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之繁荣昌盛，貌似已超乎各显学之上，盖四野之内，达官显贵，雅士文人，乃至懵懂村童、走卒健夫，莫不以谈红为趣。然而红学思想却越来越混沌，目今对于《红楼梦》的理解益发莫衷一是，百家百言，见仁见智，人人解的都对，人人解的又都不对，学界甚至失却了研究目标和研究方向。这不应该是红学本应有的状况。红学思想混沌的一个根源在于人们对于“红学”这一概念、本旨以及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理解是非常混沌的。
举凡讨论事物，须首先以“名辩”思想对相应的概念准确界定，正名实，方能别同异、定是非、分白黑、理清浊，若名实不符，概念不清，本旨不明，就会引起思想混乱，甚至导致学术根本方向的错误。红学比之传统学科涵义特殊，又且随着时间的磨砺和《红楼梦》研究的广泛开展，人们对于“红学”这一概念的认识反而越来越模糊，因而尤须行“名辩”以澄清本旨，明晰内涵，厘正方向，恢复红学之本原面貌，回到其本来意义上去。
历史上，红学这个概念生成后，很长时间里没有人认真进行厘定，人们多以为红学始自清代文人戏谑之辞，盖未知有《红楼梦》现，必有红学发生之客观必然性，亦未细思红学与其他文艺作品研究之本质区别。1944年，杨夷发表《红学重提》提出了“什么是‘红学’”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关于《红楼梦》背景的研究，历来称之‘红学’”。后有周汝昌老师将红学范畴进一步界定为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时下的主流红学基本上是在周老师界定的红学范畴内勤奋工作着。由于主流红学历百余年也没有找到正确的解读道路，没能拿出足够的证据，令人信服地完整解释《红楼梦》，故有学者主张红学应“回归”文学性研究。
我们考察，红学萌于清代，成于民初。根据《红楼梦》早期附批注释以及周春、戚蓼生等人著述和《清稗类钞》等资料分析，清朝的《红楼梦》研究者曾把红学类同于“治经”，寻找红楼命意，听弦外之音，大抵归为索隐，例如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认为《红楼梦》隐事是“张侯世家”，贾瑞影射洪承畴等等；尽管彼时的大多数索隐因惧文网之祸而往往仅以小道消息形式传播，但却是民初索隐红学繁荣发展的基础；文学评点不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因此，我们反思，红学肇始，非为其他，终究是因为《红楼梦》“真事隐去”之故。
“真事隐去”是曹雪芹于《红楼梦》开篇即明确布告的。可以说没有“真事隐去”就不会有如此头绪万千穿插复杂的《红楼梦》，没有“真事隐去”也不会有后来经久不衰的红学。“真事隐去”是开展《红楼梦》研讨的基础和出发点，素来作为红学研究的基本信仰——如同数学之信仰十进位制。只有找到“真事”方有可能真正做到“解其中味”——此为红学之初衷。
而事实上，作为主流红学，在先的索隐派和后来的考证派，也的确都是为追索《红楼梦》“真事”以解其中“真味”而来——所谓的索隐派与考证派，在工作性质上并无差别，都是对“真事”进行索隐以试图找到《红楼梦》立意所在。纵然胡适千方百计回避“索隐”二字，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科学家，标榜自己“科学考证”，骂索隐是“猜苯谜”、蔡元培是“笨伯”，但他搞出来的“大胆假设”也仍然是承认《红楼梦》“隐有真事”，他的“小心求证”本质上就是“索隐”，只不过是把“明珠世家”“张侯世家”“皇帝世家”搞成“曹先生世家”，把蔡元培他们搞的“国史索隐”“野史索隐”变成了“自叙传说”——请注意他的“自叙传说”是实录意义上的，不是文学意义上的，胡适的所谓“曹贾互证”，其本质上就是“曹雪芹家史索隐”——这一切亦无非是变换个学术概念而已，工作的性质并无任何改变。
——一个基本逻辑是：《红楼梦》索隐和考证是一个对立统一，索隐是主要方面，先有索隐后才有考证，索隐是考证的前提，考证是对索隐内容的考证，是为索隐服务的，没有索隐何来考证？考证什么？胡适或有意或无意回避了这个辩证矛盾。
从古至今，积百余年，主流红学家们皓首穷经，搜求《红楼梦》相关资料，展开或国史索隐或野史索隐或家史索隐，且不论其用以解释《红楼梦》有无道理，其终极目标皆在于理解作者真实立意，基本目标是还原《红楼梦》本事，基本手段是在《红楼梦》文本中，按作者提示追踪蹑迹，大胆假设历史人物事件与《红楼梦》表面人物故事的对应关系，附会并考而证之。至于索隐派考证派，无非是在追索目标和工作方法的选择上各有侧重而已——索隐派注重于索解微言大义，史家眼光更足；考证派侧重作者身世背景，文人气质更多些。
