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1513-1578）是明代嘉、隆、万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于隆庆后期执政期间，针对明王朝内外交困、陋弊山积的局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改革，在吏治、边政、赋税、漕运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开启了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先河。在学术上，他针对宋明理学虚伪迂腐、空疏误国的流弊展开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哲学思想，为推动明代实学思潮的勃兴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拱是20世纪40年代新发现的历史人物。1946年，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哲学家嵇文甫先生在《河南民报》上连载高拱哲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1]，至今已有60余年。在此期间，出版和发表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涉及到高拱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而且还论及到他主持的隆庆大改革及其功绩问题[2]。本文拟就高拱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及其改革功绩加以概括性论述，以彰显他在学术思想和政治改革上的重要贡献。
一、哲学思想
依据从自然到社会再到政治的逻辑次序，可以把高拱的哲学思想归纳为四个方面。
在本体论上，高拱通过批判程朱的“理本论”和陆王的“心本论”，明确地阐发了“天地之间惟一气”的气本论。高拱的气本论有三个方面：在宇宙发生论上是“常久不息，化生万物”的元气本原论，提出了“一（元气）——二（天和地或阴阳二气）——万（宇宙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在宇宙构成论上是“气具夫理，气即是理；理具于气，理即是气”的气本体论，阐发了气本理末、气先理后的观点。在人性问题上是“人只是一个性，此言气质之性”的气质人性论，认为性即是气，心也是气，“惟明道先生有言，性即气，气即性，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有合孔子之旨”。他提出彻底的人性论是一元的，不是二元的，宋儒所谓“不在形气之中”的“天地之性”或“义理之性”是根本不存在的。高拱的人性一元论，其实际作用就是要把心性之学从道学家那种空寂寡实的悬浮状态中拉回到实地上来，使其同现实人生更贴近，同人的自然性情更合拍。高拱的气本论为其实政哲学奠定了本体论基础，在宋明气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3]。
在天人观上，高拱不仅继承了荀子的“天人相分”和刘禹锡的“天人交胜”的思想，而且还将“实学”这一时代精神注入其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在天有实理”的天道观，“在人有实事”的人道观和“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的天人观。高拱既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又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认为阴阳之气的反常背扭、淤积不通所造成的自然灾害并不可怕，只要做到有备即修人事，就能战胜天灾。从实理实事论出发，高拱深刻批判了儒家宣扬的“天人感应”说、“灾异谴告”说和“五德终始”说，提出“天下有道，理为主；天下无道，命为主”的著名论断，决心“化无道之世为有道之世”，根除迷信命运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高拱的无神论思想为其推行实政改革提供了理论先声[4]。
在认识论上，高拱通过批判宋明理学“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和“知行合一”的观点，从认识对象、认识目的、知行关系和知识来源等方面，系统论述了“事必求其实”的求实论，“虚心以求其是”的求是论，“知行并尽”的知行论，“闻见”和“问学”的知识论。他特别强调“践履”、“笃行”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知。高拱的认识论思想虽然具有直观性和经验性的局限，但它所蕴涵的求实、求是、实践和批判等精神品格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5]。
在经权观上，高拱通过批判汉儒的“反经合道”说、程颐的“权即是经”说和朱熹的“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创造性地阐发了“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的辩证经权观，把经权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入辩证思维的殿堂。在权与经、权与道、权与中的关系问题上，高拱又提出以权行经、行权合道和用权适中的观点，由此阐明了权变的原则性、规律性和适度性问题。在权变方法论上，高拱一方面把“权”区分为“圣人之权”和“非圣人之权”，由于行权的主体和目的不同，其社会政治价值也一不样；另一方面又通过论证“无时无处，无非权”的权变必要性和普适性问题，首次对“权”范畴作出了哲学界定，提出了“权也者，圆而通者也”的权变新论。权变新论既是高拱对儒家权变学说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也是他的政治辩证法思想的精髓，并为其“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方法论指南[6]。
