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论及头顶“中兴之君”、“定鼎帝王”两项桂冠的光武帝刘秀晚年政局者[1]，多诟病其“宣布图谶于天下”、马援冤案及废郭后易太子等事[2]，很少有人注意到光武帝退吕进薄改配高庙一事。事实上，光武帝改配高庙一事，不仅有着极深的政治内蕴，而且反映出光武晚年政局之实状。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不妥之处，祈望指教。
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古代王朝的国家祭祀对维护统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诚如王柏中所论，国家祭祀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通过郊祀宗庙等各种祭祀活动强化国家的政治信仰，维护以皇帝统治为核心的政治秩序，通过神的权威来树立皇帝的权威，通过宗教秩序来巩固政治秩序；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来看，国家祭祀还有敦行伦理教化、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强化农本意识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4]，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国家祭祀内容繁杂，包罗甚多，“配食”就是其中之一。东汉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无论是在荡平群雄中，还是重建汉室后，对祭祀一事尤为关注，即位告天、封禅泰山、复起高庙、四时袷祀、营南北郊、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等，未曾懈怠，《后汉书志》第七至九《祭祀上、中、下》有详细记载。然而，有一件事却令人颇为费解。
《后汉书志》第七《祭祀上》载建武三十二年（56年）封禅泰山事时写到：
（二月）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臣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载：
（冬十月）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庙曰：“高皇帝与群臣约，非刘氏不王。吕太后贼害三赵，专王吕氏，赖社稷之灵，禄、产伏诛，天命几坠，危朝更安。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迁吕太后庙主于园，四时上祭。”
《后汉书志》第八《祭祀中》载：
北效在雒阳城北四里，为方坛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别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食，皆在坛下，如元始中故事……地祇、高后用犊各一头，五岳共牛一头……
上述记载反映出：建武三十二年，光武帝刘秀举行神圣的封禅大典。二月二十五，行禅礼，祭地于梁阴，以高后吕雉配祭。同年四月改元中元。冬十月，经过慎重决策，以庄重而严肃的仪式，将在高祖刘邦的神位旁陪伴达180余载、接受后人祭祀的吕太后神位移走，旁边放上了生前并不受高祖刘邦太多宠爱的薄太后神位，接受后人的祭拜。同时，生前和死后从未享受皇后礼遇的文帝母薄太后被尊为高皇后，吕后之庙主被从高庙迁至其寝园。“三十三”年正月，[5]别祀地祇时，高后薄太后接受配祀。同年（57年）二月，光武帝薨。
那么，光武帝为什么要在与世长逝之前贬黜吕后配食高庙之权和高皇后之尊号呢？吕后自配食高帝以来，除中遭王莽代汉和赤眉军乱外，历十帝、180余载，均未受到人们的非议。光武兴汉后，何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退吕后而进薄太后以配食高庙呢？种种问题，值得探究。
