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作为人生存的动机或目的，在人们的意识中或隐或显地存在着，驱动或吸引着人类的前进，支撑着人类的文明。自由为何？
“自由”的词源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自由”一词实际源自隋文帝的家庭暴力。隋文帝杨坚有个妃子叫独孤伽罗，他是个“妻管严”。一次，杨坚趁着独孤后生病的时候，悄悄和一位叫尉迟贞的美女发生了关系。独孤后得知他偷腥后，一气之下将尉迟贞杀了。杨坚知道此事之后，觉得自己作为皇帝连小老婆都保护不了，失去了自己做男人的尊严。于是一气之下甩袖子，不听大臣劝，出宫策马狂奔。大臣高颎追上并扣住杨坚的马辔，想劝他回去。杨坚发出哀叹说：“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这就是“自由”一词最早的出处。
盖自由的最基本含义乃是由自己作主，不受限制和拘束。自由首先表现在心理上，意味着心的意愿自然流淌，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心灵的自由必为形体所规范，客观化为人的主体性并显现作用于形体的世界才有意义。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百度百科定义)自由必与实践相联系，必与外在的客体相联系，既与之相联系，则必受之影响，受之限制。自由其实是主体在认识到客观对心灵自由有规范作用的基础上，如何克服客体的影响，摆脱客体的限制。但人们通常对自由仅作目的意义的想象，而不从自由的对立面入手，从而使自由变得离奇甚至荒诞。也就是说，人们往往沉溺于对自由境界的幻想中，无视客观世界对心灵自由的规范作用，从而一味地反抗一切对心灵自由的限制。自由从此角度讲其实是一种自律。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对自由的描述是清晰而精妙的，先哲自中华文明之始，就意识到客观对自由有规范作用，而非单纯地对抗客观的限制。
孔子通过区分义与命，显现自由的意义，显现人的主体性。
孔子之学，概由“礼”观念开始，进至“仁”、“义”，观念。在孔子看来，礼是人们的基本规范，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于是对弟子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的要求。然而《八佾》记述，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在孔子这里成为礼的内在基础。《卫灵公》中记述，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仁、义是礼的实质，礼是仁、义的表现。人所以要有生活秩序，皆因人要求实现正当（仁与义）。一切历史事实、社会事实、心理及生理方面之事实，本身皆不提供价值标准；自觉之意识为价值标准之唯一根源。（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仁与义即是人的自觉意识。
《述而》记述，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里仁》记述，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有未见力不足者。
这些论述凸显了人的主宰，人的自觉。但这些论述，皆是在知“命”的前提下展开的。《尧曰》记述，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知天命，即知客观限制之领域。人作为一经验存在物，无论在物理或心理层面上均处于一系列条件中。一切经验事物在性质与关系上皆是已定者，就此而论，孔子遂有“命”概念。客观世界有一理序，亦即有一定限制。人在经验生活中的一切遭遇，在此意义上亦是被决定者。此即显现事象系列之必然性，即孔子“命”之意义。（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
孔子通过区分义与命，对自觉之主宰与客观之限制同时承认，各自划定其领域。孔子不奉神权，不落物化，不求舍离，而以自觉主宰在自然事实上建立秩序。人作为经验存在，全无自由可说，亦无主宰可讲；但作为自觉活动者，可以在自觉处显现其自由及主宰。前者是命，后者是义。人只能在义处作主宰，所以人要对是非善恶负责；人不能在命处作主宰，故成败得失，非人所能随意掌握。人的自由只能在义之领域上成立，人不能自作主宰处，便只有事实，无自由可言。孔子的自由其实也是一种道德自律。
《宪问》记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依孔子言，能知义与命，即明朗观见必然与自由，显出人所能努力之领域，人只能在求仁义（正当）上努力，亦只能在此处表现其主宰性，表现其自由。此后孟子之四端说，宋明之理学，皆是在此领域上的开拓。孔子的伟大即在与他为后学开拓出一个新的自由王国，他的这种开拓、革命精神，他提出的礼制，其实是对当时权贵的骄纵和无序的批判和纠正，是一种平民革命；孔子的伟大亦在于他意识到客观对自由有规范作用，而非单纯地对抗客观的限制；而决不在于《论语》中的教条。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讲：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即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立人极”就是后儒对自由的追求。中华文明亦在此追求的驱动下，衍生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人文素养，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