二、政治思想
依据从政治到经济的逻辑理路，可以把高拱经邦济世的政治思想分解为五个方面。
在改革观上，主要论述了高拱修内攘外，除弊兴利的改革思想。嘉靖四十四年（1565）二月，高拱主持乙丑会试，在程文中创造性地阐发了通权达变、更法趋时的改革思想，标志着政治改革的理论基础的奠定。入阁之后，高拱又撰就了《挽颓习以崇圣治疏》即《除八弊疏》，标志着政治改革纲领的形成。在这篇奏章中，高拱详细分析了嘉靖末年的政治形势，指出了积习不善的八种弊端，提出了革除八弊的总体对策，明确了“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目标。这篇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文献，不仅是他主政内阁进行整顿改革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而且在中国改革思想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7]。
在人才观上，全面阐发了高拱德才兼备，用人贵当的人才思想。在育才方面，高拱主张养之于先，用之于后；用其所养，养以致用；因人施教，宽严适宜。在识才方面，他主张广开贤路，网罗人才；贤能标准，德才兼备；选贤任能，勿循资格。在用才方面，他主张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取长弃短，惟才是用；量才授职，用当其才。在用人政策方面，他主张推贤让能，反对嫉贤妒能；知人善任，破格提拔人才。高拱的人才思想为其吏治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8]。
在军事观上，充分阐述了高拱以义用力，以力成义的军事思想。在战争性质问题上，高拱不仅把战争区分为正义性战争和非正义性战争，而且还通过批判宋儒“义不以力之说”，提出了“以义用其力，以力成其义”的正义战争论。在战略问题上，他根据嘉隆时期边防多事，外患频仍的严峻形势，通过对军事战略所涉及到的诸多矛盾如威势与战机、内线与外线、防守与进攻等辩证关系的精辟分析，提出了寓战于守，寓守于战的防御战略论。在策略问题上，他认为，要实现战略目标，完成战略任务，必须根据战场形势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由此他又提出了实力声势，两手互用的灵活策略论[9]。
在法治观上，详细论述了高拱祥刑之经，本之以公的法治思想。高拱的法治思想可以从法的价值、司法原则、执法实践、礼法关系的视角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祥刑之经，本之以公；法必贵当，罪必责实；宥过刑故，反对大赦；礼乐驯服，法度绳约。在高拱的法治思想中，还蕴涵着公平公正、变法改革、从严执法、礼法并重等许多有价值的精神品格。这些精神品格对我们今天实行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10]。
在义利观上，主要阐述了高拱义利之分、公私之判的功利思想。高拱通过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超功利主义，阐发了“义者，利之和”的功利主义思想；主张“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提倡公利，反对私利；提出“理财，王政之要务”的观点，力倡生财之说、理财之道。不仅如此，他还以大量的历史事实驳斥了宋儒对钱粮衙门官吏的诬蔑，为唐朝著名理财家刘晏辩诬鸣冤，其目的就在于号召整个社会注重经济生活方面的实际学问，使人们为国家的经济振兴做些切实的工作[11]。
三、改革功绩
以上两节分别概述了高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本节要进入更为宽广的历史领域，对高拱主持的隆庆改革及其功绩进行较为系统的概述。
高拱在其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根据《除八弊疏》的改革纲领，“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目标和“修举务实之政”的改革方针，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挽刷颓风，振兴朝政的一系列重大改革。高拱主持的隆庆改革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改革吏治。他针对嘉隆之际吏治严重败坏的局面，在用人、考核、奖惩等方面采取了诸多改革举措。如选贤任能，破除“拘挛之说”；滥举官员，举主连坐；建立人事档案，形成用人梯队；州县正官，年轻化知识化；荫叙官员，视政绩而酌用；调整政策，完善地区回避制度；裁减冗员，精简机构，整治仕风；细化考核条规，健全考核制度；惟考政绩，不得因袭故套；考察考语，务核名实；扩大考察范围，严申考察纲纪；奖勤罚懒，劝廉惩贪；表彰却贿，严惩贿赂；惩汰官吏，不得循以定数；等等。这些改革扭转了当时吏治败坏的局面，效果显著[12]。
整饬边政。高拱针对嘉靖以来北虏叩关、南倭登岸的严峻形势，大力整饬边政。在西北，他采取以抚为主，以战为辅的方针，利用蒙古鞑靼部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叩关降明之机，周密部署，巧用谋略，最终促成俺答封贡互市的实现，开创了三十余年和平安定的新局面[13]。在东北，他运用寓战于守，寓守于战的方针，破格任用张学颜巡抚辽东，与大将李成梁协力守边，击溃建州女真及土蛮诸部的大肆内犯，取得辽左大捷[14]。在西南，他运用据实定策，不轻用兵的方略，顺利平息贵州土官之乱，使贵州局势趋于安定[15]。在南方，他采用军政配合，剿抚并用的方略，内整吏治，外除倭盗，扭转了两广地区内忧外患的局势[16]。总之，在整饬边政方面，高拱取得了“西虏稽颡称臣，东蕃投戈授首，贵夷詟服，岭寇底宁”的显著功绩。