“皇后之尊，与帝齐体，供奉天地，祇承宗庙，母临天下。”[6]尤其是作为开国之皇后，其地位更是非同一般，其生前不仅拥有极大的权力、享受至高的尊崇，其死后配享宗庙，接受后嗣们永远的祭拜。吕后做为西汉开国之皇后，祇承宗庙，配食高帝，是顺理成章之事。终西汉一朝，吕后配食高庙遂为成制。然光武帝打破成规，贬吕后而扬薄太后，以薄太后配食高庙。对于刘秀此举，后世学者持论不一。东晋史学家袁宏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于彼也；亲戚而加誉者，非优于此也。处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异也。圣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开公私之途，则隐讳之义著，而亲情之道长矣。古之人以为先君[之]体犹今（为）君之体，推近以知远，则先后之义均也。而况彰其大恶，以为贬黜者乎！”[7]袁宏以“亲情道长”、“推近知远”来释改易配食高庙之由，似有隔靴搔痒之嫌，难以切中要害。
黄留珠先生指出：“就在泰山封禅的这一年，刘秀还做了几件在他看来极为重要的事。其一是提高祭祀薄太后的等级，降低吕太后的等级。”“刘秀本是文帝刘恒一系，所以当他做了皇帝后，提高自己这一系最原始母亲的地位，应该说并非难以理解的事情。至于所指吕后的种种罪状，不过是借口罢了。”[8]应该说，黄先生注意到刘秀以薄太后代替吕太后而配食高庙一事是十分重要的事，颇有见地。但是他将此事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提高自己这一系最原始母亲的地位”，则失之单薄。试想，自文帝始，登临大宝者哪一个不是高帝与薄夫人的续脉？自景帝起，践祚帝位者哪一个不是出自文帝刘恒一系？也就是说，任何一位君王都有以退吕进薄配食高庙的方式来“提高自己这一系最原始母亲的地位”的理由。但是终西汉一朝，未见有任何一位帝王有改易配食高庙之事，甚至连这样的一点议论也没有。再退一步而言，如果说，吕后不足配食高庙，那么贬黜吕后之事，其最佳时机当在文景时期，而不应是光武时期。
吕后八年（前180年）七月，“为人刚毅”的吕后“病犬祸而崩”。[9]吕后之死，不仅使她凭借自己的声望、地位与政治手腕维系着的政治上的均衡关系彻底破裂，更为严重的是引起了宫廷中的一场血光之灾。远在代地的刘恒在长安城内的刀光剑影中，被确立为大汉皇位的最佳继承人，而吕后孱弱的血脉及其家族则遭到了无情、冷酷的屠戮。
史籍记载，吕后死后，吕禄、吕产专兵权，秉朝政。他们自知违背高祖白马之盟誓约，担心被大臣所诛杀，就准备先发制人，利用手中的兵权，进攻刘氏贵族，阴谋作乱。但是，事情的真相却未必如此。一些学者卓然指出：吕禄、吕产等人既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这样的行动。所谓的“诸吕之乱”只不过是周勃、陈平等人的捏造之词。[10]不管真相如何，文帝在众大臣的拥戴之下，入主未央，登临大宝。
吕后素被恶名，生前有残害三王、毒虐戚姬、封王诸吕、坏高祖白马之约之罪行。文帝即位之初，暴扬诸吕之恶，消除吕后之正面影响，似为安定统治局势之必要。若此时，有人对吕后配食高庙和高帝皇后之资格发难的话，尚且能够理解，也似在情理之中。但是，文帝并没有这样做。
文帝事母至孝，文帝为其母薄太后正名，乃人之常情，天经地义，景帝作为薄太后嫡孙，提高祖母之地位，也实为教化天下之举措。然而文景二帝皆未如此。既然文景二帝都没有过多提高薄太后地位的举措，光武帝作为高祖与薄太后九世孙，“承文、景之统”[11]，更无通过改易配食高庙一事来“提高自己这一系最原始母亲的地位”之必要。
文景二帝作为封建明君，可谓治国有道，二人之所以未贬黜吕后高皇后名号和配食高庙资格，其原因一是吕后为高祖明诏册立之唯一皇后[12]，二是吕后与文帝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13]，三是吕后功勋卓绝，小恶难掩大功。无论是佐高祖定天下，还是临朝称制，吕后皆有出色之表现。尤其是主政15年间，“上承刘邦草创之局，下启文景之治”[14]，为汉代的长足发展作为了卓越的贡献。关于这点可以从班、马二人的评论中窥出端倪。《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汉书》卷三《高后纪》班固“赞曰”与司马迁论赞几乎如出一辙。班、马二人看法如此一致，可知汉代人对吕后的态度持同样的肯定态度。尽管后人多有口诛笔伐吕后之残忍者，但其历史功绩却彪炳史册，不容抹杀，所以其配食高庙当之无愧。
二
光武中元元年，去吕后和薄太后之崩，已有180余年之久。而改易配食宗庙之事，实为国之重典，世人瞩目，然而英明如斯的光武帝却重新为吕、薄论定，进退其位，实在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嫌。就连对光武帝倍加称誉的王夫之也甚觉此举不妥，力加挞伐，他指出:
以祖妣配地祇于北郊,汉之乱典也。光武以吕后几危刘氏，改配薄后，乱之乱者也。吕氏之德，不足以配地矣，薄后遂胜任而无歉乎？开国之君，配天而无歉者，非以其能取天下贻子孙也……母后，一姓之妣也，配祖于宗庙而私恩伸矣。位非其位也，君授之也；德非其德也，元后为民父母，母道亦君所任，非后所任也。吕后不足以配地，薄后其能堪此乎？故曰乱也。
