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隆、万时期，涌现出两位彪炳史册的人物，这即是王世贞（1526-1590年）与高拱（1513-1578年）。王氏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高氏则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们平素虽然少有交往，但却结怨颇深。故此，王世贞在其史学名著《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六《高拱传》中，用文学虚构或夸张的手法，描写高拱其人是如何倾轧同僚，报复朝官，排斥异己，贪污纳贿，对其总体评价是：“大约新郑狠于信州（夏言），而汰小未甚”；“拱刚愎强忮，幸其早败；虽有小才，乌足道哉！”[1]其幸灾乐祸之意，溢于言表。《首辅传》对高拱可谓是“极口丑诋”[2]，“叙高（拱）多丑词”[3]。
那么，王世贞与高拱到底有何是非恩怨呢？这还得从王世贞之父王忬罹难被杀和平反复官两件事情谈起。王忬父子与严嵩父子，两家原本相好而后积怨甚深。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时任蓟辽总督的王忬因滦河之败，“嵩构之，论死系狱”。王世贞闻讯，立刻解职青州兵备副使赴京，“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严嵩阳语宽慰，而阴持其狱。王世贞兄弟“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叩头求救其父，但均“畏嵩不敢言”[4]。次年，王忬被斩西市。
王忬下狱后，王世贞兄弟为救其父，在求诸贵人中，即有时任裕邸讲官的高拱。而高拱却表示无力相助，由此王世贞怀恨在心，结怨高拱。史家朱国祯说：
高中玄粗直无修饰。王思质（即王忬）总督，其辛丑同年也。王失事被逮，弇州兄弟往叩，高自知无可用力。且侍裕邸，人皆以长史目之，又与严氏父子无交。而思质贵盛时，相待甚薄。比之有事，意下殊少缱绻。弇州固已衔之矣。[2]
高拱与王忬虽为辛丑同年（嘉靖二十年）进士，但二人一文一武，官秩悬殊：高拱当时仅为裕邸讲官，被视为“长史”；而王忬则为蓟辽总督兼任兵部左侍郎，身居高位。他们平素无交，更谈不上深厚情谊。高拱与严嵩父子亦无交情，自知无力相救。不仅如此，高拱其人性格秉直，“粗直无修饰”，直言相告，结果获罪于人。当时，王世贞兄弟在求救其父的许多达官贵人中，如次辅徐阶、李本等也毫无结果，而求救于一个官品甚低的裕邸讲官能有效果吗？即使高拱应酬不周，缺乏同情心，也不应该由此而结怨。显然，王世贞衔怨高拱是不合乎情理的。
王世贞衔怨高拱的另一件事情，是他误认为高拱曾阻挠其父王忬的平反复官。朱国祯说：“比鼎革，上疏求申雪，高在阁中异议，力持其疏不下，弇州怒甚，徐文贞因收之为功。”[2]沈德符也说：“后严败，弇州叩阍陈冤，时华亭当国，次揆新郑已与之水火，正欲坐华亭以暴扬先帝过，为市恩地，因昌言思质罪不可原。终赖徐主持，得复故官，而恤典毫不及沾。”[5]在这里，朱国祯、沈德符两位史家均提出高拱“力持其疏不下”、“昌言思质罪不可原”，即阻挠王忬的平反复官，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据《明穆宗实录》载：“故总督蓟辽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忬子，原任山东按察司副使王世贞上书讼父冤，言父皓首边廷，六遏大虏，不幸以事忤大学士严嵩，坐微文论死。伤尧舜知人之明，解豪杰任事之体。乞行辩雪，以伸公论。诏复忬官。”[6]《明史·王忬传》载：“穆宗即位，世贞与弟世懋伏阙讼冤，复故官，予恤。”《明史·王世贞传》又载：“隆庆元年八月，兄弟伏阙讼父冤，言为嵩所害，大学士徐阶左右之，复忬官。”从这些史料中，可以推知：
其一，王世贞衔怨高拱在时空上是错位的。王忬平反是在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而高拱早在同年五月因与首辅徐阶发生矛盾而称病归里。与王忬平反时间相隔三个月之久，地点相差千里之遥，高拱怎会在新郑故里阻挠京师内阁对王忬的平反复官呢？
