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之于先秦儒家之意义，彰显了先秦儒家一贯的外王生存主张与和谐行道理念。孔子、孟子、荀子，以各自的方式维持了游历诸侯的论辩说服策略，历史性的展现了先秦儒家论辩发生、发展、完善之线性流程。
孔子之论辩
“孔子的生平言行，见载于其门人弟子之所记，复经其再传三传门人弟子之结集而成之论语一书中。”[1]所以，对于孔子的论辩记载，本文着重考察《论语》[2]一书。
《论语》中没有出现语词“辩”，与之相近的是语词“言”，据杨伯峻的《论语词典》统计：名词言计出现59次，动词言58次。“言”的高频率使用，充分表明孔子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与语言交际功用的强调。比如：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子曰：“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
孔子侧重于理论层度，描述了语言之于交际主客体的内在要求。而孔子更看重的是语言交流的实际功效：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名正言顺、言顺事成与居庙堂则便便言，反应的恰恰是语言功用的实践品格。
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倡言论辩，但对于语言的论辩效益还是有比较清晰的阐述：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孔子在教学活动中也很注意论辩性功用的教学：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还多次阐明谏言论辩之要义：
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孔门弟子宰我、子贡就是以言语著称。子贡曾自诩能够着缟衣白冠，于齐楚合战之漭瀁之野，两垒相望，尘埃相接，挺刃交兵之中，陈说其间，推论利害，释国之患。其行为也得到了孔子“辩哉”的肯定。[3]
《论语》其实记载了孔子很多富含论辩质性的对话：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论辩风格：首先，辩述问题有深邃的穿透力；其次，辩述语言有精当的简洁性；再者，辩述效果有优势的话语权。
微生亩和长沮、桀溺等对孔子游说的评介基本反映了时人对孔子游历论辩的认同：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
（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总体看来，孔子更注重不言而喻的温雅语风，但其话语间流淌的论辩质性实为儒家论辩之滥觞。
孟子之论辩
孟子承袭了孔子的话语论辩性，但论辩之于孟子获得了更多的偏爱与运用。
“外人皆称夫子好辩”
考查《孟子》[4]一书，孟子的游历历程其实就是孟子的论辩历程。孟子论辩模式化比较突出，并呈现目的明确、辩题开放、对象鲜明的维度特征。
君臣谏对是孟子论辩的本旨模式。其谏对对象直指时王，体现了甄选的现实功利性。孟子对出仕的齐宣王与离弃的梁惠王有本质的辩别：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在具体论辩中，孟子把政治说服推演为为道德说服。无论面对滕文公、邹穆公还是梁惠王、齐宣王，孟子的辩词有千篇一律的应对；用已然历史推断必然现实之绝对判断，涵具一种咄咄逼人的复古说教意味；理想的张扬与民本的固守，使孟子的论辩洋溢着不容置疑的批判倾向；并往往产生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论辩效益与“迂远而阔于事情”的接受悖反。以至于，我们在文本中更多感受到的是论辩主体的苦口婆心，而几乎寻不到谏对对象的脚踏实地。
在谏对论辩模式中，孟子能够使用高明的论辩技巧。比如，转谓的运用：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贼”、“残”与“一夫”的再定义，营造了普遍接受的效益氛围，机智的回答了齐宣王的刻意刁难。
相对于谏对模式，学派辩难模式更能体现孟子的论辩才华。学派辩难的论辩对象都信奉各自的理论学说，他们对孟子的责难犀利尖锐，甚至充满敌对意味。其中不乏知名的思想家与学者，比如告子、淳于髡等。这些论辩，孟子坚持了一如既往的压倒性气势，并基本能够获得论辩制胜的效益。比如，与流行学派墨家夷之的论辩：
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於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於面目，盖归反蘽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
就以论辩对手的失落来反衬孟子的优势：
夷子怃然，为间，曰：“命之矣。”
为了在论辩中取得先机，孟子还创造性的运用了多种论辩技巧。比如，比喻的巧妙使用与话题的承接转换：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为了应付论辩的激烈与矛盾，孟子有时不惜避实就虚，以谬制谬。比如，孟子指点屋庐子回答任人的责问：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楼。金重於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可以看出，孟子俨然将论辨发展成为行道与生存的一种语言运用智慧。
荀子之论辩
相对于孔孟，荀子才是先秦儒家论辩的大师。这种论断可以从三方面加以考证：
一、荀子将论辩视为修身立行的必备艺术，并对论辩理论作了专题性论述。
比如，对论辩的本质内涵与论辩必要性的论述：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佣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
对论辩的操作策略与现实意义的论说：
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匽檃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诗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谓也。
对论辩的运行技巧与社会效益的强调：
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驩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说人，人莫不贵。夫是之谓为能贵其所贵。传曰：“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此之谓也。
对论辩类型的界分与比较：
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吶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应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
二、荀子注重论辩的现世效益，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考察《荀子》[5]一书，语词“辩”就使用了44次之多，涵构了《荀子》独特的劝说意蕴，荀子的“每一篇论文都是旨在说服具有一定价值、行为和态度的特定听众”[6]。章学诚用“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来描述荀子所处的时代：
太上立功，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与立功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7]
在这种境况下，荀子的论辩对象，除了当权者，还包括其它任何可能成为士与君子的人，来“因众以成天下大事”。荀子的论辩内涵，除了立言阐明礼的理论，更为重要与迫切的则是，说服那些漠视传统的人并帮助他们建立对传统生活的信念。论辩之于荀子是最有效的传道方式。荀子著作的突出之处，正在于试图通过一种具有接受可能性与灵活现实性的论说方式来文饰道，使之可亲可信，从而促使人们依循道。荀子的写作其实是一种以鼓动天下之人从道为目的的辩说。作为一部注重现实效果的著作，《荀子》文本本身就是一种救世活动：
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辩说也。
刘向就曾敏锐指出《荀子》的论辩功效，“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8]。对荀子而言，最根本的问题乃是礼如何可能在现实中规范人们的生活，对这个问题具有时代特点的创造性回应及相应的努力，正是荀子在论辩中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9]。
三、荀子对先秦流行学派的伪论辩即诡辩论作了揭露与矫正。
荀子认为，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诡辩者，基本包括三种类型：
“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
异义“侮”、“辱“，随意拆分是宋钘的观点，后面两个是墨家的观点；
“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
高山与深渊相同水平是惠施的说法，后两说与墨子、宋钘的思想一致；
“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
把相互排斥说成是相互包含，把马说成不是马，是庄子与公孙龙常犯的错误。
荀子从经验理性出发，谋求名实相符与前后同一的形式逻辑，对伪论辩的实质分别给予了剖析与校正：
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验之所为有名，而观其孰行 ，则能禁之矣。
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验之所缘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则能禁之矣。
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
概言之，荀子超越孔孟，是儒家论辩的集大成者。
由此看来，论辩是先秦儒家开创的语言运用传统之一，它历经孔子之重品性，孟子之重功用，荀子之质形兼具的线性流程，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儒学文化。
参考文献
[1] 钱穆.孔子传[M].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1.第1页.
[2] 杨伯峻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0.本文所引论语皆从该版本.
[3] 王肃注撰.孔子家语·至思第八[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4]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本文所引孟子皆出于该版本.
[5]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本文所引荀子皆出于该版本.
[6] [比]戴卡林著,杨民译.解读鹖冠子——从论辩学的角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第112页.
[7]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下[M].北京:中华书局.1956.
[8] 王先谦撰.《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559页.
[9] 陈文洁.《荀子的辩说》[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