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史学界不断掀起明史热潮。在这一热潮中，有学者为了塑造张居正“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极力贬损乃至丑诋、厚诬高拱，并反复强调“高拱留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1]（p.141），“张居正接高拱留下来的那可是个烂摊子”[1]（p.193），“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1]（p.156）这种所谓的“烂摊”说，不仅抹煞了高拱的治边功绩，而且也同历史事实相悖。故此，有驳斥之必要。
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举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隆庆后期，官至内阁首辅兼掌吏部事。高拱执政伊始，便面临着嘉靖以来南倭北虏大肆侵扰的局面，边疆局势岌岌可危。为扭转这种局势，他一方面大力推行军事改革，如创建兵部官员储备和特迁制度、边将休假和内迁制度、军备人员不职误事的惩罚之制[2]（卷1），以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又运用“南剿北抚”的靖边方略，大刀阔斧地进行边政整顿，在东北、西南、西北、南方开创了“边陲晏然”的新局面。
寓战于守，寓守于战，取得“辽左大捷”
嘉、隆时期，东北边疆一直受到建州女真及土蛮诸部的严重威胁，“独土蛮獗强，犹昔建州诸彝与之声势相倚，时为边患”[2]（卷2）。为消除边患，高拱采取寓战于守、寓守于战的治辽方略，大力整顿边政。隆庆五年（1571）二月，辽抚李秋免职，高拱欲破格任用张学颜。有人以“未闻时誉”为由，怀疑张的才具。而高拱认为“张生卓荦倜傥，人未之识也，置诸盘错，利器当见”[3]（卷222）。这一提议，得到吏部侍郎魏学曾的支持，“遂以其名上，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3]（卷222）。张就任后，“经画周详，号令明肃”[2]（卷2），与总兵李成梁协力守边，“请振恤，实军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战马，信赏罚”[3]（卷222），战斗力大为增强。十一月，建州女真首领汪住率精兵六千余人，大举内犯。李成梁整兵马，设方略，力战应敌，大败汪住。此役，计斩敌首2人，首级588人，缴获战马600余匹，从此“夷人不敢复来者数年”[2]（卷2）。这即是“辽左大捷”。
高拱认为，“辽左大捷”虽是数十年来罕有的胜利，但决不可骄傲轻敌，尤其是在土蛮“窥伺”之时，更应该严加防范。因此，他致书张学颜：“今土蛮谋犯，既云露形，则防备宜周，仍期一捷，斯国威益振……今须整肃人马，愈加奋励。彼出吾不意，而吾亦出彼不意，大加挫刃，则西北诸酋皆落胆矣。”[4]（卷1）又致书李成梁：“今土蛮谋犯，亦既露形，须再得一大挫，则国威益振，是在将军奋力耳。”[4]（卷1）能否再次挫败土蛮谋犯，这不仅关系到东北边疆能否实现长期的和平安定，而且也直接关系到能否巩固刚刚促成西北俺答贡市的胜利成果。因为东北战局总是与西北战局相互制约的。因此，高拱又致函时任蓟镇总兵戚继光：“西虏新附，而东虏尚然内窥，若遂得志，则有以阴启西虏骄心，虽得贡市不足为罕也。必须大加一挫，则不惟此虏寒心，而西虏亦皆知畏，贡市乃可永焉。况西虏不动，则东虏无援。吾无西忧，则得以专力于东，以防秋之全力专用于失援之虏。”[4]（卷1）在此，高拱从具体战役的分析，联系到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从对东北局势的判断，又联系到西北局势的发展。这说明他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性眼光。
对高拱的治辽功绩，明清时期有其高度评价。《神宗实录》说：“辽东数与虏角一时，督抚剿除，拱主持力为多。”[5]（卷84）王世贞说：“辽东数年用兵，拱善其抚臣张学颜以及总帅李成梁，抚而用之，遂屡胜，成功名。”[6]（卷6）清黄景昉也讲：“辽东土蛮援俺答例要贡，抚臣张学颜不许”，“遂发兵拒走之。俺答闻，益推附焉。张此举有虚有实，得声东击西之势。高文襄果不谬知人。”[7]（卷8）
据实定策，不轻用兵，平息“安氏之乱”
隆庆四年（1570）初，贵州水西发生一起土官仇杀事件。贵竹宣慰使安国亨仇杀已故宣慰使安万铨之子安信，引起安信兄安智的报复，并向抚臣王诤诬告其谋反。王诤信以为真，遂以安大朝为帅，进剿安国亨，结果官军大败。安大朝被革职，王诤回籍听调。安国亨也拥兵自卫，造成对抗局面。高拱复政后，通过深入调查，核准实情，决心改变原来动辄用兵、轻行征伐的处置方略，力争和平解决。四月，他推荐阮文中巡抚贵州，并明示其“安氏之乱本是安国亨、安智夷族自相仇杀，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于我者，何以谓之叛逆？”[2]（卷3）在此，高拱区别叛逆与仇杀，认为叛逆是“敢犯朝廷，背去而为乱者也”，而仇杀是因恩怨而互相残害。二者性质不同，其解决方式也不相同：对前者，必须发兵剿灭，不可轻待；对后者，则应消除恩怨，争取和平解决。“安氏之乱”是仇杀而非叛逆。阮文中至贵州，访得实情，果如高拱所言。但他碍于浮议，不敢骤变前举，具疏请兵征剿。于是，高拱又复书阮文中，要他力争和平解决，反复叮咛不可“过言”，否则“激而成变”，“朝廷欲开释而无其由，安国亨欲投顺而无其路”[2]（卷3）。且安国亨“非我族类”，“本无叛逆之实”，因而不可武力征剿，否则于国于民都是有害无益的。
