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法师，是元末早期（1336年八月十五日）白莲教（也含明教）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更早的元末农民起义，只有元泰定二年（1325）河南赵丑斯、郭菩萨起义。关于韩法师生平、事迹等，文献记载极少。二十四史《元史·顺帝纪》仅载至元三年（1337）夏四月辛卯（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合州大足县民韩法师反”，自称“南朝赵王”，五月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命四川省参知政事举理等捕反贼韩法师”寥寥数语。另民国《巴县志》载韩法师“焚铜梁双山，铜梁县君张文德捕杀百余人，其势更炽”。新编《大足县志》所载亦略，无新资料，言其“真名不存”，“相传为今复隆乡庞家井人”。本文以郑圣谦《韩法师与铁丘坟》调查材料为线索，从韩法师墓“铁丘坟”及其所在地——大足县复隆镇庞家井着手，逐一考证，将其生平及主要事迹理出一个大概面目，以补史之阙、详史之略、正史之误。
一、关于“铁丘坟”与《铁墓寻踪记》、《万国才功德碑》
（一）“铁丘坟”
韩法师墓约于1958～1959年“大跃进”时复隆庞家井农民挖土积熏土肥中发现并被毁，当事人尚健在。由其墓可证韩法师为庞家井人的传说不误。其墓俗称“铁丘坟”、“灶王坟”，未毁前有2米多高，占地60多平方米，椭圆形大土堆，顶部有铁水浇铸，不长草，呈铁锈色。清雍正十年（1732）朝廷出于政治目的“铁铸其坟”而得名。同时于附近修观音阁，内有碑记曰：“雍正壬子年春，有灶王幽灵作祟，蛊乱人心，皇帝诏命铁铸其坟，并修观音阁以保一方清吉而福泽四井”（碑已不存，据1998年72岁老人谢泽孚口碑）。“灶王”实即韩法师，因其称“南朝赵王”，当地人讹为“灶王”。“四井”指庞家井盐井，因其地产井盐，盐业自古兴旺，经济繁荣，庞家井因之成为元代大足一大场镇。因韩法师反元为中原汉族反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起义，与清初汉人反对满族统治类似，故有“铁铸其坟”之举。
据当地退休村支部书记蒋国才及老船工蒋子高（1998年89岁）等人口碑：“大跃进”时，他们和谢万中、徐树彬等人亲自挖过“铁丘坟”，墓为石穴墓坑，无石室，用石板隔成两棺，每棺有内碑，刻“法师韩蕤之墓”和“护坛文枸之墓”篆文，顶端都刻有“八卦太极图形”，落款为“天统三年立”。天统三年（1365）为元末红巾军大夏国明玉珍年号，明玉珍原为西系红巾军徐寿辉部下，1363年于重庆称王。其时大足正属明玉珍大夏辖地。在白莲教内，韩法师与刘福通为师兄弟，在明玉珍以前于重庆称王并建都重庆，为明玉珍前辈，用大夏年号为韩法师立碑，势所必然。石墓内有一部分骨头和锈铁片残迹（可能为宝剑之类）。骨头被扔到附近竹林，石头有的被打烂，有的用来修面房安了基脚，面房后来改为村保管室。另据当地老盐工宋庆良（1998年85岁）口碑：复隆镇的采盐工匠都顶敬文枸先师，据传文枸是一位杰出的采盐匠，又是韩法师的女婿，韩法师在庞家井办“法坛”，文枸任“护法”，教徒众习武，“文武全才”，“胆识过人”，起义后被封为“兵马大元帅”，指挥义军作战，后在重庆“壶关”阵亡，韩法师领兵退出重庆。
从“铁丘坟”可以得证：韩法师真名韩蕤，出生于今复隆镇庞家井，为元末白莲教“法师”，民间宗教首领，反元农民起义领袖，称“南朝赵王”，清代犹“铁铸其坟”。其墓与“护坛”文枸两棺合葬，各有墓碑，刻白莲教标志符号“八卦太极图”。墓内仅存尸骨及锈铁片，亦可证其明教徒崇尚节俭，主张裸葬的风俗习惯。
（二）《铁墓寻踪记》与《万国才功德碑》
《铁墓寻踪记》为清嘉庆年间王昌彦（传说参加过举人考试，或为秀才）所写，是雍正十年“铁铸其坟”后对韩法师墓及其生平事迹较为可信的记述文字，他可能见过有关韩法师的碑文，惜今不存。民国时其子孙中有名王化南者曾于复隆镇教私塾，将他认为王昌彦《铁墓寻踪记》中写得精妙的句子常常在课后念给学生们听。其健在的学生郑圣谦，肖俊仁、曾朝俊、杨子均及其子王公笃等都还记得其中一些句子：
