的身世背景披有神祕的外衣，再加上是否先于孔子的争论，使老子的形象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不过，我们可由《老子》一书的文本内涵，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知道《老子》一书的产生是“救世”、“救时”的需要，老子的目的在于“以太古之治，矫末世之弊”。
“道”和“德”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老子的“道”并不像时下哲学史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自然现象和宇宙规律的观察、概括。“道”字在《老子》全书中共出现了72次，有36个章节提到“道”，其中明显属于谈自然宇宙之道的，只有4个章节（今本《老子》第四、二十五、三十四、四十二章），其他32个章节谈的“道”，都是治国之道，都是经术政教之道，都是关于存亡治乱、成败兴衰的客观规律之道。老子不过是借自然以明人事而已，并非对自然知识的真正研究或总结，因为老子的真正立足点是当时的社会斗争和历史经验。
老子的“德”，指事物的本质属性，是内部所具有的。得，是从外部得到的。《老子》中说的“上德不德”，是说具有上德的人的精神不游移在自身之外。精神不游移在外，自身的内在本质就能保全。自身的内在本质保全就叫做“德”。“德”是得之于自身的意思。凡是德，都是以无为来积聚，以无欲来成就，以不思虑来得到安定，以不使用来得到巩固的。
吕思勉先生也认为：“现在研究先秦诸子的人，大都偏重于其哲学方面。这个实在是错误的。先秦诸子的学术，有两个来源：其一从古代的宗教哲学中蜕化而出，其二从各个专门的官守中孕育而成。前者偏重玄学方面，后者偏重政治社会方面。《汉书·艺文志》说诸子之学，其原皆出于王官；《淮南·要略》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一个说其因，一个说其缘，都不及古代的哲学。尤可见先秦诸子之学，实以政治社会方面为重，玄学方面为轻。”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务实性的民族，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现实主义和注重世俗性的特点。因此，中国古代的学说大多都是主张学以致用。先秦诸子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无论其学说在哲学方面建树多高，必有其社会的或政治的归止。美国学者伯恩斯和拉尔夫对此也英雄所见略同，他们在合编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说：“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或许仅仅由于巧合——在古代世界的三个相隔很远的地区，在大约同一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区别。”他们还指出：“中国的思想家对自然科学和玄学都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提供讨论的哲学是社会的，政治的和伦理的。从规劝和改良的语气来看，这种哲学无疑反映了一个屡起冲突，政治混乱的时期……哲学家们在东周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
梁启超先生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说：“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我们的民族性，又是最重实际的，无论哪一派的思想家，都以济世安民为职志，差不多一切议论，都归宿到政治。”
撇开诸子百家的互绌不论，其实各家是非常一致的，都有着同样的产生背景和学术目标，即各家都兴起于“周文疲弊”，都是“务为治”的。对先秦学术的精辟总结，要数《庄子·天下篇》、司马谈《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他们无不认为诸子百家的学说是经世致用之学。
所以，胡适先生说：“我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悬空发生的。……在中国的一方面，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破坏混乱了，政治的组织不但不能救补维持，反而呈现同样的腐败纷乱。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就有了老子的政治思想。”
二、老子政治思想的内容与本质——“君人南面之术”
老子对当时的社会历史冷眼旁观，他“赡足万物”，同时又“观往者得失之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他从中发现了解事物的矛盾性以及矛盾之间的对立、转化和消长，进而概括为政治哲学理论，其后又直接衍化为政治统治的谋略——“君人南面之术”。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老子》是一部为了君王、写给君王、让君王看的书，书的主要内容是怎样做一位圣明的统治者和杰出的领导者。
老子的“君人南面之术”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对内，可以分为“圣人之道”和“统治之术”；对外，可以分为“外交之法”和“用兵之策”。
（一）圣人之道
老子心中的圣人其实就是国家的统治者，是“社稷主”，是“天下王”。他认为要做一位合格的圣人，必须“无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因为在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均欲富国强兵，大有为于天下，而结果毫无成就，内则引起纷乱，外又引起战争。老子有鉴于此，所以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老子》第六十四章）。
老子之所以主张无为，乃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如文子所引老子之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可与治之臣不万一，以不世出，求不万一，此至治所以千岁不一也。”（《文子》第十九篇《下德》）所以老子希望君臣俱休息乎无为。
老子主张“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说：“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眼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第十一章）老子认为，人们光知道“有”的好处，却很少知道“无”的妙用；“有”是暂时的，“天地尚不能长久”，何况区区人事，只有“无”是万物的本原。不知事理的人常常沾沾自喜于“有”，到头来却两手空空。因此，应守住“无”而反对“有”。“无”表现为人事便是无为。
