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言暨及“清华简”之整理与评判宜分家
“清华简”整理释读，泽被学众，功莫大焉。但整理与论判则事分两端，前者捐“公有”于学林，后者则“私家”之言，非可一概此学。余也寡闻，但就目前所晓而言，二事已然被捆绑，遂生“挟古简以令舆论”之嫌，后果堪忧。比如“在清华简看到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之说，余便期期以为不然。乃清华简中相关《尚书》之遗册，既非真义之《尚书》，又非真义之古文，不过方国流散之俗写抄本而已。然若拔高而以此为典范，而衡准其他，棒杀异己，岂不哀哉。古文《尚书》经典，固非《孔传》莫属，而“清华简”零碎、来历不明，正待援证《孔传》等正其名。如何颠倒行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古简何从立足矣。兹请解说如下。
二、《尚书》属上廷王官之作，“清华简”则设为方国百家之学
尚者上也，《尚书》固乃王朝上廷之史书，其内容也足以自证自明此。如商族、周族，皆历史悠久，但其先君未称天子时，则族史不列《尚书》。《商书》始于商朝第一王成汤之事迹，《周书》始由周朝第一帝武王之事迹；而前此，其族各为诸侯，则事载他书。王充《论衡·正说篇》故云：“《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又《须颂篇》：“或问《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此臣子者，上廷贞人、太史也，其所著作，后人遂称王官之学。《汉书》谓先代：“左史纪言，右史纪事”云，帝座之左右也。复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开篇：“《尚书》，《艺文类聚》引《春秋说题辞》云：‘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也。’又云：‘《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云云。上世与上廷之两义俱矣，而《史记》早亦此义。
王官之学自成体系，其业则父祖相传，守之积世。《尚书》六体，典、谟纪事纪言，周诰是为直录，等等皆出王官手笔。参《荀子》：“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此言又涉上廷王学因王官下野而遗散于东周之况，此“清华简”《金縢》等篇所以见诸楚册之假设一也。唯三代当时，帝廷与方国也必文化互动，如诸侯转录上廷之《书》等。此“清华简”所以见《书》篇之假设二也。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又谓：“诸侯亦各有国史”。并帝廷王官也见采编方史，如《尚书》之《费誓》《秦誓》，分别出鲁侯伯离与秦穆公，《尚书》偶采之，乃缘其深湛；但此两篇附录末尾而已，不在央廷王系时序内。今“清华简”中《楚居》等显然诸侯国史者，是不必编入上廷史书者也。
若“清华简”中《金縢》篇，已见教授论文指其较《孔传》之《金縢》削减多许并且不当，致以逻辑凌乱，是为劣本。余设该篇或在西周传楚，併于楚册，而一再传后，品质失守，渐即损失；或在东周因王学散逸而入楚，但未属善本。由此而推，“清华简”非出上廷王官之作，又置于传守正制之外，洵去真义之《尚书》远矣。且假设之推定尚在其次，该简之要紧在于证实其文物真本，而因“清华简”诸多特征类于《孔传》，唯其在在可引《孔传》以证已非出伪造耳。
三、《孔传》精博信实，即史即经，“清华简”则赖之以存
