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一书之真伪，自汉以下便成了一桩疑案。伪托之说，几乎已成定论。1984年出版的《辞源》修订本仍持“文颇奇诡，不类汉以前人所作”之说。《中文大辞典》则强调“鬼谷子事迹不明，此书亦后人伪作。”1979年修订的《辞海》索性删去“鬼谷子”条目。数年前出版的《中国历史辞典·思想史》，也断定其“系后人伪作”，或较含糊地说：“苏秦之书”，“东汉人作”还是“魏晋人作”“均无确证”，实际上说的还是伪作，只不过作伪的时间与伪作者不同罢了。其实，这些带有定论性的意见，大概都是受梁启超影响的结果。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专门讲清代学者校注、辨伪、辑佚以整理旧学，“其辨伪程序常用客观的细密捡查。”他指出，清代学者姚际恒著《古今伪书通考》，所列全部伪作者，史部32，子部37，其中之一就有《鬼谷子》；崔东璧《考信录》也疑《鬼谷子》为全伪。梁氏还说：“四库提要为官书，间不止敷衍门面……认为真的未必便真，所指为伪的一定是伪，我敢断言”，并将《鬼谷子》列在“（甲）全部伪绝对决定者”项下。于是乎《鬼谷子》伪书说已成定论。
然而，事实上这只是梁氏片面收集材料的一家之言。清代学者读书好古之风还是大有人在的，乾嘉诸老的考据之学也多有判《鬼谷子》非伪，并予以认真训释。诸如梁氏在同-章中提到的“堪比”“正谬”的钱遵王、“最专门名家者”卢抱经，另外还有周广业、纪昀、秦恩复、阮元、俞樾等。他们大多肯定鬼谷子实有其人，也实有其书。显而易见，梁启超的结论未免有些唐突而形成片面的导向。不过，梁氏还认为：“清儒辨伪工作之可贵者，不在其所辨出之成绩，而在其能发明辨伪方法而善于运用”，而且，他们对旧学的整理，“惹起许多古书之复活，内中最重容者为秦汉以前子书之研究。此种工作颇间接影响于近年思想之变 化。”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语足以反映梁氏见识之深阔。实际上也说明，清儒校注、辑佚、辨伪，从而复活子书之功，对以后治斯学者的贡献，当然也包括对《鬼谷子》的复活。
其实，在清以前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中，《鬼谷子》辗转于江湖术士之间，以正统自居的知识分子对之是不屑一顾的。这并非因其伪，实在由于它的非传统性质。其阳予阴取，诡诈好谋之道，在专讲仁义道德，无信不立的传统中，自然不宜做太多的宣扬，因而索性判其为伪书以省去不少口舌。柳宗元谓其“妄言乱世”，“其言益奇而道益狭”，“怪谬异甚，不可考校”，故“难言”。宋濂亦谓之“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卢文弨说得就更明确，即所谓“小人之书也，只可施之闇君耳”，“千古之奸邪之愚美其主者莫不如是”，“其术遇正人而穷也”。同时他还指出，只是由于“奸邪之情状毕见于斯”，故被作为反面教材而警戒人主的。直到清末，一些反对设同文馆的守旧人物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一联，以讥刺翰林院正途出身者向西方学习之举。显而易见，《鬼谷子》在封建社会中，始终是被当作“怪谬”、“奸邪”的代名词，其不可考校首先是因为它受到正统的鄙弃。不难看出，《鬼谷子》在递相更迭的封建社会中，长期被诬为伪而淹没不张，主要还是正统文人的借题发挥。
至清代，统治者虽以理学持世，但学术界以经世致用为标帜而形成了务实之风，尤其到清末出现领航的社会变革思潮，终于导致经学一统天下之局的瓦解。《鬼谷子》便随着子学的复兴而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当然，从学术角度来看，《鬼谷子》的真伪还是争论的焦点。它涉及到鬼谷子其人的虚实，
《苏子》是否即《鬼谷子》，汉魏或六朝人伪托的可能性等问题。清代学者就是围绕上述问题研究鬼谷子的。他们运用梁启超称之为“科学的古典学派”的考据之学，考校该书的措辞、音声和行文方式，以判其著述之年代。
