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以来，反满一直是贯穿清王朝的一股社会思潮。在中国古代，为了抵御来自外部（自然）的伤害，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族群一直是最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映的正是原始的种族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华夏意识”逐渐形成，华夏间内外有别的观念深入人心。清王朝因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特殊性，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抵抗。清朝取得全国政权后，对汉族人民既采取高压铁血政策，又不得不逐步汉化以缓解满汉矛盾，维护国内稳定。鸦片战争之后，反满思潮日趋激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反满思潮的存在和演变是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存在（社会历史背景）的。在清军入关之初，反满是对异族入侵的“自然”抵抗，这一时期的“反清复明”表达了“反满”的种族特征。随着清政府政权的逐渐稳固，反满思潮趋于缓和，尽管也曾被各种起义和叛乱所利用，但更多地表现为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鸦片战争的爆发，开始赋予反满思潮以特殊的时代意义，直到辛亥革命，反满思潮在近代民族运动的大潮中，被打上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烙印。
1.帝国主义的入侵赋予了反满思潮反帝的时代特征。鸦片战争的爆发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结果。这一场表面上由鸦片贸易而引起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近代战争，拉开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帷幕。当列强以战争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达成后，便扶植清政府以稳固其利益的延续，当清政府无法满足其经济利益进一步扩张的需要后，列强便又通过发动战争来实现其经济利益。这种战和交替的手段，有效地满足了列强资本扩张的需要，清政府也日益沦为列强在华经济利益的攫取工具，当清政府出于统治需要日渐与列强联为一体时，反满也自然蒙上了反帝的色彩。过去，“反满”常常被指责为模糊了反帝的意义，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两面性和软弱性的表现。固然，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产生和发展受制于帝国主义所控制的中国经济的命脉，在面对列强时，往往表现出妥协性。但客观上，帝国主义的强大迫使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具备策略性。“任何一次革命运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总有自己特定的打击重点……明智的革命家一般总不愿意平分力量去同时打击两个敌人。”[1]58章太炎在1908年夏天发表的《革命军约法问答》一文中写道：“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稍轻……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然以利害相较，则革命军不得不故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害我。”[1]58可以说，主观的战斗口号必然是要决定于当时社会的客观形势，“义和团”运动的口号由“扫清灭洋”向“扶清灭洋”的转变，正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形势的变化。如果离开了客观的社会现实，任何貌似正义的口号都有可能流于幼稚和鲁莽的浪漫主义。虽然这一时期的反满也因此不可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但是不能抹杀其反帝的历史意义。
2.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赋予了反满思潮反封建的时代特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强大外部敌人，在清政府与列强的双重压迫下，反满思潮在辛亥革命时期达到顶峰。从历史上看，明末清初的反满主要是一种种族冲突，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反满表现为满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意欲推翻清政府，但“绝不应该把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与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等同起来。太平天国的平等思想是受到很大局限的。它的政治思想中还保留着不少封建的传统。它的政权也采取落后的皇权制形式。”[1]246-247而镇压太平天国的，也是以汉人为主的湘军和淮军。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直到辛亥革命，满汉矛盾被激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把反满作为现实的战斗任务和动员口号。由于有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这一时期的反满已经不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或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了，而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的政治任务，“虽然装着古老的外衣，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近代民族运动”[1]197，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并自觉把“反满”纳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这种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正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因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赋予了反满思潮反封建的时代特征。