今本《尚书》，亦即古文《尚书》经典——《孔传》之楷书写本，《书序》与之一体。孔子受商学、周学之正统，孟子故誉之“集大成”。《孔传》来历，《晋书》当时有载，俟后朝房玄龄等修成《晋书》，前书遂皆湮失，但相关《孔传》之言仍幸存他著。若今之“清华简”无来历，却有《孔传》可援证比对，实属大幸。先达尝就《孔传》之湟湟精博，知其为真本，盖乃论衡学术以大道者也。自《孔传》出，兴矣，唐朝颁行天下，尊之千余年矣。今以《孔传》比视诸子及《史记》之相关，仍见其凌驾之势。民本仁和、王道德政、天人合一、中庸时宜、三纲八目，等等无不渊源《尚书》，而今、古文则连珠合璧，而发生发展脉络清楚，且其时文皆应时势。其中单就古文篇而论，也早有清代庄存与上奏朝廷之名句在：“《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已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天运大道攸在，乃历史造就，经即史，史即经也。
昔之疑《孔传》者，寻章摘句，谓其与诸经、诸子有相重时，故断为集缀先秦而成，此则应“章句小儒，破碎大道”之讥也。《尚书》作于先，诸子后来引用，故见相重，缘何颠倒说先书袭后作？《书》早已散播远逸，为诸家公有，并各自取用，是《尚书》确先群书而存也。同理，今之“清华简”面世，其文亦见有相重先秦他著者，是亦不得因之疑为今人之剽缀伪作。
证伪《孔传》者复言该书载史或欠妥，但随研究之深入，又恰证《孔传》所言乃实。若“清华简”《金縢》篇之研读者，便已指该简“周公宅东三年”与《诗·东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合，证《孔传》以‘周公居东’为周公东征（三年）正确”云。若此该简亦缘援引《孔传》而得立身。他如《文侯之命》之作于周平王东迁说，是出《书序》，诸家信服，而学者亦尝以《竹书纪年》佐证此。今“清华简”俱《竹书纪年》之简，又转折互证。又至于《秦誓》之作于秦晋殽之战之后说，便先前阎百诗也不得不从《书序》。等等不胜数，《书序》则古文《尚书》独有。再者，《孔传》每将长篇一分为二或为三，今文《尚书》则自伏生起无此体，故证伪者贬《孔传》，辄指其为凑《书序》百篇篇数而分篇。然今“清华简”《傅说之命》赫然三篇在目，何故？事参《汉书·艺文志》：“《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云，乃“清华简”之《傅说之命》三篇，又得以援《孔传》体例、百篇《书序》而成立。
“清华简”中有《尚书》《诗经》逸篇，又宜引证于《孔传·序》言孔子编《诗》《书》曾删约求精之语。删落之文仍流行于战国，是情理中事。如其序也，孔子：“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举其宏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试问“清华简”中有思想内容深重于《孔传》之篇幅、文句乎。而其简虽零碎，但有幸由孔安国之序言验明前身，遂可供今人用以参证经学，而高其价值。
先古中原朝廷历代既久，理当约定俗成其语文体系，而上廷之贞人，太史祖传其业，犹有助此种语文之传承，所谓“雅言”乃成。读五经，是故宜参《尔雅》；读诸侯遗文，则参杨雄《方言》。据文化人类学成果，可推虞夏朝代，是借助刻符提示而口传历史（参拙著《尚书史诗考》）。彼口传经历使王廷语言趋于丰富、有效、稳定、雅顺，遂成商代甲骨文形成之前提之一。甲骨文中形声字居多，声傍必据“雅言”也。而由《方言》可见，诸侯方国辄依方言另写声傍。而商族、周族也曾各为诸侯，称帝后不免将方言带入朝廷，但终不改王官雅言之大体，否则难体现天子之正统又及号令于天下。如《商书》《周书》，仅少数词汇具族言特征，被历代注疏家挑出。概之，王官之学及其语文，曾有别诸侯百家者，今出土之诸侯青铜器铬文亦证此，乃见书未同文也。
《孔传·序》：“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视相关遗迹，该“古文”乃承甲骨、金石文字，而发展向刻录字之高级阶段者。其笔划辄无书写字常见之方折（横折竖折等），盖方折乃毛笔所宜而刻划所不便者也。而其字以左右括弧之刀划为常，合则为“口”，续以竖笔，则状若蝌蚪。又不用长平之横笔，亦因刻划不便，概之则“隶变”前笔划每显刀意也。而楚国有鸟篆，颇与“科斗”异曲同工。大体而言，刻划字在周秦之际过渡向册牍书写字，渐成“秦隶”模样。但“科斗文字”却例外，反将刻划字繁体之、整饬之、雅规之、对称平衡而美化之。探其因由，当是周廷之王官为固守雅言旧统，在文字由刻划转向书写，易生异变之际，特以此“古文”定格旧书，以便世代相守，不生歧义；其中且有特殊字符，亦以避文字之形似杂义而为用。后来儒者承此正宗，遂相尚承袭，虽执毛笔书于简册，但仍描摹“科斗文”之刻划繁笔。事比秦代文字，既见泰山刻石之李斯篆文，又见秦简之俗写隶体，显然篆书为帝廷行文，而隶写则社会流变。唯“古文”气质，正与泰山刻篆者一；而“清华简”具楚方俗写特征，气质则似秦简。是该简去真义之“古文”亦远矣。唯自西汉孔安国始，读古文《尚书》有伏生所传今文本可对照；今之“清华简”释读，又恰有《孔传》可对照，皆学术史之美事。复“清华简”中字体有“结构特殊”者，事比古文“科斗”也曾此况，遂证该简之不假。
