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庄子“苦生乐死”生死观的提出
庄子是一个以生为苦，以死为乐，坦然面对死忙到来的人。在庄子看来，整个人生就是一个“苦身疾作”（《至乐》）而又“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的辛苦劳作过程，况且人生充满痛苦，无长久而真实的快乐，“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惽，久忧不死，何苦也！”（《至乐》），那么死就是一种解脱、一种休息：“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宗师》）。因此，在庄子那里，死亡意味着对人生之累的解除，死亡因此而获得的甚至超越生命生存本身的价值：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矉蹙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至乐》）
在髑髅看来，庄子是有人生之累的，而他自己则远身外之祸，长生久存，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和快乐。他逃离了所谓贪家国之事、人伦之情、生死之患等作为人活在世间所要遵循的范畴。而相对而言，没有君臣上下和四时之事以及以天地为春秋则要自由快意多了。在《齐物论》中，庄子又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
乐生恶死者就如同丽姬留恋艾封之地而惧怕晋王之宫一样，最终会发现事实恰恰相反，生并不可爱，死并不可恶，因此会后悔自己当初的想法。这就是说：“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秋水》），因此死亡不仅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且是一种快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脱。更何况，生为漂泊，死为归家：“以生为丧，以死为反”（《庚桑楚》）。他力图解除人们对死亡的的厌恶和恐惧，使人们不执着于生。
在《至乐》篇中，庄子更是借妻子之死亡表明自己对生死的鲜明态度：“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以漠视的态度抛弃现实种种的苦痛之后，生死问题在他这里显得尤其突兀而尖锐起来，他“苦生乐死”的生死观蕴涵着强烈的生存困惑和悲怆感，是一首英雄末路的悲剧挽歌。
二、庄子“苦生乐死”生死观的现实成因
人生在世，都要面临一个人生归宿的终极问题，那就是死亡。庄子和先秦时期其他哲学家一样，认为生与死的问题始终是人生第一位的、最终无法跨越的界限。同样是生命哲学，儒家认为人是天地之杰，万物之灵，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儒家生死观的基本出发点，是典型的乐生哀死者。孔子所谓“其为人也，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一生的基本言行都透露出一种乐生情怀，当得知自己的得意门生颜回死时，孔子悲痛欲绝：“子哭之恸”，禁不住高声呼叫：“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为何作为道家代表人物的庄子，他的生死观却是“苦生乐死”呢？概括起来，其对生命困境的感悟除了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最关键的还是来自对社会的时势之困，它既包括来自上层统治者，也包括来自普通民众对他人生出路造成的困惑，是造成他“苦生乐死”生命困境的根本原因。
不同历史时代人的生存状态，往往受制于特定的时势。处在动乱的历史中，残暴的政治与连绵不断的战争轻易夺去许多人的生命，处在汉末乱世的一代枭雄曹操面对荼毒生灵的战争，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呼喊：“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庄子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并且早了几百年。庄子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高端知识分子，也是关怀民瘼，希望有用于世的，在《人间世》的开头，他虚构了仲尼和颜回对话的寓言，“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表达了他原本救世的雄心，然而，他对统治阶级却也有着透彻的了解，纵观历史，“桀杀关逢龙，纣杀王子比干”，这便是爱国知识分子的下场。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救世如“螳螂挡车”，统治者为争夺政治利益，驱使小吏为其奔逐，人民生活水深火热，浩劫不断，“今世殊死者相枕也，邢戮者相望也”的惨状，庄子认识进一步认识到，在这种环境下，连个人的生死没有任何保障，妄谈实现人生价值了。当一个人既不能改变同时又不能逃避这种险恶环境的时候，他所做的，只有坦然接受。庄子曾借孔子之口说：“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秋水》）。
让他更深刻体会到渺小个人在社会变革面前的无能为力，还有世人逐物趋俗，“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而不自知，倒置之民越来越多。在当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环境下，驱使人们“殉利”、“殉名”、“殉物”，人为物役，而丧失了自己。庄子不由悲叹：“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债。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刻意》）。庸俗者所干的奔驰趋炎的勾当，正是让庄子感到寒心而可悲的所在，他需要对世俗的价值观有深刻的反省，他期待在乱世中走一条保持自己精神独立的不寻常路。
我们发现庄子在《逍遥游》中出现了有关“神人”的描写的影子：“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的“神人”变成了变成了精神超脱的“高士”，他期待那是自己再现实中的化身，但是，这种神奇无比而又飘飘欲仙的境界，在现实中哪里去寻找这样依托的净土呢？从《庄子》一书中我们隐约可以见到庄子身世的信息，他的生活是十分贫困的。他有时靠打草鞋过活，还曾向监河候借过米，见魏王的时候穿的是补了又补的粗布衣，草鞋上的带子也是断了又接起来的。庄子只做过管漆园的小官（漆园吏），但时间不长就归隐了。他的沉痛的现实遭遇，成为“神人”的理想也随之破灭，世俗的社会逼迫到了尽头，他对生死问题也随之大彻大悟。《天下》篇描述庄子对的生死的看法已经合二而为一“生与死与，天地并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个人生死溶入到了宇宙这个生生不息的大生命中，生是痛苦的，而死是超脱并快乐的，“苦生乐死”的价值观在现实中也有了最好的归宿，并得到了永生。
庄子因为时遇乖违的历史环境，他一方面对传统和现实深深不满，时时发出尖锐的批判和愤怒的抗议；另一方面，由于无力改变现实，所以只能“颠覆传统”、在精神世界里寻找安慰。一部《庄子》，其宗旨是要把人从“自丧”中解放出来，个体不必为“生”而喜，更不必为“死”而忧。对死亡之困的观念性的突破，具有精神解放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苦生乐死”的生死观彻底突破了生命的诸种困境，实现了心灵上的绝对自由。
总而言之，庄子“苦生乐死”的生死观，从思想而言，是一种思想的升华，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更是种痛苦逼迫下的突围，是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后的一种消极思想反映，也是无奈却又别具一格的精神创举。庄子在对现实的反抗中取得了精神上的无限扩大的自由与快乐，他对死亡的达观思考给后来的人们创造了充裕的空间去寄托自己浪漫的情思，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刁虎生.庄子的哲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2]郭庆蕃.庄子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M].2000年6月第2版。
[4]蒋重跃.试论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J].文史哲.2004年第4期。
[5]朱鸿、陈鸿儒.庄子的人生观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J].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