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是北宋时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他虽然不是词的专门家，然而也写了一些词，并且对当时及后来的词坛有很大的影响。《东轩笔录》云：“范希文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阙，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东轩笔录》卷十一）可是，关于写边塞生活的词，“今只存‘衡阳雁去’一调。”（《疆邨丛书》）在《疆邨丛书》中，有《范文正公诗余》一卷，其中除【渔家傲】外，还有【忆王孙】、【苏幕遮】、【御街行】、【剔银灯】和【定风波】。【剔银灯】一首，是否真是范仲淹所作，笔者颇有怀疑，特留待后面论述。【忆王孙】一首，今人唐圭璋先生和龙榆生先生均考定乃李重元所作。唐圭璋先生在《全宋词》卷二十一中写道：“《疆邨丛书》本《范文正公诗余》系用曹君直校补岁寒堂刊《范文正公集补编》本，但第一首【忆王孙】‘飕飕风冷荻花秋’一首乃李重元词，见《花庵词选》。”《花庵词选》卷七有李重元【忆王孙】四首，名曰：“春词”、“夏词”、“秋词”、“冬词”。其第三首“秋词”（“飕飕风冷获花秋”），与疑作范词“秋思”的那首完全相同。《花庵词选》是最早记载范词的词集之一，成书时间与范、李二氏所处的时代是比较接近的。因此，唐龙二先生的论断是可信的。
一、范仲淹的词的主题思想及其风格的多样性
依据主题思想性及风格的不同，我把现存的范词归为三类（【剔银灯】因存疑，另外论述）。【苏幕遮】和【御街行】是一类；【渔家傲】是一类；【定风波】是一类。今分别论述如下。
【苏幕遮】（别恨）（注一）
碧云天，
红叶地。（注二）
秋色连波，
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
芳草无情，
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
追旅思；
夜夜除非，
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
酒入愁肠，
化作相思泪。
（注一）题曰“别恨”，有的版本作“秋思”，此从《花庵词选》。
（注二）《词综》与《疆邨丛书》均作“黄叶地”，此从《花庵词选》。
【御街行】（秋日怀旧）
纷纷坠叶飘香砌。
夜寂静，
寒声碎。
真珠廉卷玉楼空，
天淡银河垂地。
年年今夜，
月华如练
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
酒未到，
先成泪。
残灯明灭枕头欹，
谙尽孤眠滋味。
都来此事，
眉向心上，
无计相回避。
【苏幕遮】和【御街行】写的都是传统题材，写的景色都是深秋的景色。
关于【苏幕遮】的主题思想，黄蓼园云：“按文正一生，并非怀土之士，所谓乡魂旅思以及愁肠思泪等语，似沾沾作儿女想，何也？观前阕可以想其寄托。开首四句，不过借秋色苍茫以隐抒其忧国之意；‘山映斜阳’三句，隐隐见世道不甚清明而小人更为得意之象；芳草喻小人，唐人已多用之也。第二阕因心之忧愁，不自聊赖，始动其乡魂旅思而梦不安枕，酒皆化泪矣。其实，忧愁非为思家也。文正当宋仁宗之时，敭历中外，身肩一国之安危，虽其时不无小人，究系隆盛之日，而文正忧愁若此，此其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矣。”（《蓼园词选》）这种解说，确实是穿凿附会，正如胡云翼所说：“黄蓼园所赋予这首词的思想意义，完全是外加的。”
【苏幕遮】，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写恋人之思的。杨慎在《词品》中说：“二公（韩魏公、范文正公—笔者）一时勳德重望，而辞亦情致如此，……”《词苑》云：“范文正公【苏幕遮】‘碧云天’云云，公之正气塞天地，而情语入妙至此。”（《历代诗余》引）夏承焘、怀霜在《范仲淹多样风格的词》中写道：“这两首词（指【苏幕遮】和【御街行】——笔者）都是描写儿女离情的，……”（见1962年6月8日文汇报）
我不同意以上说法。我们不应该因为屈原和唐人用“芳草”喻小人，就认为范词中“芳草”亦喻小人；不应该因古人多用“芳草”喻离别，就认为范词中“芳草”亦喻离别（夏承焘和怀霜的文章中有“芳草无情，只是暗点离别”等语）；也不应该因为看见【苏幕遮】中有“相思”二字，就认为它是写儿女情事的，因为“相思”也是有多种多样的。我们应该从通篇来分析它。
既不是“忧天下”，又不是“怀情人”。这首词到底写的是什么样的主题？张惠言《词选》说：“此去国之情。”这说得比较近似。但这“国”是什么“国”呢？范仲淹没有离开过祖国，不可能有怀念祖国之情，因此，这“国”并不是“祖国”。范仲淹由于党争，佞人的排挤、谤议，受贬几次，在朝庭站不住脚，自己也曾好几次请命外出作地方官，因此，不至于有怀京都之情，这“国”也不大可能是“国都”。从上所言，再从该词的通篇来看，我认为【苏幕遮】所写的是怀故乡（古人有称“故乡”为“故国”者，张惠言所谓“国”，应指此），念亲友（包括志同道合的同僚）之情。下段就这方面试作分析一下。