这时，阮文中奏请发兵征剿，安国亨亦上疏乞求归顺，双方针锋相对，僵持不下。“欲从之，则非计；欲无从，则失威”[2]（卷3）。于是，高拱决定派吏科给事中贾三近前去勘察实情，以便妥善处置。同时，他又致函阮文中，指出安国亨“若负罪是实，非敢负国，则闻科官至必幸其有归顺之路，而服罪愈恳，吾乃只以其本罪处之。若负国是实，而所谓服罪者只以虚言款我，则即发兵发粮屠戮之，未晚也”[4]（卷2）。这一措置既照顾到阮文中发兵征讨的奏请，以防安国亨“负国是实”，又考虑到安国亨乞求降顺的心理，为其服罪听理提供了台阶。当安国亨得知朝廷有据实审理之意，便自出听理，输银41000两以抵仇杀之罪。隆庆五年（1571）十月，安氏之乱获得圆满解决，贵州大局也趋于稳定。可以说，这是高拱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一个光辉范例。
高拱和平解决贵州乱事，后世予以高度论评。《神宗实录》说：高拱“处安国亨之罪，不烦兵革而夷方自服，国体常尊，所省兵饷何止数十万！”[5]（卷370）马之骏说：“处叛逆，处安氏，纶扉幕府之悬绝，呼吸关通，而以竿尺代樽俎，靡不纚纚凿凿，中情实妙权衡，恐又非李（德裕）、寇（准）之所敢望也。”[8]冯梦龙讲：“安国亨一事，若非高中玄力为主持，势必用兵。即彼幸而获捷，而竭数省之兵粮，以胜一自相仇杀之夷人，甚无谓也。呜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9]（卷3）著名学者牟钟鉴先生也说：“开明的民族政策和求实的精神相结合，使他能够从容不迫地解决这一棘手的边境民族事件。”[10]
以抚为主，以战为辅，促成“俺答封贡”
自嘉靖初年以来，西北俺答汗连年内犯，西窥太原，东闯辽左，甚至度紫荆、逼居庸，入古北口而直犯京畿。特别是中期以后，西北边防大坏，致使京师多次戒严。隆庆四年（1570）九月十九日，俺答与其孙把汉那吉因争夺“三娘子”为妻而火并，把汉遂叩关降明。宣大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建议许其降顺，授官优待，借此用和平方式结束与俺答的长年战争状态。边报中朝，廷臣议论汹汹。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皆言：敌情叵测，不可轻许，以免上当。兵部尚书郭乾、侍郎谷中虚态度暧昧，犹豫不决。此时，高拱手握重权，他的决断具有决定性作用。他指出，一些大臣首鼠两端，态度暧昧，是因此事干系重大，不敢承担风险。而他却不为自身利害计，毅然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决支持王崇古受降之议。
高拱认为，把汉投顺是多年难遇的解决边事的大好时机，若能处置得当，势必使西北形势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虏酋款塞，盖数百年所无者……此乃中国利机，处之须要得策”[4]（卷1）。他的策略是：“只宜将把汉那吉厚其服食供用，使过所望，而歆艳吾中国之富贵，而吾又开诚信以深结其心。”[2]（卷4）从长远来说，是示恩于把汉，授予中国名号，必要时可“封之以官，使归领其众”。对当前来说，则可利用俺答爱孙之心，“执此以为挠制之具”[2]（卷4），迫其接受明方提出的以叛逆赵全等人作为交换其孙的条件，力争达成和议。为保证这一战略意图的实现，高拱一再指示前线将领，若俺答拥兵来索，吾则严阵以待。果然，俺答率精锐人马近万，直抵宣府，企图俘获我方将领与把汉交换。宣府总兵赵苛与之大战于带刀岭，俺答大败而归。这时，王、方派其部下鲍崇德前去虏营，晓之以执叛纳款可得其孙之理，而俺答也畏惧形势不利，最终达成和议。据此，高拱便主持奏报，请求穆宗批准。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十三日，得旨谕允，完全同意高拱的谋议，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而后俺答执献赵全等叛逆以示赎过，表示愿意内附。高拱又请封俺答为顺义王，许岁封贡，于是封贡事成，从而解除了二百年来的西北边患，西北边民安居乐业，汉蒙民族和睦相处达三十年之久。
明清时期对高拱这一功绩有着高度评价。《神宗实录》说：“俺答孙降于塞，拱靖归之，遂入贡，因求互市，朝议纷纷。拱奋身主其事，与居正区画当而贡事成，三边宁戢……拱主持力为多。”[5]（卷84）王世贞说：“俺答之孙把汉那吉来降，请归之，当入贡，因与互市。边臣王崇古、方逢时为言于朝，朝议嚄唶不能一。拱奋身主其事，张居正亦和之，所以区画颇当，亡何而贡成。”[6]（卷6）魏源指出：“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11]（卷12）近人邓之诚先生也说：“高拱以招致俺答一事为最成功，虽成于王崇古，而主持者则拱也。隆、万以后，鞑靼扰边之患遂减。”[12]（p.139）
迎头痛击，坚决镇压，遏制倭侵夷叛
嘉靖以来，两广已成造乱之乡。在内吏治腐败，贪贿成风；在边倭寇侵扰，海盗猖獗，沿海百姓深受其害。为扭转这种局势，高拱执政后，采用内外兼治、穷剿镇压的绥广方略。一方面大力清整吏治，如“进士举人相兼选除”、考核“惟以治绩为准”、两广军政“事体归一”[2]（卷5）等；另一方面又穷剿倭盗、镇压少数民族的反叛，并取得了显著实效。
隆庆四年（1570）八月，明将俞大猷和福建总兵李锡联兵迎战海盗曾一本，广东总兵郭成从侧翼夹击，经过多次鏖战，参将王诏生擒曾一本，斩首700余人[3]（卷212）。五年（1571）六月，殷正茂与总兵张元勋穷剿潮、惠贼寇蓝一清、赖元爵、林道乾等部。当时，调集四万大军，数路征讨，贼寇大败。余贼乃凭险自守，官军遍搜深箐邃谷之间，先后俘获大贼首61人，次贼首600余人，破巢穴700余所，擒斩12000有奇，并剿倭寇1000余人[3]（卷212）。六年（1572）三月，抚民许瑞出兵攻剿倭寇，生擒70余人，斩首25级[13]（卷68）。等等。高拱执政时间虽短，但却是遏制倭盗侵扰的关键时期。