正是由于这种时代背景，清末的反满思潮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而鸦片战争以后，残酷的社会现实是清末反满思潮被激化的社会背景。
二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几乎未曾遭遇劲敌的威胁。这一方面给清王朝提供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其“天朝上国”的迷梦。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迷梦，揭开了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帷幕。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逐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命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出卖国家利益，其统治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政府威严扫地。与此同时，清朝中央集权开始分化，汉族地主阶级的势力逐渐上升，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有所发展，而人民群众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下苦不堪言。
1.政府威严扫地，军队颓败不堪。“怎样认识自己的祖国？怎样对待自己的祖国？这是二十世纪初年先进中国人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1]8这个二十世纪伊始中国人的发问，要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历史状况，尤其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颓败局势让先进的中国人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的背后，隐含着另外的问题——怎样认识清政府？怎样对待清政府？
晚清以降，清政府的威信逐日下降，官僚腐败、体制僵化、军备废弛、败约赔款不断。人民对政府的失望逐渐演变成为对满族统治的失望和排斥，反满思潮如同导火索，在晚清社会糜烂的空气中，稍有不慎就会被点燃。作为清王朝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八旗和绿营的衰败情形盖能反映清王朝的全局。
八旗是满族部落的社会和军事组织，在清王朝征服中原乃至全国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清朝统治的中流砥柱。在取得稳固的政权后，八旗又担负着保护皇族利益、镇压叛乱、抵御侵略和制约绿营的重要职能，为维护清朝的统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但由于八旗制度本身的原因，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当其从扩张型军事力量转变为巩固防御型军事力量开始，八旗在清末开始走向了停滞和衰落，军队的训练水平、管理质量不断下降。任人唯亲几乎是封建官僚体制的通病，但在八旗内部，还蒙上了鲜明的种族歧视色彩。汉人在八旗中是不会被重用的，就是在满族八旗内部，也有着很深的血缘地域裙带关系，许多能力平平、甚至不合格的八旗子弟开始充斥到官僚队伍中。“总而言之，这种任人唯亲的政策，不仅滋长了腐败现象的蔓延，而且导致了八旗驻防纪律的普遍下降和军事训练的衰落”[2]93-99。此外，“匮乏的财源决定了八旗驻防无法成为有效的军事和行政机构。”[2]98由于清政府对满族旗人实行终身供养制度，并准许其享有特权，八旗子弟一般禁止从事除农业和军政工作之外的其他职业，八旗的财政几乎完全是依赖中央政府的。在相当长的和平时期之后，人口大量增长无疑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在国家面临不断的战争军费和赔款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于是，八旗不得不“开源节流”。八旗将领开始向商人放高利贷、出租营房给商人当作商铺，甚至出租战舰给走私分子，“进入十九时期中后期后，就连炮兵场地及场地上的房屋也可以出租了”[2]112；除此之外，还想方设法“节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减少营马数量及草料费——而马匹在当时却是重要的作战动力和交通工具；最致命的做法无疑要属减少必要的军事训练、演习和装备更新了。这种做法只是艰难维持一支暮气沉沉的战斗力低下的军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财政上的困难导致贪污勒索等违纪案例逐渐增多，由于满人的优待地位，受害者基本都是汉人，这也造成了驻防内部的不和。如“汉族旗人被控告在皇帝的墓区伐树，就要将他开除旗籍，然后斩首。如果满洲旗人发生了这种情况，虽然也要将他从旗籍上除名，但只流放而不杀头”[2]122-123，满族旗人在生活待遇、选拔惩罚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优越于汉人，他们甚至可以目无法度，随意殴打、凌辱、欺负汉人，在作战的时候，汉人往往被当作“先锋队”、“挡箭牌”。而满族旗人将领放高利贷、出租营房战舰、贪污勒索、寻衅滋事等行为[2]，不但损害了八旗的形象，进而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而且还加深了汉族人对旗人、对清政府的反感和排斥。
事实上，八旗的战斗力已江河日下，既无力镇压以农民为主体的叛乱，更无法抵抗列强的侵略。并且在对外战争中，清政府还需要投入相当一部分的精力和兵力去对付国内人民，“防民胜于防寇”的片面军事路线使得清政府彻底脱离人民群众。当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日益蔓延时，清政府在几场对外战争中的表现无疑是火上加油，让其威严扫地，反满思潮充斥和弥漫在鸦片战争后的清王朝。