【苏幕遮】上片着重写景，下片着重抒情，同时，上片亦是情语，下片亦有写景，可以说是情景交融的。上片写的是深秋傍晚，下片写的是入夜后的事。在深秋的一个傍晚，登高楼而远眺，看到的是“碧云天，红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在这开阔的境界中，看到“天接水”的远方及逐渐伸延到斜阳外的芳草，作为旅人的、政治上屡遭挫折的、有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的范仲淹，自然会引起怀念故乡和故乡亲友（包括志同道合的同僚）的感情。下片的“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正道出了他忧思之源。范仲淹也是有乡土观念的，不象黄蓼园所说的“文正一生并非怀土之士”。他在显贵以后，常把“恩例奉赐”拿到家乡去散给族人。且买田于苏州，号曰“义庄”，再以“义庄”的出息赡养族人。虽然，一首词不一定就是写作者自己的事，但总是灌注入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我想这首词，正写出了范仲淹因为久离家乡和亲族、羁旅在外、感到寂寞孤单，所引起的怀念家乡和亲友的思想感情。
【御街行】的主题比较不好理解。从字面上和词的意境上来看，它是通过在深夜里所见所闻所为所感的描写，表现了一个人的爱情失意、恋人之思，自然也体现了作者的以孤寂感和其他种种积郁。但也许作者另有寄托。前人常以写怀情人来表达怀念国君的感情。范仲淹是个忠君爱国者，曾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屡次进谏而不顾利害。他虽然屡次遭贬，但他认为是皇帝左右的吕夷简等人排挤他的结果，因此他不至于怨恨皇帝（他参加党争时，斗争矛头是指向吕夷简等人的）。相反地，他还提出许多维护皇帝统治的主张（虽然代表了当时较进步的中、小地主的利益，客观上也符合了当时人民的一些愿望，但本质上是为封建王朝服务的）。因此，他遭贬或事边时怀念国君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这词的主题真是这样，那么，根据上面所言，这个主题的两面性——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又有值得否定的地方——是很显然的，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其是否真有这样的主题，大家还可以研究，这里仅是把问题提出来而已。
现在，就以前一种解释来分析一下这首词。
【御街行】所写的景致，全是深秋夜晚的，比起【苏幕遮】来，这秋意还要更深。【苏幕遮】中，秋，只深到叶红的地步，而【御街行】所写的秋，则已到了“纷纷坠叶”、“寒 声碎”的程度了，已接近冬天了。在静寂的夜晚“真珠廉卷玉楼空”，不见所爱，只见“天淡银河垂地”，显得非常孤寂、空虚。“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这就是他孤寂、空虚和忧郁的原因。这里，有对所欢的怀念，也对有家不能团聚的现实所发出的不满和愤慨。下片写了愁闷无法解脱的情景，以酒解愁更相思，愁苦真是太深了，通篇是哽咽，句句是哭诉。然而与前首一样，是低泣，是抽噎，而不是大哭，这就写出了愁深的不可测。
我们怎样评价【苏幕遮】和【御街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呢？
【苏幕遮】里所反映的爱家乡、爱亲友的思想感情是封建社会中进步知识分子的常情。这种思想感情，与范仲淹的忠君爱国思想并不矛盾。他爱国，自然爱家乡和家乡的亲友，也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历史上的范仲淹是个正直的士大夫，他的政治主张虽在本质上是维护封建统治，但在某种意义上或多或少表现了他对当时人民的体恤，即对人民处在大官僚大地主的盘剥之下，处在天灾的威胁之下，或多或少有些同情，这在他做地方官时开仓济灾民和兴修水利使沿海人民少受海潮威胁就可以表明，他对于故乡的好亲友大概是抱着这种心情的，他自然是把故乡亲友当成必须体恤的对象。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故乡，也自然是他这“天下”的一部分。那么对于长期羁旅在外的范仲淹来说，家乡亲友的喜怒哀乐也就是他的喜怒哀乐。这就是说，对家乡和家乡亲友的怀念所引起的“忧”也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的一部分。对大的方面——国家——的忧，和对小的方面，具体的方面——家乡、亲友——的忧，构成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的具体内容。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口号，在北宋初的范仲淹能够提出来，不能不说他具有进步的世界观（因此，【苏幕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意义）。