整顿法治。高拱针对当时法弛刑滥、司法腐败的局面，一方面大力整顿司法官员，使其明晓法制，通达治理，务求执法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又大力推行刑官久任之法，使其精通刑名，练达狱情，力戒冤假错案的发生。高拱的法治整顿不仅取得了明显效果，而且也为他推行吏治、边政、财政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法制保障[17]。
为国理财。高拱为了扭转嘉隆之际国库亏空，赤字剧增的财政困境，推行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改革，如加强理财官吏的选用，完善税粮征收措施，在全国推行丈田均粮运动，全面实施一条鞭法赋税制度改革，整顿金融货币制度，推行恤商惠商政策，等等。这些改革不仅有效地遏止了当时经济下滑的趋势，实现了国库银两基本收支平衡，而且也促进了国家财政从粮本位向银本位的过渡。这种新型的田赋征输制度摆脱了已实行千年之久的两税制羁绊，对中国十六世纪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政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18]。
整治漕运。嘉隆时期，由于漕河淤塞，厉行海禁，无法保证京师及辽东军队所需漕粮及时足够的供应，直接危及到明王朝的统治。为了解决国家经济命脉的漕运问题，高拱提出疏通漕运，开通胶莱新河；破除海禁，计通海运；实现河海“二路并运”的整顿方略。这一整顿方略在隆庆后期虽然没有得到全部实施，但在万历初元却得到了大力推行。就此而言，高拱的漕政改革具有开创之功[19]。
总之，高拱作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不仅开创了经世致用的新学风，为地主阶级改革派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还丰富了古代的哲学思想，成为宋明气学发展的重要环节[20]。他作为隆万大改革的开创者，既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进步，取得了“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显著效果，而且也为万历前期张居正的改革奠下初基，奠定了人事基础和政策基础[21]。因此，在明代哲学思想史和政治改革史上，高拱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那种无视高拱的思想建树，否认他是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那种把高拱与张居正对立起来，将高视为“奸恶”、“佞臣”，否认他是政治家和改革家的观点，又是一种历史偏见[22]。
参考文献：
[1]嵇文甫：《张居正的学侣和政敌——高拱的学术》，《河南民报》1946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连载。
[2]岳天雷：《高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
[3]岳天雷：《试论高拱的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3期。
[4]岳天雷：《论高拱的唯实无神论思想》，《河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5]岳天雷：《高拱认知论思想探析》，《辽东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
[6]岳天雷：《高拱的权变方法论及其实践价值》，《孔子研究》2001年第3期。
[7]岳天雷：《高拱改革纲领述论——以<挽颓习以崇圣治疏>为中心的考察》，《殷都学刊》2008年第1期。
[8]岳天雷：《高拱吏治改革的思想基础——以人才思想为中心的考察》，《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1期。
[9]岳天雷：《高拱的军事思想及其实践》，《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0]岳天雷：《高拱法治思想探略》，《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1]岳天雷：《高拱实学实政论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219页。
[12]王兴亚：《高拱振兴吏治的主张与实践》，《领导科学》2003年第15期。
[13]颜广文：《高拱与“俺答封贡”》，《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4]岳天雷：《高拱实学实政论纲》，第281-288页。
[15]岳天雷：《高拱处置“安氏之乱”的方略分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6]岳天雷：《论高拱的治粤方略》，《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7]岳天雷：《论高拱的法治改革》，《辽东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
[18]岳天雷：《高拱的惠商政策和币制改革》，《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9]岳天雷：《论高拱的治漕方略——兼论与张居正的分歧》，《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20]岳天雷：《高拱的实学思想及其实政价值》，《中州学刊》2000年第5期。
[21]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22]岳天雷：《古今评高拱》，《辽东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
（作者单位：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