其二，高拱“力持其疏不下”、“昌言思质罪不可原”是不实之词。因为王忬于隆庆元年八月平反，是由其子王世贞兄弟亲自“伏阙讼冤”、“叩阍陈冤”的，而不是预先在同年五月高拱归家之前上疏要求平反的。因此，高拱不可能在阁中持有异议，“力持其疏不下”、“昌言思质罪不可原”。退一步说，即使王世贞上疏讼父冤在当年五月高拱归家之前，高拱也不会阻挠王忬平反。因为，当时高拱、徐阶矛盾正处在激化之时，徐阶发动众多言官弹劾高拱，高拱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几个月之内，论劾高拱弹章达30余疏，形成“举朝攻拱”的局面，无奈，高拱只好被迫申辩并请致仕。身处逆境中的高拱自身难保，无暇亦无权阻止王忬平反复官；作为坚持对先朝得罪诸臣不加甄别、一概恤录的首辅徐阶，也不会听任阁员高拱“力持其疏不下”。再说，当年正月至五月，据实录统计，在先朝得罪诸臣中，生者召用复官37人，死者恤录80人，高拱并没有对其中任何人持有异议，加以阻挠，那么有何理由偏偏要阻止素无交往的王忬平反复官呢？因此，所谓高拱“力持其疏不下”、“昌言思质罪不可原”云云，并非历史事实。
其三，首辅徐阶把王忬平反复官收为己功，确是历史事实。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王世贞兄弟“伏阙讼父冤”，徐阶积极为王忬平反复官，其真正目的是可以收誉收功，名垂青史。如史家沈德符说：
当时华亭力救弇州时，有问公何必乃尔？则云：“此君他日必操史权，能以毛锥杀人。一曳裙不足锢才士，我是以收之。”人咸服其知人。[5]
史家的“毛锥”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杀人，也可以媚人，如诋诬高拱，溢美徐阶，即是如此。王世贞曾说：“晚而从故相徐公所得金匮石室之藏，窃亦欲藉薜萝之日，一从事于龙门兰台遗响。”[7]王世贞晚年从徐阶那里得到的藏书藏稿以至面谈中获悉的朝中掌故，或许是他“诬高媚徐”的重要资料来源。不过，以当代司马迁自称的王世贞，并没有继承“龙门兰台遗响”，在史德、史识方面与司马迁相距甚远。
总之，王世贞囿于私人恩怨，摆脱不了一己之私仇，更不能秉持客观公正的治史原则，这是丑诋高拱、厚诬高拱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其史学名著《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拱传》不真、不确的主要原因。对此，后世史家均有明确说明。如，孙鑛说：“足下甚推服弇州，第此公文字，虽俊劲有神，然所可议者，只是不确。不论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其非真，此岂足当钜家！”[8]黄景昉说：“《首辅传》叙高多丑词，至诬以赇贿。即如顺义款贡事，何等大功，仅一二语及之。孙月峯（即孙鑛）谓语出弇州，多不足信，信然。文士视名臣分量终别。”[3]朱国祯说：《首辅传》对高拱“极口丑诋。要之，高自有佳处不可及，此书非实录也。”[2]黄云眉也说：“当谀王风盛时，鑛独于王多所贬损，要足备异说；其‘不真’‘不确’之语，尤为王文之药石欤！”[9](p.2266)可以说，诸多史家的上述论评是确当的，也表明王世贞历史观的严重偏颇。
【参考文献】
[1]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序”、“野史氏曰”。
[2]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九《中玄定论》。
[3]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八。
[4]张廷玉：《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
[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严相处王弇州》。
[6]《明穆宗实录》卷一一，隆庆元年八月丙戌。
[7]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序》。
[8]孙鑛：《月峯集》卷九《与余君房论文书》。
[9]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七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