然而，他这种世界观，并不象有些当代人引用时所体会的那样单纯，那样进步，而是有局限的（我指的是范仲淹提出这种口号时所呈现的本来含义）。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所谓“天下”，是包括中、小地区在内的帝王的天下，跟人民的天下是有距离的。因此，这种怀念家乡和亲友的思想感情实质上乃是封建士大夫的。我们再来看看他所谓的宗族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他说：“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圣，得至大官，如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何以入家庙乎？”（《范文正公集、年谱》）他不肯“独享富贵”是对自己宗族而言的。他这段话中，显而易见，他把自己得大官当作为本族人谋利的途径；他把恤族人当成自己的责任，可是仍旧从“我”这个角度出发——以恤人乐己，是为了对得起祖宗，不至于在祖宗面前处于尴尬地位。在今天看来，他恤族人的做法，实际上是剥削他地之人，以富本乡之亲之戚之友。这是值得批评的地方。
【御街行】与【苏幕遮】一样，使人读之感到压抑，心情沉重，而且更甚。在封建社会里，妻离子散是常有的事，而在宦海中浮沉的范仲淹，也存在着有家不能团聚的悲哀；就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一首词与【苏幕遮】一样，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苏幕遮】反映了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离乡背井而怀念家乡和家乡亲人的苦闷）。换句话说，这两首词都揭露了当时背井离乡的知识分子的苦闷，从侧面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御街行】所写的儿女之情也是干净的，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虽然缠绵悱恻，却没有花间派那样不堪入目的东西。
【苏幕遮】那种怀家乡、念亲友到忧思冲冲积郁化泪的思想感情，是与我们为了改革开放和世界和平事业、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而志在四方、以四海为家在外工作或学习的人不融洽的。如果谁再有象【苏幕遮】那们的思想感情，就与当今时代精神和我们的志向意愿脱离了。而【御街行】那种思想感情，在今天自然也是不该存在或不复存在了。
【苏幕遮】和【御街行】，一写对家乡和家乡亲友的怀念，一写对远方情人的相思，写的都是忧愁和苦闷，都以“柔情”“丽语”见长，风格基本上是婉约的。正如胡云翼在《宋词选》中所言：“还没有摆脱‘花间’派绮靡的风格，但骨力则较为遒劲。”必须指出，这两首词已没有“花间”派的脂粉了。夏、怀二先生在《范仲淹多样风格的词》中写道：“这两首词的风格，虽然与豪放的【渔家傲】不同，但气象在‘花间’温、韦之外。”这话是不错的。但他们又说：“这两首词……表面上虽然婉约，而骨子里却仍然是豪放的”这句评语只适用于【苏幕遮】。起句“碧云天”谭献评之为“大笔振迅”（见《复堂词话》）是恰当的，其上片虽含忧思，写的秋景却是开阔、豪爽和有气魄的。而【御街行】虽有“天谈银河垂地”这样“空灵”的句子，却不能减少其通篇的萧煞凄凉甚至阴暗（尤其是下片）的气氛；其表达的感情也比较缠绵悱恻，不似【苏幕遮】那样干脆利落，因此说【御街行】“遒动”尚有，却不“豪放”。
【渔家傲】是范仲淹讨西夏的产物，是现存范词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高的一首，最能体现他的人格、雄心壮志和平定边患的政治主张的一首。它通过对西北边疆生活的描写，表达了“燕然未勒”、壮志未酬的感慨，同时也写出了自己念家的情绪和对镇边士卒生活艰苦表示同情的思想感情，有着当时极可贵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这首词写了边塞悲壮的景色，在悲壮的景色中想到家，可是，他没有沉缅于思家，而是同时想到“燕然未勒”，这就难能可贵了。其全词是这样的：