五、结语暨《尹诰》尤赖《咸有一德》而存
《孔传·序》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为“上世帝王遗书”；其中“九丘”，则谓“九州之所聚”。窃意九丘当指央廷案聚之方国史志也。复《左传》言“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遂推侯国史官杰出者能读朝廷“雅言”语文之全档。自周昭王伐楚失败，楚愈强。据此等等，则楚国存古文《尚书》之复本也不无可能，但如上述，“清华简”并非。进一想，楚王史官之正本，可能用鸟篆；如“清华简”之俗写体，易流变，非宜存档。
复若左丘明作《国语》，因知左氏通晓诸国语文之史存，而换以雅言出《国语》。窃意左氏无非上廷左史传代之职姓，“丘明”义则明达九州方国语文、史志者也。左丘明，当乃王官之后，既为孔子《春秋》作传，则孔子虽非王官后裔，但承王学之正宗，而诸子尊崇之也。《孔传》精博，在子书之上，焉有作伪者尝高于诸子而齐于夫子？而《孔传》与“清华简”谁为范本经典，不言而谕，于是《尹诰》尤可附《咸有一德》称其实有。
“清华简”《尹诰》开篇：“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句，叠见于《孔传》之古文《咸有一德》篇中“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句，而该两篇其他文句皆异。“咸有一德”，世训成语也，其义即一贯以诚纯之德。而政谚世训，成语叠见，代代相传，正是《尚书》显徵。并《尹诰》之伊尹与成汤言，《咸有一德》之伊尹与太甲说，正如《周书》中周公既为武王祷，又与成王言，乃宜验证《尹诰》非伪也。尤者，“惟尹躬及汤”，其“躬”义，正在伊尹告太甲，自己曾与汤王躬亲言践“咸有一德”之经历（参《诗·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若此，《咸有一德》之义训更畅，而《尹诰》遂赖《咸有一德》存身。
至于篇名，《尹诰》未必妥当，不妨也作《咸有一德》，如《诗经》中同名而二三见其篇什者比比有（如《黄乌》等）。伊尹先后与成汤、太甲言“咸有一德”，其实在“清华简”之先已窥端倪。如《史记·殷本纪》以为《咸有一德》指前事，而司马贞信真古文篇，故其《史记集解》怪“太史公记之于斯，谓成汤之日，其言又失次序”云。窃意据今之“清华简”，则可推司马谈晓得前篇，马迁从其父说耳。“清华简”之价值正在釐清史迹，而较以思想深刻、阐说周全，则《孔传·咸有一德》远胜之，并且确载伊尹还政太甲之重要史实，此所以其存于百篇也。
《尧典》正义：“《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颐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此处所言《晋书》，《四库总目提要》以其为南齐臧荣绪修。臧荣绪传则见《南齐书》。相关古文《尚书》来历，还有种种有力之论证。然尤有力者，在其自明，所谓“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数千年历史造就者，史即经，经即史也。孔子“述而不作”，无从作也，历史经验及教训，非谁写作能得。但“清华简”无来历，作意则单薄，乏于他证及自证。若说碳十四测年，则用于新石器代及此前较有效，用于周秦间不甚可靠，众所周知焉。故有疑焉。余则为叫屈，较之《孔传》之泰山巨构，“清华简”虽小丘零星，但仍非虚拟可得也。唯其取信之道，在于求援《孔传》等经典。反之，自己立足未稳，却图打倒经典取而代之，果将如何？