老子的“无为”，许多人都误解了。“无为”并不是不做事，而是顺其自然，当为的就为，不当为的就不为，站在否定的立场来肯定，站在不为的立场来为。所谓‘无为’乃是一种‘君道’；君主必须‘无为’才能‘无不为’，表面不管，实际却无所不管。……只有‘无’、‘虚’、‘道’，表面上似乎只是某种空洞的逻辑否定或混沌整体，实际上却恰恰优胜于、超越于任何‘有’、‘实’、‘器’。因为它才是全体、根源、真理、存在。而这就正是君主所应处的无上位置，所应有的优越态度，所应采的统治方略。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人们经常认为老子是消极无为。其实，老子一再讲“圣人”、“侯王”，老子的“无为”是一种“以无事取天下”的积极的政治理论，是一种迂回之术。“无为”是过程和手段，“有为”、“无不为”才是结果和目的。治天下本求有所作为，但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不如顺其自然，无为而为，不治而治，这样就“无不为”，“无不治”了。
钱穆先生也同样认为：“庄周书中之圣人与明王，常是淡漠、混沌，无所容其私，而老子则不然。老子曰：‘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是老子心中之圣人，乃颇有其私者。彼乃以无私为手段，以成其私为目的。故老子又云：‘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目属虚见，腹属实得。圣人而如此，则此圣人显然欲有所为，亦有所得。”因此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于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第三十四章）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
老子书中，有很多话，上半句是无为，下半句是有为。例如：“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例如：“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第七章）。例如：“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二十二章）。例如：“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第三十四章）。例如：“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第六十七章）。在老子看来，要想“有为”，必须先“无为”，或者装着“无为”。这一点，老子倒也不避讳。老子的“无为”，只不过是重拳出击之前的收回胳膊，难怪有那么多的“有为者”会喜欢《老子》了。
老子洞明万事盈虚消长阴阳互动之理，详察万物一体两面对立转化之要，他认为要想“无为”，应当从反面下手，从弱处着眼。这样的话，反面的可以转化为正面，柔弱的可以战胜刚强，进而实现“无不为”的目的。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反”当作“返”讲，“反”的意思即是相反、返回。老子认为，事物存在盈虚消长的规律，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发展，并且在对立转化中显现出来。所以老子说：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
三代以上，历史久远，资料不全，姑且置而不论。三代以下，从商汤、周武的征诛开始，一直到秦汉以后，凡是建立统一世系的帝王，没有哪个不深通老子“有无相生……前后相随”的路线的。大舜起自田间，赤手空拳，以重孝道德行的成就，继承帝尧而有天下。大禹是以为父赎罪的心情，胼手胝足，治河治水的劳苦功高，又继大舜之后而有天下。汤以一旅之师，文王以百里之地，以积德行仁为大谋略，而享有天下。秦始皇以区区西陲之地蚕吞六国，汉高祖刘邦的手提三尺剑降秦灭楚，以及曹操父子的阴谋篡位，刘裕的效法曹瞒，李世民的反隋，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忽必烈的声东击西，朱元璋的奋起淮泗，多尔衮的乘机入关，康熙的帝王术，都是师承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原理而建立世系基业。
因此办事情应当“无为”，应当从反面下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十六章）。同时，老子又认为事物的运动发展总要返回到原来初始的状态。又案“反”即“复”也，“复”即是返而归之的意思。因此，老子说：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老子》第十六章）
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老子》第二十八章）
事物既返且复，也就是“动”，所以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当事物返本复朴时，也就回归了自己的根本，这样才是顺和自然。即“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老子》第六十五章）。
因为老子经常讲“居下处虚”、“守弱用柔”，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老子是弱者的哲学，这其实是大错特错。《老子》中讲“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等，其中的“若”可解释为“好像”，与《孙子兵法》中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兵家“诡道”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也有人认为老子“实质便不外一个装字”。因为能才有资格装作不能，强才有资格装作弱，智才有资格装作愚。因此，梁启超先生才认为“无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传老学。”
老子虽然用柔用弱，但柔弱不是软弱，所以老子说：“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老子认为柔弱胜刚强，他说：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第三十章）
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第四十三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第七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七十八章》