2.社会矛盾尖锐，人民水深火热。一般来说，当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时，外部矛盾具有转嫁国内矛盾的功能，导致阶级上升为主要矛盾，但清末的情形并非完全如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3]631这个观点早为人们所熟悉并被普遍认同。但不可否认的是，阶级矛盾在清末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一直占据着十分突出的地位，而阶级矛盾在清末主要表现为满汉之间的矛盾。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决定着当时社会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对象。继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通过战争手段使其在华的部分经济利益得到实现。为了维持和延续这种利益关系，《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帝国主义对华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方式。伴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升级，清政府开始与列强勾结，一方面试图通过与列强的“合作”缓解民族矛盾，压制国内的革命斗争以维护其统治地位。这种合作赋予了清末民族矛盾以内容和形式上的特殊性，即反对清朝的统治包含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反对帝国主义也表现为反对清政府。客观上，列强通过清政府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汉族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不仅要受清政府的剥削，也要遭受列强的控制。要推翻这种双重压迫，必须首先推翻清政府。而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人民群众也同样遭受着清政府和列强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姑且不论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的近代化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清末社会，这种侵略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以战争赔款为例，《辛丑条约》中的赔款数目惊人，“庚子赔款，实际上应分为两项。一项是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签定的大赔款，即名义上的庚子赔款；一项是各省签定的地方赔款。”[4]由于数额巨大，清政府根本无力支出，“在获知赔款数字以后，清政府决定，除由户部每年筹款300万两外，其余由各省通筹，于1901年3月下谕各省督抚统筹偿款。”[4]筹款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田赋丁漕；二是厘捐杂税。在山东，为了筹集款项，“山东原有之税捐大多提价，未有之税捐陆续开办。”[4]税款之多、名目之杂，地方政府的搜肠刮肚让本来已经水深火热的人民群众苦不堪言，原本凋敝的地方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筹款的过程中，地方官员乘机贪污勒索、中饱私囊，更是激化了人民群众与当局的矛盾，导致各地抗捐抗税运动频发。除战争赔款外，还有数额庞大的教案赔款、商业赔款等，都转嫁到了人民的身上。“赔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阻碍作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列强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使得中国政府无力对近代企业进行更大的投资；另一方面为偿付赔款，当时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其中包括对近代工商业者的加征税款，使他们的投资受到限制，同时，劳动人民更加贫困”[5]，“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甚至采取高压盘剥、肆意搜刮的一些经济措施，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5]。同时，由于满族旗人不允许从事除农业和军政以外的工作，清政府和驻防八旗行政机构承担着向所有旗人提供经济救济的责任，所以“满洲旗人总觉得自己不干任何事情也是可以生活下去的，这种制度和政策，养成了旗人不劳而获的寄生性”[1]126。正如马君武1903年在东京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新年团拜上演说所言：“满人之饮食宫室何所取资，曰惟汉人是赖。满人之衣服男女何所取资，亦曰惟汉人是赖。汉人日竭其出作入息、胼手胝足之勤劳，以供给此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之辈，于心已不能平，况又削汉膏腴以保彼晏游之地，割汉行省以赎彼根本之区，今又以三十九年之摊还四百余兆之赔款，斫骨削肉，饮血啜脂，福则惟满独优，祸则惟汉独受，天下事之不平者无过于此，盖欲不排乌得而不排！”[6]清政府的无能和反动，使其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
三
在清末的社会背景下，反满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尤其是当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反满思潮所体现的革命性与破坏性都十分强大。