象之不仁，舜不得不以为弟，丹朱之不肖，尧不得不为子，天伦者受之于天，非人所得而予夺者也。夫妇之道，受命于父母，而大昏行焉；出以其道，而自夫制焉。为人子孙而逆操其进退，己不道而奚以治幽明哉？文姜之逆也，而《春秋》书曰“夫人”。僖公致成风以抑哀姜，而《春秋》书曰“用致”。吕后之罪，听后世之公论，非子孙所得黜也；薄后非高帝伉俪，非子孙所得命也。告祠高庙，退吕进薄，幸先君之无知，唯己意以取必焉。舜不能使瞽瞍之不子象，而光武能使高帝之不妻吕后哉？慕容垂追废可足浑氏[夷狄忿戾之恒也]，崔鸿讥其以子废母，致其子宝弑母而无忌。人君垂家法以贻子孙，顺天理而人情自顺，大义自正。如谓光武借此以儆宫闱，乃东汉之祸，卒成于后族，徒为逆乱，而又奚裨邪？故曰乱之乱者也。[15]
王氏之论，可谓一针见血，自有其精到之处。然而，光武帝之所以如此，却别有深意。有论者指出：“对祖先的尊号加以改动，绝不仅仅是个礼仪问题，而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16]
光武帝在履至尊之后，强化皇权和巩固统治是其施政的主要着力点之一。为此，他以“柔道”治国，“退功臣而进文吏”[17]，同时还特别注意汲取历史经验，注意抑制和防范外戚势力的滋长。建武十七年（41年），光武帝以郭皇后“怀执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等由将其废黜，并改立阴贵人为皇后[18]。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废易皇后的开国之君。
对于废郭后立阴氏之原因，学者多从阴后“雅性宽仁”、郭后因色衰爱弛而“数怀怨怼”、无“母仪之德”的角度来解释。黄留珠则认为，光武帝“与郭后的结合是一桩典型的政治婚姻。”“刘秀的废郭后立阴后，实是他抑制外戚的一项用意深远的举措。” [19]赵沛先生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郭后只不过是南阳集团和河北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罢了。其实，且不论刘秀与两位皇后的情感恩怨，郭氏也好，阴氏也好，其背后的宗族势力才是根本的原因。”[20]黄、赵二人之见解，可谓从不同的角度道出了光武帝废郭后之原因。笔者认为，郭、阴两族之于光武皇权而言，既可视做两大政争集团，亦可视作两个不同外戚。抑制外戚和抑扬二族之势力，是废郭后立阴氏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形式。
《后汉书》卷一○《皇后纪》载：“光武郭皇后讳圣通，真定槀人也。为郡著姓。父昌，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与异母弟，国人义之。仕郡功曹。娶真定恭王女，号郭主，生后及子况。昌早卒。郭主虽王家女，而好礼节俭，有母仪之德。更始二年春，光武击王郎，至真定，因纳后，有宠。及即位，以为贵人。”“刘秀的两支妻族——郭氏和阴氏则是他起兵反莽后以婚姻形式联结的两支军事力量。郭氏是河北真定‘郡著姓’；阴氏是南阳‘比于邦君’的大宗族。”[21]郭后出身真定著姓，刘秀与之结合，不仅得到了真定王的十几万兵力，壮大了军事力量，而且获得了河北地区王族势力和地方豪强势力的支持，为其最终消灭王郎、据有河北，奠定了军事及政治基础。刘秀称帝后，对这位有着强大家庭背景的皇后是不放心的。因为这样的皇后势必造就一个强大的外戚集团，构成对皇权的严重的威胁。然而与郭后相较而言，阴氏出身于“微贱”的“乡里良家”，不像郭氏拥有强大的家族势力，因此也就较难形成足以威胁皇权的外戚集团，这是刘秀之所以废郭立阴的根本原因。两年后（即43年），刘秀又废郭后子太子刘彊，对此袁宏颇有微词，而黄留珠认为，“易太子是易皇后的必然结果，其真正用意是与易皇后相一致的。”[22]
皇后，位同至尊、母仪天下，太子，国之储贰、天下之本。废皇后易太子不仅十分不易，而且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震荡，尤其是在开国之际，光武帝深知其中利害。高祖刘邦曾数欲易太子而最终作罢[23]，就是明证。更何况，身为长子的太子刘彊“性聪达恭谦”[24]，无任何过失。然而，光武帝为了抑制真定郭氏外戚（河北政治集团），最终铤而走险，先后废易皇后、太子，开历史之先河。由于光武帝高明的统治本领，使十分危险的“易国本”一事进行的十分顺利，似乎未激起半点政治微澜。但事实上，由此却带来了巨大的政治隐患。