高拱还重用殷正茂，率军镇压广西古田韦银豹、黄朝猛的反叛。正茂得授重任，实因高拱力排众议而重用之：“正茂在广时，任法严，道将以下奉行惟谨。然性贪，岁受属吏金万计。初征古田，大学士高拱曰：‘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时以拱为善用人。”[3]（卷222）正茂也确实不负所望，屡建奇功。隆庆五年（1571）五月，他调兵十四万，令总兵俞大猷统领，进剿古田、八寨，斩首8460级，俘获1300余人，并诱斩黄朝猛。其后，古田主薄廖元又智擒韦银豹[3]（卷222）。不仅如此，高拱还妥谋长治久安之策：“善后之计，更须深图，种种停妥，乃可望于久安。”[2]（卷5）并以九封书信指示殷正茂，强调“整顿此方，必当在此时也。过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无济，广东终无宁日矣。”[4]（卷2）应该说，高拱的绥广方略基本上收到了预期效果。当然，对少数民族的过分杀戮，殷、高二人也应该负有主要责任。
高拱的这一功绩，明清政治家和史学家作了高度评价。穆宗认为“平岭表”是其“不世之勋”[14]（卷2）。神宗提出高拱平定“岭表滇南”，不愧“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14]（卷5）。郭正域说：高拱“以殷正茂为总督，促其剿除，勿致养寇。而广东郡邑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遂使广东造乱之邦，乐业而向化矣。”[15]沈德符也说：“初岭外不靖，连年用兵不得要领。时新郑相方兼领铨政，遂用殷为帅……后果奏功如所策。”[16]（卷18）。
总之，在高拱一生事业中，其靖边功绩最为辉煌：“西虏稽颡称臣，东番投戈授首，贵夷詟服，岭寇底宁。”[2]（序）这不仅扭转了嘉靖以来南倭北虏大肆侵扰的局面，开创出隆庆后期“边陲晏然”[17]（列传第92）、“中土平安”[18]（列传卷11）的新局面，而且也为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可以说，张居正的边政功业乃至整个改革事业是对高拱的继承和发展，如果没有高拱奠定初基，万历新政就很难取得更大成效，二者具有明显的传承和衔接关系。如郭正域说，“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15]今人韦庆远先生也说：“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隆庆时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19]（p.5）
如今，有学者仍然把高、张对立起来，固守“褒张贬高”的历史偏见，不顾客观历史事实和明清以来诸多政治家、史学家的论定，提出高拱留下来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完全抹煞高拱的靖边功业。显然，这种所谓的“烂摊”说，是对历史的误读，对读者的误导。
参考文献：
[1]郦波：《风雨张居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2]高拱：《边略》，《高拱全集》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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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拱：《政府书答》，《高拱全集》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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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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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牟钟鉴：《论高拱》，《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
[11]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
[12]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第5卷（上），中华书局，1983。
[13]《明穆宗实录》，线装书局，2005。
[14]高务观：《东里高氏家传世恩录》，《高拱全集》附录一，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15]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合并黄离草》，北京出版社，2000。
[1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
[17]王鸿绪：《明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18]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19]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