1.反满思潮及其宣传成为辛亥革命的社会动员口号，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要正确认识和评价辛亥革命中的反满思潮，必须深刻认识近代中国的国情，否则很容易把反满视为单纯的种族革命。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不仅面临着强大的外部敌人，而且国内的封建主义成为其社会基础和殖民利益的维护者，而清政府不仅是封建主义的统治阶级，又是满族势力的代表者，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对外出卖国家利益。因此，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要想抵抗列强的侵略，就不得不把“反满”作为自己的战斗动员口号和现实的斗争任务，不扫清前进道路上的这个障碍，就无法实现民族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理解近代中国的国情，也就无法深刻认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革命的政治目的与反满的宣传口号一经结合，在清末社会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便会产生极大的号召力。在辛亥革命的反满宣传中，革命者通过著书立说、集会演讲、散发传单等多种方式，讴歌汉族反满历史、揭露清政府反动统治、表达革命政治意愿，描绘政治前景，反满浪潮席卷中国大地。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兴汉”成为战前动员最有感染力的口号，而汉族军人在清军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和屈辱在反满的政治动员下，迅速转化为反对清王朝的重要力量，并得到各地汉族人民的响应。如在武昌，在起义士兵加入共进会的仪式上，熊秉坤发表“旗籍官兵，双粮双饷，汉籍官兵，单饷单粮，高官美缺，归他旗人独霸，且又侮辱我汉人……”的演说，士兵“因之醒悟，奋勇革命”[7]230，“汉口的市民听说武昌开来了军队，不约而同地大放鞭炮，夹道欢迎，无数群众高呼‘杀尽胡儿’、‘兴汉灭满’的口号”[7]231。在武昌首义之后，各地纷纷响应，革命狂潮席卷大地，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同时，“反满”口号因其掺杂着浓厚的种族主义情绪，一旦由社会思潮转化为现实的斗争力量，在革命实践中就不容易被轻易地控制。事实上，由于革命初期反满宣传的偏激和极端，导致了一些种族仇恨和杀戮的事件，也伤害了那些在满族贵族专制统治下普通满族人民的情感，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还因为误解产生了民族冲突，给试图分裂中华民族的外国势力提供了口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造成革命止于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的原因。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的领导阶级也逐渐意识到了反满宣传中的偏激。经过辛亥革命后的一系列斗争实践和反思，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并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成为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理论基础。总之，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反满口号无疑是最具革命性、最具感染力的战斗动员口号，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是近代中华民族独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也顺利地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永远值得后世的人们尊重。因为他们毕竟已经完成了当时历史所交付给他们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我们可以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却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在第一次战斗中就去完成应该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战斗中去完成的任务。”[2]66
2.在面临强敌入侵时，未能形成有效的抗击侵略的统一战线。“按理来说，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在对外战争中所能发挥的威力与能量往往有着相对的优势与便利。遗憾的是，在满族贵族统治下的近代中国始终体现不出这种优势。究其原因，就离不开满族贵族在国内所长期奉行的民族压迫政策。”[8]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从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对时局的判断中可窥见一斑，“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肘腋之忧也。英国……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9]2675经历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清政府已经认识到，除近邻强敌外，列强在华的利益主要是经济上的，这种经济利益的实现恰恰需要借助清政府，真正威胁清政府政权的不是外敌，而是国内的反抗力量。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用于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其他起义军的兵力约40万人，而在抗击英、法侵略军的广州、津京地区只有27万人，其中直接与侵略军交锋的为数更少。”[10]122太平天国运动中，清政府的“借师助剿”政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各国“洋枪队”的积极参与下，清军很快剿杀了太平军和捻军，奇迹般地使清政府从旦夕之危中挣扎过来，这又使清政府更加坚信先前对时局的判断。“在国内满汉矛盾制约下，腐朽无能的清朝统治者作为中华民族的总代表，既然不可能督率国人励精图治，而且不可能真正领导一场全民族保卫家园的反侵略战争，就势必处于既恨侵略者，又惧侵略者；既要战，又怯战；既不甘和谈，又不得不和谈等两难境地，甚至常常出现该和时不和，该战时不战之类停停打打，反复无常的局面，城下之盟就在所难免。”[8]这也就不难理解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的反复无常和暧昧的态度了。当国内各种势力不能有效整合时，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和外敌之间就存在一种利益上的博弈，当然，这种博弈格局是建立在矛盾各方力量大抵相当的基础上的。