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文字狱中，“庄氏史狱”或许最富于“情节性”。因了“贪墨”而被罢黜的县官吴之荣，挟庄廷鑨“私撰”《明史》（即《明史辑略》，一作《明书辑略》）为奇货诈取钱财，因未偿所愿，即向官府告发，酿成了惊天大案。其间被敲诈者与相关官员的反应，都是“演义”的绝好材料。但此案在有清一代引起持续的关注，却不止因了案情的诡谲，也因牵连之广、涉案者中有多位知名人士，如查继佐、陆圻、范骧，如本文将要写到的吴炎、潘柽章。设若没有这些人物，纵然再多杀几个，也不过在清初诸案的血腥记录上，添加若干受害者而已。
是狱起于顺治十八年，定谳在康熙二年秋。关于其始末，文献多有记述。汪曰桢所纂《南浔镇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就汇集了大量有关文献，其中《费恭庵日记》记述此案尤详。用了今人的说法，日记作者费氏接近案发“现场”，较为知情。该日记的确展现了与事件有关的人事的无穷曲折，一桩大案酿成的详细过程。
“庄氏史狱”又作“湖州史狱”、“湖州庄氏史狱”、“湖州逆书案”、“庄氏史案”。死于此狱的有七十余人，另有百余人遣戍。由今人的眼光看去，此案最荒唐、最可惨可笑之处，是对搜捕对象的不加甄别，处罚的苛酷不情：不但罪及刻工、书贩，且罪及购书、藏书者。据涉案的陆圻的女儿陆莘行所撰《老父云游始末》，“凡刻书、印书、订书、送板者一应俱斩”（该篇收入傅以礼《庄氏史案本末》卷下，1981年3月上海古籍书店据旧抄本影印）。《费恭庵日记》则说，案发后的就缚的，“尚有来拜年亲戚及邻舍来看者”。书贾陆某“方嫁女，妇女杂集，质明祸发，悉就缚”。关于“庄氏史狱”中家属的牵连拘押，尤其陆圻、查继佐、范骧诸家羁押中的情状，以陆莘行所撰文字，记述最详。如“男子发按察使监，狱卒分给铁链”，“女子发羁候所”（后均发羁候所）；仅查、陆、范三姓，被逮者就有一百七十六人。
清代著名史家全祖望（1705—1755）、杨凤苞（1757—1816）、傅以礼（1827—1898），都强调了此案中的诛连，而且是毫无道理的诛连。全氏《江浙两大狱记》说：“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谳狱者明知有冤，畏祸而不敢“奏雪”（《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为傅以礼收入所辑《庄氏史案本末》中的文字，则记有涉案者的“姻党亲戚，一字之连，一词之及，无不就捕。每逮一人，则其家男女百口，皆锒铛同缚。杭州狱中至二千馀人，妇女衣带及发悉剪去，恐其自经，男子皆锻炼极刑”（卷下）。杨凤苞也说，该案“诛连姻族友邻，累累满狱”（《记庄廷鑨史案本末》，《秋室集》卷五，《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身后遭文字狱、且牵连亦广的方孝标，生前所写《有客行》，说“客从西湖来，必知西湖事。诛连文字狱，杀戮无老稚。妇女裸且髠，连樯如鬼魅”（《钝斋诗选》卷五，黄山书社1996年版）。
刻工、书贩不论，对那些偶尔出现在现场的戚友邻人、围观者，这实在是飞来横祸，又有谁能为他们申冤昭雪？知名人士则不同。明末社局中的陆圻、查继佐不论，即使较他们年轻的吴炎、潘柽章，都得到了相当的关注。也应当说，关于这种敏感事件，上述涉案人物，仍然是相对安全的话题。
吴炎、潘柽章作为青年才俊，虽不及陆圻、查继佐的声名显赫，却因了当时两个最负盛名的人物的揄扬，而备受记述者的同情与惋惜。钱谦益与顾炎武虽不相能，却不妨碍他们各以其方式鼓励、支持两个年轻人已然开始却未及完成的事业，即为故明写史。钱、顾一致认为吴、潘堪此重任。而且我注意到，无论钱还是顾，对于吴、潘，所持均非长辈对晚辈的提携态度，而两个年轻人对此也像是很坦然。曾以国史自任的钱谦益，将完成这一任务的希望寄托于晚辈，想必既心有不甘，又不无欣慰。而吴、潘之死的酷烈，则一定令顾炎武备受折磨，尽管他的那篇怀念吴、潘的文字，保持了一贯的节制冷静。