鬼谷子其人有无是其书真伪的重要依据。《史记》固然有“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的记载，然无可确考，遂成疑案。不过，司马迁的记述，应当说是可靠的，苏秦、张仪以及孙膑、庞涓俱出其门下，也应说不是无稽之谈。后人有的基于“正统”的立场，视之为异端邪说，在心理上原本有一种拒斥的倾向，故以鬼谷子其入不可考而作出《鬼谷子》为后世伪托的轻率结论。姚际恒也说：“其人本无考，况其书乎?是六朝所托无疑。”他是以人考书的。然而，人尚且无考，书何遽断为无？他还指责杨升庵谓《鬼容区》即《鬼谷子》“无考”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鬼谷子》），其实，姚说“六朝所托”更无证据可言。
清代学者虽以“无征不信”为绳墨，只可惜正史中有关鬼谷子的记载除《史记》外，均无直接证据。《隋书》虽有“鬼谷子”三卷，对鬼谷子身世也只有皇市谧不知引自何处的注解，其可信性远不及《史记》中的有关记述。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鬼谷子〉提要》中除沿袭传统注说以外，又引《玉海》所载《中兴书目》之言：“周时豪士，无乡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隐，自号鬼谷先生。”他是信其有而判《鬼谷子》“其文之奇变诡道，要非后世所能为”。这也是以人判书的。但他进一步从内容和行文方式说明该书符合先秦社会风貌，故非后世所伪托。秦恩复则先后在乾隆、嘉庆刊本的序中，据各种传说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
其一，《道藏目录》直以鬼谷子“姓王名翊，晋平公时人”；其二，王嘉《拾遗记》以鬼谷子为归谷，“谓苏秦假托者”，并指出这是由于《苏秦传》有简练揣摩之语，《鬼谷子》有揣摩二篇，“遂附会其说，实无所据。”其三，周时豪士隐于鬼谷者，显然出自皇甫谧的注和《中兴书目》。他虽然说“鬼谷子不知何人”，但显然也是信其实有的。其四，新、旧唐书皆以《鬼谷子》为苏秦所撰，但《汉书》另有《苏子》32篇，“其文与鬼谷不类”，意指《鬼谷子》实乃先秦之作。他还说：“今观其书，抉摘幽隐，反复变幻，苏秦得其绪余……真纵横家之祖也。”
显然，秦氏不仅认为鬼谷子并非苏秦假托而且断定其乃纵横家之祖，苏氏也不过承其风流余泽罢了。如此相互印证，虽仍难免有附会之意，但较前此以往的各种传闻也就充实得多了。这是以书推人的。也就是说，书具先秦之风，战为先秦之作，作者自然也就属先秦时人无疑。
至清末，俞樾著《诸子评议》，涉及鬼谷的有《鬼谷子先生事略》。其实这是一篇系统考证之文，或者说是鬼谷子研究的集大成者。尽管他也承认，鬼谷事迹“详无可考”，但他还是引证各种材料予以比较，以确定其历史价值。
首先，他引述了各种有关鬼谷的记载：汉有《史记》，包括集解，索隐等，杨雄之《法言》与王充之《论衡》，“汉人传说可考者只此而已”。以后有《隋书》皇甫谧注，唐马总《意林录·鬼谷子序》和《中兴书目》，均言周时人。而宋代之晁公武《读书志》所记稍详，曰“战国时隐居颖川阳城之鬼谷……长于养性治身，苏秦（？）张仪事之，受纵横之事。”晁氏还引尹知章叙： “秦、仪复往见，先生乃正席而坐，严颜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云云，似为道家语。其它如高似孙《子略》，陈振孙《书录解题》，钱曾《读书记》等，俞氏概括地说“称引略同”。在读到王嘉《拾遗记》训鬼谷为归谷时，他在详引了其中故事：苏、张二人一日偶遇自称“归谷子”的先生，“教以干世俗之辩┅┅故仪，秦学之以终身”后加按语说：“多附会之词，不可尽信”，表现丁俞氏对资料拣择的审慎态度。
由上观之，鬼谷子事迹，正史所记均不出《史记》之外，唯小说野史，愈晚愈详（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尤为具体），足见后世多附会之说。同时，俞氏又认为陆龟蒙以鬼谷子名王翊，本不详所出，“《道藏目录》直以为姓王名翊，晋平公时人”，尤其是以讹传讹，“殆附会陆诗而为之词”。他通过上述引证与比较而总结说：“综观历代传说，以下判断。知鬼谷先生故为周世之隐者。楚人，隐居鬼谷。尝游于齐，苏秦因以师事焉。其姓字无可考。”
这一结论旨在肯定先秦实有其人，而具体说法尚需推敲。比如楚人之说未免证据不足。当然，在群雄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纵横家游说君王的大局下，“尝游于齐”等意见应当说是接近历史真实的。