寒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闲。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关于这首词的起句——“塞下秋来风景异”，谭献评之为“沈雄似张巡五言”（见《复堂词话》），我认为，就通篇讲，也可以说是“沈雄”的，一面是沈郁苍凉，一面是雄壮慷慨；二者是统一的，属于豪放派，如彭孙遹所言：“苍凉悲壮，慷慨生哀。”（《金粟词话》）但这种豪放不同于今天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豪放——昂扬奋发，因为它“慷慨生哀”，情绪是惆怅的，基调是低沉的，这是范仲淹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在封建社会中的士大夫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雄伟气魄，作为当时政治上，经济上势力较薄弱的中、小地主在政治上、文化上的代表范仲淹，当然更不会有我们今天的革命乐观主义——对革命胜利的自信，即使古代豪放派的代表词人辛弃疾的代表作【破陈子】也不免有感伤，“可怜白发生！”表现了对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失去了自信（这是个人的理想没有融入大众的、历史潮流的结果）。范仲淹看到要实现自己“勒铭燕然”的理想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怎么能不会有感伤呢！
关于【渔家傲】的豪放之中为什么有着两面性的问题，马茂元在《范仲淹的词》（1962年2月24日文汇报）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我完全赞同。他在详细地论述了【渔家傲】的主题思想与艺术效果和矛盾、词的艺术效果与范仲淹为人的矛盾之后，找出了其矛盾的根源，最后他概括起来说：“表现在词里的，由于他关怀现实，有着深广的义愤的主导的一面，所以排奡，所以沉郁；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所以哽咽，所以悲凉，所以情调低沉。两种互相排斥的因素对立的统一，也是词风和人的统一。”关于这个问题马氏在文章中说得很详尽，不须我多说了。
这首词使范仲淹在词史上有特殊地位。在这首词产生之前，还没有一个文人以这样豪放的风格去写边塞生活来表达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这首词是爱国词。决定范仲淹是个爱国词人的当然不是以这一首词作为唯一标志，因为范仲淹在政治上本来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这首词的确也是他被称为爱国词人的标志之一。
范仲淹是个忠君爱国者，他爱的国是封建帝王的国，是他希望能为自己阶级——中、小地主——谋利益的国，因此，范仲淹的爱国主义，与当时人民的爱国主义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希望平定边疆，体恤戍卒的艰苦，是与当时人民利益相通的。他在这首词中所表现的忧，固然有他因时代和阶级局限所造成的思想感情的弱点，但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思想的表现。他体恤戍卒的艰苦，能体会他们的感情（“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把自己思想感情与戍卒的思想感情等观了；事实上，这首词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在当时戍边士卒中的确也是有的）。跟他在江淮一带做地方官对开仓济灾民和为人民兴修水利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他一向很强调做事要“合民心”。要平定边疆，减少人民和士卒的痛苦，自然也是他要合民心的一种表现。我们今天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人民在反侵略者的斗争中是昂扬慷慨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对于【渔家傲】那种抑郁情绪自然不能相通；但对范仲淹在当时有这种思想感情，我们仍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值得敬佩的。这首词，对于今天的我们，不仅有认识价值，而且，只要能正确地对待，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仍然对我们有教育作用。
关于这首词，人们论述了很多，此处不再详细分析，只是对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唐圭璋在《范仲淹》（见1961年6月号《雨花》）一文中写道：
“他曾经以出征日久无功，请贬官处罚，正说明他当时的处境。欧阳修称这首词为‘穷塞主’之词，也是实录。不过，防止敌人的侵略是正义战争，范仲淹为三军统帅，保卫祖国边疆，应该具有‘终刚强兮不可陵’的英雄乐观主义，鼓励士卒，积极进取，消灭敌人，收复失地，不应该流露这种伤离念远，怀乡怀家的心情，以致士气消沉，日久无功，这是他对战争性质认识不清，同时也说明他的软弱性。因此，他只筑城、修寨、练兵，做到暂时的、消极的防御，却不能勒铭燕然，奏凯归来，这就有愧于汉代的‘龙城飞将’了。”
唐氏这段话，我有不同意的地方。