“法师性颖悟，善医卜，壮岁流落中州，与福通共创法坛”。
“下五县两州，民众壶浆相迎，据巴渝天险，蕤公受命称王”。
“举帅环攻渝都日紧，文枸扼守壶关败亡”。
“再战失利，势迫而托五岁孤童，恶徒丧志，成仁惟破釜沉舟”。
“丙子举旗，丁丑蒙难，五十有一，饮恨终天”。
韩法师天性聪颖，悟性高，长于医技、占卜，正适合接近群众。“壮岁”应为40岁左右，流落到河南郑州一带，与刘福通（1320～1366）共创白莲教法坛，为师兄弟，堪称元末白莲教的祖师爷。
“五县两州”之“两州”当指渝州、合州二州，“五县”应有合州下辖铜梁、石照、定远三县及渝州所辖巴县（佛图关属巴县），另一县不知为渝州（即重庆路）所辖江津县还是南川县，待考。韩法师弟子中又有传檄忠夔者，则其已向忠州、夔门方向发展，有沿江而下，走出三峡，向全国发展之意，“其志不在小也”。“民众壶浆相迎”，说明其为正义之师，仁义之师，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拥护。有五县两州，又据巴渝天险，于是称“南朝赵王”。“举帅”指四川行省参知政事举理，他奉命镇压韩法师起义，“环攻渝都日紧”，说明举理几面包围攻打韩法师都城所在地——渝州。“文枸扼守壶关败亡”，指义军兵马大元帅文枸与举理作战失利，战死疆场。“壶关”应为佛图关，属巴县，乃重庆军事要地，佛图关一失，重庆（渝都）必破，与韩法师定都重庆的情况吻合。故不是什么“壶关县”，因四川及重庆境内并无壶关县，山西省有之，却与韩法师无关。
“势迫而托五岁孤童”，是说韩法师再战失利，无法挽回局势，只好托人送走自己5岁的儿子韩林，去找师弟刘福通，以图日后东山再起，自己则破釜沉舟，与元兵决一死战。
“丙子举旗”是说韩法师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丙子年）八月十五日起义。此可证《元史》之误：《元史》记为至元三年四月起义并称王，实为至元二年八月中秋起义，次年四月称王，定都重庆。复隆镇至今有民谚“丙子饼子，同杀鞑子”流传。“丁丑蒙难”指至元三年（1337）五月韩法师战败被俘牺牲。“五十有一”，说明韩法师牺牲时51岁，也就是说韩法师生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牺牲于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五月，一生经历了元朝所有皇帝的统治。
《万国才功德碑》，是复隆镇东南约3公里处万家庙内所立碑，为万国才的子孙于明正德二年（1507）立，今已不存。民国时，有教师苟文钦（川北人）在万家庙内寄宿两三年，曾录有此碑文字并作过一些研究，碑文主要是歌颂万国才一生功德，也旁及韩法师事迹。碑文记万国才生于元延祐二年（1315），“一十有五，从师韩蕤”“忠勇无双，百战沙场”“至诚至孝，全节全忠，宽仁厚义，崇善洁行，广济民众”“徒弟中惟公得师之道而传其道，承师之业而授其业”。韩法师称王后，他“奉命传檄忠夔，途中闻变，恸哭三日，泣泪成血”。为报师恩，他“十载寻骸，终偿夙愿，修墓立碑，略表寸心”。韩法师、文枸墓原来是万国才天统三年（1365）所立，其碑文当然真实可信，惜碑已毁，无法得见。万国才“八十有三，无疾而终”，则逝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其15岁入白莲教，“奉命传檄”时22岁，约于韩林儿建国（1355）后，40岁时开始寻韩法师尸骸，疑受命于小明王韩林儿与刘福通所为。天统三年终偿宿愿，将韩法师及文枸尸骸归葬故里复隆镇庞家井，故有“十载寻骸”之说，“十载”并非虚指，当与韩林儿与刘福通大有渊源。次年韩林儿与刘福通被朱元璋沉溺江中而死，东系红巾军彻底失败。墓碑上称“法师”而不称“赵王”，大约因当时大足属明玉珍大夏国，明玉珍已于重庆称王，韩蕤就只能称“法师”了。万国才亦当与韩林儿、刘福通、明玉珍等有联系，或者韩法师被害于重庆，万国才求助于明玉珍方能寻得尸骸，为其修墓立碑，并得到明玉珍支持。此外，大夏国丞相万胜，与万国才同姓，不知是否有更进一步的关系。从万国才公开立碑来看，西系红巾军明玉珍仍然是尊韩蕤为白莲教（明教）法师的。东系刘福通（韩蕤师弟）红巾军则尊韩蕤为“赵王”，东西两支红巾军内部是有分歧的。韩法师的弟子中，惟万国才“得师之道而传其道，承师之业而授其业”，万于明洪武三十一年才去世，可见万国才于明初洪武年间仍然传布白莲教（含明教），这对后来明嘉靖年间县人蔡伯贯兴白莲教起义不能说没有影响。