学者指出：光武帝废太子，就公卿百官而论，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倾向。如太子太傅张湛，“及郭后废，因称疾不朝”，后强起为大司徒，复“自陈疾笃，不能复任朝事”，即以洁身隐退而寓其不满之意通。至于郭后所生诸子，虽然不敢明言反对，但因“子以母贵”的利害关系，也无不表现出强烈的愤愈。于是“争礼四方宾客”，以与朝廷抗衡。[25]甚至就连与后立太子刘庄一奶同胞的山阳王刘荆，后来也替废太子刘彊鸣不平，说“君王无罪，猥被斥废”，“太后（指郭后）失职……海内深痛，观者鼻酸”（《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列传》）。这说明，光武帝废太子刘彊，的确引来了不少朝臣的寒心，产生了不小的离心倾向。
标榜以“柔道”治国的光武帝，对废皇后和废太子待以宽仁，给予优渥，并未将他们赶尽杀绝。但是，废太子之存在，对新立太子刘庄之地位，无形中会形成巨大的威胁。后来，事情发展的结果，也证实这一担心是不无道理的。[26]
为了巩固后立太子刘庄之地位，刘秀又不得不提高阴氏家族之地位，委刘庄之舅以重任。以备不虞。
《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阴识列传》记载：
阴识字次伯，南阳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及显宗立为皇太子，以识守执金吾，辅导东宫。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识所用掾史皆简贤者，如虞廷、傅宽、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
兴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十九年，拜卫尉，亦辅导皇太子。明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受顾命于云台广室。
兴素与从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兴疾病，帝亲临，问以政事以群臣能不。兴顿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见议郎席广、谒者阴嵩，并经行明深，逾于公卿。”兴没后，帝思其言，遂擢广为光禄勋；嵩为中郎将，监羽林十余年，以谨敕见幸。显宗即位，拜长乐卫尉，迁执金吾。
光武帝先后重用刘庄之舅阴识、阴兴、阴嵩，分别授其以执金吾、卫尉之要职，其意图十分明显，即确保太子刘庄之地位。诚如王夫之所云：“（光武帝）于是日虑明帝之不固，而倚阴氏以为之援。”“帝之托阴氏以固太子之党”。[27]
尽管如此，诸王的实力日益强大，对太子刘庄的潜在威胁越来越大，为防微杜渐，遏制诸王势力之滋长，进而为太子刘庄嗣位铺路，光武帝于建武二十八年（52年），乘郭后“尸枢在堂”之时，重拳出击，诏下郡县“收捕诸王宾客”，并遣郭后、许美人所生诸子皆就国。刘秀的这一做法，对诸王给予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本来，阴氏势力就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强大政治势力。更何况，郭后与太子刘彊废后，在光武帝的倚重、信任和对诸王的防范、打压之下，其气势日炽。阴氏“以外戚贵盛”，则往往交结宾客，“多犯吏禁”。到了晚年，刘秀不得不面对的政治现实是，阴氏外戚势力也很强大。尽管阴氏族内多有谦让内敛者，然亦不可小觑。阴识“虽贤，何知其不为莽之恭？”[28]光武帝心有忌惮。
出于对自己身后政局的理性洞悉，同时也为了太子刘庄能顺利登临大宝之考虑，光武帝必须既倚重于阴氏势力，但又不能任其过分滋长。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此目的呢？经慎思之后，刘秀想到了一个巧妙之法，即通过改易配食高庙，而来达到既申明阴氏母子之正统地位，防止他人在辞世之后有觊觎皇位之念，同时又巧妙地告诫阴氏，行多收敛，不要重蹈吕、霍之覆辙。仔细分析一下光武帝几道诏书内容，就不难发现光武帝的“一石二鸟”之用意。
建武十七废郭后立阴氏的诏书云：郭后“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而“阴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这里既云郭后有“吕、霍之风”，其潜台词即为“阴贵人有薄太后之德”。建武九年（33年）封阴氏母邓氏及弟时诏云：“（阴）贵人有母仪之美”。换言之，光武帝既将郭后比作吕后，那么“归自微贱”、“有母仪之美”的阴贵人自然是被比作薄太后。阴后之子刘庄为“光武第四子”（《后汉书》卷三《明帝纪》），这也与薄太后子文帝为高祖四子完全吻合。种种迹象表明，光武帝将阴后母子比作薄太后母子，是国人尽知之事。