“防止敌人的侵略是正义战争，范仲淹为三军统帅，保卫祖国边疆，应该具有‘终刚强兮不可陵’的英雄乐观主义，鼓励士卒，积极进取，消灭敌人，收复失地……”这种主张倒是不错的，但针对这首【渔家傲】来发这种议论就不是知人论事了。在积贫积弱的北宋初期，有政治眼光的范仲淹在一度强大的西夏面前，怎么可以、怎么能够对这次讨西夏战争的前途抱盲目乐观的态度呢？我看，他在这首词里所表现的忧愁之因不仅是因为自己未勒铭燕然而又年老所以叹息，而且是因为他看到赵宋王朝一味采取妥协政策和积贫积弱，根本不可能取得对西夏战争的彻底胜利，——这是使这位爱国者最悲哀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盲日乐观，不是自欺欺人吗？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渔家傲】所表现的抑郁感情，还是比较合于历史现实的。“战胜归来飞捷报，玉階遥献南山寿”的情况虽然也是有的，但不是时代主流，不是典型的情况，只是欧阳修虚张声势，粉饰现实罢了。（在这里，我不是要赞扬范仲淹的那种抑郁感情，而只是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的产生是有必然性的，不能过分责怪范仲淹，当然，他那种抑郁感情与今天的革命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只能这样批评范仲淹：对于因为北宋政权的腐败而不能在对西夏战争中取得彻底胜利这一点，不该仅停留在哀伤这一步，还应该更进一步，激愤地或辛辣地揭露朝庭的腐败。按他在党争中的言行来看，这一要求不会过分，他是可以办得到的。范仲淹自己镇边过程中，是有“积极进取，消灭敌人，收复失地的，只是消灭的敌人不多，收复的失地不多而已，但这不能完全归罪于他，归根到底是整个北宋王朝国防力量薄弱所造成，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扭转整个局势的。
“……不应该流露这种伤离念远、怀乡怀家的心情，以致士气消沉，日久无功，这是对战争性质认识不清，同时也说明他的软弱性。”这话也有可商榷的地方。这首词的基调低沉，没有老当益壮的情怀和在边疆伤离念远、怀家怀乡，除了时代和环境的原因以外，的确也表现了他的软弱性——政治、经济上地位不巩固的、软弱的中小地主的软弱性。但也应该看到，他在伤离念远、怀乡怀家的同时，不是有“燕然未勒归无计”的感慨么？换言之，在伤离念远、怀乡怀家的同时，还想到对敌斗争未胜利不能随便回家这点，而且还选取后者为上，在两种思想感情矛盾的情况下，他已经让前者服从后者。我认为这正是他“积极进取”精神的表现。说范仲淹在【渔家傲】中流露了“伤离念远、怀乡怀家”的心情，就“以致士气消沉，日久无功”，不仅夸大了这种情绪、这首词的影响程度，而且模糊了北宋士气消沉的根本原因。北宋边防士卒士气消沉不能归罪于范仲淹。这是北宋当局一向屈辱投降的结果。北宋的士兵，原是积极反抗侵略的，譬如北宋对遼作战时，在主战派寇准的坚决要求下，真宗不得已而亲征，真宗渡河时，宋军踊跃欢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可是，真宗却急于求和，情愿每年按量给遼以贡赋，遣使往议岁币时，无耻地说：“必不和已，虽百万亦可。”这怎么能不叫士兵将领们失望呢！反过来看，范仲淹是有“勒铭燕然”的雄心壮志的，在日常军务中，他大概也不会不注意鼓励士气的，并不会不注意检点自己对部下的影响。他实际上，已经做到“号令明白，爱抚士卒”（《宋史·列传七十三范仲淹传》）。唐氏说范仲淹守边“日久无功”也是失实的。如果说北宋征西夏“日久无功”是可以的，说范仲淹镇边“日久无功”是不可以的。他筑城防守，使“贼亦不敢辄犯其境”（《宋史·范仲淹传》），敌人说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在北宋积贫积极弱的条件下，在西夏强盛的条件下，能够使敌人不敢犯境，是不简单的事了。这是很大的功劳，当时民歌就把他描绘成“西贼闻之惊破胆”的英雄。那么他为什么还屡次请罪受罚泥？我认为有两种原因。他在镇边时是做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权力是不大的，他的行动还要听别人指挥，这就使他不能很好地实现他的许多好主张；他请贬，在这种意义上说是对朝庭不能重用他的一种消极的反抗。他是想“勒铭燕然”的人，即有彻底击溃敌人、永久安定边疆的理想的人，他是不满足于仅能防守的，请贬受罚，在这种意义上说是他自惭自责的一种表现。唐氏说他“只能筑城，修寨、垦田、练兵，做到暂时的、消极的防御，却不能勒铭燕然，奏凯归来，这就有愧于汉代的‘龙城飞将’了。”这也不很妥当。范仲淹不能勒铭燕然，奏凯归来，这不是范仲淹的过失。北宋不是出“龙城飞将”的盛汉。他“筑城，修寨、垦田、练兵”是不能视为消极的，相反，这正是他积极的军事策略。北宋建立以来，为消除唐的藩镇割据流弊，极力加强中央集权，罢功臣典禁兵，萃集精兵于中央，边城则更番戍守，造成兵不识官、官不识兵，不能应付边防之急——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北宋兵多而杂散，军费开支大，疲兵不知战——积弱不振。