二、韩法师起义与白莲教
白莲教属民间宗教，也是中国流传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民间宗教。它渊源于佛教净土宗弥陀净土法门，得名于慧远白莲社，产生于南宋初年。南宋高宗时吴郡昆山人茅子元创立了白莲教，遭禁。孝宗时取消禁令，合法化发展。至元朝益见声势浩大，受元朝廷奖掖，长期是合法化、公开化的宗教，甚至还形成白莲世家传教，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以下层劳动人民为基础的民间秘密宗教，下层群众在元代白莲教不占主导地位。1308年元朝禁白莲教，1311年开禁为合法，1322年又“禁白莲佛事”，但未取缔白莲教，“夜聚晓散”，不过活动受到限制而已。韩法师与刘福通共创法坛，亦为合法组织，不过利用其合法性组织民众起义而已，并非白莲教就是非法的民间秘密宗教。以后至明代，均有白莲世家，从明初起，因朱元璋禁令，白莲教才真正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朱元璋本为白莲教、明教教徒，出身农民起义军，对白莲教有深刻的了解，为巩固其统治，坚决禁止白莲教传播。
韩法师利用白莲教的合法性，实则传布明教，这也是刘福通、韩山童东系红巾军，彭和尚、徐寿辉（明玉珍为其部下）西系红巾军与韩法师的内在渊源。红巾军称白莲教徒，实则为明教徒。如明玉珍，原姓闵，与元将哈林都战，为流矢伤右目，人称闵瞎子，因信奉明教，改姓明。后于重庆称王，建大夏国，“禁释道，特奉弥勒”。吴晗曾说：韩氏父子自号大小明王出世。另一系统据巴蜀之明玉珍初不姓明，亦改姓为明以实之。朱元璋承大小明王之后，亦建国曰大明。韩山童父子为明教首领，号明王，朱元璋为明教徒，建国号亦定为“明”。他后来惩治贪官污吏，几乎到了残酷的地步，大约也与明教崇尚节俭有关。明教历代均受到统治者禁令，是“由摩尼教发展而成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混合有道教、佛教等成分。五代、宋元农民起义常利用为组织的工具。尊张角为教祖，敬摩尼为光明之神，并崇拜日月。教徒服色尚白，提倡素食、戒酒、裸葬；讲究团结互助，称为一家；认为世上光明力量终必战胜黑暗力量”。明教信奉弥勒，明玉珍部将邹兴于重庆南岸弹子石所造明教弥勒像，至今犹存。北宋方腊起义等均以明教力量为骨干。经五代至宋、元、明，明教名称犹在，以后融入白莲教，其名不存。明教崇尚节俭，从韩法师墓可证。即使是大夏国主明玉珍，其墓亦形制卑小，石穴墓坑，不具帝王陵墓规模，这是明教戒律约束所致。明教徒主张裸葬，“死则不用棺椁衣衾”，仅以布囊盛尸入葬。
韩法师是元末利用白莲教的合法性及其与明教教义相通（都崇奉弥勒）来传布明教，并利用“反元复宋”力量组织农民起义的早期杰出民间宗教领袖，农民起义首领。在明教中地位较高，仅次于明教教主，与刘福通为师兄弟。明教被统治阶级诬为“魔教”、“吃菜事魔”，故其借助于白莲教掩护。同时，这也使白莲教逐渐脱离与封建皇朝的关系，性质逐渐发生变化，明清时完全成为农民起义的工具，韩法师可以说是这一转折的早期关键人物。从韩法师起义直至后来红巾军首领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均由明教引起。朱元璋不但以“明”为国号，甚至还以明教“崇尚节俭”的思想来治国。韩山童、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利用“反元复宋”思想，打“赵宋”旗号，以号召民众，实源于韩法师。“韩法师，诡称神人授以妖术，拥众作乱，称南朝赵王，以海内咸不忘赵宋也”。从此以后，明教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多以“宋”为旗号，甚至建为国号。