既然正反两面要易位，柔弱的可能战胜刚强的，那么已在正面的人，如何能常得而无失，常利而无害呢？这里说明正反易位是有一定的条件的，要常保正面，不转到反面，必须“知止、知足”，必须“去甚、去奢、去泰”，必须“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正面不完全脱离反面，正面就会保持常态。例如王公大人自称孤、寡、不谷，表示贵不弃贱，高不弃下，因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贵、高脱离贱、下，贵、高也就不能存在。因此，《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总之，在老子看来，“圣人之道”应该以“无为无不为”为中心或原理，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方法论，以“道”、“德”、“自然”为法则。其中，“无为”是“道”，“无不为”是“德”，“无为无不为”是“自然”；“反”、“弱”是“道”，“动”、“用”是“德”，“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是“自然”。老子认为，统治者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无不治”、“取天下”、“民自化”的目的，从而进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境界；也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位老子心目中的圣明的“社稷主”和“天下王”。
（二）统治之术
在老子看来，社会不和谐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人民“不知足”、“有欲”、“有智”。老子说：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第六十五章）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
因此，老子也希望被统治者“无欲”、“无知”、“知足”，即“使民陷入无为之地，使之不能为或想有为而不敢为”。
先秦诸子讨论政治，大都由人性出发，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法家也都主性恶。但老子不言人性之善恶，而只说天下之乱由于人欲太多，所以老子主张“少私寡欲”。其实，这种寡欲思想不仅仅老子有，先秦诸子说到经济生活，没有一个不主张寡欲的，只不过老子特别强调。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实际上与孟子所说的“养心莫大于寡欲”很相似。
老子不但希望人们寡欲，并且由寡欲，进而又主张人们无欲，又由无欲，进而反对人类之有知识，老子说：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第三章）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第十九章）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
老子的政治思想虽然包括使民无知无欲，但老子所攻击的是高等的欲望，他并不反对初等的欲望。因为“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所以老子也知道必须先“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以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正是老子的高明之处。
老子由无欲，进而主张无知，友无知，又展开了他偏激的政治理论，提出类似愚民的政策。之所以说是类似于愚民，是因为老子的本意不在于愚民，而只是希望人民无知无识无争无乱，使社会和谐。老子由此出发，进而主张回归太初世界。老子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
“许多人认为，《老子》的小国寡民说是幻想回到原始社会农村公社时代。我认为这种说法并没有多是根据，与其说是历史观的复古，不如说是对现实的反动。小国寡民说不是从历史的回顾中得出来的结论，而是从逻辑中演绎出来的。”
老子固然希望回归到太初世界，然而绝不是胡适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老子有“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言，更有“立天子，置三公”之言，因此可以知道老子心中理想的社会也是有政府存在的。只不过老子希望政府清静无为，使人民“不知有之”，甚至“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同时，老子也对统治者进行劝诫，因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所以老子希望他们能“去甚，去奢，去泰”。具体而言，主要指薄税敛、轻刑罚、尚节俭。老子虽然没有正面提过这些主张，但他对当政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七十四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第七十五章）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六十九章）
从这些入木三分的批判中，我们有理由认为老子主张薄税敛、轻刑罚、尚节俭。
（三）外交之法
老子见当时的社会，持强凌弱，以众暴寡，因此说天道与人道不同：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七十七章）
天道是“以大事小”，人道则是“以小事大”。老子的对策是：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也。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老子》第六十一章）
老子认为社会能否和谐，人类能否和平共处，关键取决于大国的态度。小国若能对大国谦下有礼，自然可以取得大国的兼蓄，使大国对它平等看待。但“小国以下大国”，“不过欲入事人”，依然是小国，依然是大国的臣仆。老子心中所看重的，毕竟还在大国，因为大国如果能对小国谦下有礼，不仅能取得小国的信任，使小国甘心归附，兼蓄小国，还能“损有余而补不足”或“有余以奉天下”，即先取小国后取天下。
老子以江海之处下比喻大国之处下，“江海居大而处下，则百川流之；大国居大而处下，则天下流之。故曰‘大国下流’也。”所以老子说：“大者宜为下”。
（四）用兵之策