在这样的条件下，范氏采取“筑城，修寨、垦田、练兵”的办法，以整顿军容，减轻人民负担，积蓄力量，以待来日“勒铭于燕然”，不是很明智的做法么？我认为范仲淹的这种做法不仅只是为了暂时的防御，而且是百年大计。如果象韩琦那样采取冒险主义态度“置胜败于度外”轻易出击，就非象韩琦那样惨败不可。说范仲淹对战争性质不该认识不清，也要具体分析。如果这种说法是指他没有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自然是正确的，因为它指出了范仲淹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但唐氏的论点说的不是这个，而是以此论点作为原因，推论出范仲淹抗敌不积极的结论，这就错了。范仲淹的思想主导面是正统的儒家思想，其核心除了忠孝仁爱之外还有超越当时水平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那么，他为了维护汉民族的政权（在当时符合汉族人民的愿望），常常忧虑国家的外患是必然的（他在一次十项谏议中就有“修武备”一项）。因此，他虽然不能正确地认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性（关于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中国古代是有传统概念的，各家有不同说法，按儒家正统观念看，外族的侵略和臣民的反叛等引起的战争都是不义的，反之，讨外侵、压内乱的战争是义的，我想范仲淹也是有这种观念的：但这种观念有值得批判的地方，因此我这里说“他……不能正确地认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性。”）但他对这次讨西复的战争是会积极的，因为这次战争是合乎他的政治理想的。
以上说了许多，似乎是题外话，但实际上，弄清这些问题，对理解【渔家傲】来说，是很必要的。
【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
罗绮满城春欲暮，
百花洲上寻芳去。
浦映□花花映浦。（□内为缺字。下同。——引者注）
无尽处，
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
功名得丧归时数。
莺解新声蝶解舞。
天赋与，
争教我辈无欢绪！？
【定风波】初见于元人李治（仁卿）《敬斋古今黈》卷之三，前人皆无论述，本文试论之。
题为“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白花洲”。穰，即穰县，故城在河南邓县外城东南隅。“百花洲”在河南邓县城东南隅，范仲淹营为游咏之所，大概是穰城（即穰县县城）的郊区。范仲淹五十七岁知邓洲，五十八岁时曾写《中元夜百花洲作》一诗，其中有“百花洲里夜忘归”句，故【定风波】定是五十七岁之后的作品，是记常游百花洲之事而抒己之志的作品。
【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捨，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
【定风波】揭露和抨击了北宋王朝表面繁华实为软弱腐败、政治黑暗的现状，希求一个清明世界，这是应该肯定的。然而，作者寻求的道路是不正确的，他未主张积极斗争，而是回避斗争，退隐避世，想到山林之间寻求个人清静，他这种对朝庭不合作态度采取了消极方法来表现，这是应该批评的。他在仕途受挫政见受折、阶级斗争激烈的情况下，退隐避世，这是他消极的一面。我们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在振兴中华、建设民主文明富强祖国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许多矛盾和困苦，但我们不能有范氏那种消极退隐、钻到个人小天地里求安逸的思想感情，走到辜负人民希望、与时代背道而驰的路上去。“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啊！
历史上的范仲淹是位正直的正面人物，但他确实也有消极的东西。他的每一首词都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虽然各首中这两个方面比例不一样。我们在肯定其积极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其消极一面，特别是他爱在词中写秋景来宣染感伤情绪，在词中吟唱低沉调子等方面，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因为它跟今天的时代精神是不能调和的；可是，范仲淹有很高的艺术技艺，这些词所宣染的消极感情，比较容易影响今天人的思想感情，特别能影响比较脆弱的人。
关于范词的风格，可以这样总述：他的词有两种风格——豪放的和婉约的。【苏幕遮】和【御街行】是婉约的，但【苏幕遮】有豪放的成分，【渔家傲】是豪放的。【定风波】的风格是飘逸；它有婉约的一面，但偏于豪放。
二、范仲淹的词在词史上的地位