韩法师为元末农民起义军最早打“赵宋”旗号者，假皇权以自重，符合当时形势需要，如陈胜、吴广借“楚”兴兵一样，便于最大限度发动、团结广大群众，结成统一战线，打击共同的敌人。以后刘福通拥戴“小明王”韩林儿所建政权，国号“宋”，成为红巾军共同拥戴的讨元总盟所在。“起兵叛元者遥附之”。徐寿辉、明玉珍、朱元璋等都以复兴宋室相号召，大率“以复兴亡宋为辞”。这在《元史·顺帝纪》、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叶子奇《静斋文集》、高岱《鸿猷录·宋事始末》、何乔远《名山藏·天因记》等文献中均有相关记载。《罪惟录·明玉真传》有明玉真（珍）攻重庆时“分兵半以粮还汴，留其半攻重庆”。汴即汴梁，刘福通正攻下迎韩林儿迁都于此，拟大举北伐。西系红巾军运粮草支援总部，说明红巾军是有统一组织领导，有统一旗号的，明教徒是服从小明王号令的。据复隆镇民间传说，韩法师内弟名“赵莽子”，则韩法师妻子姓赵，与宋朝宗室或有渊源。白莲教、明教、“反元复宋”力量的汇合，为了反抗元朝的残暴统治，揭竿而起，势在必然。加之韩法师40岁左右“流落中州”，创法坛，正是元泰定三年（1326）左右，也是1325年河南赵丑斯、郭菩萨起义，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以此推之，赵、郭2人当为弥勒教徒），被元兵镇压后不久，韩法师或与之有关，而又回到大足庞家井，经过周密组织准备，于1336年八月十五日起义，1337年四月称“南朝赵王”，以驱除元朝统治者，解救天下民众为己任。以后韩法师师弟刘福通，为组织起义，充分利用“反元复宋”思潮，说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因帝昺入日本），生海外得还，当主中国。向群众宣传起义的理由，均不失为一种策略。
按《元史》所载，韩法师于1337年四月起义，称“南朝赵王”于重庆，五月被镇压。实与情理不合：其一，义军一起义便称王，没有军事、人力、财力，如何可能？最初起义之地应为庞家井，而称王却是在重庆，不合。其二，历代农民起义或王朝更迭，都是有一定实力者才公开称王，以后建国号，立都，建元纪年，这是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的，并非率意所为。韩法师亦不能例外。其三，如果四月称王，一月之间要“下五县两州”，还要准备“称王”事宜，时间上也来不及。按《铁墓寻踪记》所言为1336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可能更符合情理。经过七八个月征战，“下五县两州”，“据巴渝天险”，第二年四月，已具备一定实力，始称“南朝赵王”，这才引起元朝统治者恐慌，派四川参知政事举理带兵残酷镇压，五月扑灭起义烈火。韩法师起义坚持9个月而失败。庞家井民间传说，韩法师组织起义，利用中秋节吃月饼，亲友间送月饼的习俗，在月饼中夹递纸条，巧妙避开元兵检查，传递信息，相约起义，号召人民“八月十五杀鞑子”。至今当地还有“丙子饼子，同杀鞑子”的民间谚语。其起义准确时间应为元顺帝至元二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有谓元末红巾军起义，始以月饼夹递纸条号召群众“八月十五杀鞑子”，误，此当源于韩法师起义，比红巾军起义早15年。红巾军或许也用了此种方法，因韩法师、刘福通本系师兄弟。
三、“皂王”“灶王”辨
魏嵩山《元末刘福通等起义经过与最初起义之地考实》认为刘福通故里白鹿庄为红巾军最初起义誓师之地，在今安徽界首县皂庙镇。而“皂庙”的得名，当地传说是镇上有庙，“因为庙内供奉皂王爷，是一黑脸大汉，刘福通于此誓师起义，他负责主持炊务，因能保证伙食的及时供应，受到起义军将士的尊敬，不幸在随军进攻沈丘城战斗中牺牲，未能留下姓名。为表达起义将士对他的怀念，表彰其功绩，刘福通遂决于花园内建庙祭祀，并决定以誓师起义之日农历四月十二日为祭奠日。因皂乃黑意，皂王爷为黑脸，故名皂庙，又名皂爷庙”。“至今虽皂庙久圮，祭奠日期却历数百年而不衰。