俞氏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依据《史记》考察了苏秦、张仪均生在战国中期，因而推定鬼谷子“为战国初期时人无疑”，且大约在墨子、杨朱之后，略早于申不害、商鞅、惠施诸子，或与之同时。此考证虽欠周密，但在同类工作中已领先一步了。鬼谷子其人的存在虽然有助于说明《鬼谷子》一书存在的真实性，但并不等于完全解决了该书的真伪问题。所以，考证其作者及成书时间仍然是清儒的一项重要任务。
《鬼谷子》，因其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始见于《隋书》，而新、旧《唐书》径以苏秦所撰，因而引起揣测和争议。其说不外有自撰及苏秦、汉人、魏晋或六朝人伪托。清儒沿袭前代伪说者，主要依据是《史记》索引“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以及《汉书·艺文志》有《苏子》32篇，并将《苏秦传》中”期年，以出揣摩“句与《鬼谷子》揣摩篇牵合，因而认为《鬼谷子》是苏秦的伪托。近人黄云眉《古今伪书参补证》提出了许多疑问，其中“此书乃由苏秦用苦功读太公《阴符》而来，非习之于鬼谷“之说，不仅持伪托说，而且显然受《索隐》的影响。至于如姚际恒等，认为是六朝人伪托，则不知所出。钱穆先生《鬼谷子辨》云：”后人策士上饰苏秦以为揣摩之祖，而又神之以鬼谷“，“《鬼谷子》则犹为东汉晚出伪书，不得谓今《鬼谷子》即出《汉志·苏子》三十一篇。“他否认《鬼谷子》同《苏子》的关系，却认为前者是东汉人的假名之作。然而，更多的清代学者考证的结论与此相反。俞樾皆一一引述：
纪昀指出：胡应麟说东汉人本苏秦三十一篇，张仪七篇之言，”荟萃为此，而托于鬼谷“， “其言颇为近理，然亦终无确证。“刘向《说苑》引《鬼谷子》”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一段话，今本不载，“或在佚篇之内“。（他指明今本已佚”转丸“与“胠箧“两篇）。由此说明，早在东汉以前，刘向已掌握《鬼谷子》的原本了，西汉以下人伪托之说便失去了立论的依据。他还强调：”其文之奇变诡道，要非后世所能为也。“（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鬼谷子〉提要》）
秦恩复在嘉庆刊《鬼谷子》的序中辩曰：苏子三十二篇“其文与鬼谷不类。使苏秦托名鬼谷，班固何以略而不注？”这-疑问实际上否定了苏秦托名鬼谷之说，应当说是一个较为有力的反证。
著名考据家阮元，尤以乾嘉学派的家法，从音韵学方面说明《鬼谷子》乃先秦时的著述。他说：“元读《鬼谷子》中多韵语，又其《抵巇》篇曰；巇者罅也。读巇如呼，合古声训字之义，非后人所能依托。”所以他的结论是：“是编为纵横家独存之书。” （阮元《鬼谷子·跋》）也就是说，《鬼谷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之一家的独存之书。
番禺凌杨藻《蠡勺编》有《鬼谷子》一节。其言“直以苏秦撰，不可考也”。他说明： 《丹铅总录》有言：“汉艺文志有《鬼容区》三篇，注云即’臾区也’。”《郊祀志》“黄帝得宝鼎，冕俟问鬼臾区”，注云即“鬼容区”。据此他指出，容、臾声相近，鬼谷即鬼容，因容与谷字相似而误也。由此他判定“鬼容区即其名氏，而不得谓《汉志》为无有矣。”也就是说，他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鬼容区》即《鬼谷子》，这就推翻了伪托说怀疑《鬼谷子》汉以前存在的依据–《汉志》中无《鬼谷子》的判断。
俞樾不仅详考了鬼谷其人，并引证了诸家考述，而且他自己还撰写了《<鬼谷子>真伪考》，对《鬼谷子》一书予以精考和详注。他针对新，旧《唐书》乐壹注及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以《鬼谷子》的作者为苏秦之说，旁征博引，考定该书“为苏秦述其师学之作。”
首先，他根据刘向《说苑》、刘安《淮南子》、《史记·太史公自序》、杨雄《法言》与《汉书·杜业传赞》所引《鬼谷子》语，或与之熔会之处，五证《鬼谷子》流布于西汉之前。
其一曰：刘向“固曾亲读《鬼谷》全书，其著录已在《汉书·艺文志》之前”；