北宋初期，整个文坛都是继承唐末五代余风的，在词方面也是“花间”、“尊前”词风占优势。但在北宋初，范仲淹在词方面，除了继承前代词风之外，还进行了一些革新。范词无论在题材和主题方面还是词的风格方面，都表现出承前启后的特点。范仲淹的词写了边塞生活，游宦怀乡念家之情，爱情失意和归田退隐之思。这些词的题材和主题有的前人写过，但范仲淹对其有所发展；有的前人没写过，是范仲淹开拓的。范词好的风格除了继承前代的婉约以外，还创立了豪放风格，这是词史上文人词的一个重大变革。现在就范词的题材主题方面和风格方面的继承和发展情况略谈一下。
先谈继承方面：
“花间”、“尊前”以来，文人词多写男女之情，游子怀家念亲友的题材和主题也是常见的，其风格是婉约的；范仲淹的【御街行】和【苏幕遮】显然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范仲淹【渔家傲】通过边疆生活的描写，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和对戍边士卒生活艰苦的同情。这种题材和主题在敦煌曲子词的民间词作中早已有之。敦煌曲子词的写作年代，最早的在七世纪中叶，大都是民间作品，比起文人创作的词来，要早得多。其中写边疆生活的词中，有的词对外族侵略者表现了强烈的憎恨和爱国主义（与忠君联系在一起）思想感情。例如：
【菩萨蛮】
敦煌古往出神将，
感得诸蕃遥钦仰。
效节望龙庭，
麟台早有名。
只恨隔蕃部，
情恨难申吐。
早晚灭狼蕃，
一齐拜圣颜。
这里，虽然有忠君思想，但“灭狼蕃”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比范仲淹【渔家傲】所表现的更加昂扬。至于边塞士兵的劳苦，在敦煌曲子词中也有反映，只是通过闺妇征人来表现而已。写边塞景象凄凉的也有，甚至直接说“边塞苦”，希望为国出策定邦的也有，如说“何时献得安邦计”【菩萨蛮】即是。敦煌曲子词中还有很多写战争场面的，很是壮烈。象【剑气词】“第一”中“闻贼勇勇勇，拟欲向前汤。心手五三箇，万人谁敢当。”“第二”中的“丈夫气力合，□箇拟当千。猛气冲心出，旹死亦如眠。”则写出了边防士卒对敌人勇猛作战的英雄气慨，这远比范仲淹的【渔家傲】来得有气魄。我想以上谈到的这些，对范仲淹的【渔家傲】的题材（边塞生活），主题（爱国主义，戊卒生活艰苦的同情和定边壮志）和风格（豪放感慨）都有影响。
在唐代早期词中，就有一些描写边塞生活的文人词，如韦应物的【调笑令】：
胡马，胡马，
远放燕支山下。
跑沙跑雪独嘶，
东望西望路迷。
迷路，迷路，
边草无穷日暮。
戴叔伦的【调笑令】（“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都是笔调高旷，意境开阔之作。这些词对范仲淹的【渔家傲】也会有影响的。
以上谈的是范词的继承关系，下面谈谈范词的发展和开拓方面。
敦煌曲子词中虽然已有许多词写了边塞生活，且通过它表达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写了战争场面，反映了戌边士卒的劳苦；而且这些词多数具有豪放、昂扬慷慨的风格，但这些都是或几乎都是民间创作。在文人词中，范仲淹的【渔家傲】显然是个创举。过去的文人词，还没有象【渔家傲】这样，通过悲壮的边塞生活的描写来表达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和定边的雄心壮志，以及对戌卒生活的艰苦表示同情。【渔家傲】的风格，在文人词中更有划时代意义。前代文人词中虽然也有写边塞生活的，但没有范词【渔家傲】这样豪放，这样强烈的爱国主义，韦、戴的边塞词虽然开阔，却比【渔家傲】悲凉得多，艺术性也比【渔家傲】差。
范仲淹的【定风波】写了对宦游生活的烦腻，这方面，与他同时的柳永也有类似的作品，如【鹤冲天】（“黄金榜上”）表现了宦途失意的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饱含激愤，却是玩世不恭的。而范仲淹的【定风波】则对官场不满的同时，对自己想离开官场另寻他途抱着乐观态度，词里的表现的内容也比柳永的【鹤冲天】来得高洁。这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扩大词的题材和主题方面有些贡献。
范仲淹以豪放的风格把边塞题材带入词坛，并通过这种题材来抒发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这对文人词来说，是个创举。【渔家傲】的出现，扩大了词的题材和主题，使词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内容和豪放的风格，起着扭转唐五代以来糜丽词风的作用，成为使词由“花间”、“尊前”糜丽婉约词风过渡到苏轼、辛弃疾粗犷、清新和豪放词风的媒介和桥梁，成了苏、辛豪放派词和边塞词的先驱。
总之，范词的题材和主题有传统的也有新发展的；范词兼有两种风格，甚至两种风格统一于一首词中。因此，我们说，范仲淹的词处于词史上一个大变革的过渡时期中。
三、【剔银镫】（与欧阳公席上分题）是范仲淹作的吗？
【剔银镫】（与欧阳公席上分题）的全词是：
昨夜因看蜀志，