剖去现象观其本质，肇始意义的“红学”事实上是一个经过了语言简化的概念名称，这一名称的母体应该表述为“《红楼梦》索解学”，其主要工作是从索隐开始的，本质上也就是“《红楼梦》索隐学”，本义在于指称“许多人追索本事解释《红楼梦》”这一特殊学术现象，本质意义在于标明“索解《红楼梦》”这一相别于其他学术研究的特殊内容特殊目的特殊手段。“索解”的实质含义是“索隐并考证以还原本事以便正确解释作者真实立意”。所以，还原后的红学概念不是泛泛的所有的“研讨《红楼梦》的学问(冯其庸)”，它至少并不包括《红楼梦》文学性研究。现在的红学范畴，是“《红楼梦》索解学”经过语言简化后又经过概念泛化形成的。根据红学表象所理解的“泛红学”，与肇始意义上的“红学”概念是有距离的。
对《红楼梦》的文学性研究事实上更应属于文学范畴。《红楼梦》文学性研究具有一般性而不具有特殊性，其与《西游记》文学、《水浒传》文学乃至任何一部小说的文学性研究目的方式手段没有实质差异，不具备只特殊适用于《红楼梦》的研究目标、研究手段、研究性质。在红学领域，“《红楼梦》索解学”一直占主导地位，文学性研究处于从属地位，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因此，主张“回归”文学性研究，认为“文学性研究才是正宗红学（王蒙）”，就是把处于从属地位的非主要矛盾人为提升为主要矛盾，违背事物矛盾规律，否定重点论搞形而上学，主次不分，本质与现象不分。
文学性研究与红学肇始无关，与红学原初的概念无关，与追索《红楼梦》本事及作者本旨立意无关，“回归”文学性研究，是搭便车的要当司机，喧宾夺主——周汝昌老师就曾对此进行过严厉批评，甚至一度主张要把文学性研究开除出红学。“把文学性研究开除出红学”，这当然有些偏激，不过也反映出当前红学研究中的学术方向跑偏和学术方法滥用的问题。我并不反对把文学性研究（包括与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纳入红学范畴，但是我主张在索解学的前提下开展文学性研究，因为文学性研究也对全面理解《红楼梦》有帮助，但不对《红楼梦》真实立意进行索解，不解决红学的根本矛盾，纯文学性研究可能毫无意义，即便把《红楼梦》倒背如流，看的仍必是海市蜃楼云山雾罩不知所之。况且，曹雪芹在“贾瑞正照风月鉴”故事中已经明确告知读者，“只照他的背面”，“照正面”是“死路一条”，那么若只注视正面“公子红妆”的文采风流，不理解背面“白骨如山”的“信史”及其立意，是难免被曹雪芹骂作“贾瑞一路”的，也一定不能在学问与学术上修成正果。
杨夷红学概念中的“背景”二字，可以推定其所认识的红学乃是“红外学”，与红学本旨尚有距离。那么周汝昌老师的红学范畴是否准确指称红学现象，准确反映了红学的本质意义呢？周老师将红学范畴界定为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即所谓“新红学”四大支柱，其红学理论是以信仰胡适“自叙传说”为基础的。胡适的“自叙传说”本质是“曹雪芹家史索隐”，而“家史索隐”在索解方向上是根本错误的——这已经被胡适自己所开创的考证派的无比深入无比广泛的考据所证实。基础既已推翻，那么“新红学”四大支柱也就站不住脚了。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于《红楼梦》背景研究确有助益，但于索解本事及理解作者立意则太狭窄并偏离方向了，目前于此范畴和方向所作的研究对红学前途的支撑能力已经十分有限。
“自叙传说”被证伪后，有学者发明“后自叙传说”，提出“《红楼梦》是以曹氏家世为素材创作的小说”，企图模糊《红楼梦》索解研究与文学性研究的界限，为已经倾颓的“新红学”继续寻找支撑，但实质上其出发前即已否定“曹贾互证”，并否定了“真事隐去”这一红学基本前提，其立足点比之胡适的“自叙传说”更不牢靠。“后自叙传说”显示出学界对于学术方向、方法已经毫无把握，关于“读懂”二字已经实在无可奈何。
“自叙传说”和“后自叙传说”的伪科学性及其文学气质干扰了红学界的史学与哲学视野。缺乏史学和哲学视野是“新红学”花了近百年时间没能读懂《红楼梦》的根本原因。
如果红学界仍然坚持在“新红学”的狭窄范畴和错误方向上继续工作下去，虽则表面“蓊蔚洇润”，内囊里实心虚气短，只会在“深有万丈遥亘千里”的“迷津”中滑向《红楼梦》“黑溪”的深渊，正如俞平伯前辈反省的那样，“红学愈昌，红楼愈隐”。把主要研究萎缩在作者的身份身世上，或仅关心《红楼梦》正面故事，研究人物形象人物关系，遗弃“真事隐去”这一基本信仰，避谈《风月宝鉴》之背面立意，这是非常危险的，做出来的学术成果，可能根本是反红学的，离《红楼梦》作者的思想核心、立意本旨越去越远，离红学的初衷越去越远。忘记了目标的学术，找不到方向的学术，搞不清概念的学术，以及放不开心胸思想的学术，必成无源之死水，学将不学了。
综上，对于红学概念的反思和对于红学方向的反省，使我们不得不回到红学的肇源上，即《红楼梦》“假语村言”“真事隐去”。因此，“回归索隐”才是今后红学主要的工作方向。无论红学的大树长到多高生出多少枝枝杈杈，根子依然在于索隐，惟正确索隐方能解读文本，惟正确索隐方有正确考证之可能，惟正确索隐方有可能理解作者的真实立意。