在这种特殊的格局下，外敌往往会从侵略者摇身而变成国内双方力量的被拉拢一方。在太平天国早期，洪秀全曾试图取得列强的支持；在辛亥革命早期，孙中山也曾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抱有幻想。此外，在晚清乱局中，底层群众中的“汉奸”现象也值得注意，尤其是在列强侵略较为严重的沿海一带，一些老百姓充当“汉奸”，为列强引路、出卖情报、提供补给等等，这种助夷亡我的行径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民族”、“国家”思想比较淡薄的封建社会，人民群众对晚清腐朽政府的仇恨惊惧意识和对门外来客的好奇心[3]很容易被侵略者所利用。清政府对“汉奸”现象深恶痛绝，也制定了周详的措施加以应对[11]，但在惩治的过程中，过火的趋向又加深了满汉的矛盾，如“1842年7月，常镇通海道周顼给江宁将军一封禀中反映了这一现象。禀云：‘镇江自初八日闭城，人心惶骇，官员出入亦甚费事，甚至兵丁城上开炮开枪，击杀平民指为汉奸，无辜罔吁。又每日城内搜索汉奸，立时正法，每日约杀十余人，颇有冤枉。’这种现象作为清政府是无法克服的；这种现象的出现，更使清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2]从一开始，满汉分治的政策就使清政府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这就决定了清政府无法动员也不愿动员人民群众和自己并肩走上反帝的道路，只能走片面的军事路线，这种做法又反过来加深了满汉之间的矛盾与隔阂，在清军军事实力并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片面的军事路线注定是要失败的。
在统治阶级内部，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削弱着政权的实力，汉人在朝廷始终是被猜疑和排挤的。昔日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清朝国土，湘、淮军先后起于民间，战斗力远胜于旗、营，一度成为清朝国防军，而湘、淮军的首领曾国藩、李鸿章皆为汉人。因此，危机暂过，天下甫定，清廷便分而制之，提携异己，使其相互制约。统治阶级内部尚且不能整合如一，更不要集全国之力抵御外辱了。
四
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长期奉行满汉分治政策，致使反满思潮从未断绝。近代以来，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中，外来文明的入侵不仅没有实现满汉两族的团结与统一，反而加重了民族的危机，盖因清政府无能，离心离德，刺激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于是，反帝反封建成了近代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辛亥革命中，反满思潮成为强大的战斗动员口号和现实斗争任务，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推翻了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利益攫取的工具——清王朝，虽然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但在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与富强的道路上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M].河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2][韩]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张华. 庚子赔款在山东[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4）.
[5]潘家德，刘开清.简论近代中国对外赔款及其影响[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5）.
[6]论宗室长福劝八旗子弟游学.汇报，第534号，1903年12月.
[7]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8]郭世佑.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别论[J].清史研究，1999（4）.
[9]奕訢桂良文祥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请览请议遵行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七卷——清代后期军事史（上）[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11]白纯.鸦片战争前后的汉奸问题初探[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3）.
[12]季云飞.鸦片战争期间的汉奸及清政府对策之探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0（3）.
注释：
[1]清朝的军队分为八旗和绿营两大系统。其中八旗又可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京营共约10万人，驻扎于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防亦约10万人，分布全国。清军的主体是绿营，由于绿营执行任务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如社会治安、守卫官府、看守监狱、护卫驿站等等，并不需要十分集中的兵力，另外为了防备一支兵力强于本族武装的汉族武装，采取分散驻扎的方式，把绿营化整为零，分散于全国的市镇要冲等地，让兵力相对集中的八旗监视兵力分散的绿营。详细情况见：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第一章“兵力与编制”部分。
[2] 关于清军的违法乱纪行为，详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P70-72。
[3] 关于民众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对外国侵略者的反映，参见：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P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