二曰：《淮南子》忤合之言凡四五见，“反忤求合，故纵横家之心传……其时必曾见《鬼谷》书无疑。”作者被诛于汉武元狩元年，故是书具传于汉武之前；
三曰：《太史公自序》有“故曰：圣人不朽，时变之守”句，出自《鬼谷子》，亦可为是书存于西汉前之一证；
四曰：“雄固熟诵《鬼谷子·抵巇》篇”，扬雄与刘歆同时，可证是书具在刘歆之前，
五曰：《汉书》“用《鬼谷》书语，而谓其时可无其书，毋乃不合论理。”
上述考证，虽已证明《鬼谷子》非东汉以后之作，但俞氏仍嫌不足，又举晋郭璞《登楼赋》有鬼谷之词；齐马均《物理论·口铭》，因《鬼谷子》之言，熔制成铭；梁刘勰《文心雕龙》有《转丸》、《飞钳》之说，以及与周广业关于陶注的不同看法，进一步说明“《鬼谷子》一书不特传于汉世，亦具存于晋齐梁之世”，“此书历代流传，未尝中绝，不得谓晚出，亦不得谓为伪托。”诚然，所有这些考证只能说明《鬼谷子》一书存于汉、晋、齐、粱而未尝中断，并不能排除苏秦伪托的可能。但他又进一步指出，“此书组织条理系统，原理方法，皆秩然有序，先秦诸子罕有其比。其词义古茂，韵依古声，断非后世所能依托者。”他又举汪中《经义新知录》以及阮元的训诂，结合他自己的校注训释，说明《鬼谷子》既非后世伪作，也非鬼谷子原作，乃苏秦述其师学之作。立论虽异众说，实际上还是卞定八入其书非虚非伪。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俞氏对《汉志》不载《鬼谷子》的原因作了推测，认为该书未经刘向奏录，且其子歆“于古书多篡改，务合己意……已非复乃父为学之忠实。《鬼谷子》书不见录，或在其时已误指为苏氏之作，删并于苏子书。否则为歆所斥为异端而排抑之。”其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鬼谷子》被视为异端而遭排抑的揣测应当说是合乎情理的，未经奏录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之，俞氏详考精析，虽不能断定为鬼谷子原作，但可以肯定是先秦时的作品。他说： “据吾考定为苏秦述其师学之作，其中有为鬼谷传涌于弟子之言，书中凡古韵之文均是。有为苏秦自撰之篇，如《揣摩》及《阴符》、《说解》是也。有为苏子纂集吕尚《周书》之言，如《符言》之录自齐太公《阴符》是也。”尽管他把《鬼谷子》的著作权判归三家，但主要部分还是鬼谷子先生传诵于弟子之言。据此而论，实际作者说是鬼谷也无不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第一，《鬼谷子》自问世以来，长期淹没不闻，实非因其是后世之伪作，而是由于它与所谓的“正统”相悖离。自唐至清，多有人斥其谬、妄，为奸邪、小人之书。所以，清儒对《鬼谷子》考证的意义，首先不在真伪之确定，而在藉对旧学的整理，促使诸多子书（包括《鬼谷子》本身）之复活。
第二，综清代学者所有研究资料，均承认鬼谷子“详无可考”。正史所记，皆不出《史记》之外，而小说野史，愈晚愈详，既无出处可查，纯系小说家杜撰之言。至今看来，唯《史记》所载，是唯一靠得住的资料。据此可以说，先秦实有鬼谷其人，是纵横家苏秦，张仪之师。记述虽简，言之凿凿。
第三，断言为伪书者，多是以人考书的。“人无可考， 书则必伪”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其实，人尚且无考，书何遽断为无？此说未免唐突了乾嘉派“无征不信”的学风。更何况鬼谷子实有其人。
第四，清末俞樾为《鬼谷子》研究的集大成者。肯定该书为先秦纵横家所存之书，既集正史、传说以考其变迁，又兼取真伪说以资比较，其考证之详，远迈前古。
第五，鬼谷子既有其人，《鬼谷子》既为先秦纵横家独存之书，该书的历史价值也就不言自明。李学勤先生最近曾就《符言》篇的行文方式等，进一步证实《鬼谷子》为先秦之作，应当说是继清儒之后的又一重要贡献。就其思想而言，它主张用纵横捭合的交际手段，以解决各种矛盾与冲突，与欧美新兴的交际学在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均多相吻合。对于研究先秦文化、学术，尤其是语言和谋略等，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原载《文献》1996年第3期157-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