当然，蔡元培等红学前辈把宝黛钗当成《红楼梦》主角，或附会顺治康熙朝人物故事，或纠缠于野史小说的改编，其索隐方法和方向也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宝黛钗只是作者幻形入书，既非可以索隐的历史人物，也非曹雪芹着意刻画的《红楼梦》主角。
《红楼梦》譬若一个大戏台，生旦净末丑，嬉笑怒骂，出将入相，跃马扬鞭，上演很多剧目，例如“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起嫌疑顽童闹学堂”，“秦可卿死封龙禁尉”，“魇魔法姊弟逢五鬼”，“柳相莲暴打呆霸王”，等等等等，演的都是历史“真事”。不过比舞台戏剧更进一步的是，《红楼梦》因特殊的外部环境和作者莫大苦衷，不能明传其人，不能直抒胸意，无奈中乃以“家庭闺阁琐事”化装演示历史事件，并化妆出红红绿绿的各色人物，将真正的主角与历史事件藏于其间，将“理治之书”化作“适趣闲文”，以悦人耳目并掩人耳目——即作者所谓“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私掖偷携强撮成”者，乃《红楼梦》基本艺术手法。
同时，因《红楼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其演出的“历史剧目”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点在《红楼梦》表面故事的独立性上就可以明显观察到，例如“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贾瑞正照风月鉴”、“秦可卿死封龙禁尉”“柳相莲暴打呆霸王”等等故事，去掉了根本不影响《红楼梦》故事情节发展，有些回目存在着反而使整个小说显得杂乱无章——为了将各独立剧目连缀在一起，撮成一套戏，作者安排了一些角色来串场，例如贾雨村，贾雨村等人主演的头两回，作用在于作为“副末”开场，介绍剧目和剧本来龙去脉，明宗亮旨；再就是宝黛钗——宝黛钗仅是《红楼梦》的“乐队”，配角而已，宝玉敲鼓（敲边鼓），黛玉操琴（调弦定调，抒发情绪），宝钗只是打板的（和和拍节）。那些“黛玉进府”之类的所谓“重头戏”既非“真事”，也不是《红楼梦》欲传的什么重要篇幅，乃是用以串联情节及欲盖弥彰处，即作者所谓“堂前<当前>黼黻焕烟霞”者。宝黛钗的主要作用就在于：一是串联故事情节，二是作为乐队吸引耳目，三是借以表达思想感情，四是作为障眼法以避文网之祸。
解读过程中，一则需要观者领会红楼表面“假话”与“真语”之间的对应关系。例如宁国府谐音明国府——指明王朝，荣国府谐音戎国府——指满清政权；再比如焦大骂人，看似骂宁府通奸养汉，实是骂奸臣误国；王熙凤过宁府打骨牌，就是白骨累累的一场侵略掠夺战争。二则要辨清主角、配角与乐队。如果混淆了乐队和戏台上的真正的主要角色，对戏台角色也分不出生旦净末丑，搞不清戏台上的角色所扮演的历史真人，搞不清演出的“家庭闺阁琐事”与历史真事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会越看越糊涂，最后只能看些乐队的几个淑女佳人吹拉弹唱打情骂俏装疯卖傻，剩得“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
事实上，曹雪芹开篇即已经声明，《红楼梦》所传并非子建文君红娘小玉，在宝玉“续庄子文”处亦已点明“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红男绿女无非镜中之幻缘，乃作者“真事隐去”之障眼法耳；同样的，在《红楼梦》表面故事中宝黛钗的“戏份”并不多，甚至很多篇章那些所谓的“主角”们根本没出现，朦胧的“爱情”也只存在于一些读者和学问家的想象中——所谓的“爱情主线”本属无稽之谈，于“正面”看家族衰落、世事人情亦是误解红楼者，而那些执着于“遗簪”“扒灰”“养小叔子”等等淫艳故事之发掘探佚，尤入贾瑞一途，坏人子弟，罪莫大焉。
《红楼梦》本立意于传国家信史（明清斗争史事）与民族文化（即中华之“道”），须进行国史索隐和哲学思想索隐——其间必须通过“意淫”，领悟作者之“假语村言”，剥清必须进行索隐的人物角色与用以串场的配角、伴奏的乐队，剥清必须进行索隐的故事与用以串联故事的情节，按照作者提示在史实中“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方能够索到其隐去之“真事”，明了作者满腹经纶而甘贫守洁之真情，体会作者寒屋数载血泪著书之“真味”。至于具体如何进行《红楼梦》索解并能够索解到什么，我们须另行专文细致讨论才好。
参考资料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王蒙《活说红楼梦》，作家出版社，2005
冯其庸李广柏《红楼梦概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