每逢会期，界首四周数百里内民众群集界首，城内人山人海，热闹非常，除进行农副产品交易外，亦与怀念‘皂王爷’有关。”以上“皂庙”得名之传说虽然不稽，却是一重要线索，沿此蛛丝马迹，拨开历史的迷雾，不难见其真相。按理“皂王”生前不过军中一伙夫，就算有功劳，也还上升不到立庙祭祀的程度，所以，刘福通为“皂王”立庙之说太过牵强，明显不合情理。实际上，“皂王”乃是同音致讹，当为“赵王”，为反元先驱韩法师（韩蕤）立庙祭祀，这才是事实的真相，不过群众不知，以讹传讹罢了。即使刘福通为伙夫立庙也达不到称王的程度，不会称“皂王”；如果仅仅是表彰纪念一伙夫，刘福通也用不着在自己花园内立庙，应大张旗鼓在外面立庙才对；庙立在刘氏花园，说明其人与刘福通有深厚私人感情，连刘福通这样的明教首领，农民起义领袖也倾心敬重他，称“赵王”，每年四月十二日祭奠他。如此之人，舍韩法师其谁！如为韩山童，山童并未称“赵王”。从其祭奠日期推测，四月十二日当为韩法师生日。刘福通将祭奠日子定在四月十二日，是为纪念韩法师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有特殊的含义。四月二十一日为韩法师称王之日，却未定为祭日，四月十二日为韩法师生日是大致无误的。考之古今庙祭通例，如孔庙、关公、城隍、忠孝、乡贤等均于其生日祭祀。所以，“皂王庙”的传说虽然无据，而一旦弄清了“皂王”乃是“赵王”，则其祭奠日期又可证为韩法师生日。
以上同音致讹的情况并非孤例，复隆镇庞家井人称“铁丘坟”为“灶王坟”，称韩法师为“灶王”，亦为同音致讹，将“赵”讹为“灶”，此已由其碑证实无误。界首则将“赵”讹为“皂”，属同一情况。不过，安徽界首皂庙镇却因之与重庆市大足县复隆镇有了历史的联系。
四、韩林儿谜案
清人王昌彦《铁墓寻踪记》记韩法师与元军决战失利后，“势迫而托五岁孤童”。当地民间传说韩法师当年（1337年五月）托其内弟“赵莽子”（也是其徒弟）带上5岁的儿子韩林（其母姓赵，赵莽子为其舅父）到中原去找师弟刘福通，以图日后有所作为。巧合的是，韩山童之子名韩林儿，与韩林仅一字之差，而这个“儿”字又可能是一儿化音（长辈对晚辈的爱称往往于名字末尾加一儿化音）。加上韩山童又被说成是宋徽宗八世孙，也有赵姓渊源，韩林与韩林儿是否同一人，值得研究。不过，六百多年来，此已成历史谜案，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有关韩林儿的文献资料均言其红巾军起义后事迹，直称其父为山童。而韩林被送到刘福通处较早（比红巾军起义早14年），韩法师已牺牲，其5岁时已过继给山童为子不能说没有可能。如果韩林儿就是当年的韩林，则1337年5岁，1351年刘福通红巾军起义时19岁，1355年建宋国（国号为 “宋”，当与赵宋及韩法师称“南朝赵王”有关），定都亳州时23岁，这与文献记载也并无矛盾之处。邵远平《元史类编·韩林儿传》载：“韩林儿，真定栾城人，父山童，自其先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言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走海外得还，当为中国主……以红巾为号，官兵捕之急，山童被擒……福通自砀山夹河，求得林儿，立为帝，又号小明王，都亳州，号宋，改元龙凤”。查继佐《罪惟录·韩林儿传》言“县官捕山童杀之，其妻杨氏与林儿遁走武安山中……福通乃至砀山夹河求得林儿归，立为帝，军中群呼明王，都亳州，国号宋，建元龙凤……凡起兵叛元者遥附之”。文献资料均未言及1351年红巾军起义前韩林儿事，而韩林5岁即到刘福通处，福通住地花园又为韩法师立庙祭祀，每年四月十二日祭奠，是否为掩人耳目而将韩林直接说成是韩山童之子呢？韩山童与韩蕤同姓，是否又有更深一层的关系呢？待考。
五、关于庞家井镇——韩法师出生地及最初起义之地