前揭光武帝中元元年令司空告祠高庙“退吕进薄”诏书云：“吕太后贼害三赵，专王吕氏，赖社稷之灵，禄、产伏诛，天命几坠，危朝更安。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对于此诏令的真正意图，学者多认为显然是在“告诫后妃和外戚们，如果象吕后那样临朝称制，援引外家专擅朝政，那么就死后就不配食汉家地祇。” [29]确切地说，这种看法只道出了光武帝此举用意的一半。事实上，该诏书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的内容意在告诫外戚不要擅权，以免重蹈吕、霍之祸，而后面所云“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则耐人寻味。此处表面上是在称颂薄太后、孝文皇帝之德行、抬高薄太后之地位，暗则在为太子刘庄母子正统地位张本。否则，诏书既是在陈述“退吕进薄”之由，又为何要赘言薄太后之子“贤明临国”呢？
郭后之废、刘彊之易，自然会引起朝野议论纷纷，为其鸣不平者大有人在。升平政治之下，隐盖着种种隐患。在自己撒手人寰之后，难免会生出许多事端，对此形势，光武帝有着清醒地判断。为防不虞，光武帝在临终前四月，告祠高庙，改移配食，诏告天下，借机称颂阴皇后有辞让仁慈之德、太子刘庄有聪慧贤明之才，这无疑对稳定政局会产生积极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光武帝在临终遗诏中，命令对自己的后事务丛简省，要求地方不要搞吊唁活动，同时要求“刺史及二千石吏无离城郭”，并令“从封泰山”的重臣赵憙典持丧礼[30]，这些安排都含有稳定政局之深意，而这些临终的安排，又与“改配”高庙之事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总之，光武帝中元元年冬十月，告祠高庙，退吕后而以高祖薄夫人代替吕后配食高庙，是极富政治意蕴之举措，其目的一是告诫外戚切勿擅权乱政，二是重申皇后阴氏和太子刘庄之正统地位，绝诸王觊觎皇位之念，从而为太子刘庄顺利登临大宝张本。这一颇具“一石二鸟”之意的政治举措，既是为太子刘庄的嗣位和日后治国理政巧做铺垫，也可视作为光武帝终结废郭后易太子一事的收官之笔。
注释：
[1] 黄留珠：《刘秀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2] 祝总斌：《马援的悲剧与汉光武》，《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2期。黄留珠：《刘秀传》，第379页。肖阳光、冷鹏飞，《东汉楚王英谋逆案疑析》，《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王健：《楚王刘英之狱探析》，《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61页。
[4] 参见王柏中：《试论传统祭祀的社会功能——以两汉国家祭祀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
[5] 按：建武三十二年四月改元为中元，所以不当有三十三年。《后汉书志》第八《祭祀中》将此段记载置于“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之后、“明帝即位”之前，似指“三十三”为光武“中元二年”。
[6] 《东汉会要》卷一《帝系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2页。
[7] 袁宏撰：《两汉纪》下册《后汉纪·光武皇帝卷第八》，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5页。
[8] 黄留珠：《刘秀传》，第385页。
[9] 《汉书》卷九七《外戚传》。另据《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载：“（高后八年）三月中，吕后祓，还过枳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弗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高后遂病掖伤……七月中，高后病甚……辛已，高后崩。”阎爱民、马孟龙《吕后“病犬祸而崩”新说——从医疗史的视角对吕后之死史料的解释》一文指出“导致吕后腋伤的真正元凶是狂犬，其最后的死亡也是因狂犬病发作而致。”（《南开学报》2007年第2期），可备一说。