吴炎（1624—1663），字赤凕，又字如晦，号媿庵，后更号赤民；潘柽章（1626—1663），字力田，一字圣木。顾炎武《书吴潘二子事》（《亭林文集》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顾亭林诗文集》）写得较多的，是他曾交往过的潘柽章。据年谱，顾氏顺治十四年北游，十八年曾一度南归至杭州。其访潘柽章，当在此期间。康熙二年，顾氏在汾州，得知吴、潘二子罹难，遥祭于旅舍。其《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寄节士之弟耒》（按潘耒，字次耕，潘柽章弟）两首，年谱系于是年。潘柽章弟潘耒的师从顾炎武，乃遵亡兄的遗命，距其兄被难已有六年。《亭林文集·与潘次耕》一札，说：“接手书如见故人，追念痛酷，其何以堪！”顾氏另有《亡友潘节士弟耒远来受学，兼有投诗，答之》一诗，不胜凄怆。
案发前的顺治十三年，顾氏所作《赠潘节士柽章》一诗，开篇就说自己对于“国史”的忧虑，说其有志未遂，幸而有潘柽章这样有才华的青年：“同方有潘子，自小耽文史。荦然持巨笔，直溯明兴始。……上下三百年，粲然得纲纪”（《顾亭林诗笺释》卷二，中华书局1998年版）。在他看来潘子不但有其志，且才足以副之，此种人才实属难得。“期君共编摩，不坠文献迹。便当挈残书，过尔溪上宅。”（同上。关于所称“节士”，参看《顾亭林诗笺释·解题》）不但寄望甚殷，且倾囊相助。其《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一诗，颈联有“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云云，拟之于左丘明、司马迁，对二子的史学造诣，评价有如是之高！
钱谦益也引潘柽章为“学问道义之交”，称许其有良史才。《牧斋有学集》中《与吴江潘力田书》，说读潘氏《国史考异》，觉其“援据周详，辨析详密，不偏主一家，不偏执一见。三复深惟，知史事之必有成，且成而必可信可传也”，说“不图老眼，见此盛事”（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版）。钱氏更就史事的裁断，与较其年轻近四十岁的潘氏商榷，且也如顾炎武的尽其所有，倾力相助，说“墙角残书，或尚可资长编者，当悉索以备蒐采”（同上）。钱氏另一札则径以潘氏为“忘年知己”，对潘柽章针对其《太祖实录辨证》的“考异刊正”，非但不介意其人的入室操戈，且说“实获我心”（《复吴江潘力田书》，同书卷三九）。钱谦益以好骂颇招物议，对于他所欣赏的后辈学人却能如此，不也令人可感那一代人的气象？钱谦益尚有复吴炎一札，说：“去年逼除，得见今乐府一编，深推其採撷之富、贯穿之熟而评断之勇也。蛩然而喜，焕然而兴曰：‘所谓斯人者，其殆是乎？……’”（《复吴江吴赤溟书》，同书同卷）能同时得顾、钱两位的称赏，吴、潘的才、学不问可知。
钱谦益更不惜以其影响力为吴、潘徵书，号召同道“各出所撰著及家藏本授之二子”，俾成就“盛事”，且期望吴、潘“终身以之”（《为吴潘二子徵书引》，《牧斋杂著·牧斋有学集文钞补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动作。尽管姿态稍嫌夸张，但以吴、潘二子所从事者为“共同事业”，应当是真的。无论顾炎武写于案发后的还是钱谦益写于案发前的文字，都对两个年轻人以“同志”视之，一派郑重。但此后的事情有大出他们的意料者：吴、潘蒙难，不但二人合撰而“十就六七”之《明史记》不传，且潘子的《国史考异》三十多卷也惟存六卷，其《松陵文献》编纂未就，直至三十年后，才由其弟“校而梓之”。