复隆镇庞家井，本井盐产地，附近另有潘家滩井，鄢家井等盐井，还有盐井河。韩法师“铁丘坟”所在地，当地俗称“镇子屋基”，是今复隆镇新街与老街之间一大片肥沃的黑土地，约2万多平方米，为濑溪河与一小支流交汇处冲积滩。黑褐色肥土下全是瓦砾、碎石，是有名的“复隆大萝卜”产地。唐、宋、明、清，大足都有产盐的历史记载，庞家井在元代也应是一著名盐井，因产盐而逐步兴为场镇，为元代大足一处兴旺的手工业场镇。清代尚有碑记称“岸头，原有古镇，毁于元末兵燹”。庞家井镇为韩法师出生地，也是其最初起义誓师之地，韩法师“兵马大元帅”文枸是杰出的采盐匠，其队伍中亦当有大量盐民。渝州战败后，沿铜梁退回大足，很可能最后回到庞家井镇，被元兵残酷镇压，繁荣古镇毁于元兵烧杀，这才形成今天肥沃的土地下却全是瓦砾，碎石的状况。因为焚烧后有机肥的增加，土质的变化，造成此处所种萝卜个大、化渣、味道好，为全县之冠。四川南充等地曾来购种，种出无此效果。
六、关于韩法师生平的结论
韩法师（1286年四月十二日～1337年五月），名蕤，生于元朝四川合州大足县庞家井（今复隆镇），元末白莲教著名首领，明教“法师”，农民起义军领袖。人称“韩法师”而不名，为红巾军首领刘福通师兄，早年“流落中州”与刘福通共创法坛，借医卜传教，以复兴“赵宋”相号召。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于庞家井揭竿起义（以月饼夹递纸条传递信息，避过元兵检查），随后“下五县两州”，“民众壶浆相迎”，声势浩大。至元三年（1337）四月二十一日于重庆称“南朝赵王”，“据巴渝天险”，欲走出三峡，推翻元朝统治。五月，被四川省参知政事举理带兵残酷镇压，韩法师被俘牺牲。其妻赵氏。法师就义前将其子韩林托内弟赵莽子送往师弟刘福通处。刘福通又于自己住地白鹿庄花园（今安徽界首皂庙镇）设“赵王庙”祭祀，每年四月十二日祭奠。法师有女1人，女婿文枸为义军“兵马大元帅”，明教法坛“护坛”，后于壶关与元兵作战失败阵亡。韩法师在元末红巾军农民大起义之前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有组织、有准备、有直接政治目的，影响深远、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充分利用了白莲教、明教及“反元复宋”力量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大大震惊了元朝统治者。清朝统治者犹“铁铸其坟”，控制人们思想，压制反清意识。在中国农民起义史、民间宗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以上于《元史》，可补其阙，详其略，正其误，更可补地方史不足。
主要参考文献
[1]宋濂.二十四史·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大足县县志编修委员会.大足县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
[3]界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界首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5.
[4]郑圣谦.韩法师与铁丘坟[J].史志文汇，1999（1）.
[5]任继愈.宗教词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6]李尚英.民间宗教常识答问[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7]重庆市博物馆.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M]. 重庆: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
[8]复隆镇小学校志编写组.大足县复隆镇小学校志[M]. 重庆:2001.
[9]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M].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
原载2008年大众文艺出版社《七宝山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