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
徒劳心力，
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细寻思，
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
少痴騃，
老成尫悴。
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忍把浮名牵繫。
一品与千金，
问白发如何回避！
这首词的思想内容是非常消极的。这里不是退隐归山的问题，而是厌世的问题。“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心机，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借三国分立，曹孙刘不能统一中国来否定人生的意义，否定了一切人们的一切斗争和努力，否定了求上进的必要，所以作者“屈指细寻思”的结果是，与其艰苦地参加社会斗争，倒不如象刘伶一样一醉来得好。“争如共刘伶一醉”，贬说那些积极参加社会斗争的人根本不能跟醉生梦死的刘伶相比。而下片所言，也不是什么否定追求功名，而是人生如梦，一切皆空的悲观主义论调，充满着人生短促的感叹。如果是揭示曹、孙、刘争夺天下的阶级实质与历史本质，正确地批判他们的争权夺利荼毒百姓，那当然是有意义的。可是，这首词不是这样，相反地，而是借三国分立的事实笼统地否定一切斗争（即连积极的、能推动社会进步的斗争也被否定了），鼓吹人生如梦，得过且过的颓废思想，充斥着极端的虚无主义，集老庄思想消极部分之大成。《中吴纪闻》说它“寓劝世之意”，范仲淹会这样劝世吗？我们虽然也承认他有消极的一面（如前面所述的），但他那种“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以天下为已任”、“进亦忧，退亦忧”、“以天下为已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捨，其有所为必尽其力”的精神，与这首词的主题思想是绝不相容的。换句话说，尽管范仲淹的思想性也有消极一面，但不至于象这首词的思想那样颓废没落。
这首【踢银镫】几乎都是赤裸的说教，没有形象之句，更没有一个动人的艺术意境。它不仅是以散文入词，而且几乎通篇是悲观哲学的论说文字。这与前面分析的四首范词的风格是大不相同的。前面分析的四首范词，尽管它们艺术水平不平衡，却是有很大的艺术魅力的。
这首【剔银镫】，初见于《中吴纪闻》卷五：“范文正与欧阳文忠公席上分题作【剔银镫】皆寓劝世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问白发如何回避！’”既然是范文正与欧阳文忠公席上分题作剔银镫，皆寓劝世之意，那么欧阳修也一定有一首与此主题相似的【剔银镫】，可是，为什么《中吴纪闻》没有记载，而《六一词》中也不见呢？
这首词初见于《中吴纪闻》卷五。《中吴纪闻》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中吴纪闻》是宋·龚明之撰，成书于1174年，相距范仲淹在世122年，相距时间不太长也不太短。这是一部笔记小说，效范忠文东斋纪事体，效苏文忠公志林体写成的。作者在序中谈到，作者祖宗很有名望，“从父党游，皆名人魁士”，“同舍亦多文人”，可是，“厥后世异事变，利门路绝，不复往，由是声迹亦晦，陋瓜畴芋，区不过老农相尔汝，所与谈笑者，无复有鸿儒矣，窃尝端居而念念焉”。作者对他这几辈的无闻于世，很是惋惜，再加自己“今年九十有二，西山之日已薄”，更是悲叹。于是要写一本书，记载“有俾王化关士风者”和所谓“新旧图经及夫地志所不载者”，以便算人听闻，留名于世。这是作者的写作动机。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是在他“西山之日已薄”的九十二岁之时，“口授小子昱俾抄其大端”而成。这本书写些什么呢？“鬼神梦中杂置其间”，“谈谐嘲谑，亦录而弗弃”。就以有关范仲淹的材料来说，就有所谓“范文正为阎罗王”一条——这真是无稽之谈！由此可见，所谓“可以稽考往迹”的话，其可信程度就不难测出了。事实上，虽然有的东西可作研究历史的参考，但大部分是不大可靠的传说性的东西，作者自己也承认是为“资助谈柄”的。关于【剔银镫】的来源，可以这样设想：作者身处偏安的南宋，写“有戒于人”的《中吴纪闻》，也就有可能写一些“寓劝世之意”的词，以假托当时很有名望的范仲淹所作，更便于起“劝世”作用；也可以这样假设：这本书记载的事多是街谈巷议，范仲淹在当时是很有名望的人，关于他的传说也一定很多（《中吴纪闻》有记载一些），那么，伪托为范仲淹所作的词被龚明之记下来也就不足为怪，这正如“范文正公为阎王”那则一样。
从上所述来看，这首【剔银镫】很可能不是范仲淹作的，据其语句的议论化来看倒象是南宋人的作品。偏安的南宋，也的确使许多人滋长了苟且偷安的思想情绪，而【剔银镫】正是充斥着这种思想情绪的。
不过【剔银镫】是否为范仲淹所作的问题，此处只提出几点疑议，并未作最后肯定，还待大家研究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