应当就是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但不幸中仍然有万幸。除了生前身后钱谦益、顾炎武的称赏，潘柽章还得力于其弟潘耒对其遗编的整理、刊刻。潘耒官翰林时，即为其兄及吴炎申冤，使得“昭雪”。潘耒撰《国史考异序》，开篇即说：“作史犹治狱也，治狱者一毫不得其情，则失入失出，而天下有冤民；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实，则溢美溢恶，而万世无信史。”耐人寻味的，是拟之于治狱。其兄岂非正死于治狱者之手？接下来耒说，其亡兄“以著作之才，盛年隐居，潜心史事，与吴赤溟先生搜讨论撰，十就六七”；还说其亡兄“尤博极群书，长于考订”，以十余年、数易手稿写成的《国史考异》“盛为通人所称许”；“牧斋尝见此书，而贻书亡兄，极相推服，有‘周详精审，不执不偏，知史事必成，可信可传’之语”（《遂初堂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序其兄所撰《松陵文献》，说其兄写地方史亦如写明史，“参伍钩稽，归于至当”，“史家之能事毕矣”（同书卷七）。耒还在书札中说，“六壬之说，浩博艰隐，学者每望洋而返”，其亡兄却“留意三式之学，于六壬尤多悟入……”（《与人书二》，同书卷六）则潘柽章的学问不但精而且博，委实难能。
吴、潘二子的被关注，一则因两人生前已头角峥嵘，再则因年纪轻、被祸惨。他们是被凌迟处死的，即俗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关于吴、潘两位的故事中，最惨痛的情节，是叮嘱家人如何在被“磔”后的躯体碎片中辨认自己。《南浔镇志》卷三八《志馀》六，录《临野堂别集》，写到“磔”前一日，吴炎对其弟说：“我辈必罹极刑，血肉狼籍，岂能辨识！汝但视两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闻者无不流涕。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引《平望续志》，记述略同（卷一《明史记》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此外被较多写到的，还有两个年轻人临难的从容、慷慨。有人记吴、潘就逮。“两县令一司理登门亲缉，一则方巾大袖以迎，一则儒巾褴衫以迎，辞气慷慨。凡子女妻妾一一呼出，尽以付之。两县令一司理谓君家少子，姑藏匿，何必为破卵！两生曰：吾一门已登鬼箓，岂望覆巢完卵耶！悉就械”。记述者于此感叹道：“其慨然以妻子尽出者，岂真铁石心哉？一腔热血，有难言者存矣。”（傅以礼《庄氏史案本末》卷下）不心存侥幸，或也因了其人本是史家，见事透彻，对自己的命运不难了然于心的吧。
二子的不苟免，更在此后的刑讯中。据顾炎武《书吴潘二子事》，“当鞫讯时，或有改辞以求脱者，吴子独慷慨大骂，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骂亦不辨。”吴的大骂固然刚烈，潘的“不辨”，也不失尊严。另有人说，当鞫讯时，“痛骂不屈，夹两棍，骂益甚。两部官蹴其齿尽落”（傅以礼《庄氏史案本末》卷下），由顾氏上文看，说的应当是吴炎。
潘柽章遗作《松陵文献》（《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卷十有吴炎传，说吴“天才矫拔，文笔劲健，作史传甚有体裁，详而核，简而明，美恶不掩，有古良史风”；关于其遗属的命运，说其人“死后家口北徙，妻张氏自杀于齐化门”，“遭难，遗稿散佚，人多惜之”云云，必非出自潘氏手笔，应由他人补入。戴笠《潘柽章传》则说潘柽章妻沈氏“随坐北徙，以有身，不即死，齎药自随”，后所生子死，“即日饮药自杀”。