[10] 吕思勉云：“吕氏之败，正由其本无翦灭宗室、功臣之计，临事徒思据军以为固；既无心腹爪牙之任；齐兵率起又无腹心可使，而仍任灌婴；遂至内外交困，不得已，欲听郦商之计。使其早有危刘氏之计，何至是乎？乃诬以产、禄欲为乱关中。产、禄果有反谋，安得吕禄去军，而不以报吕产乎？吕产又徒手入未央宫，欲何为乎？故知汉世所传吕后事，悉非实录也。”（《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4—75页）吴仰湘详加辨正后指出：“汉初‘诛吕安刘’政治事变，实际上是一场由功臣阴谋集团和齐刘分裂势力合谋发动、事后又完全歪曲真相的血腥政变。”诸吕未曾据兵擅权，更未曾谋乱危刘。（《汉初“诛吕安刘”之真相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1] 刘珍 等撰：《东观汉记校注》（上）卷一《世祖光武皇帝》，吴树平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第1页。
[12]《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载：“汉兴，吕娥姁为高祖正后。”
[13] 笔者在《吕后出宫人与代王刘恒“独幸窦姬”发微》（《晋阳学刊》200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文帝窦皇后是刘恒作代王时的王妃，她是“吕太后赏赐代王刘恒五名宫女之一”，此人曾侍奉吕太后之人，身份特殊。受到代王刘恒的“独幸”，先后为文帝生一女二男（即刘嫖、景帝、刘武）。正是由于此原因，文帝与吕后的关系就显得十分特殊。
[14] 安作璋：《论吕后》，见《学史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7页。
[15] 王夫之：《读通鉴论》（上册），第182页。
[16] 周林国：《刘秀治国方略述论》，《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4期。
[17] 关于“退功臣而进文吏”的目的和效果，陈勇先生有深刻论述，参见《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18] 事见《后汉书》卷一○《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406页。
[19] 黄留珠：《刘秀传》，第332-333页。
[20] 赵沛：《两汉宗族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3页。
[21] 秦学颀：《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22] 黄留珠：《刘秀传》，第333页。
[23] 事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卷五五《留侯世家》、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等。
[24] 刘珍 等：《东观汉记校注》（上）卷七《传二·东海恭王彊》，第232页。
[25] 参见曹金华：《论东汉前期的“诸王之乱”》，《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
[26] 光武帝薨后，立即就出现了山阳王刘荆“作飞书”给废太子彊，煽动起兵反乱之事。后来又出现了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相继阴谋造逆作乱之事。事见《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列传》。
[27] 王夫之：《读通鉴论》（上册），第177页。
[28] 王夫之：《读通鉴论》（上册），第176页。
[29] 秦学颀：《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30] 《后汉书》卷二六《赵憙列传》载：“及帝崩，憙受遗诏，典丧礼。是时，籓王皆在京师，自王莽篡乱，旧典不存，皇太子与东海王等杂止同席，宪章无序。憙乃正色，横剑殿阶，扶下诸王，以明尊卑。时，籓国官属出入宫省，与百僚无别，憙乃表奏谒者将护，分止它县，诸王并令就邸，唯朝晡入临。整礼仪，严门卫，内外肃然。”显然，让赵憙“受遗诏，典丧礼”也是光武帝为稳定政局而作的人事部署，赵憙秉承光武帝之旨意，明尊卑，整礼仪，严门卫，为刘庄顺利嗣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原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