春秋战国之时，诸侯为了扩大其领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是各学派所共同反对的。而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子，尤其反对战争。老子说：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老子》第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第三十一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第四十六章）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是不义之战，我不攻人，人亦攻我，所以老子虽然反对战争，但是又说明作战之法。老子说：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第六十七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老子》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老子》第六十九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老子》第七十三章）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子》第七十六章）
可以知道，老子用兵，是出于自卫，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以“慈”为主。“慈”有两个意思：一是怕我的人民为敌人所杀；二是怕敌人为我所杀，所以我不敢挑起战争或争端。但是如若敌人来进攻我，我才会起而应战，即所谓“吾不敢为主而为客”。虽然应战，却不轻易开战，因为“轻敌几丧吾宝”。这个“宝”字，就是“我有三宝”的“宝”字，“慈”为三宝之一，轻于开战，既是不慈。若敌人硬是来攻我，我则“以守则固”，如若守不住，我则向后退，“不敢进寸而退尺”，万一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方，敌人还要进攻，如果此时再不开战，就是坐视我军束手待毙，对于我方来说，这也就是不慈。到了此刻，则是不得不战了。这时候我军已无退路，人人悲愤，唯有向敌人冲杀才是生路，其势锐不可当，这就是“抗兵相若，哀者胜矣”。韩信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应用这个原理。
总而言之，老子讨论政治，必定有办法。政治用无为，经济求知足，兵争求用哀，外交则取下，这些都是《老子》书中的圣人运用政治手腕的高明之处。政治用无为，经济求知足，便是以正治国；兵争求用哀，便是以奇用兵；外交则取下，便是以无事取天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第五十七章），这正是老子心中的圣人，运用政治之三部曲。
三、老子对后世的影响
《老子》一书自从问世以来，后人便开始对其进行研究。两千多年来，各种研究《老子》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据不完全统计，历代注《老子》者多达三千余家。后人对《老子》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注重对《老子》版本的校雠和文字的训诂，一是注重对《老子》思想内涵的研究。对《老子》思想的研究，又可分为三个路线：第一类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第二类把老子单纯地归到个人修养，所谓神仙丹道上去；第三类把老子归到政治谋略上去，而且习惯上，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观念：认为老子讲的是阴谋。
在《论语》及《孟子》里，我们可以看见孔、孟的人格活跃在纸上；在《道德经》中却不能找出老子的真性格。老子是深刻的，但是太深刻了就会让人觉得冰冷，而且高明得也迹近狐狸。于是老子很容易被认为是阴谋家。
历代学者中认为老子有阴谋的，以朱熹、章炳麟二人影响最大。朱熹说：“老子心最毒”，章太炎说老子“为后世阴谋者法”。
老子主张用阴、用柔，但阴柔不是阴谋。阴是相对于阳来说的，柔是相对于刚、强来说的。阴与阳，只是一体的两面，没有好坏之分，关键看怎么用。所谓用阴柔，即不用刚强，不是勉强而为，而是一切顺势而来。
阴谋者固然能从老子中汲取某些营养，因为其中的确包含了“弃仁义而用诈谲”的某些东西，比如以退为进、欲擒故纵……这些称之为“毒”、“阴谋”，也算有理。但正像老子不能等同于出世的、不与君王和统治阶级合作的庄子那样，也不应该等同于申、韩那样“惨礉少恩”的法家。
史书记载，陈平本治黄帝、老子之术，帮助刘邦奠定汉朝四百年基业，及其封侯，尝自言曰：“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吾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后来果然如此，陈平的后人，到他孙子这一代，所谓功名富贵，一切而斩，就此断了。
鲁迅先生说过：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其实，对于《老子》这样博大精深、玄之又玄的书，何尝又不是呢？你是什么人就能解读出什么样的老子来：哲学家能从《老子》里找出辩证法，宗教家能从《老子》里找出神仙养生，军事家能从《老子》里找出用兵谋略，阴谋家能从《老子》里找出诡诈之术，企业家能从《老子》里面找出管理之法，政治家能从《老子》里找出治国之道。
《老子》为古道书，辞义精微。自来诠注，每随时代风尚，敷畅一家之言。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对《老子》有着不同的理解，于是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以此类推又有唐老子、宋老子、明老子、清老子、近代老子和当代老子。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人的眼里，对《老子》的解释各执一端，莫衷一是。
老子既为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政治哲学，又对统治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前者为统治者所必需，后者则是统治者所不喜欢的。这种状况决定了多数统治者对它不即不离的态度，既需要它，但又不能把它置于尊为。
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汉代以后逐渐被神化和宗教化，成为道教教主，称为“太上老君”。他的思想尽管与道教有联系，但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老子的思想对后代道家的派别有很大的影响，从先秦到明清，受老子影响的道家学派很多，如以庄子为代表的逍遥派；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养生派；以汉代扬雄为代表的玄学派；以汉代刘德为代表的知足派；以魏晋王弼、何晏为代表的贵无派；以及在“道隐无名”宗旨影响下的隐逸派等等。可以说，两千多年来，老子和老子其书其思想与儒家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的重要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