关于吴、潘与庄氏此案的关系，也如其他涉案名人，当时就说法不一。与吴、潘交往密切的戴笠，说庄氏书刻成，吴、潘“未尝寓目，徒以名重，为所摭引，遂罹惨祸”（《潘柽章传》）。翁广平《书湖州庄氏史狱》也说吴、潘“以才名素著，列之参阅，实未尝受其聘”（《查继佐年谱》附录二，中华书局1992年版）。潘耒《国史考异序》的说法，是其兄“不与其事，横罹其祸”。却也有不同的说法。傅以礼所辑《庄氏史案本末》，就有人说庄氏聘名士约十六七人“群为删润论断”，吴、潘正在其中（卷上）。其实二子是否与闻，有无“参阅”，对于今人无关紧要，即“与闻”、更“参阅”又何罪之有？二子不过为此狱的酷虐，提供了一个令人动容的例子罢了。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关于顾氏祭二子诗，笺曰：“湖州史狱不过清代千百桩文字狱之一，斩绞凌迟仅七十二人，较后来戴名世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谢济世案，以及张熙、曾静诸案多无罪而死者，未为惨酷。吴、潘二人虽属株连得祸，然既私撰《明史记》，已有取死之道，较同时仅因助赀刻书、开肆售书、行路购书以及书手、刻工知情未报而骈首就戮、而籍没流徙、而终身囚系者，未为冤枉。”（卷四）在我读来，“仅”、“已有取死之道”、“未为惨酷”、“未为冤枉”云云，不过表达了王氏本人的愤慨而已。
清朝定鼎，士风未即“丕变”。陆文衡说：“生员言事，卧碑有禁，而吴下士子好持公论，见官府有贪残不法者，即集众昌言，为孚号扬庭之举，上台亦往往采纳其言，此前明故事也。今非其时矣……”（《啬庵随笔》卷三，光绪丁酉刊本）以下举“因言获罪”至惨者，即金圣叹等哭庙一案诸人。在记述者的笔下，狱中的吴炎、潘柽章确也十足的明人面目。《松陵文献》卷十吴炎传，说吴“在狱赋诗慷慨，神色不挠”。杨凤苞《记吴楚》关于史案中人的精神状态，有类似描述：“时以史案系累者多文士，诸人锒铛狴犴，忼慨赋诗，互相酬答，皆无困苦乞怜语。”（《秋室集》卷五）我所读到的潘柽章狱中与人唱和诗却不免老套，无非悔不该与文字结缘，当然，牢骚而已。《临野堂别集》录潘柽章狱中诗《漫成》四首，其一首联即“抱膝年来学避名，无端世网忽相婴”；尾联为“自怜腐草同湮没，漫说雕虫误此生”。其二尾联：“从使平反能苟活，他年应废蓼莪诗。”《与美生对酌》绝句，首句即“平生恨不学屠沽”，并不一味作激昂语，也是士大夫当此种时候惯有的表白。一旦因文字得祸，书生通常想到的，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实则只要项上的那颗头颅犹在，总不能不舞文弄墨——不必读那些长流边徼的文人的诗文，只要看史案中人羁绁之下仍然吟哦不已即可知。
那么你会想问，这种轩昂的意气，在有清一代，是如何销磨殆尽的？
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但毕竟有过。即庄氏一案，就传说有满洲将军佟某刻被难者的绝命词于碑，尽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即使这一点得不到证实，《觚賸》、《苕上诗钞》、《松陵诗略》等书，都收录了涉案人物的诗作，使传之后世，不也证明了魔鬼的手上仍有漏光处？当然，此案中另有为受难者“存孤”的朋友、亲族、奴仆，有供给狱中衣食、收葬死者骸骨、设计救遣戍者回归的，其他尚有被人称道的“义仆”的义行（参看《书湖州庄氏史狱》，《查继佐年谱》附录二），可证这一种“古道”、“古风”，其时仍然有存留。仅由此一端，也可以相信“传统”确有其美好之处，保存未必容易，一旦失去，也就再难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